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携子女逃出北平，辗转抵达重庆与丈夫团聚。胡絜青对四五年间在沦陷区北平的所见所闻的诉说，激起了老舍的创作欲望。1944年，他正式动笔写《四世同堂》，同年发表第一部《惶惑》。1946年后，访问美国期间，又创作并发表了第二部《偷生》和第三部《饥荒》。
　　这确实是一部耗费心力的巨作，他随写随出，边写边怀疑：这部作品最终能不能写完呢？因为没有亲身经历，只能靠想象还原8年北平沦陷的生活，面对这样一座伟大而复杂的城市，即使老舍这样的大作家，也不免有些怯场。
　　老舍从自己最熟悉的世界入手。他没有直接从“国”这样宏大的角度进入，而是先写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继而扩展到这个家庭所在的小羊圈胡同。通过胡同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描述北平沦陷后的世态人情，揭示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老舍写了八十多万字。如何把这八十多万字的大篇幅，濃缩成两三万字的剧本，装在舞台3小时的演出时间里，则是导演田沁鑫面临的难题。改编经典一直是田沁鑫的拿手好戏，然而《四世同堂》的难度远远大于人艺的《茶馆》，因为《茶馆》本身就是个剧本；也大于田沁鑫改编过的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因为那只是个中篇。改编《四世同堂》就像是在人家丰收的果园里摘果子，必须懂取舍、重挑选，才能把最好的呈现出来。
　　田沁鑫做得不错，尽管其间苦乐只有她一人晓得。她从原著中抽丝剥茧提炼出的人物仍有着原著中的“精气神儿”——黄磊演的祁瑞宣、秦海璐演的大赤包、陶虹演的胖橘子、辛柏青演的冠晓荷，每个人都有戏，整个舞台因此熠熠生辉。
　　在话剧《四世同堂》里，北平阡陌纵横的胡同变成了人世的经络。观众看着一家一家的命运，心中也跟着唏嘘。钱家儿子死、钱太太死，胡同里的人震怒，但这是一家子的事，胡同的筋骨还在。然后到了冠家，大赤包被抓走，招弟当特务，宅子被封，人们惶恐但又觉得是恶人有恶报。最后到了祁家，天佑死、瑞丰死，到小妞子死的时候，胡同原本的自然格局被彻底打破了。祁老爷子80大寿那天，终于抱着饿死的曾孙女说国亡了。当每个人意识到自家真出问题的时候，才意识到国家出问题了。“国破家亡”这个“俗理儿”就是这么讲述出来的。
　　尤其令人赞赏的是，田沁鑫维持了当年北平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比如，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3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因为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3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就像话剧里的祁老太爷算计的：“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3个月！”
　　渐渐地，大家都被日本人逼急了。剧情到了这个时候，往往容易流露出不自觉的“控诉腔”。但要知道，北平人的控诉法是与众不同的，如果不展现出这一点，老舍的神韵就会大打折扣。
　　田沁鑫让剧中的人物这样控诉：“这日本兵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个细节让人记忆犹新。老舍先生的整部书，写的就是这么一个尊严问题。这是北平人特别看重的一点，也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基础。在老舍笔下，北平人自有一种大国子民风范，每个人都是爷，都活得漂亮、有面子。日本人赖在我们家，我先不说什么，你住长了，就让人讨厌了，等于是“不识抬举”，最后终于忍无可忍，按北平人的理解就是“给脸不要脸”。到了这份上，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小羊圈胡同中各色人等的转向、坚守、沉浮、挣扎，都从这个点开始。有了这个基点，《四世同堂》立得很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