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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動科技教育界的改革，一下子就带动了全国各个方面，促进了全中国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而小平同志说过，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其实从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整顿工作就开始了；至少，整顿可看作后来全局性改革开放的预演。因此，我个人认为，改革实际上不止30年。在改革之初，科学领域当仁不让地成为改革的突破口，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推进改革的重大举措。
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
1975年，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展开了对“文革”造成的烂摊子的全面整顿。他明确提出，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时，胡耀邦来到中国科学院，与其他几位同志组成“核心小组”。整顿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耀邦同志7月18日受命，7月22日就来到科学院，到11月19日在“批邓打招呼会”上被停止工作，前后只有120天。但就是在这短短的120天里，他在中科院雷厉风行地拨乱反正，主持制定了科技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入正轨的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久，邓小平和胡耀邦再一次被打倒，拨乱反正工作一度中断。
看得出来，在这第三次被“打倒”期间，邓小平对“中国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1977年5月，他一出来工作，就重新提起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1977年5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可以说，他复出后最初的一系列讲话，都是在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主题。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职，他就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7月19日，邓小平与方毅商定，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我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会议从8月4日开到8日。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直言，应该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废除高校招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建议获得其他与会者强烈共鸣。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老的“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邓小平听完大家的发言，转身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刘西尧说，要是推迟招生日期，那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于是，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所以，恢复公平的高考制度，影响的不止是直接参加考试的那几百万人，而是牵动着千万下乡知识青年的心，牵动着亿万家庭，牵动着为高考而准备的整个教育界。所有这些，也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面貌。
8月8日，在这个座谈会结束时，小平同志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为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做了充分的酝酿和发动工作。在开会前，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召开大会的预备通知，197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9月18日发出；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日大会开幕。
中央的通知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肯定20多年来科学工作的路线、方针和科技人员的努力，同时提出，要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职称制度，等等。这个文件下发后，很多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已经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我们成立了一个文件小组，由童大林牵头，负责起草四个大会文件：第一个文件是邓小平的讲话；第二个文件是华国锋的讲话；第三个文件是方毅的报告；第四个文件是郭沫若的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收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四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我们想，邓小平的讲话要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讲话稿中的很多重要观点来源于小平同志此前的一系列讲话。因此，我们为他起草讲话稿时，并没有专门跟他谈多少次话。在他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发挥，就已经足够了。
此外，我们进一步查阅了《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几段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生动的分析。他认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中的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就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论点的理论依据。
至于华国锋的稿子，因为他当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立意。我和林自新征求了胡耀邦的意见。他建议华国锋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旧社会有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新的口号。我们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与邓小平此前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两个稿子写完同时送上去。小平同志很快有了回音。他只调整了个别段落和字句。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8年2月底，小平同志与于光远等人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时说，国家科委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稿，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按照这个稿子讲是可以的。
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科技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丰富的内容。
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1977年8月6日的科教座谈会上，他已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大会后也多次说过。
“一个字也不要改”
小平同志的稿子当时在科技系统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却遇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位副主席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稿子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条，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和我们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打来电话，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意见与邓小平同志讲稿里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判断，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而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
我們与方毅同志讨论时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立即向小平汇报。小平同志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接受，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音讯。我们很着急，方毅更着急。忽然，华国锋讲话稿送下来了，是另外找人写的，“科教兴国”的思想没有反映出来。他仍然强调，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说“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邓小平非常喜爱“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1988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过去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了，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邓小平讲“第一”，不仅仅是个序列问题，他讲的是“第一重要”，因为科技推动了其他的生产力。还有一句话，文献中没有发表，他说：“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不是老九，是第一。”我们当时都很震惊，这是他多年来独立观察思考得出来的结论，却又符合当代世界发展的实际。
以我自己的观察，邓小平对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知识的力量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之所以反复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因为他对世界大势有准确的把握。体力劳动者在全部劳动者中的比例势必越来越小，即使是体力劳动者，在其整个劳动中，脑力劳动的成分也会越来越重，因此，脑力劳动者必然占有越来越主流的地位。
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这是常识，却不知道这句话有千钧重。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作自己人，这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技改革走在前列
可以说，当时，科技界的认识和工作水平在全国是领先的。比如，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抵制“两个凡是”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的单位。再如，中国科学院是第一个取消“革委会”的；率先实行了所长负责制，取消了政治部；邓小平提出，研究所的党委要有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让知识分子参与党的领导工作，科学院坚决遵照执行；科学院率先恢复了评定职称的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后来在其他领域里也都推行了。
在对外开放方面，科技教育界也走在了前面。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在他会见卡特总统的时候，卡特说：“你们怎么不放你们的青年人出来呢？”邓小平很风趣地回答：“那好啊，我们给你送几千万人来怎么样？”回国后，邓小平就提出要派留学生。那时一年派了不到1000人，他觉得少，就提出，派1万人行不行？
我认为，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邓小平改革的思路已经非常明确了。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科技教育界的改革，一下子就带动了全国各个方面，促进了全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开始，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已经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吴明瑜：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同时刊载于《财经网》“改革忆事”专题（http://www.caijing.com.cn/reform）
改革开放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而小平同志说过，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其实从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整顿工作就开始了；至少，整顿可看作后来全局性改革开放的预演。因此，我个人认为，改革实际上不止30年。在改革之初，科学领域当仁不让地成为改革的突破口，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推进改革的重大举措。
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
1975年，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展开了对“文革”造成的烂摊子的全面整顿。他明确提出，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时，胡耀邦来到中国科学院，与其他几位同志组成“核心小组”。整顿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耀邦同志7月18日受命，7月22日就来到科学院，到11月19日在“批邓打招呼会”上被停止工作，前后只有120天。但就是在这短短的120天里，他在中科院雷厉风行地拨乱反正，主持制定了科技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入正轨的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久，邓小平和胡耀邦再一次被打倒，拨乱反正工作一度中断。
看得出来，在这第三次被“打倒”期间，邓小平对“中国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1977年5月，他一出来工作，就重新提起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1977年5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可以说，他复出后最初的一系列讲话，都是在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主题。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职，他就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7月19日，邓小平与方毅商定，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我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会议从8月4日开到8日。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直言，应该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废除高校招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建议获得其他与会者强烈共鸣。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老的“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邓小平听完大家的发言，转身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刘西尧说，要是推迟招生日期，那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于是，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所以，恢复公平的高考制度，影响的不止是直接参加考试的那几百万人，而是牵动着千万下乡知识青年的心，牵动着亿万家庭，牵动着为高考而准备的整个教育界。所有这些，也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面貌。
8月8日，在这个座谈会结束时，小平同志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为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做了充分的酝酿和发动工作。在开会前，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召开大会的预备通知，197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9月18日发出；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日大会开幕。
中央的通知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肯定20多年来科学工作的路线、方针和科技人员的努力，同时提出，要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职称制度，等等。这个文件下发后，很多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已经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我们成立了一个文件小组，由童大林牵头，负责起草四个大会文件：第一个文件是邓小平的讲话；第二个文件是华国锋的讲话；第三个文件是方毅的报告；第四个文件是郭沫若的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收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四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我们想，邓小平的讲话要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讲话稿中的很多重要观点来源于小平同志此前的一系列讲话。因此，我们为他起草讲话稿时，并没有专门跟他谈多少次话。在他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发挥，就已经足够了。
此外，我们进一步查阅了《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几段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生动的分析。他认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中的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就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论点的理论依据。
至于华国锋的稿子，因为他当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立意。我和林自新征求了胡耀邦的意见。他建议华国锋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旧社会有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新的口号。我们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与邓小平此前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两个稿子写完同时送上去。小平同志很快有了回音。他只调整了个别段落和字句。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8年2月底，小平同志与于光远等人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时说，国家科委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稿，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按照这个稿子讲是可以的。
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科技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丰富的内容。
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1977年8月6日的科教座谈会上，他已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大会后也多次说过。
“一个字也不要改”
小平同志的稿子当时在科技系统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却遇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位副主席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稿子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条，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和我们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打来电话，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意见与邓小平同志讲稿里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判断，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而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
我們与方毅同志讨论时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立即向小平汇报。小平同志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接受，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音讯。我们很着急，方毅更着急。忽然，华国锋讲话稿送下来了，是另外找人写的，“科教兴国”的思想没有反映出来。他仍然强调，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说“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邓小平非常喜爱“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1988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过去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了，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邓小平讲“第一”，不仅仅是个序列问题，他讲的是“第一重要”，因为科技推动了其他的生产力。还有一句话，文献中没有发表，他说：“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不是老九，是第一。”我们当时都很震惊，这是他多年来独立观察思考得出来的结论，却又符合当代世界发展的实际。
以我自己的观察，邓小平对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知识的力量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之所以反复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因为他对世界大势有准确的把握。体力劳动者在全部劳动者中的比例势必越来越小，即使是体力劳动者，在其整个劳动中，脑力劳动的成分也会越来越重，因此，脑力劳动者必然占有越来越主流的地位。
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这是常识，却不知道这句话有千钧重。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作自己人，这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技改革走在前列
可以说，当时，科技界的认识和工作水平在全国是领先的。比如，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抵制“两个凡是”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的单位。再如，中国科学院是第一个取消“革委会”的；率先实行了所长负责制，取消了政治部；邓小平提出，研究所的党委要有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让知识分子参与党的领导工作，科学院坚决遵照执行；科学院率先恢复了评定职称的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后来在其他领域里也都推行了。
在对外开放方面，科技教育界也走在了前面。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在他会见卡特总统的时候，卡特说：“你们怎么不放你们的青年人出来呢？”邓小平很风趣地回答：“那好啊，我们给你送几千万人来怎么样？”回国后，邓小平就提出要派留学生。那时一年派了不到1000人，他觉得少，就提出，派1万人行不行？
我认为，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邓小平改革的思路已经非常明确了。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科技教育界的改革，一下子就带动了全国各个方面，促进了全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开始，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已经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吴明瑜：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同时刊载于《财经网》“改革忆事”专题（http://www.caijing.com.cn/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