去年底，据《廉政瞭望》披露，经中央批准，曾因违规接受公款宴请，被中央纪委点名通报批评的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刚过一年便重获重用，担任上海市委常委，这应该是十八大以来第一人。
　　长期以来，党内外存在着一种惯性思维，党员干部一旦犯错误，便意味着政治生命结束，永无出头之日。周波重获重用释放出的信号则是：其一，全面从严治党绝不动摇。2015年初，周波曾带头调查一起领导干部公款吃喝问题，然而时隔一年，他自己也“栽”在吃喝上，说明他把党纪装进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他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通报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件7起，他“名列榜首”。 这表明，从严治党是在动真格，纪律是“高压线”，任何人违反党纪都不能“法外开恩”，都将动辄则咎，受严肃查处。其二，犯了错误的同志并非无路可走，只要迷途知返、痛改前非，“光明大道”依然在前头。王岐山同志曾强调，要把握运用监督執纪“四种形态”，抓人、判刑不是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真正的目的。不能说有了过错，就算表现再好也将压缩其“上升空间”，对该重用的还是要重用。对周波的处分和重新重用，既体现出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又体现出党对干部的关心爱护。
　　当然，“重获重用”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分清错误的性质和轻重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对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冥顽不化的党员，组织只能使出“霹雳手段”，令其为欲壑难填、刀口舔血、走火入魔付出高昂代价。就周波而言，他犯了错误，说明身上“带菌”“带病”，必须“杀菌”“治病”，如果听之任之，不仅会损害其自身肌体健康，而且还会传染他人甚至形成“疫情”。但也应该看到，他毕竟只是犯下小错，就应该本着将监督执纪分出层次、轻重，把握好“四种形态”的基本精神，严宽相济，恩威并重，而不能为惩处而惩处，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予以重责，更不能无视其已经改正错误而将其永远“打入冷宫”。
　　其次，违纪者错误已得到清算，受到了应有的惩处。重新重用周波，跟过去为群众所诟病的“带病提拔”有本质区别，带病提拔是对党员干部犯的错误没有发现，或者眼睁眼闭。“惩”不“痛”，则不“通”。“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那种对问题视而不见的现象是危险的，只能使问题积压越来越多，天长日久难免“拥塞”。党组织发现周波身上出现小错，不是施行“妇人之仁”，揣着明白装糊涂，投鼠忌器，点到为止，而是抓日常监督，当头棒喝，执纪问责，体现出党内政治生活的锋芒和战斗性，从而及时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制止其违纪问题滋生蔓延，使其悬崖勒马。
　　此外，犯错误者本人接受了教训，真诚悔改，得到组织和群众认可。一个人犯了错误，不知悔改不行，回避现实无济于事，自欺欺人更不可取。据干部和群众反映，周波受到处分后，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更没有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他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似乎没受什么影响，对分管事务认真负责，对发现问题敢抓敢管，特别是对上海全局比较“吃重”的大事，他化身“拼命三郎”，“须臾不敢懈怠”，经常奔波于企业之间，找项目、促合作、谋发展、图共赢。这说明他痛定思痛，并将改正错误的愿望化作实际行动，成绩突出，党组织教育挽救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当然应该允许其发挥积极作用，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惩前毖后”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意思是要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谨慎从事，不致再犯类似错误。惩治，惩是为了治，治是根本。“惩前”“治病”是手段，“毖后”“救人”是目的，手段不硬达不到目的，偏离目的手段就失去了意义。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的历史反复证明，坚持这个一贯方针，能够达到既严明纪律、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不讳疾忌医、固执错误，以致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都要坚持让他把病治好，而不能简单草率一“处”了之，更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正是我党对待和处理犯错误同志秉持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也是成熟的执政党走向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