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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后，霍英东看准了发财的机会，冒险从事海上贸易，偷偷向内地运送物资，赚了第一桶金。
经营玉记船厂
霍母刘氏经营货运多年，加之信誉好，人缘佳，故生意越做越红火。霍英东从东沙岛回来时，他母亲的货运生意已有一定规模，还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货船。在霍英东的协助下，霍家的货运生意越做越大。那一年，霍英东还买了一条大拖船，从事货运业。
另外，那时，在母亲的支持下，霍英东还经营一家玉记船厂。船厂直辖于他太太吕燕妮的名下。“玉记”原设在筲箕湾，规模很小，最初的业务是修葺船只，清理船底、船身的蚝壳等堆积物。
据霍氏集团最老资格的员工凌汉伟回忆，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从广州到香港来，就应霍英东之邀到玉记船厂任职。凌汉伟原在广东省船政局工作，霍经营货运生意期间时常上广州找凌汉伟办理海运通行证、许可证之类的手续，两人因而结识。凌汉伟介绍说，50年代初期，港府征用玉记船厂厂址，但补偿九龙油塘湾的一幅地给“玉记”。后来，“玉记”发展越来越大，由修葺船只到造船，而后扩展成为香港造船行业颇负盛名的有荣船厂。
外界莫衷一是的朝鲜战争经历
霍英东的志向并不在帮母亲从事货运生意和经营玉记船厂。他总在等侯、寻找机会，以期“再战江湖”。
1950年年中，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给霍英东提供了一次从事贸易发财的好机会。当时，美军出兵朝鲜半岛，支持李承晚政权，攻打金日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派志愿军入朝，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之后，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实施。1951年6月16日，英国就此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它占领的香港)输往中国。
这样一来，内地民众和援朝部队所需的一些物资就严重短缺。对此，中国也做出适应的对策，其部署是：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香港素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禁运”一实施，香港自然首当其冲。据一部关于香港发展过程的史书记载，当时，香港“百业萧条，满街满巷都是失业的工人，数以万计的贫民，在港九一带的山坡上栖身，在简陋破败的木屋区中，愁眉不展。”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暂维持香港现状的对策，其实与当时西方国家封杀中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有关。正如《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所言，“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就可以将香港变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的一个通道，粉碎孤立、封锁和包围中国的企图；同时，利用香港转口港的地位，发展进出口贸易，保持中国的外汇平衡，亦是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特别需要。”
果然，朝鲜战争一爆发，香港的这个窗口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
香港有一些商人瞄准机会，趁机与内地做生意，偷运一些适时的物资到内地去。正如上述那本史书所写：“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
霍英东参与运送联合国禁运的物资到中国内地，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真实、详尽的情况却始终不被世人所知。多年来，对自己这段海上贸易发迹的经历，虽然不能说霍英东守口如瓶，但说他讳莫如深应不为过。正因为如此，霍的这段经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盲点”——虽然也曾有报章轻描淡写提过此事。这也为霍英东的发迹史平添了几分传奇和神秘的色彩。
多年来，对于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市井坊间流传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霍英东靠走私起家”；二是“霍英东那时曾做过军火生意”。而报章杂志，对此亦有过披露，但都是一些蜻蜓点水武的文字，寥寥几句说霍英东冲破“禁运”，运送物资到内地，仅此而已，点到即止。
这段经历，不仅是霍英东的事业起点和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且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另外，由于这段经历，外界莫衷一是，而成为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为了让读者直接、准确地了解到霍英东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看法，以下有关的内容，我将较多直接gI用我和霍英东的采访对话记录。
朝鲜战争生意由贩卖柴油开始
1995年7月4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又一次主动提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当时，我尚没有就这个问题发问。
“……再讲朝鲜战争，要赚共产党的钱，亦要讲求合理。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卖西药，一些过期的西药，搞得不少人吃了死亡。”
停了一会，霍英东接着说：“发国难财，肯定不会。其实，我在朝鲜战争时赚的钱很少……”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甚至有些沉重。
这次，霍英东是在谈论其它问题时，提及朝鲜战争的生意。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就此问题谈下去，我也没有提问。但我总是希望找机会，与他专门详谈这个问题。
等到8月11日，亦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我正式向霍英东提起朝鲜战争：“霍先生，朝鲜战争无疑是你一生中至为重要的转折点，你当时怎么想到要与内地做生意，是怎样介入其中的?”
霍英东很爽快，娓娓道来——
“讲来讲去，还是市场经济，在商言商。比如船用的柴油，禁运一开始，一些公司就停止供应柴油。我是做船运生意的，时常有些柴油剩余，于是就运到澳门。那是小生意，载一船柴油只赚几百元港币，做了一年才赚了1万多元，但已经很高兴了。到后来，内地需要大量物资，比如药品、胶管……差不多所有的物资，我们都经手。
“这段经历，在1997年前我都不想过分宣传。但有一条，当时，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用快艇运货，因为我们运的大多是一些粗重的物资，如厚铁皮、铁板、胶管。快艇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取合理、公道的方法。你知道。与内地做生意、打交道，如果有些东西不公道，就会有人说你发‘国难财’、 ‘抢购物资’——罪名可以由人讲。我有我的原则。当时，有些人卖西药，有些是假药，有些是过期药，或者没有消毒膜，这是伤天害理的。”
“据说你在朝鲜战争时赚了100多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我说。
“是的，是不少，但那是几年间赚来的，当时每天只睡几个钟头。那时，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其实不是的，我跟家里人讲过。当时的情况，所谓‘走私’的定义并不同，当时香港几乎是一个自由港，不是有税的。况且，我始终认为，对朝鲜战争的经历，解释、争论是没有用的，虽然我后来碰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被传递解出境……”霍英东所说的“递解出境”，是朝鲜战争之后几年的事。
“您说1997香港回归之前不想多讲，为什么?”
“因为港府可能说我犯法……”
“这件事是否牵涉很多人进去?”
“没有，基本上不会牵涉很多人进去，但当时帮我的人还有一些在香港。那时，真是很艰苦，第一年才赚一点钱，结果还被一个叫做阿作的伙计乱花完。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赚很多钱……”
中英对霍英东的评价各不相同
对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经历，各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
中国内地称赞这是爱国的行为，而港英政府却一直认为这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后来也因此把霍英东的公司列入“黑名单”。当时，香港有不少公司都因为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比如“船王”包玉刚的公司就曾一度在“黑名单”之列，后来他还为此亲赴美国，向美政府表示抗议，最后美国政府才把他的公司从“黑名单”中剔除。
事实上，由于港府对霍英东有此看法，因而一直对他极为歧视，甚至一度封杀他的发展空间；而霍英东，也因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所有这些内容，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尽写到，这里先搁下不表。
就此事。我也曾经与霍家大公子——霍震霆谈过。我问他：“听你父亲说曾经对家里人谈过朝鲜战争时做生意的事，你们家里人怎样看待这段经历?”
霍震霆回答说：“当时，香港是一个乱世的社会，这种事并不怎样，很多人、不少阔佬都做过。那时，其实也就是拿些东西到内地卖那样简单。早期的事情，你怎样看都行，你歌颂也行……真正赚钱并不是靠这个，这只是为后来的事业打基础而已。”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那种“英雄主义”——敢于冒险、敢于接受挑战的性格，他当时介入海上贸易生意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从事这种贸易，霍英东比别人有条件，一来他早些年买卖过战时剩余物资，有这方面的门路和经验，二来他母亲当时还经营货运生意，有自己的船，也有不少熟悉的船客。
与内地通商，在当时向联合国挑衅，是非常危险的事；但霍英东顾不上这些，只要有钱赚，就要去搏一搏。霍英东海上冒险从事贸易，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3年下来，霍英东赚了不少钱，但付出的代价很大：他的身体变得更为瘦弱，体重只有103磅。
据霍英东说，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100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成功，成功率极低。失败者，不是当时被抓到，就是赚到一些钱后因使用不当而前功尽废。而霍英东正是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芸芸众商之中的佼佼者。
由于有不少像霍英东那样的海外商人冒着风险与内地通商，故中国政府最终还是度过了因联合国实施全面禁运、封锁而带来的暂时困境。比如，1953年，中国对西方市场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加了52％，接近1950年的水平。
决定冲破联合国对内地的“禁运”，与内地做生意，于霍英东而言，纯粹是在商言商的行为，还谈不上是自觉地支持中国政府；但事实上，霍英东的商业行为，是对当时遭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中国政府的极大支持。在这冒险的贸易中，霍英东与中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了中方的信任。这可能是霍英东后来在中方所属团体和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一些中方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大政治本钱。
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个“老爱国”，他与中方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很深远的渊源。
经营玉记船厂
霍母刘氏经营货运多年，加之信誉好，人缘佳，故生意越做越红火。霍英东从东沙岛回来时，他母亲的货运生意已有一定规模，还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货船。在霍英东的协助下，霍家的货运生意越做越大。那一年，霍英东还买了一条大拖船，从事货运业。
另外，那时，在母亲的支持下，霍英东还经营一家玉记船厂。船厂直辖于他太太吕燕妮的名下。“玉记”原设在筲箕湾，规模很小，最初的业务是修葺船只，清理船底、船身的蚝壳等堆积物。
据霍氏集团最老资格的员工凌汉伟回忆，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从广州到香港来，就应霍英东之邀到玉记船厂任职。凌汉伟原在广东省船政局工作，霍经营货运生意期间时常上广州找凌汉伟办理海运通行证、许可证之类的手续，两人因而结识。凌汉伟介绍说，50年代初期，港府征用玉记船厂厂址，但补偿九龙油塘湾的一幅地给“玉记”。后来，“玉记”发展越来越大，由修葺船只到造船，而后扩展成为香港造船行业颇负盛名的有荣船厂。
外界莫衷一是的朝鲜战争经历
霍英东的志向并不在帮母亲从事货运生意和经营玉记船厂。他总在等侯、寻找机会，以期“再战江湖”。
1950年年中，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给霍英东提供了一次从事贸易发财的好机会。当时，美军出兵朝鲜半岛，支持李承晚政权，攻打金日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派志愿军入朝，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之后，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实施。1951年6月16日，英国就此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它占领的香港)输往中国。
这样一来，内地民众和援朝部队所需的一些物资就严重短缺。对此，中国也做出适应的对策，其部署是：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香港素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禁运”一实施，香港自然首当其冲。据一部关于香港发展过程的史书记载，当时，香港“百业萧条，满街满巷都是失业的工人，数以万计的贫民，在港九一带的山坡上栖身，在简陋破败的木屋区中，愁眉不展。”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暂维持香港现状的对策，其实与当时西方国家封杀中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有关。正如《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所言，“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就可以将香港变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的一个通道，粉碎孤立、封锁和包围中国的企图；同时，利用香港转口港的地位，发展进出口贸易，保持中国的外汇平衡，亦是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特别需要。”
果然，朝鲜战争一爆发，香港的这个窗口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
香港有一些商人瞄准机会，趁机与内地做生意，偷运一些适时的物资到内地去。正如上述那本史书所写：“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
霍英东参与运送联合国禁运的物资到中国内地，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真实、详尽的情况却始终不被世人所知。多年来，对自己这段海上贸易发迹的经历，虽然不能说霍英东守口如瓶，但说他讳莫如深应不为过。正因为如此，霍的这段经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盲点”——虽然也曾有报章轻描淡写提过此事。这也为霍英东的发迹史平添了几分传奇和神秘的色彩。
多年来，对于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市井坊间流传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霍英东靠走私起家”；二是“霍英东那时曾做过军火生意”。而报章杂志，对此亦有过披露，但都是一些蜻蜓点水武的文字，寥寥几句说霍英东冲破“禁运”，运送物资到内地，仅此而已，点到即止。
这段经历，不仅是霍英东的事业起点和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且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另外，由于这段经历，外界莫衷一是，而成为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为了让读者直接、准确地了解到霍英东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看法，以下有关的内容，我将较多直接gI用我和霍英东的采访对话记录。
朝鲜战争生意由贩卖柴油开始
1995年7月4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又一次主动提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当时，我尚没有就这个问题发问。
“……再讲朝鲜战争，要赚共产党的钱，亦要讲求合理。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卖西药，一些过期的西药，搞得不少人吃了死亡。”
停了一会，霍英东接着说：“发国难财，肯定不会。其实，我在朝鲜战争时赚的钱很少……”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甚至有些沉重。
这次，霍英东是在谈论其它问题时，提及朝鲜战争的生意。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就此问题谈下去，我也没有提问。但我总是希望找机会，与他专门详谈这个问题。
等到8月11日，亦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我正式向霍英东提起朝鲜战争：“霍先生，朝鲜战争无疑是你一生中至为重要的转折点，你当时怎么想到要与内地做生意，是怎样介入其中的?”
霍英东很爽快，娓娓道来——
“讲来讲去，还是市场经济，在商言商。比如船用的柴油，禁运一开始，一些公司就停止供应柴油。我是做船运生意的，时常有些柴油剩余，于是就运到澳门。那是小生意，载一船柴油只赚几百元港币，做了一年才赚了1万多元，但已经很高兴了。到后来，内地需要大量物资，比如药品、胶管……差不多所有的物资，我们都经手。
“这段经历，在1997年前我都不想过分宣传。但有一条，当时，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用快艇运货，因为我们运的大多是一些粗重的物资，如厚铁皮、铁板、胶管。快艇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取合理、公道的方法。你知道。与内地做生意、打交道，如果有些东西不公道，就会有人说你发‘国难财’、 ‘抢购物资’——罪名可以由人讲。我有我的原则。当时，有些人卖西药，有些是假药，有些是过期药，或者没有消毒膜，这是伤天害理的。”
“据说你在朝鲜战争时赚了100多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我说。
“是的，是不少，但那是几年间赚来的，当时每天只睡几个钟头。那时，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其实不是的，我跟家里人讲过。当时的情况，所谓‘走私’的定义并不同，当时香港几乎是一个自由港，不是有税的。况且，我始终认为，对朝鲜战争的经历，解释、争论是没有用的，虽然我后来碰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被传递解出境……”霍英东所说的“递解出境”，是朝鲜战争之后几年的事。
“您说1997香港回归之前不想多讲，为什么?”
“因为港府可能说我犯法……”
“这件事是否牵涉很多人进去?”
“没有，基本上不会牵涉很多人进去，但当时帮我的人还有一些在香港。那时，真是很艰苦，第一年才赚一点钱，结果还被一个叫做阿作的伙计乱花完。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赚很多钱……”
中英对霍英东的评价各不相同
对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冲破“禁运”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经历，各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
中国内地称赞这是爱国的行为，而港英政府却一直认为这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后来也因此把霍英东的公司列入“黑名单”。当时，香港有不少公司都因为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比如“船王”包玉刚的公司就曾一度在“黑名单”之列，后来他还为此亲赴美国，向美政府表示抗议，最后美国政府才把他的公司从“黑名单”中剔除。
事实上，由于港府对霍英东有此看法，因而一直对他极为歧视，甚至一度封杀他的发展空间；而霍英东，也因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所有这些内容，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尽写到，这里先搁下不表。
就此事。我也曾经与霍家大公子——霍震霆谈过。我问他：“听你父亲说曾经对家里人谈过朝鲜战争时做生意的事，你们家里人怎样看待这段经历?”
霍震霆回答说：“当时，香港是一个乱世的社会，这种事并不怎样，很多人、不少阔佬都做过。那时，其实也就是拿些东西到内地卖那样简单。早期的事情，你怎样看都行，你歌颂也行……真正赚钱并不是靠这个，这只是为后来的事业打基础而已。”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那种“英雄主义”——敢于冒险、敢于接受挑战的性格，他当时介入海上贸易生意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从事这种贸易，霍英东比别人有条件，一来他早些年买卖过战时剩余物资，有这方面的门路和经验，二来他母亲当时还经营货运生意，有自己的船，也有不少熟悉的船客。
与内地通商，在当时向联合国挑衅，是非常危险的事；但霍英东顾不上这些，只要有钱赚，就要去搏一搏。霍英东海上冒险从事贸易，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3年下来，霍英东赚了不少钱，但付出的代价很大：他的身体变得更为瘦弱，体重只有103磅。
据霍英东说，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100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成功，成功率极低。失败者，不是当时被抓到，就是赚到一些钱后因使用不当而前功尽废。而霍英东正是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芸芸众商之中的佼佼者。
由于有不少像霍英东那样的海外商人冒着风险与内地通商，故中国政府最终还是度过了因联合国实施全面禁运、封锁而带来的暂时困境。比如，1953年，中国对西方市场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加了52％，接近1950年的水平。
决定冲破联合国对内地的“禁运”，与内地做生意，于霍英东而言，纯粹是在商言商的行为，还谈不上是自觉地支持中国政府；但事实上，霍英东的商业行为，是对当时遭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中国政府的极大支持。在这冒险的贸易中，霍英东与中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了中方的信任。这可能是霍英东后来在中方所属团体和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一些中方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大政治本钱。
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个“老爱国”，他与中方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很深远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