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的道路可以选择，征途的坷坎难以预料。
　　正当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歌声遍南北的时候，正当董立同志一心争取胜利、而胜利已经到来的时候，他却看不到人们舒展的眉头，欢庆的颜面，他却无法和同志们一起高举进军旗了，双目失明的不幸，无情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原来，1945年他当中共江苏省射阳县委书记的时候，他已经感到患有严重的眼疾。他与同志们一起外出工作时，常常因为视野不够清晰而碰人撞物、甚至绊倒；他开始看不清小字了，后来大字也难以辨认，他从“管状视野”——物象在眼里映不出全貌，只能看到局部——逐渐发展到仅有光感，不过才几年时间呵!
　　在那战火纷飞、艰难困苦的年代里，组织上仍然尽一切可能关怀着他：1947年曾设法秘密送他去上海医疗未成；1948年大连一解放，他就被辗转送到了那里住院医治，请了中外眼科专家给他会诊。然而，他身患先天性的、至今尚不易治愈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症”，治疗无效，从此他就眼前一片漆黑了。
　　对董立同志来说，这种打击无疑是严重的。1936年，他自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就决心将自己学得的全部知识奉献于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但日寇的铁蹄打破了他原有的计划。他几经思索，于1939年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队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战友们回忆说，在斗争中他英勇顽强，有智有谋，敌人很惧怕他。现在，新中国诞生不久，一切百废俱兴，正是他为国家效劳的大好时机，可他偏偏伸手不见五指，想工作又谈何容易。在完全失明的最初日子里，他彷徨、苦闷，以至自卑起来。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组织的温暖，同志的情谊，胜利的捷报，还有保尔·柯察金的坚强，刘胡兰、董存瑞的英勇，都深深地感动着他，激励着他。他认真地考虑今后，他冷静地面对现实。他不甘心就此默默度过残生，也不愿意事事依赖警卫员。他毕竟是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重新振作了起来。他请人读报、读书，他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大连休养期间，在两眼失明的情况下，他居然依靠自己的摸索，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关于供销社合同制问题的两篇文章，並且在报上发表了。1951年初，组织上根据他的坚决请求，分配他担任苏北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以后又继续担任江苏省供销社的领导职务。同志们都说，董立同志对供销社工作是作出了贡献的。
　　然而，“史无前例”的革命引出了史无前例的怪事。一些居心叵测的家伙竟污蔑他是个“假瞎子”，竟造谣说他眼睛里装有照相机……于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老干部、曾被江苏省级机关党委通报表扬过的优秀党员一下成了“反革命”，他竟然还被投进了监狱，饱尝过铁窗滋味，真让人难以想象!
　　
　　(二)
　　
　　长期与董立同志共事的同志们纷纷介绍，他那自强不息的精神令人感佩，他那克服困难的毅力令人敬仰。
　　董立同志主张“苦学”，他也确是这样做的。双目失明后，他原先单纯依靠听广播和他人的朗读来进行学习，可这毕竟不方便。在四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毅然学起了盲文。盲文是由凸起的“点”组合而成的。为了尽快地掌握这些不熟悉的文字，读过大学的他重又当起了小学生。他是那样地勤奋，几乎不问断地用手指去抚摸、抚摸，手指被高低不平的“点”磨破出血了，他也不想停息。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他就掌握了“读”，进而又学会了“写”。如今，他家里订阅着多种盲文书刊。
　　同志们说，董立同志並没有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而特殊起来。他有时会和大家一样地走路上下班，他有时也宁可去挤公共汽车而不轻易向公家要小汽车——他家有电话，单位的同志们也关心他，要部车子本是方便的事。甚至有时去外地检查工作，也愿意乘坐交通公司的车辆。
　　董立同志不愿当挂名领导，他常常找下属谈情况，听意见，他还不顾自己的种种不便而一次次地到基层去蹲点，去调查研究。就拿他退居二线当顾问以后、分管职工教育来说吧，1979年就三次去常熟县了解职工教育的情况。1980、1981年又数次去江都县考察，他亲自听课，总结“广开学路，多样教育”的方法，肯定了“贵在业余”的经验，並以点带面地在本系统推开。为了进一步搞好教育工作，他又特意去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纪念馆参观，听人讲解，他那认真学习的精神，使纪念馆的同志也深受感动。因为要编写供销合作社三十年的材料，他1981、1982年也曾多次奔走于大江南北，他撰写的关于供销社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已在几家报刊发表。
　　董立同志谦虚谨慎，又善于接近群众，与基层的营业员、会计员也谈得很融洽。他曾经分管政工，往往利用业余时间去“串门”了解情况，去做思想工作。哪位同志有病，他只要知道，总要抽空去探望一下；同志们有了困难，他会尽力协助解决。人们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向他吐露。他是位受人尊敬的同事和领导。
　　正如省级机关党委在通报表扬他的决定中说的。“双目失明后，仍能忘我的工作和顽强的学习，並密切联系群众。”——董立同志是无愧于这些评语的。
　　
　　(三)
　　
　　“乐观，苦学”，是董立同志的信条。他认为： “乐观才能苦学。光乐观不苦学是饱食终日。”他除了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外，还有着多姿多采的生活情趣。
　　他每天要在园子里或走廊里小跑几圈，然后手握一尺多长的圆木棍做“太极操”，还要用棍子槎揉脚底，他在想方设法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几十年来，他学拉过胡琴，手风琴，吹过口琴，弹过六弦琴，现在又转而喜爱“吉他”了。他还不时跟着孩子们学唱歌。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去脚场听戏、昕电影。连他的小外孙女都觉得有趣：外公竟那么喜欢听电视。
　　园子里的花开了，他要去欣赏一番：不是看，而是嗅，因事去北京，他也要“参观”故宫，“逛逛”颐和园，1981年，他居然与其他老干部一起乘轮去游览李白游览过的采石矶，並且在濛濛细雨中同样爬上了山颠。他说：“我虽照看不见祖国的美丽风光，但听一听江涛之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同样能领略到大自然的美。”他甚至会兴致勃勃地让老伴搀扶着前去参观这样那样的展销会：这倒並非为了买什么，去听一听展品介绍，去抚摸一下展品的样儿，他同样会感到无比的满足。
　　他，真是个充满乐观、热爱生活的人!
　　写下了有关董立同志的片断的感人事绩，我不禁；搁笔沉思起来；一个对革命有过贡献而又双目失明的人，本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党和人民对他的照顾，一个曾经遭受迫害的人，也许会“看破红尘”，百事不问，在舒适的家庭里享受天伦之乐。然而，董立同志並没有那样做，他也不愿那样做，他是党的人，他要为人民的事业而鞠躬尽瘁，他愿意生活得更有意义。他在1981年“七·一”的党小组会议上还赋诗抒怀：“同心同德紧跟党，愿献余年为国兴”，这是种什么精神?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
　　人生有几何?岁月莫蹉跎!——让我们都向这位可敬的老干部学习，向这位可敬的好党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