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强：1971年出生于青海西宁。著有诗集《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散文随笔集《大道与別径》等。获青海省第六届和第八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人民文学》2015年度诗歌奖，2017年《文学港》储吉旺优秀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宁市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法制报》总编辑。
　　从时代挖掘出通向无限的词语矿脉
　　一个纯粹的山水诗人，今天还存在吗？沿着历史之河上溯，在香草美人的古代就一定存在过吗？怎样的面向自然的诗人，才能够称之为纯粹？假如我们把纯粹视作奔向某种极致的提炼术，那么相较99.999%的金子，99.998%以下的黄金，是否已然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纯粹的？
　　而我们知道，100%的提纯就像直面上帝一样不可能。
　　我们或许应该扭转思维角度：也许，正是杂质的存在，才给各个物质提供了某种特征和界限，从而获得自我的身份。接着往下推测，或许任何一种单物质的形成，都必须依靠其他物质的给养，并且必须与众物质形成某种关系。
　　某些时候，我把众物质之间的关系和反应，视作人类社会的一种象征;继而把创造众物质的初原状态视作母体，视为先在，视为一种抽象的时空。这种时空与人类社会相对应，托举和包容着人类社会;有时候我们会将之简化为某种具体形态，比如——自然。这是那些把世间的噪声放低，置身山水、吟咏自然的诗人们，能够带给我们深沉愉悦的原因——因为他们能够让我们在他们的吟唱中感受到生命的战栗和秘语。
　　然而，无论远古的行吟诗人，还是中古的避世诗人，即使他们所有的诗篇只是闪烁星光，只是散发泥土气味，只是发出山泉叮咚的声响，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优秀作品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在越是接近自然的诗歌里，一种对社会组织的形态、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的反思和批判就越明显。只不过，这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省，未必是以具体社会事件为主体，用逻辑分析做手术刀，强烈地表现自我感受和主张的。换句话说，不是就事论事的。因而，这样的诗人和诗篇在干预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是模糊的，态度可能是虚无和消极的、极端的，有点全盘否定的意思，带有浓烈的回返母腹的意味。这些孩童式的哲人，这些在杂乱市声中倾听风雨的诗人，一方面带给我们“复得返自然”的愉悦，另一方面又会让我们在瞬间自忖：这恬美的感觉究竟来自深度催眠，抑或“永恒之女性”的偶然一瞥？
　　也正是这样的疑惑，在文学现场造成了几乎无可调和的争论。有些人把某种写作特征，当作了文学作品的内质和肌理，并且粗暴简化，成为了某种主义的标签和集合。事实上，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参照谱系和炼铸词语的秘密。我觉得，在写作方式上的风格化和极力拓印自己指纹的努力，即是纯诗产生的过程。在上文中，我以山水田园诗人为例，以某种纯诗为例，粗陋地对比另一些在作品中强烈保留和掘深时代和社会因素的诗人，仅仅是想说明这两类诗人的材质其实没什么本质差异，所不同的不过是成分比例。衡量一个诗人成就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词语烘焙的专注程度和技艺，端给读者的词语盛宴的质量。在此，我把纯诗视之为诗人对词语的某种至善至美的排列的追求。
　　我的意思是，任何力图与人类社会生活脱钩，转而营造某种封闭自足的诗意情境，实际上都是徒劳的。因为这样的努力仍然是社会带给诗人的一种反应，那是一种斜射、折射和反射。
　　希尼说，“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不能因为“诗的功能等于零”，诗人就放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观察、思索和发言——因为无视处身其间的时代，无视与时代相对应的社会模状，就很难强有力地挖掘出自己的词语矿脉，就很难通达无限。博尔赫斯说：“我们老是喜欢过分強调我们之间的微末差异、我们的仇恨，这是不对的。”诗人过分强调诗歌与社会的对立，同样大有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后人绝对读不懂我们的诗歌;我们同样无法领悟先人诗作的妙义。与之相反，如果诗人仅仅依托当下社会的具体形貌而走马行腔，就以为握住了诗歌的内核，那也不过是另一种鼠目寸光，自以为是。
　　回到诗歌成分上来，和其他人一样，诗人先天带有人类社会生活的基因，社会性是诗人写作无法回避的宿命。奥克塔维奥·帕斯说得好：像听雨那样听我，不要心不在焉，也不要聚精会神。——这句话是否也能被看作诗人对于诗歌和社会的某种态度？其实，在诗歌的历史中，无论刻意突出社会性，还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都诞生过很多优秀的诗篇。关键在于，你是如何让诗语凹陷社会性的，也就是如何在诗神的注目下提纯和冶炼来自社会的词语之矿的。更重要的是，诗人必须要在现实纷繁紧密的飞旋图景中找到通往无限的秘密途径。
　　汇聚和熔铸
　　一
　　物质种类繁盛，传媒工具杂多，传媒速度加快，表达方式个性十足，艺术形式融合创新，思想文化形态多元……在历史上，每当出现这种特征，即是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或者转折点。其间，一种文化精神的重熔重铸，贯穿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纵观世界历史，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标志时代进步的重要时段;但是，如同今日中国集聚极大时空能量，强力迸涌民族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例证却并不多见。这是因为作为长期处于思想和社会结构平稳期的人口大国，必须要使用现代时间，在日趋一致的现代化版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处理好来自血液（传统）与他者（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自1840年起，几代人乃至更多代人的探索和提炼，其迫切性在于形成民族精神文化的再生。
　　这一切，在现当代文学衍生、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清晰的演示。换句话说，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从没有将语言的转变和转型，理解和实践为一种抽象的、蒸馏的体物。——而是希望语言超出既定的语言学和文学的规定，最大限度地与自然、社会、世界、民族、现实、历史和人心融汇，结晶为崭新的、可以为国人方便传播和理解，同时也可以为别国他者所接受，能够在世界性场域交流的有效工具。这意味着，新的汉语必须具备现实性（不惧磨损）和精神性（自我相对恒定要素）的双重属性。 　　言为心声。作为典范性言说的诗歌，是各个民族语言的精华，导向精确、精致、精美。在漫长的时间里，诗歌“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充任“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不能骋其情”的功能。人类文明的薪火，认识深度和情感内核，在很多时候依靠诗歌传统得以传播和传递，得以在其文化的琅琊美质刻写独特的纹理。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人类由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语言形态由韵文向散文发展的历史。诗歌的内质、形态和精神，不断溶解于其他文学体裁，甚至其他艺术形式。在新媒体林立，众声喧嚣，信息方生方死的今天，诗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甚至语句，被借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极端的例子是广告和段子，这样的语体也在大量改写诗歌的形貌。目力所及，在网络时代，诗歌一方面通过各种社交工具，通过各种低门槛的推介平台，呈现出经济高速发展中的种种表征——既显示了一种普遍参与的活跃度和创造力，也表露出了内生动力不足的虚弱感和泡沫化;另一方面，具有大质量的诗歌仍然能够掀动人们内心的波涛，从朦胧诗到海子，再到熔铸屈子、杜甫、惠特曼诸诗魂的昌耀，这些诗人以结晶的汉语诗歌，留下了时代的刻痕。
　　所谓时代之诗，我以为就是对于时代诸元素的熔融，就是诸时代的汇聚之诗。
　　二
　　在高峻阔远的青藏高原，在雪山冰川下的葳蕤草原，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无数溪流，翕动唇鼻，流溢着太阳和月亮的光泽，涌动在大地。每条溪流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定数。同时，每条溪流都有共同的使命和方向，那就是一路东去，奔向大海。
　　汇聚即为主题。只有汇聚才能增强增大能量，开山辟路，汹涌澎湃。很难想象长江的源头竟然細如腕膊，很难想象黄河的源头竟是一片散落的珍珠般的海子。然而，大水就这样从高处而来，巨流就这样纵横万里。
　　这种情形和语言的流动、凝结何其相似，和诗歌的生长与成熟何其相似。诗歌的本质不就是展示一种在共时性中的独特滋味，或者以独特的芬芬唤醒我们恒久的记忆吗？其创造性和对我们内心的唤醒、激励，不就是一路哺育，一路生发，一路万物花开？和河流瞬时的不可逆性不同，诗歌保持了一种时间上的强大能量。诗歌的活力在于无限制地回溯语言和生命的源头，同时呈现大河奔涌于不同地区的种种景观。这是世界、语言、时代、内心的交织并流，并且先验地预示归海口和诞生地。在这个语言过程中，既包含无数的深藏的起始，也包含无数落叶的秋天;这是某种不断创造性再生的时空叠现、并现和显现，是一种相互从对方以及自我内部脱颖而出的万事万物，是种子和果子的同在体。
　　所谓语言的使命，诗歌的担当，首先是指这种大质量的指归。
　　这种指归和担当来自于字、词、句，然后成诗。每一个汉字，既是孤独的存在，也是完满的自足。字和词经过时间和时代的淘洗后，有些粘满泥垢水草，漫漶不清，有些逐渐本色尽失;也有些字如同准星、秤砣，仍然显示横竖撇捺的筋骨和气韵。这样的字和词，实际上是汉语的关键词和诗歌的关键词。它们要求今天的诗人之于大地、社会、时代和人本身需重新夯实基础、稳定架构、磨亮形体，散射深沉的光芒，并且引申出与之相关的句子、段落、概念、评论和各种阐释，进而使这些被重新勾联、构造的字、词、句也能如同唤醒者一般，成为新的关键词。这是语言的新的流动和凝结，是诗歌精神对于新的时代的重新阐释和表达。实际上，诗人们从来都在这样观察、聆听、感受、思悟，进而歌唱。若非如此，我们不能理解屈原两千五百年前的梦幻和痛苦，不能在陶潜近乎无望的悠闲里体察生命本真的渴求，也不能在杜甫诗歌中品尝到那一缕咸涩的心香。同样，我们也不能在这些替我们“遁形指事，穷情写事”的歌吟中，辨认出那些不同时代的肌体和质地。
　　只是，今天我们所要汇集的物事更加庞杂，置身其间的流速更加令人头晕目眩。古希腊诗人卢克莱修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物不是由其他事物之死而助其生的，因此毁灭运动在创造着，创造运动在毁灭着。”他的关于接受并创造和享受我们存在环境所赋予的一切艺术，是智慧把同一道德真理以多种宇宙寓言的形式加以表达。这是诗人应有的襟抱，也是最具体的工作。
　　三
　　新诗的诞生来自汇聚和熔铸。这是古代汉语和现代白话的相击相融，是汉语和其他语言的碰撞汇合，也是中华民族新的感觉、思维和表达的方式。在郭沫若的《女神》里，白话以诗歌的形体显示了生命奋进的状态;在冯至、穆旦笔下，我们曲折、深邃的内心获得了时间和语言的深度;艾青则用从欧罗巴带来的芦笛，唱出“从远古的墓茔……太阳向我滚来”的时代之歌。
　　而在近三四十年，中国诗人以足够的自信再次大体量熔铸汉语，使得世界化、现代化的中国，在诗歌中得到大量颇具深度的表达。北京、巴蜀、南京、上海，以及西部地区，涌现出了相当数量颇具有研究价值的文本。在我的认识中，新诗百年历史，此为活力最足的时期。此间很多诗人，从历史、民族、世界，乃至宇宙（永恒主题）等方面，深掘诗意。“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当代诸多诗人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听到以上对于钟嵘论诗的回应。
　　恰恰与钟嵘所处的时代相似，一方面，在汉诗蝶变期间，必定涌现出一批好诗人;另一方面，也存在诗风太滥，“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弊病。为此，“体大而虑周”和“思深而虑远”的批评、鉴赏，和示范的要求，也同时落在了写作者的肩上。这就要求诗人既要具备融汇多种文化脉流的胸襟，还要在写作中体现具有高度辨认度的时代特征;既要说出这一代人的爱与恨、挫折与奋斗，还要为一种深度的历史观和时间观负责;既要在鱼龙混杂的书写场域获得汉字和汉语的心魂所系，还要在过度消费、娱乐，和试验的语言耗损中提取有益的元素和能量。
　　更重要的是，在经验、认识、天赋等等要素之外，时代还要求今天的重要诗人重新血中铸字，泪中成诗，使得诗歌在极大地获得丰富性的同时，必然地保持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的本色和本来。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之路不同，文学的使命在于不断涌现、滋养、汇聚，以期予人精神的扶助，并浇铸、凝铸和融铸深植于我们记忆、故土和情感的文化标志。《毛诗序》中点出了成诗的动因：“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而《尚书·尧典》的表述更为简洁：“诗言志，歌永言。” 　　言志在于个体，在于所处的境地和时代;永言则是深沉时空的考验。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汇聚和熔炼对于诗人的重要性。
　　引导和渗入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再读中国有关上古神话的断篇残简，我们仍然能够轻易地感受到一种类似于汉字的整体观、秩序感和激荡人心的美感。比如关于盘古的记忆和描述，在解答创世之谜的同时，也强调了之后时空万物所具有的同源性和一体性，并且传递了一种具有强烈牺牲精神和再生（变化）的创造力。有些学者注意到，在许多民族的远古神话中，都有一个发音与“盘”或“梵”相近的原始创造神。盘古的原型，可以在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中找到。这位名为“自我”的创造神，其实是大梵神的代名。据说，在古希腊神话的一种手本里有这样的记载，时间之神创造了一个极大的蛋。它的两半剖分为天和地，在蛋里出现了一个神，名叫pan（盘）。他创造了万物。这位“pan”——潘神，又是后来希腊奥林匹克神话系统中的眾神之王宙斯，以及罗马神中的神王丘比特的前神。
　　这种原型的存在，暗示了一种整体的宇宙观和自然观，显示了一种在似乎是时空隔绝下世界古代民族各自发展，但是文化源头渊源有自、终究引向同一的线索。最后，还表达了各个民族对于宇宙、世界和自我本源探索的热情和能力，简单表述，这是一种先在的引导。这样的热情和能力，又是以爱默生所认为的“自然给予我们的法宝——语言”来实现的。在各民族的相关典籍中，大多是以语言的高级形式——诗歌来呈现的。以此，我们可以不用逻辑，而凭本能就可以感受到诗歌与宇宙（而非仅仅是地球），以及和人类本身之间的关系。诗歌是什么？可能，波德莱尔的感觉比较准确。
　　强烈的芳香，它对一切物质
　　都能渗透，好像还可以透过玻璃。（《香水瓶》）
　　反过来说，一切物质都有某种神秘的能量，能够让自身的某一部分，透过玻璃，成为瓶中香水，成为诗。在这里，我们大约可以将物质世界——地球——宇宙视为刚才诗中的一切物质，也就是诗歌的某种牵引和组成。这意味着诗歌与自然（地球）有着相似的结构，并且可以相互渗透和透视，也意味着，人作为自然之子和诗歌的创造者，具有双重属性。
　　在古希腊人眼里，世界（应该由大地、天空和冥界组成）的意思就是“被秩序与和谐统摄”的宇宙。那么，人也应该是参与统摄和接受被统摄的一分子。人的状态和处境被规范在一种体系和限制中，同时，这种规定和限制直通天宇、广大无边。诗歌的吟诵，因此具有这种整体的秩序，具有自然清新怡人的声调和韵律，具有四时轮转和人生不可替代的严整与无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地球上的生活经验，教会了人们掌握新知识，学会了复杂思考，比拟描绘精神、情感和心灵的形态。而在更高级的认识阶段，人类认识到自然（地球）——天空——宇宙同时也奇妙地显示了一种神性的，指引人们品德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的指认、追寻、融入，成为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另一个著名人物夸父的行动源泉。在这则神话中，地球的吸引力其实和太阳的运动力，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逐日者夸父终究还是大地的儿子，他的身躯模仿盘古成为大山，他的手杖化为邓林。夸父和古希腊大力士安泰一样，是人的生命诞生于大地（地球），也必然归于大地的一种象征。神话中弥散着的崇高的气息和富有神性的美，以及无可逃脱的宿命感，催动诗人的喉嗓，发出庄重的歌吟，使得人类对于自我的理解更加深入。
　　更多的时候，自然（当然包括地球）时时在显示和流逝种种稍纵即逝、各不相同的美。美在光线和我们目光的双重雕刻下，以花草木林、飞禽走兽、游鱼巨鲸、山川原野的姿态，渗入我们的内心，留下种种愉悦我们的感官、附丽我们的情感、引导我们的理性思维更加活跃和深入的种种印象和信息。于是我们在《诗经》《楚辞》中读到大量用花鸟鱼虫、水泽山丘、桑树柳林作为标记的诗行。我认为，这是自然（尤其是母亲地球）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启示和召唤，是自然（地球）以其品德和美对于我们内心的渗入和改变，是最终要奔向语言，成为人类和其所处时空同在同质的一种诗意证明。
　　这是生的证明和胜利，也是美的证明和胜利;同时是诗歌的证明和胜利。没有什么形式的证明，比诗歌更准确，更微妙，更美了。
　　这种证明催促我在2019年6月20日的凌晨，感受青海湖的波动——那是地球的呼吸，命令我准备写一首诗。这首诗渗入我们内心和语言已经太久了，它几乎不可能完成，它还在持续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