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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是对中国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5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方法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方法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1]。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2]。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方法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3]。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4]。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解释是作者精神的重构，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已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5]。
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我国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但是，由于认识和正确解读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例如，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源于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于阗地区的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是一种古代文字，由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各种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从右向左横向书写，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系文字的出现时间相近，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在历史上总共存在了700年以上，被用于铸币、书写契约及翻译佛教文献[6]。在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但是问题在于公元3世纪时，佉卢文在产生它的印度消失了，怎么突然又在异国他乡流行了起来？这着实让人无法理解。如果现在有一本这样的文献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否可以运用诠释学去“理解”并最终解释呢？目前，我国虽然收集保存了一批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东巴文、水书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献，但真正能理解和读懂这些文字的人大多早已故去，使得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献变成了难解之谜。如果能把诠释学的“理解”方法，引入到图书馆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与研究上去，那隐藏于这些民族古籍中的神秘大门，一定会被诠释学这把理解和解释文本的钥匙逐一打开。 3翻译是诠释学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最直接的实践
随着诠释学的发展，它逐渐从本体论、方法论的内涵进入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社会进行全面统治而造成人文精神相对日益衰退的时候，诠释学再次强调古希腊的那种与纯粹科学和技术相区别的“实践智慧”无疑会对当代人们热衷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狂热注入一道镇定剂。本来只对一种意义开放的诠释学现在变成了对多元意义开放的诠释学，诠释学从而具有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正如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所说：“诠释学技艺从来就不是研讨事物的工具论……例如我们对古典文学的理解……总是要间接地涉及到隐藏在原文里的真理问题，并且要把这种真理揭示出来，……正是因为这一理由，诠释学才具有一种实际的作用，保留了研讨事物的实际意义。”[7]他还说，“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任何传承物在每一新的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和具有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重新加以解释。而对于用民族文字所记载传承的文献研究，就应该有这种重新理解、重新认识的态度，并通过“翻译”这种实践形式，以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去重新解读和理解过去的普遍精神，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义。
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传承的民族文献，特别是民族古籍，是中华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用辛勤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深沉和文化财富。翻译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即可以让今人认识和理解民族的过去，也可以让今人回忆并重拾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源流，更能通过重构民族历史去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过去，少数民族古籍的翻译工作长期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特别是对翻译体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没有统一规范。现在，翻译首先要遵从底本真实、可信及翻译的方法要科学的原则，并做到翻译准确，没有错字错词；词要达意，不能扭曲作者的原意；译文要优美流畅，文辞雅致，即是“信、达、雅”的标准要求。而运用诠释学的理论来解读民族古籍的翻译，还应做到“理解是文本与译者的对话与交融”，译者必须通过与原文本作者的不同视角对话，创造出不脱离原本含义，又有“新理解”的观点和解释来。这才是诠释学在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实践作用。
4结语
当代诠释学的最新发展是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或者说是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这种诠释学既不是一种理论的一般知识，又不是一种应用的技术知识，而是综合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一门人文学科，这门学科本身就包含了批判和反思。而图书馆要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科技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必须要以包容和学习的理念与心态去运用新的方法论指导自身的文献开发利用工作。切忌把自己迷失于那种只管埋头追逐所谓高新技术设备应用的“虚假繁荣”中去，反而错失并忽略了自身最本质的、最应该关注的、最能体现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民族文献、民族古籍开发利用工作的光明大道上来。
参考文献
[1]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2.
[3]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1）：83-90.
[4]黄俊杰.孟子思想史论[M].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筹备处，1997：470.
[5]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668-708.
[6]包和平.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7-19.
[7]（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12-313.
（收稿日期：20141002责任编辑：刘丽斌）
关键词：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5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方法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方法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1]。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2]。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方法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3]。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4]。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解释是作者精神的重构，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已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5]。
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我国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但是，由于认识和正确解读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例如，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源于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于阗地区的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是一种古代文字，由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各种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从右向左横向书写，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系文字的出现时间相近，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在历史上总共存在了700年以上，被用于铸币、书写契约及翻译佛教文献[6]。在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但是问题在于公元3世纪时，佉卢文在产生它的印度消失了，怎么突然又在异国他乡流行了起来？这着实让人无法理解。如果现在有一本这样的文献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否可以运用诠释学去“理解”并最终解释呢？目前，我国虽然收集保存了一批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东巴文、水书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献，但真正能理解和读懂这些文字的人大多早已故去，使得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献变成了难解之谜。如果能把诠释学的“理解”方法，引入到图书馆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与研究上去，那隐藏于这些民族古籍中的神秘大门，一定会被诠释学这把理解和解释文本的钥匙逐一打开。 3翻译是诠释学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最直接的实践
随着诠释学的发展，它逐渐从本体论、方法论的内涵进入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社会进行全面统治而造成人文精神相对日益衰退的时候，诠释学再次强调古希腊的那种与纯粹科学和技术相区别的“实践智慧”无疑会对当代人们热衷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狂热注入一道镇定剂。本来只对一种意义开放的诠释学现在变成了对多元意义开放的诠释学，诠释学从而具有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正如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所说：“诠释学技艺从来就不是研讨事物的工具论……例如我们对古典文学的理解……总是要间接地涉及到隐藏在原文里的真理问题，并且要把这种真理揭示出来，……正是因为这一理由，诠释学才具有一种实际的作用，保留了研讨事物的实际意义。”[7]他还说，“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任何传承物在每一新的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和具有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重新加以解释。而对于用民族文字所记载传承的文献研究，就应该有这种重新理解、重新认识的态度，并通过“翻译”这种实践形式，以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去重新解读和理解过去的普遍精神，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义。
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传承的民族文献，特别是民族古籍，是中华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用辛勤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深沉和文化财富。翻译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即可以让今人认识和理解民族的过去，也可以让今人回忆并重拾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源流，更能通过重构民族历史去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过去，少数民族古籍的翻译工作长期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特别是对翻译体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没有统一规范。现在，翻译首先要遵从底本真实、可信及翻译的方法要科学的原则，并做到翻译准确，没有错字错词；词要达意，不能扭曲作者的原意；译文要优美流畅，文辞雅致，即是“信、达、雅”的标准要求。而运用诠释学的理论来解读民族古籍的翻译，还应做到“理解是文本与译者的对话与交融”，译者必须通过与原文本作者的不同视角对话，创造出不脱离原本含义，又有“新理解”的观点和解释来。这才是诠释学在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实践作用。
4结语
当代诠释学的最新发展是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或者说是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这种诠释学既不是一种理论的一般知识，又不是一种应用的技术知识，而是综合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一门人文学科，这门学科本身就包含了批判和反思。而图书馆要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科技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必须要以包容和学习的理念与心态去运用新的方法论指导自身的文献开发利用工作。切忌把自己迷失于那种只管埋头追逐所谓高新技术设备应用的“虚假繁荣”中去，反而错失并忽略了自身最本质的、最应该关注的、最能体现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民族文献、民族古籍开发利用工作的光明大道上来。
参考文献
[1]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2.
[3]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1）：83-90.
[4]黄俊杰.孟子思想史论[M].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筹备处，1997：470.
[5]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668-708.
[6]包和平.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7-19.
[7]（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12-313.
（收稿日期：20141002责任编辑：刘丽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