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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此地的文明最迟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十七世纪，历史久远文化深厚，在这片文化丰富的土地上发生过很多次惨烈的战争，为我国古代军事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农民起义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类，巴蜀大地上经历过多次战争。其中张献忠、李永和和蓝朝鼎并不是在巴蜀地区率先举起义旗，赵广起义的发起者也并非赵广本人，所以本文暂不研究讨论。
关键词：巴蜀;农民起义
巴山蜀水的地理格局使得巴蜀大地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自然发生在此地的农民起义战争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战争。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巴蜀地区
巴蜀地处中国西南，在先秦时期是地区名和地方政权名。东部为巴国，西部为蜀国。其主要地区是指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大致范围包括川、渝及其附近区域，即今四川省中东部和重庆大部及陕南、鄂西等地。主要居民为汉族。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巴蜀大地，有着丰富的巴蜀文化、民族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陪都文化。历史上，巴蜀地区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必争之地。
（二）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的术语，通常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农民起义，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中性地来说，这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反映，而不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
二、起义原因分析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信奉自给自足并且任劳任怨，只要能够维持生产生活便不会再有其他的想法，有时甚至还会有更大的包容性。只有在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才会铤而走险聚众起义。这一点在外国传教士的记录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爆发在301年，即西晋惠帝永宁元年，起义军大部分是来自秦（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雍（西安）两地流亡入蜀的农民。有学者认为由于李特属于豪帅，这次起义的其他领导者也不乏秦、雍两州的大姓分子，所以此次的起义战争不是革命性的也并非属于农民起义。但是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是革命的，不在于它的形式也不在于它的领导者的身份，而是在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以及政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李特领导的政权是代表广大农民阶级利益的，攻击的矛头也是指向西晋王朝在益州的政权，所以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属于农民起义。唐朝中和二年（882年），韩秀昇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是这种情况，虽然他是涪州刺史，但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农民阶级的利益，所以韩秀昇起义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再说回本节主题，农民起义的原因。秦、雍一带自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到惠帝永熙元年（290年）间，水利失修，连年干旱，之后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兵祸相连，民不聊生。元康六年（296年），齐万年领导的各族人民起义延续三年之久，官兵在镇压之时，烧杀抢夺，使此地生产状况更加恶化，各种矛盾到了无法解开的地步，人民无法生存，只能纷纷流亡益州。李特兄弟作为流民群体的首领，在流亡途中对老弱病殘多有照顾，所以在流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于是在再一次受到西晋政府的迫害时，李特兄弟忍无可忍，一场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公开爆发了。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勉强维持了一百多年，但早已经是日薄西山。到了唐僖宗时，局势更加恶化，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状况。当时虽然朝廷三令五申，不得增加赋税，但是皇命下达到基层时，总是会出现各种状况。各基层官吏盘剥百姓，贪污赋税，百姓生活更加困苦。中和二年（882年）八月，涪州刺史韩秀昇协同屈从行等人起兵造反。兵败被擒后，高仁厚问他为何要反。韩秀昇回答：“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王小波起义是中国北宋前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北宋初年，川峡地区的土地大多被官僚、豪强、寺观霸占。许多农民沦为旁户，赋税严苛，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宋太宗即位后，川峡地区天灾频繁，百姓皆无法生存。并且自唐中期以来，朝廷开征茶税，给茶民带来严重负担。到宋朝时，茶法败坏，连官僚进士都加入了武装贩茶的行业。淳化四年（993年），茶贩王小波因“贩茶失职”，生计无着，最后在青城县（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南）揭竿而起。王小波起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这个口号非常具有吸引力，从者数万，很快就占领了青城、彭山。
1890年和1898年发生在四川大足县的余栋臣教案起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史上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大规模反洋教武装起义。余栋臣教案起义时正是外国侵略者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1860年后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为非作歹，霸占田地，建立了很多侵略据点，仅四川而言，到1892年就建有教堂161座，传教据点1239处。法国传教士的侵略使得大足县人民直接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剥削，在日益严重的压迫中，大足县的人民开始了反洋教斗争。余栋臣不仅参加了大足县的反洋教斗争，更重要的是他还把反洋教斗争推进到了武装起义，并且领导了两次反洋教武装起义。
三、起义作用分析
纵观这四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可以发现导致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多方面、复杂且共同起作用的，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因素都可能诱发起义，而四川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更是使得这些起义具有一定的封闭性，难以与外部义军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势力。但是，即使是巴蜀内部的起义斗争也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西晋政府“催逼遣返”的局面，还采取了一些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措施，得到了流民和益州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如“与蜀人约法三章”，废弃西晋法律，打破了益州的封建统治秩序，其次“施舍赈贷”，以政权为保证把斗争中夺回的财物分给农民，实现平均主义的理想，这和益州地区之前无官不贪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进步的现象虽然在成汉政权建立后都倒退了，但是这是当时农民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的，旧式农民革命的不彻底性是无法避免的。 韩秀昇领导的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但是他的起义牵制了部分官兵在荆蜀要道，实际上支援了黄巢领导的大齐政权。黄巢起义虽然转战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但是却没有扫荡到四川。因此，这里的豪强地主一直没有受到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力的打击，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此外，宋灭后蜀后，还曾纵兵大肆掳掠，也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王小波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把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打得土崩瓦解，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意义重大。这次起义杀掉了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地窖”悉被荡平。“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
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旁户，在这次起义中大都挣脱了人身隶属关系的锁链，获得了人身自由。起义被镇压后，他们成为一般佃户或“浮客”。他们虽依然遭受地主的压榨，但和过去相比，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了很多，社会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来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农经济。特别是一部分旁户和城镇贫民，在起义军实施“均贫富”的过程中分得一些财帛、车马、房屋和粮食。这些对促进川峡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从某些意义上说，这次起义完成了黄巢起义军在四川没有触及到而遗留的历史任务，它是黄巢大起义的继续与发展。
余栋臣起义是义和团运动之前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反洋教斗争。在斗争形式上它突破了以前那种零星的、分散的、无领导的格局，在斗争性质上还提出了反帝的要求，并把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起义所提出的“顺清灭洋”的口号促进了运动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成为整个运动发展的方向，把反洋教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总结
巴蜀大地地靈人杰文化深厚，巴蜀历史详细记录了巴蜀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中最宝贵的当属百折不挠的巴蜀精神，而巴蜀的农民起义战争正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吕振羽，史学研究论文集[M].上海：新知出版社，1955.
[3]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M].上海：新知出版社，1956.
[4]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任昭坤，龚自德，四川战争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6]董楚平，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7]岑大利，刘悦斌，中国农战史论辩[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8]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史[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9]朱大昀，中国农民战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11]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3]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4]孙祚民：农民战争研究的几个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1991（1）.
[15]任昭坤：巴蜀历代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历史作用[J].中国文化论坛，2008（4）.
关键词：巴蜀;农民起义
巴山蜀水的地理格局使得巴蜀大地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自然发生在此地的农民起义战争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战争。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巴蜀地区
巴蜀地处中国西南，在先秦时期是地区名和地方政权名。东部为巴国，西部为蜀国。其主要地区是指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大致范围包括川、渝及其附近区域，即今四川省中东部和重庆大部及陕南、鄂西等地。主要居民为汉族。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巴蜀大地，有着丰富的巴蜀文化、民族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陪都文化。历史上，巴蜀地区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必争之地。
（二）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的术语，通常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农民起义，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中性地来说，这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反映，而不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
二、起义原因分析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信奉自给自足并且任劳任怨，只要能够维持生产生活便不会再有其他的想法，有时甚至还会有更大的包容性。只有在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才会铤而走险聚众起义。这一点在外国传教士的记录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爆发在301年，即西晋惠帝永宁元年，起义军大部分是来自秦（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雍（西安）两地流亡入蜀的农民。有学者认为由于李特属于豪帅，这次起义的其他领导者也不乏秦、雍两州的大姓分子，所以此次的起义战争不是革命性的也并非属于农民起义。但是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是革命的，不在于它的形式也不在于它的领导者的身份，而是在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以及政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李特领导的政权是代表广大农民阶级利益的，攻击的矛头也是指向西晋王朝在益州的政权，所以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属于农民起义。唐朝中和二年（882年），韩秀昇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是这种情况，虽然他是涪州刺史，但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农民阶级的利益，所以韩秀昇起义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再说回本节主题，农民起义的原因。秦、雍一带自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到惠帝永熙元年（290年）间，水利失修，连年干旱，之后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兵祸相连，民不聊生。元康六年（296年），齐万年领导的各族人民起义延续三年之久，官兵在镇压之时，烧杀抢夺，使此地生产状况更加恶化，各种矛盾到了无法解开的地步，人民无法生存，只能纷纷流亡益州。李特兄弟作为流民群体的首领，在流亡途中对老弱病殘多有照顾，所以在流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于是在再一次受到西晋政府的迫害时，李特兄弟忍无可忍，一场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公开爆发了。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勉强维持了一百多年，但早已经是日薄西山。到了唐僖宗时，局势更加恶化，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状况。当时虽然朝廷三令五申，不得增加赋税，但是皇命下达到基层时，总是会出现各种状况。各基层官吏盘剥百姓，贪污赋税，百姓生活更加困苦。中和二年（882年）八月，涪州刺史韩秀昇协同屈从行等人起兵造反。兵败被擒后，高仁厚问他为何要反。韩秀昇回答：“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王小波起义是中国北宋前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北宋初年，川峡地区的土地大多被官僚、豪强、寺观霸占。许多农民沦为旁户，赋税严苛，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宋太宗即位后，川峡地区天灾频繁，百姓皆无法生存。并且自唐中期以来，朝廷开征茶税，给茶民带来严重负担。到宋朝时，茶法败坏，连官僚进士都加入了武装贩茶的行业。淳化四年（993年），茶贩王小波因“贩茶失职”，生计无着，最后在青城县（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南）揭竿而起。王小波起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这个口号非常具有吸引力，从者数万，很快就占领了青城、彭山。
1890年和1898年发生在四川大足县的余栋臣教案起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史上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大规模反洋教武装起义。余栋臣教案起义时正是外国侵略者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1860年后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为非作歹，霸占田地，建立了很多侵略据点，仅四川而言，到1892年就建有教堂161座，传教据点1239处。法国传教士的侵略使得大足县人民直接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剥削，在日益严重的压迫中，大足县的人民开始了反洋教斗争。余栋臣不仅参加了大足县的反洋教斗争，更重要的是他还把反洋教斗争推进到了武装起义，并且领导了两次反洋教武装起义。
三、起义作用分析
纵观这四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可以发现导致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多方面、复杂且共同起作用的，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因素都可能诱发起义，而四川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更是使得这些起义具有一定的封闭性，难以与外部义军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势力。但是，即使是巴蜀内部的起义斗争也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西晋政府“催逼遣返”的局面，还采取了一些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措施，得到了流民和益州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如“与蜀人约法三章”，废弃西晋法律，打破了益州的封建统治秩序，其次“施舍赈贷”，以政权为保证把斗争中夺回的财物分给农民，实现平均主义的理想，这和益州地区之前无官不贪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进步的现象虽然在成汉政权建立后都倒退了，但是这是当时农民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的，旧式农民革命的不彻底性是无法避免的。 韩秀昇领导的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但是他的起义牵制了部分官兵在荆蜀要道，实际上支援了黄巢领导的大齐政权。黄巢起义虽然转战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但是却没有扫荡到四川。因此，这里的豪强地主一直没有受到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力的打击，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此外，宋灭后蜀后，还曾纵兵大肆掳掠，也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王小波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把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打得土崩瓦解，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意义重大。这次起义杀掉了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地窖”悉被荡平。“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
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旁户，在这次起义中大都挣脱了人身隶属关系的锁链，获得了人身自由。起义被镇压后，他们成为一般佃户或“浮客”。他们虽依然遭受地主的压榨，但和过去相比，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了很多，社会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来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农经济。特别是一部分旁户和城镇贫民，在起义军实施“均贫富”的过程中分得一些财帛、车马、房屋和粮食。这些对促进川峡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从某些意义上说，这次起义完成了黄巢起义军在四川没有触及到而遗留的历史任务，它是黄巢大起义的继续与发展。
余栋臣起义是义和团运动之前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反洋教斗争。在斗争形式上它突破了以前那种零星的、分散的、无领导的格局，在斗争性质上还提出了反帝的要求，并把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起义所提出的“顺清灭洋”的口号促进了运动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成为整个运动发展的方向，把反洋教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总结
巴蜀大地地靈人杰文化深厚，巴蜀历史详细记录了巴蜀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中最宝贵的当属百折不挠的巴蜀精神，而巴蜀的农民起义战争正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吕振羽，史学研究论文集[M].上海：新知出版社，1955.
[3]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M].上海：新知出版社，1956.
[4]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任昭坤，龚自德，四川战争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6]董楚平，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7]岑大利，刘悦斌，中国农战史论辩[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8]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史[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9]朱大昀，中国农民战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11]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3]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4]孙祚民：农民战争研究的几个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1991（1）.
[15]任昭坤：巴蜀历代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历史作用[J].中国文化论坛，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