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证明”已是人们日常办事必不可少的环节，社保、住房、养老、就业、上学、入托、参军、转业……大大小小的生活事务，都离不开“一纸证明”。然而，类似证明“你妈是你妈”“菜刀确实已经丢失”等“奇葩证明”，不仅让人啼笑皆非，甚至会直接、间接地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加重群众负担。据《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名准备出国打工的中年男子就曾遭遇这样一次“欲哭无泪”的“奇葩证明”
　　——在他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中，包括一项出生证明公证，而办理该公证需要提供父母的结婚证。可该男子的母亲年过七旬，父亲亡故，结婚证早已遗失。为此，该男子跑了一星期、花费数千元，公证依然没有办下来。
　　据新华社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办一个手续，有13.1%的人跑了10趟以上，3趟以下就办完的只占28.7%。而在这其中，如果遇到的是“奇葩证明”，更是难上加难。
　　“奇葩证明”的泛滥让群众疲于奔命、怨声载道，可谓“劳民伤财”。这种扰民行为无疑加大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奇葩证明”的要求给办事群众乃至企业增加了重重障碍，耽误了当事人、相关人或企业的宝贵时间，在无形中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增加行政成本。负责开具各类证明的部门主要是社区居委会和基层派出所。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政府审改办相关负责人在对21个社区居委会摸底调查后发现，由居委会日常开具的各类证明多达240余个。一位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表示：“其实这个数量还不完全准确，因为各区所辖的居委会开具证明的类别、数量不尽相同，就像家庭困难的证明都能有十多种。由于没有相对一致的标准和口径，导致证明五花八门。”
　　而在派出所，各类开具证明的需求也让“警察蜀黍”们哭笑不得。2015年8月，网络连续曝光三起基层派出所吐槽“奇葩证明”的事件，警方所发出的“纯粹是增加老百姓补办证件的麻烦”“难道有犯罪前科的人就不可以买房吗”“请公证处公证人员来塘下派出所进行核对”等为民张目的声音也在网络上备受赞誉。一个叫张钦的民警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地方‘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要求都是不必要的。比如说就业，难道人家坐牢出来就不能再找工作了？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到餐馆打工的，也要求开具‘无犯罪前科’证明，真让人哭笑不得。开这个是我们的职责，但有些地方确实不需要。”显然，泛滥的“奇葩证明”给社区居委会和基层派出所增加了很多额外工作负担，大大增加了行政运行的成本。
　　降低管理科学性。《人民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件事：很多人曾为开证明而发愁，但在武汉工作的王先生却因一张“太好开”的证明而产生疑惑。北京户口的王先生准备去日本旅游，而通过旅行社办理签证，需要到派出所开具外地户口异地居住证明。在派出所，王先生只说了自己的姓名、居住地址，对方就给开具了证明。证明如此好开，令王先生感到费解：“全凭我说，这证明的可信度由谁来保证？为什么非要这样一张无用的证明？”
　　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如果有不法分子冒名顶替，是不是也就可以轻而易举拿到相关证明或个人信息？制度存在的意义本来是为了强化监管，可如此一来，却因存在各种漏洞而变得名存实亡。有些证明如果仅仅是无意义的一道程序、一种形式，也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无效證明，反而容易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损害政府形象。公众对政府最直接的了解和评价主要来自对政府部门尤其是窗口单位服务情况的观察。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5%的受访者及身边人曾遭遇过“奇葩证明”，58.0%的人认为“奇葩证明”的出现是因为相关工作人员缺乏职位担当，46.7%的人认为这是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倒挂，46.2%的人将其归因为诚信缺失，44.7%的人直言，这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意识匮乏……
　　显然，“奇葩证明”现象严重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形象，各类“奇葩证明”得不到有效清理，必然导致当事群众对政府及相应窗口单位服务的不满。2016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表示，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简政放权，但相关部门缺乏创新思维，出了差错就推给开证明的部门，“这本质上是不敢担当、推卸责任以及不作为的懒政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