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人文主义，天主教异端，乐观化，世俗化，功利性
欧洲文艺复兴期间，人文主义是不是天主教异端？在这个问题的界定上，存在着几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首先，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个文艺复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名词，最早是由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麦在1808年首创，后来沃伊格在1859年出版的《古代经典的复兴——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一书中首先用于描述文艺复兴时期。因此，在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手史料中，是无法找到天主教对这一问题的直接界定。其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只是存在于当时艺术、文学、学术等各种文化形式中的一种比较宽泛的重人的思想倾向，它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更无于理论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派系。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言人文主义只是“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与信念的维度，以及一场持续的辩论……它们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结构维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以及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切维系在一起”。“人文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是个人化的：它既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个哲学体系；既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也不想把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因此，在界定人文主义是否是天主教异端的问题時，只根据天主教对某一人文主义者的态度，或是对某一思想或文学、艺术的评论，甚至是当时宗教裁判所的某一审判都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错误中。最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也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界定的复杂性。在这期间，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及其作品的支持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迫害，可以罗列的名单几乎差不多一样长。
洛伦佐·瓦拉供职于尼古拉五世的宫廷之中。
彼特拉克深受阿维农教皇的宠信，享受教会产业的收入。
伊拉斯谟翻译评注的《圣经·新约》获利奥十世恩准出版。
乔托为佛罗伦萨金圣徒教堂绘制《圣母像》。
费利波·布鲁内列斯奇设计圣·斯皮利托的大教堂圆屋顶。
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丁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和墙壁上的祭坛画《末日的审判》。
拉斐尔应教皇朱利叶斯二世邀请，在梵蒂冈从事总名为《教廷成立及其巩固》的壁画。
同样天主教对于人文主义者的迫害，也可以列出很长的一份名单。
塞尔维特宣扬一体不能有三位，耶稣是人不是神，被教会追捕并判死罪。
《太阳城》作者，康帕内拉被教会关押长达27年。
拉伯雷因撰写《巨人传》，讽刺教会，遭到迫害，被迫流亡国外。
塞万提斯遭到教会迫害，被剥夺教籍，1616年病逝于贫民窟。
这两份名单放在一起说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态度并不足以说明人文主义是否是天主教异端。另外，自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信经”以后，基督教开始有了正统与异端之分。天主教自始认为有权保卫并阐释神圣的启示，因此天主教对异端的界定最初主要限于教义方面的差异，中世纪以后基督徒生活与操持方面也被纳入异端的界定范围。而人文主义者受天主教的迫害是否存在个人操守问题？同时，文艺复兴时期是天主教在历史上最腐败时期，在各教派势力的利益冲突中，往往也有人文主义者卷入其中，所以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复杂态度，也难以对人文主义是否是天主教异端进行准确的界定。
既然无法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的确切评价，以及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复杂态度的既有史实作出判断，所以只能从天主教神学与人文主义概念层面对两者的同一性与对立性进行比较，然后，结合史实观察当时天主教会对这种同一性或对立性的处理方法，最后对这一命题作出一个判断。
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维倾向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重视现世界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缥缈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第二，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第三，在文学艺术上表达人的真实感情，反对虚伪造作。第四，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第五，强调发展个性，反对基督教禁锢人性，因而在德观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第六，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反对悲观主义。第七，有一种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对于一切事物都要研究个究竟，绝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如果把这七个思想倾向进行进一步的抽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对人的价值、地位与作用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二是对世俗化的承认与追求。因此对于人文主义是否是天主教异端的判断抽象到这两个点上就是天主教对人的价值、地位、作用的看法与对世俗化的态度。
一、天主教教义及神学对人性看法的演变
基督教大约产生于公元1世纪，它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社会下层，其教义受犹太教义影响甚大，它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与救世、创世神话，并接受犹太《圣经》为《旧约》，并在其基础上提出耶稣救世的神话。罗马帝国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基督教宣扬爱神与爱人，只要信仰上帝与耶稣即可成为基督徒，打破了狭隘的民族性，为处于动荡中的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庇护所，因此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内迅速传播。同时由于基督教具有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罗马改变了最初对其镇压政策，在公元4世纪承认其合法性。这样基督由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在基督教不断扩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教徒的加入，以及耶稣口传教义的不确定性，教徒对教义的理解与诠释产生了重大的分峙，致使早期基督教内部出现不同的派别。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信经”天主教教义成为正统。公元4至5世纪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家吸取了古希腊斯多格学派与新帕拉图学派的哲学，为这一套教义提供了符合逻辑推理的神学解释，使天主教正统教义最终巩固下来。
总的来说这一套教义包括：1.一神论。上帝是世界唯一的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2.三位一体说。上帝是唯一的，但上帝有不同的体格，包括上帝、圣灵、圣子。3.创世说。上帝创造世界万物，并依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4.原罪说。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旨意，并将这种罪恶传承给后代。5.救赎说。上帝不愿看到人类的沉沦，派耶稣到人间，耶稣被针死在十字架上，用鲜血替人类偿还罪恶。6.因信称义说。耶稣替人类尝还原罪，追随信仰耶稣方可得救。7.十诫。对教徒提出的一系列道德要求。8.末日审判说。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耶稣将重临人间，追随上帝者将重返天堂。这一整套教义认为，整个“救赎工程”始于人类的“原罪”，由于亚当、夏娃，犯下了不服从神命之罪，被赶出伊甸园，并世代承受劳役之苦与生育之苦，因此人类的子孙都是“原罪”之果，所以都感染了“原罪”，因此人是生而有罪的。同时由于“原罪”效应，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进而丧失了自由意志，所以人性处于欲望的支配下，不断的堕落。奥古斯丁曾举了个例子来论证人性的堕落的观点，他说，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用无花果叶掩盖身体上那些从前没有觉得可耻，但现在却变得可耻的部位，这是因为他们在欲望驱使下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关注对方的器官，说明他们的意识已经受自身欲望的控制。他认为这是“原罪”效应使人丧失自由意志，走向堕落的表现。因此在人性的问题上，天主教的教义及神学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人生而有罪，并且由于“原罪”效应，人丧失了上帝赋与的自由意志，因而，人类的意志完全受肉身和私欲感情支配，人性不断走向堕落，人无法自救，所以人只有听从神的教导，依靠神的恩赐获救。天主教对人性罪恶，人性堕落，及人性无法自救的看法，随着天主教势力的不断扩张渗透于整个西欧，负罪感、悲观主义弥漫社会各领域。 20世纪，十字军东征与商人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阿拉伯带回了西欧，促成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第二次融合，进而使天主教经院哲学对人性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这一时期经院哲学最主要的代表是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被称为12-15世纪经院哲学的宗师，1323年被天主教封为圣人，其学说被纳入天主教正统，1567年以后更订立为各大学的必修课。
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了神是第一性的、最完美、最终的存在，现存世界是神完美智慧与全能的体现。与奥古斯丁对人性的悲观与救赎的悲观不同，他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对人类而言，未来是相对于现在，对永恒的神而言，他只有现在，他知道我们的未来，但并不是说他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是他视我们的未来如他的现在。”因为，神是最完美的、最终的存在，而神“视我们的未来如他的现在”，那么人类的未来，最终归属将走向神创的完美，所以阿奎那对人的最终救赎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同时，阿奎那认为，人类虽然最终将走向救赎，但神虽然“知道我们的未来，但并不是说他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将这种救赎的选择权，交给了人类自身。因此在阿奎那的思想中，人是有一定的自由意志的，人可以发挥自身的理性的作用，通过对上帝创造的完美的宇宙秩序的观察，理解神的启示，追随神的启示而获得神恩。在阿奎那的神学理论中，虽然救赎最终要得到神的恩赐，但人在这一过程中能动性与作用被大大提升，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成为理解神的启示，追随神的重要条件，因此人的获救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获得。既然人的主观努力可以影响到未来，摆在人面前的则是一条乐观的，充满希望的向善之路、救赎之路，而非被欲望控制的堕落之路。
阿奎那的思想开始遭到罗马教廷的反对，阿奎那死后，巴黎与坎特伯雷的主教在1277年仍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但鉴于当时天主教的疲乏和流弊，改革不可避免，而阿奎那把理性与信仰结合，符合了当时教会改革的需要，因此最终被罗马教廷纳为正统。随着阿奎那思想被列为天主教正统，整个天主教乃至于整个天主教世界对人性以及救赎的看法都开始乐观起来。这种转变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乐观积极的世界观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一个神学的理论积淀。从这种转变中也可以解释，教会人士为何会欣赏乐观的人文主义的艺术风格，并用这种风格去装饰教堂，宣扬天主教教义。
以阿奎那为代表的20世纪的经院哲学，在当时的天主教世界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欧洲人对人性的看法开始有了改变，欧洲人开始认识到人自身并非一无所用，人性变得乐观起来。虽然这扇窗只打开一条微弱的缝隙，但通过这条缝隙古典文化的光芒透了进来，将西欧带人到了一个人的世界，而天主教由于受了这条缝隙透过的光线的影响，对人文主义及人主义者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
二、天主教世俗化问题及文艺复兴时期
天主教对世俗化的态度
世俗化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主要集中在人应如何对待世俗的生活上，包括对财富、世俗权利的积极追求，对自然欲望的肯定等等方面。从大量的史实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对于这样一种世俗化的观念虽然没有持公开的赞同态度，但总体上采取了默认的做法。但对于将禁欲主义作为道德的标榜，将一神理念，及正统教义作为神圣不可侵犯，对异端思想绝不妥协的天主教而言，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基督教从产生之始就对世俗化持厌恶态度，如在财富的追求上，耶稣曾说：富人能进入天堂，就如骆驼（粗大的绳子）穿针。人的自然欲望尤其是性欲，是人性堕落的标志，教徒必须克制私欲，进行禁欲，但从天主教发展的历史来看，禁欲与世俗化便如天使与魔鬼一样相伴相生。禁欲主义代表了天主教对信徒的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要求，而这种理想化的道德要求是建立在对罗马帝国后期盛行的纵欲文化的修正的基础上的，是当时处于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中的罗马人对罗马文化极度失望，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表现。试图以道德重建来解决文明的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在其文明遭遇到重大危机时都采取了与耶稣相同的做法，并且各自都有大批的追随者，所以道德重建现象是人类应对社会危机时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同样，基督教禁欲主义也属于这样一种集体性社会意识，它反映了社会个体试图通过对个体自身自然权利的让渡，以换取社会的秩序性。因而通过禁欲进行的道德重建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社会个体对集体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它从一开始就以社会个体的自我牺牲作为前提，而宗教的教义则使这种妥协与牺牲固化成为一种教条，同时宗教信仰的超验性，赋予了这种教条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种权威面前，社会个体的权利可以被无条件，无限度透支。显然这种宗教禁欲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理想性，因为个体对集体的妥协，个体权力的让渡不可能是无限度的，所以基督教禁欲主义从确立之始，世俗化现象就与之相伴相生。从天主教神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反世俗化的神学争论中几乎集中了天主教历史上最杰出的神学家，集中了最为精彩的论述，但世俗化问题是天主教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天主教神学不得不对日益严重的世俗化问题作出新的神学的解释。如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天主教神学作出的解释为，结婚与性交是人类延续，是上帝对人类对原罪的惩罚方式之一，是上帝的旨意，因此，结婚与性交是必要的，但以感观享受为目的的两性关系则为违法。在天主教神学的调整中事实上承认了世俗化的存的。
另一个天主教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天主教的世俗权威问题。天主教认为，教会是耶稣亲自委任从而延续他的救赎工程的组织，天主教就是神的国度在俗世的演绎者和代理者。它既有责任去实现神的旨意，也值得世俗君主去服从。基督教徒既是教会的子民也是君王的子民。他们既要服从俗世的君王，也要服从代理神的国度的教会。天主教神学关于自己在整个救赎工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定义，使得天主教必须去涉足世俗事务，而天主教对世俗的干预，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天主教会本身的世俗化。进人中世纪以后，无论从哪个角度上，天主教都与一个世俗政权没有太大的差异。繁杂的世俗事务，带来的结果是神职人员的数量膨胀，与此相对应，建立一套高效的运行机制与控制机制，和稳定的财富支付系统成为必然。而基督教原始的自助式的组织，及《圣經》的基本教义记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效而稳定的世俗政权的组织方式与财政制度成为天主教构建管理系统的首选。等级严密的教阶制，庞大的天主教教会地产与繁杂的赋税制度，与世俗世界并无二致。 教会组织世俗化带来的一个更为可怕的后果是，它为神职人员的世俗化甚至腐化敞开了一扇潘多拉之门。权利的腐蚀性，及巨大的物质诱惑，致使神职人员迷恋于权争，迷恋于财富的追求与享受。到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的世俗化及腐败几乎成为了一种公开的秘密。这一时期的教皇们对世俗权力的运用绝对不亚于当时任何一位世俗君主。教皇马丁五世1418年，让康斯坦茨会议采纳他所提出的建议，规定凡属于教会的土地和城市一律由教会管辖，在他的干预下，他所属的科隆纳家族在意大利南部领得大量封地，权势隆盛，在教皇领地内拥有广大庄园。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使得教廷更像一个俗世朝廷，他把大批的族人委任神职，大肆出卖神职，甚至使教职出现世袭的现象，他还重建罗马，使罗马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登位，马上镇压罗马城中的武斗，恢复治安，教皇国中的地方霸权被一一驱逐或摧毁，为收买人心，他还给公职和神职人员发放工资，他与儿了博吉亚甚至通过谋杀手段干掉反对者与政敌。教皇们对其势力范围的治理基本上完全世俗式的，而神成为了世俗利益之上的一个幌子而已。
由于天主教自身的世俗化甚至是腐化堕落，使得天主教的主要神职人员在评判人文主义的世俗化问题上失去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此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世俗化问题，往往采取了一种不置可否的回避态度。
总体上看在文艺复兴时期，基于神学的变动与天主教现实的状况，天主教在人文主义最核心的人性问题与世俗化问题上总体上比较宽容與放纵，但这种宽容并非是无限度的，当个别人文主义者在人文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过远，对天主教的核心教义或现实利益造成侵害时，天主教对异端的残暴的态度又会时而闪现。如塞尔维特宣扬一体不能有三位，耶稣是人不是神，对天主教整个神学理论体系进行了颠覆，而薄伽丘、拉伯雷等对教会黑暗腐败的揭露与讽刺则对天主教的现实利益产生重大冲击。因而他们都受到天主教的报复。因此，天主教对人文主义的评判采用了一种非常功利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天主教对于分散在不同领域的人文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态度与判断，他们对其异端的判断关键是看其是否对自己的利益存在直接的冲突。这种功利性的态度客观上有利于人文主义的发展与传播，但对于天主教带来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种态度无形中默认了天主教教义在有限范围内的可改动性，在这种默许下，伊拉斯谟首先以复古的名义重注了《圣经》，而后，马丁路德、加尔文、闵采尔前后发起了对天主教正统的挑战，宗教改革应之而起。
欧洲文艺复兴期间，人文主义是不是天主教异端？在这个问题的界定上，存在着几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首先，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个文艺复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名词，最早是由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麦在1808年首创，后来沃伊格在1859年出版的《古代经典的复兴——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一书中首先用于描述文艺复兴时期。因此，在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手史料中，是无法找到天主教对这一问题的直接界定。其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只是存在于当时艺术、文学、学术等各种文化形式中的一种比较宽泛的重人的思想倾向，它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更无于理论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派系。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言人文主义只是“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与信念的维度，以及一场持续的辩论……它们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结构维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以及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切维系在一起”。“人文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是个人化的：它既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个哲学体系；既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也不想把自己组织成一场运动。”因此，在界定人文主义是否是天主教异端的问题時，只根据天主教对某一人文主义者的态度，或是对某一思想或文学、艺术的评论，甚至是当时宗教裁判所的某一审判都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错误中。最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也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界定的复杂性。在这期间，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及其作品的支持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迫害，可以罗列的名单几乎差不多一样长。
洛伦佐·瓦拉供职于尼古拉五世的宫廷之中。
彼特拉克深受阿维农教皇的宠信，享受教会产业的收入。
伊拉斯谟翻译评注的《圣经·新约》获利奥十世恩准出版。
乔托为佛罗伦萨金圣徒教堂绘制《圣母像》。
费利波·布鲁内列斯奇设计圣·斯皮利托的大教堂圆屋顶。
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丁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和墙壁上的祭坛画《末日的审判》。
拉斐尔应教皇朱利叶斯二世邀请，在梵蒂冈从事总名为《教廷成立及其巩固》的壁画。
同样天主教对于人文主义者的迫害，也可以列出很长的一份名单。
塞尔维特宣扬一体不能有三位，耶稣是人不是神，被教会追捕并判死罪。
《太阳城》作者，康帕内拉被教会关押长达27年。
拉伯雷因撰写《巨人传》，讽刺教会，遭到迫害，被迫流亡国外。
塞万提斯遭到教会迫害，被剥夺教籍，1616年病逝于贫民窟。
这两份名单放在一起说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态度并不足以说明人文主义是否是天主教异端。另外，自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信经”以后，基督教开始有了正统与异端之分。天主教自始认为有权保卫并阐释神圣的启示，因此天主教对异端的界定最初主要限于教义方面的差异，中世纪以后基督徒生活与操持方面也被纳入异端的界定范围。而人文主义者受天主教的迫害是否存在个人操守问题？同时，文艺复兴时期是天主教在历史上最腐败时期，在各教派势力的利益冲突中，往往也有人文主义者卷入其中，所以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复杂态度，也难以对人文主义是否是天主教异端进行准确的界定。
既然无法从天主教对人文主义的确切评价，以及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的复杂态度的既有史实作出判断，所以只能从天主教神学与人文主义概念层面对两者的同一性与对立性进行比较，然后，结合史实观察当时天主教会对这种同一性或对立性的处理方法，最后对这一命题作出一个判断。
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维倾向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重视现世界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缥缈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第二，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第三，在文学艺术上表达人的真实感情，反对虚伪造作。第四，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第五，强调发展个性，反对基督教禁锢人性，因而在德观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第六，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反对悲观主义。第七，有一种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对于一切事物都要研究个究竟，绝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如果把这七个思想倾向进行进一步的抽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对人的价值、地位与作用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二是对世俗化的承认与追求。因此对于人文主义是否是天主教异端的判断抽象到这两个点上就是天主教对人的价值、地位、作用的看法与对世俗化的态度。
一、天主教教义及神学对人性看法的演变
基督教大约产生于公元1世纪，它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社会下层，其教义受犹太教义影响甚大，它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与救世、创世神话，并接受犹太《圣经》为《旧约》，并在其基础上提出耶稣救世的神话。罗马帝国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基督教宣扬爱神与爱人，只要信仰上帝与耶稣即可成为基督徒，打破了狭隘的民族性，为处于动荡中的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庇护所，因此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内迅速传播。同时由于基督教具有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罗马改变了最初对其镇压政策，在公元4世纪承认其合法性。这样基督由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在基督教不断扩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教徒的加入，以及耶稣口传教义的不确定性，教徒对教义的理解与诠释产生了重大的分峙，致使早期基督教内部出现不同的派别。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信经”天主教教义成为正统。公元4至5世纪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家吸取了古希腊斯多格学派与新帕拉图学派的哲学，为这一套教义提供了符合逻辑推理的神学解释，使天主教正统教义最终巩固下来。
总的来说这一套教义包括：1.一神论。上帝是世界唯一的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2.三位一体说。上帝是唯一的，但上帝有不同的体格，包括上帝、圣灵、圣子。3.创世说。上帝创造世界万物，并依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4.原罪说。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旨意，并将这种罪恶传承给后代。5.救赎说。上帝不愿看到人类的沉沦，派耶稣到人间，耶稣被针死在十字架上，用鲜血替人类偿还罪恶。6.因信称义说。耶稣替人类尝还原罪，追随信仰耶稣方可得救。7.十诫。对教徒提出的一系列道德要求。8.末日审判说。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耶稣将重临人间，追随上帝者将重返天堂。这一整套教义认为，整个“救赎工程”始于人类的“原罪”，由于亚当、夏娃，犯下了不服从神命之罪，被赶出伊甸园，并世代承受劳役之苦与生育之苦，因此人类的子孙都是“原罪”之果，所以都感染了“原罪”，因此人是生而有罪的。同时由于“原罪”效应，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进而丧失了自由意志，所以人性处于欲望的支配下，不断的堕落。奥古斯丁曾举了个例子来论证人性的堕落的观点，他说，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用无花果叶掩盖身体上那些从前没有觉得可耻，但现在却变得可耻的部位，这是因为他们在欲望驱使下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关注对方的器官，说明他们的意识已经受自身欲望的控制。他认为这是“原罪”效应使人丧失自由意志，走向堕落的表现。因此在人性的问题上，天主教的教义及神学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人生而有罪，并且由于“原罪”效应，人丧失了上帝赋与的自由意志，因而，人类的意志完全受肉身和私欲感情支配，人性不断走向堕落，人无法自救，所以人只有听从神的教导，依靠神的恩赐获救。天主教对人性罪恶，人性堕落，及人性无法自救的看法，随着天主教势力的不断扩张渗透于整个西欧，负罪感、悲观主义弥漫社会各领域。 20世纪，十字军东征与商人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阿拉伯带回了西欧，促成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第二次融合，进而使天主教经院哲学对人性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这一时期经院哲学最主要的代表是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被称为12-15世纪经院哲学的宗师，1323年被天主教封为圣人，其学说被纳入天主教正统，1567年以后更订立为各大学的必修课。
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了神是第一性的、最完美、最终的存在，现存世界是神完美智慧与全能的体现。与奥古斯丁对人性的悲观与救赎的悲观不同，他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对人类而言，未来是相对于现在，对永恒的神而言，他只有现在，他知道我们的未来，但并不是说他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是他视我们的未来如他的现在。”因为，神是最完美的、最终的存在，而神“视我们的未来如他的现在”，那么人类的未来，最终归属将走向神创的完美，所以阿奎那对人的最终救赎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同时，阿奎那认为，人类虽然最终将走向救赎，但神虽然“知道我们的未来，但并不是说他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将这种救赎的选择权，交给了人类自身。因此在阿奎那的思想中，人是有一定的自由意志的，人可以发挥自身的理性的作用，通过对上帝创造的完美的宇宙秩序的观察，理解神的启示，追随神的启示而获得神恩。在阿奎那的神学理论中，虽然救赎最终要得到神的恩赐，但人在这一过程中能动性与作用被大大提升，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成为理解神的启示，追随神的重要条件，因此人的获救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获得。既然人的主观努力可以影响到未来，摆在人面前的则是一条乐观的，充满希望的向善之路、救赎之路，而非被欲望控制的堕落之路。
阿奎那的思想开始遭到罗马教廷的反对，阿奎那死后，巴黎与坎特伯雷的主教在1277年仍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但鉴于当时天主教的疲乏和流弊，改革不可避免，而阿奎那把理性与信仰结合，符合了当时教会改革的需要，因此最终被罗马教廷纳为正统。随着阿奎那思想被列为天主教正统，整个天主教乃至于整个天主教世界对人性以及救赎的看法都开始乐观起来。这种转变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乐观积极的世界观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一个神学的理论积淀。从这种转变中也可以解释，教会人士为何会欣赏乐观的人文主义的艺术风格，并用这种风格去装饰教堂，宣扬天主教教义。
以阿奎那为代表的20世纪的经院哲学，在当时的天主教世界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欧洲人对人性的看法开始有了改变，欧洲人开始认识到人自身并非一无所用，人性变得乐观起来。虽然这扇窗只打开一条微弱的缝隙，但通过这条缝隙古典文化的光芒透了进来，将西欧带人到了一个人的世界，而天主教由于受了这条缝隙透过的光线的影响，对人文主义及人主义者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
二、天主教世俗化问题及文艺复兴时期
天主教对世俗化的态度
世俗化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主要集中在人应如何对待世俗的生活上，包括对财富、世俗权利的积极追求，对自然欲望的肯定等等方面。从大量的史实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对于这样一种世俗化的观念虽然没有持公开的赞同态度，但总体上采取了默认的做法。但对于将禁欲主义作为道德的标榜，将一神理念，及正统教义作为神圣不可侵犯，对异端思想绝不妥协的天主教而言，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基督教从产生之始就对世俗化持厌恶态度，如在财富的追求上，耶稣曾说：富人能进入天堂，就如骆驼（粗大的绳子）穿针。人的自然欲望尤其是性欲，是人性堕落的标志，教徒必须克制私欲，进行禁欲，但从天主教发展的历史来看，禁欲与世俗化便如天使与魔鬼一样相伴相生。禁欲主义代表了天主教对信徒的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要求，而这种理想化的道德要求是建立在对罗马帝国后期盛行的纵欲文化的修正的基础上的，是当时处于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中的罗马人对罗马文化极度失望，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表现。试图以道德重建来解决文明的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在其文明遭遇到重大危机时都采取了与耶稣相同的做法，并且各自都有大批的追随者，所以道德重建现象是人类应对社会危机时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同样，基督教禁欲主义也属于这样一种集体性社会意识，它反映了社会个体试图通过对个体自身自然权利的让渡，以换取社会的秩序性。因而通过禁欲进行的道德重建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社会个体对集体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它从一开始就以社会个体的自我牺牲作为前提，而宗教的教义则使这种妥协与牺牲固化成为一种教条，同时宗教信仰的超验性，赋予了这种教条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种权威面前，社会个体的权利可以被无条件，无限度透支。显然这种宗教禁欲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理想性，因为个体对集体的妥协，个体权力的让渡不可能是无限度的，所以基督教禁欲主义从确立之始，世俗化现象就与之相伴相生。从天主教神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反世俗化的神学争论中几乎集中了天主教历史上最杰出的神学家，集中了最为精彩的论述，但世俗化问题是天主教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天主教神学不得不对日益严重的世俗化问题作出新的神学的解释。如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天主教神学作出的解释为，结婚与性交是人类延续，是上帝对人类对原罪的惩罚方式之一，是上帝的旨意，因此，结婚与性交是必要的，但以感观享受为目的的两性关系则为违法。在天主教神学的调整中事实上承认了世俗化的存的。
另一个天主教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天主教的世俗权威问题。天主教认为，教会是耶稣亲自委任从而延续他的救赎工程的组织，天主教就是神的国度在俗世的演绎者和代理者。它既有责任去实现神的旨意，也值得世俗君主去服从。基督教徒既是教会的子民也是君王的子民。他们既要服从俗世的君王，也要服从代理神的国度的教会。天主教神学关于自己在整个救赎工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定义，使得天主教必须去涉足世俗事务，而天主教对世俗的干预，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天主教会本身的世俗化。进人中世纪以后，无论从哪个角度上，天主教都与一个世俗政权没有太大的差异。繁杂的世俗事务，带来的结果是神职人员的数量膨胀，与此相对应，建立一套高效的运行机制与控制机制，和稳定的财富支付系统成为必然。而基督教原始的自助式的组织，及《圣經》的基本教义记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效而稳定的世俗政权的组织方式与财政制度成为天主教构建管理系统的首选。等级严密的教阶制，庞大的天主教教会地产与繁杂的赋税制度，与世俗世界并无二致。 教会组织世俗化带来的一个更为可怕的后果是，它为神职人员的世俗化甚至腐化敞开了一扇潘多拉之门。权利的腐蚀性，及巨大的物质诱惑，致使神职人员迷恋于权争，迷恋于财富的追求与享受。到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的世俗化及腐败几乎成为了一种公开的秘密。这一时期的教皇们对世俗权力的运用绝对不亚于当时任何一位世俗君主。教皇马丁五世1418年，让康斯坦茨会议采纳他所提出的建议，规定凡属于教会的土地和城市一律由教会管辖，在他的干预下，他所属的科隆纳家族在意大利南部领得大量封地，权势隆盛，在教皇领地内拥有广大庄园。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使得教廷更像一个俗世朝廷，他把大批的族人委任神职，大肆出卖神职，甚至使教职出现世袭的现象，他还重建罗马，使罗马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登位，马上镇压罗马城中的武斗，恢复治安，教皇国中的地方霸权被一一驱逐或摧毁，为收买人心，他还给公职和神职人员发放工资，他与儿了博吉亚甚至通过谋杀手段干掉反对者与政敌。教皇们对其势力范围的治理基本上完全世俗式的，而神成为了世俗利益之上的一个幌子而已。
由于天主教自身的世俗化甚至是腐化堕落，使得天主教的主要神职人员在评判人文主义的世俗化问题上失去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此天主教对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世俗化问题，往往采取了一种不置可否的回避态度。
总体上看在文艺复兴时期，基于神学的变动与天主教现实的状况，天主教在人文主义最核心的人性问题与世俗化问题上总体上比较宽容與放纵，但这种宽容并非是无限度的，当个别人文主义者在人文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过远，对天主教的核心教义或现实利益造成侵害时，天主教对异端的残暴的态度又会时而闪现。如塞尔维特宣扬一体不能有三位，耶稣是人不是神，对天主教整个神学理论体系进行了颠覆，而薄伽丘、拉伯雷等对教会黑暗腐败的揭露与讽刺则对天主教的现实利益产生重大冲击。因而他们都受到天主教的报复。因此，天主教对人文主义的评判采用了一种非常功利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天主教对于分散在不同领域的人文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态度与判断，他们对其异端的判断关键是看其是否对自己的利益存在直接的冲突。这种功利性的态度客观上有利于人文主义的发展与传播，但对于天主教带来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种态度无形中默认了天主教教义在有限范围内的可改动性，在这种默许下，伊拉斯谟首先以复古的名义重注了《圣经》，而后，马丁路德、加尔文、闵采尔前后发起了对天主教正统的挑战，宗教改革应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