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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普通的家庭纠纷，一旦发生在明星身上，加上狗仔舆论的发酵，注定要掀起一场伦理道德层面的全民口水战。前段时间王宝强是焦点，这一次轮到了张靓颖。
张靓颖顶着广大网友让她醒一醒的呼声，在微博上怒斥“第一狗仔”卓伟挑唆母亲，连用了八个感叹号，可见情绪激烈。卓伟则发了一首《聽妈妈的话》予以回应，并没有拿出资深狗仔该拿出的证据。是与非，无从判断。
提起卓伟，娱乐圈的人都知道他，他可能是现今中国唯一一个让娱乐圈的人士忌惮的人，因为卓伟神出鬼没，总能在明星们认为别人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现场，然后把这些爆炸性八卦新闻通过媒体公开出来。
一篇新闻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卓伟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就像一个贫民窟，放眼望去，在他生活的区域内，基本上没有几个有文化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卓伟萌发了一个梦想，长大后做记者。在做记者之前，他在工厂做过文秘，由于他喜欢电影，后来辗转去了电影院做服务员，同时也给报纸写影评。2000年，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天津《每日新报》成立了娱乐新闻部，招聘记者，卓伟幸运地当上了记者。
卓伟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努力想把采访报道做好。卓伟说：“刚开始的时候任何经验、关系、人脉都没有，是靠自己一点点去拓展关系，提高自己，去发现新闻。很多时候我是从网络上发现新闻线索，还有一些是跟圈里人接触、聊天，看会不会发现一些新的线索。”当时卓伟写的一篇《长影厂卖摇篮织风景》第一次让他意识到做娱乐记者也会引起麻烦。报道出来后，长影厂找到报社，要起诉报社，说是假新闻。当然，最终长影厂还是把地给卖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工作还真是挺危险的。当时我刚刚入职四五个月，吓一跳，报社差点就把我给开了，幸亏我们领导保我，叫我改了一个名字，接着干。”
但卓伟注定是一个要惹麻烦的人。他在采访一个剧组的时候，听说张艺谋可能当电影局局长，也没有核实，就把报道写出来了，结果又引来一些麻烦。但直接导致卓伟被报社开除的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姜文参观靖国神社》的报道。他说：“我在《朝日新闻》的网站上看到《鬼子来了》在东京上映，觉得这个新闻还有点意思，就把那个打印下来，让人翻译，才知道《朝日新闻》驻北京的记者采访了姜文。姜文就在这个报道中提到他去过靖国神社，后来我去采访了《朝日新闻》驻北京的这个记者，证实了这件事，可是他也说是去参观，不是去参拜。但是报道出来后影响很大，大家觉得毕竟姜文是公众人物，虽然只是去参观，不是参拜，但可能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篇报道，卓伟被报社开除。卓伟说：“当时我对新闻记者这个行业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一，我喜欢看书，喜欢写东西，然后把自己的爱好跟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第二，干记者好像社会地位比较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但是，对于记者这个工作怎么去干，我当时还是很模糊的。”
丢掉了热爱的记者工作，卓伟到了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这段时间，卓伟几乎是度日如年，他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再回到媒体，继续做记者。终于他又等来了一个机会，光线传媒当时接手了一份报纸《明星周刊》，卓伟成了这份报纸的记者。当时《明星周刊》跑电影的记者已经到位，卓伟不能再去跑电影口了，报社领导给他分配一个工作：跑重点新闻。卓伟想，去剧组探班或者跑新闻发布会，肯定不算重点新闻，那到底什么叫重点新闻呢？“我觉得既然要做重点独家新闻，明星的八卦、感情这一块肯定得做。”
初试狗仔
2003年5月，卓伟第一次用狗仔队跟踪偷拍的方式做独家新闻，从此，中国大陆地区狗仔队正式诞生了。可是卓伟并不知道他要跟踪的明星住在哪里、开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尤其是，北京很大，这让卓伟很难获悉明星们的动态。
卓伟第一次跟拍的是刘晓庆。当时刘晓庆出狱的消息是他在采访一个跟刘晓庆合作过的演员时知道的。“人们一年多没见到刘晓庆了，这一年多她变成什么样子了？是胖了、瘦了、老了，还是憔悴了，这个东西是有卖点的。”在刘晓庆出狱的头天晚上，卓伟和《明星周刊》的摄影记者冯科去了秦城监狱。
提起冯科，也许人们不知道，很多明星的八卦照片都是他拍的，卓伟负责写文字。为此，冯科还被剧组的人打过，相机被扔进河里。卓伟也没有想到会和冯科成为搭档，而且这一搭档就是10年。卓伟说：“我们俩最初没有结成搭档，他那时候是个摄影记者，摄影记者就是发布会你也可以拍，探班、专访都可以拍，并没有说让他去当狗仔队去偷拍。而且领导也没有让我去干狗仔队，报社也没有任何支持。只是我自己觉得要做独家新闻，得用非常规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偷拍和跟踪，是我自己有这个意识。但我不是摄影，我就跟冯科聊，他还是对新闻职业有点追求的，希望能做点好新闻、大新闻。慢慢我们两个人就一起了。”
卓伟和冯科在秦城监狱外面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别的媒体也陆续来了，他们当天没有拍到刘晓庆，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出去的。“后来听说她一见门口有这么多记者，就推迟了一天，也有的人说她坐别的车蒙着面出去了，反正我们是没有拍到。后来我们又去了刘晓庆住的别墅，进了别墅去找去问，也没有见着。最后冯科装成一个民工混进了别墅，他也不知道刘晓庆住的别墅门牌号，听人说刘晓庆的别墅中间有一个喷泉，就在周围，他就躲在正装修的别墅里面。冯科进去的时候也没带吃的喝的，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最后也还是没有看见。但第二次拍到了，有人告诉他刘晓庆爱打羽毛球，经常去一个地方练羽毛球，然后他去那儿就拍到了。应该说用这种偷拍的方式第一个拍到的反响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刘晓庆出狱的首度曝光。” 卓伟后来听说王菲和李亚鹏谈恋爱，因为不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就四处打听，得知他们经常去女人街星吧路的一个酒吧。“酒吧的服务员说他们是经常来这里，我告诉他说下次他们再来马上给我打电话。结果当天晚上零点，服务员就给我打电话说，王菲、李亚鹏还有赵薇、韩红都来了，我们一听马上就奔过去。但是当天他们警惕性特别高，好像怀疑有人盯着，最后王菲跟李亚鹏出门的时候没有拍好，两个人分别坐两辆车走的。后来我就跟着李亚鹏，到了他住的别墅。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狗仔队，明星也不像现在家里有好几辆车，那个时候家里只有一辆车，警惕性也没有现在高。知道李亚鹏家了，接下来展开跟踪，跟了他有半个月，发现有一天李亚鹏去机场接王菲，然后就拍到了。后来又拍到李亚鹏跟王菲从别墅出来，去丽都饭店喝下午茶。”卓伟回忆说。
王菲和李亚鹏的恋情第一次通过媒体曝光，引来不少争议。卓伟说：“与现在相比，那时我们的经验特别少，资源特别少，所以干得也特别艰难。最后出了一篇新闻，人家还骂你，说你真无聊，为什么不去盯盯贪官，天天跟在明星后面转之类的话。但现在我发现有一个可喜的变化，我也经常看网上的留言跟帖，发现骂我们的人少了，不像以前，我们做一个跟拍八卦出来，很多人骂你。现在也有人会说你无聊、可耻，但是明显地减少了。人们对这种新闻也开始一点点接受了。”
开始，卓伟并不是每次都像拍到王菲和李亚鹏那样幸运，有很长时间他出门后不知道该到哪里找明星，所以，最初他只能去偷拍一些电影大片的剧照。
由于当时的电影大片在宣传推广之前，演员的造型设计都保密，这就给卓伟提供了机会，你不是保密吗，那我给你解密。卓伟和冯科俩人联手去偷拍剧照。
电影《十面埋伏》在北影厂拍摄内景时，卓伟有了机会去“探班”。头一天，他和冯科去摄影棚里把地形勘察了一遍。“他们在摄影棚里搭了一个妓院，摄影棚有几层楼高，但有铁的扶梯，上面有各种管道。如果要在摄影棚里面拍，只能在上面的管道中埋伏下来，居高临下地拍。冯科跟香港的狗仔约好第二天一起过来。但第二天早晨，他给香港记者打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就自己去了。他换了一身衣服，像个剧组人员，晃晃悠悠，当时现场正忙着弄灯光搬道具，也没有人注意他，他就混进去爬上管道，在上面他看到了那个香港的狗仔。“章子怡和刘德华的造型都给拍到了。”
接着，卓伟和冯科如法炮制去横店拍《无极》现场。在拍摄王在城楼上被射死的那场戏时，剧组搭了一个王城，并且把王城封了起来。如果想拍到现场演员，必须翻过城墙，从高处拍摄。“因为皇宫的城墙非常高，我们弄了个梯子，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爬上城墙，上面有个角楼，爬到角楼上能看到他们搭的王城，然后拍下来。后来《无极》上映宣传的时候，陈凯歌说他们看到偷拍的照片了，出来以后就想这是怎么拍的呢？看角度应该就是在那个角楼上。结果工作人员上去发现有易拉罐、丢弃的军大衣。陈凯歌说不知道是可气还是可敬，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得冯科还挺感动。”
最初，卓伟只是想做一个记者，却误打误撞做上了狗仔。当他成了狗仔，别人这样称呼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别的记者有些不同了。他写的新闻通过媒体发表后，让他很有成就感，他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很有成就感。我就是觉得，那么多报纸千方百计想做做不到，但我们能拍到、做到。”
在绝望时自己安慰自己
《明星周刊》并没有存在多久，很快停刊了。冯科去了新浪，卓伟去了《新京报》。在《新京报》工作，第一次让卓伟感觉到疲惫。在报社他没有固定要跑的口，领导就只告诉他去做调查新闻，做独家新闻。用狗仔队的手段做日报新闻，而且还没有专门跟他的摄影记者，这让卓伟有些吃不消。那时，卓伟在跟踪的时候有些绝望。他说：“记得有一次，有人传言陈建斌对蒋勤勤家暴，后来又说蒋勤勤怀孕了。我打听到蒋勤勤家住址，就来到蒋勤勤家小区门口。我也进不去，就在门口等着，觉得非常不靠谱。但是我心里有那么一线希望，出来进去的车我都看，看车里的人是不是蒋勤勤和陈建斌。我当时那种心理是特别无助，只知道人家可能在里面住，但你不知道人家开什么车，不知道人家住的哪一栋楼，别墅你又进不去，你只能靠进出的车在那里看。后来我给冯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着盯，我当时觉得特别无助。实际上，我这个人有点拗脾气，越是有人骂我，我就越要去干。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事情無聊，没意思，那我也要去干。别的记者舒舒服服去跑会拿红包，我就做这个新闻。我觉得我的新闻比他们的有价值，我培养出来的能力经验是我自己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会跑一辈子。而且我总说，当以后回顾自己职业经历的时候，我肯定会说哪条新闻是我做的，他们总不能跟别人说我参加了100个发布会，拿了100个红包吧？所以我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就是源于对这一份职业的热爱和追求。”
在《新京报》，卓伟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一篇报道惹怒了窦唯，窦唯跑到报社楼下把编辑的车给烧了，为此窦唯受到了行政拘留处罚。谈到这篇报道，卓伟说：“当时我看到窦唯接受采访时说唐朝乐队主唱丁武玩处女，我就采访了丁武的太太。她说让窦唯去精神病院看看病。那时窦唯跟高原离婚了，窦唯说高原找他要百万赡养费。实际上，高原根本没有找他要钱，他也没钱，一个月就给高原500块钱生活费，而且他们结了婚以后住的还是高原的房子。所以高原看到他的表态就特别生气，有一个朋友找我说，高原愿意接受我采访。后来可能她还有顾虑就没有接受采访。我说我写点问题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她后来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几个问题，我登在了报纸上。我觉得把采访对象逼急了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是假报道把人给逼急了;另一种可能是你是真报道，但你触动了他的痛处，把他给逼急了。”
大概是以前有过失实报道的教训，所以后来卓伟在写每一篇报道时都很慎重，要做到有图有真相。但是关于他的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说：“我发现那些名人都有一点毛病，总觉得别人好像要害他们，他们有两种最典型的心态：一种是受迫害妄想症;还有一种是认为别人总是要借他炒作。很多照片都是我们自己现场拍的，被拍的两个人有一方是名气比较大的大腕，另一方可能就不太有名。实际上我们跟谁都不认识。总有人认为是一方安排我们去拍的，想借他炒作。这种事我不干。” 辛苦，奔波，有时甚至还要冒着危险，还不被人理解，这是狗仔队要面对的。卓伟也不例外，再热爱这份工作，也会有疲惫的时候。“绝望、虚无、疲惫，甚至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做得没有价值，这些肯定都有过，关键就是得靠自己去调节。我从书上来找一些启示，找一些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看过一篇文章叫《为时迁鸣不平》，那篇文章说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时迁排在倒数第二位，但是他说时迁的功劳比那些排在前面的人都大。三打祝家庄，时迁进入了祝家庄，把那些坑都标上了记号，才打下来。打大名府，时迁进了大名府，火烧翠云楼，里应外合才打下来。时迁盗甲骗徐宁上山，才破了连环马。有些人，比如关胜之类都排在前面，但是他们有什么战绩呢？没有写。要是按照战功和战绩，时迁不应该排在最后几名，他应该排在三十六天罡，而且还得是靠前的。为什么要把他排在倒数那几名呢？就是因为时迁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他采取的手段都是非常规手段，这对于时迁来讲是不公正的。战争不在乎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因为兵不厌诈，它在乎的是结果。在中国人传统道德观念里面，肯定是带有某些偏见的。但对于记者来讲，不管是采取什么手段，只要你的手段不违法，我做到新闻才是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梁启超说李鸿章：‘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你要是天天去跑会，天天去发会稿，没有人会骂你。”一转眼，卓伟的狗仔队生涯已有十余年。“我们也是一步一步，一路坎坷艰辛走过来的。”卓伟说。
把传闻变成现实
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卓伟发现他和报纸的风格越来越不相容，他喜欢用偷拍跟踪的方式报道八卦新闻，所以工作不到一年，他便辭职去了《南都娱乐周刊》。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卓伟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在他的眼里，一幅完整的北京娱乐明星地形图慢慢被勾勒出来。卓伟说：“娱乐圈开新闻发布会，我都会去，要是以前没有盯过的明星，我就会跟着他回家，这个人住哪儿、车牌号是多少，一点一点就积累起来了，后来形成一个系统的资料库，之后他们住址、车牌更新，我的资料库也会随着更新。”
盯什么人、怎么盯，是有讲究的。首先，这个明星要有一定关注度，这样拍出来的新闻才有轰动效果。其次，要时时刻刻留意他们的新闻动态，一些常规报道成了卓伟下手的参考信息。甚至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也得当回事去分析。他举例说：“有传言说汪峰和章子怡好上了，我们盯了20多天后拍到了。”
过去，即使是靠一些公开的新闻报道分析明星的行踪，也常常会扑空，卓伟说他有过盯了人家好几天，后来才知道人家早就不在北京了的情况。“现在有了微博，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查查微博，大概能知道他们在哪里。”
最让卓伟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拍到王菲和李亚鹏离婚。当时他在微博上看到他们俩去乌鲁木齐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卓伟凭直觉判断不像是参加公益活动，肯定有什么事情，便准备去一趟乌鲁木齐。就在这时，汪峰的经纪公司找到他，希望不要发汪峰和章子怡恋爱的稿子，这件事把卓伟绊住了。“结果汪峰在微博上自己爆出离婚的消息，他要不是知道我们拍到他和章子怡的事情，他能自己爆出离婚的消息吗？他也知道压不住了，早晚要爆出来，所以他先爆出来自己离婚。”结果，他既没有拍到王菲和李亚鹏，也没有提前把汪峰和章子怡恋爱的消息发出来。
每一条爆炸性娱乐新闻的背后，都有一段漫长甚至麻烦的等待。当初卓伟盯夏雨和高圆圆，前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卓伟知道高圆圆和张亚东分手了，夏雨和袁泉也分手了，恰好这时夏雨和高圆圆排演孟京辉的话剧《艳遇》，卓伟感觉这俩人会有事儿，决定先盯高圆圆，看看她有没有新男友。他和冯科去地安门国家话剧院排练场等候，结果冯科上厕所时碰上了高圆圆。当排练结束后，俩人便跟着高圆圆离开了排练场。路上，他们发现后面有车在跟踪他们。没一会儿高圆圆给冯科打电话，说她现在还没男友，别盯了。冯科脸皮儿薄，就说别盯了。卓伟说，那咱们去盯夏雨。
“当时我们不知道高圆圆住哪儿、开什么车，也不知道夏雨住哪儿、开什么车，都是这么盯出来的，积累出来的。最后终于盯出结果，这个时间跨度是两个多月。话剧《艳遇》终于在保利剧院公演了，演出结束我说再盯盯夏雨，然后就看见高圆圆上了夏雨的车，他们一块儿开车到了簋街，后来剧组别的人也来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我跟冯科说，‘你说一会儿吃完饭，高圆圆会不会去夏雨家？’冯科还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嘛。结果吃到半截儿的时候，高圆圆的助理开车来了，接上高圆圆先走了。高圆圆家在西边，夏雨家在东边。我说如果她的车朝西边走，咱就不跟了，如果她的车朝东边走，咱们就跟。结果她的车真的朝东边走了……”
卓伟常常拿一句话鼓励自己：死死盯住，必有好处;盯住不放，必有进账。
（赵静荐自《三联生活周刊》）
张靓颖顶着广大网友让她醒一醒的呼声，在微博上怒斥“第一狗仔”卓伟挑唆母亲，连用了八个感叹号，可见情绪激烈。卓伟则发了一首《聽妈妈的话》予以回应，并没有拿出资深狗仔该拿出的证据。是与非，无从判断。
提起卓伟，娱乐圈的人都知道他，他可能是现今中国唯一一个让娱乐圈的人士忌惮的人，因为卓伟神出鬼没，总能在明星们认为别人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现场，然后把这些爆炸性八卦新闻通过媒体公开出来。
一篇新闻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卓伟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就像一个贫民窟，放眼望去，在他生活的区域内，基本上没有几个有文化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卓伟萌发了一个梦想，长大后做记者。在做记者之前，他在工厂做过文秘，由于他喜欢电影，后来辗转去了电影院做服务员，同时也给报纸写影评。2000年，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天津《每日新报》成立了娱乐新闻部，招聘记者，卓伟幸运地当上了记者。
卓伟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努力想把采访报道做好。卓伟说：“刚开始的时候任何经验、关系、人脉都没有，是靠自己一点点去拓展关系，提高自己，去发现新闻。很多时候我是从网络上发现新闻线索，还有一些是跟圈里人接触、聊天，看会不会发现一些新的线索。”当时卓伟写的一篇《长影厂卖摇篮织风景》第一次让他意识到做娱乐记者也会引起麻烦。报道出来后，长影厂找到报社，要起诉报社，说是假新闻。当然，最终长影厂还是把地给卖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工作还真是挺危险的。当时我刚刚入职四五个月，吓一跳，报社差点就把我给开了，幸亏我们领导保我，叫我改了一个名字，接着干。”
但卓伟注定是一个要惹麻烦的人。他在采访一个剧组的时候，听说张艺谋可能当电影局局长，也没有核实，就把报道写出来了，结果又引来一些麻烦。但直接导致卓伟被报社开除的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姜文参观靖国神社》的报道。他说：“我在《朝日新闻》的网站上看到《鬼子来了》在东京上映，觉得这个新闻还有点意思，就把那个打印下来，让人翻译，才知道《朝日新闻》驻北京的记者采访了姜文。姜文就在这个报道中提到他去过靖国神社，后来我去采访了《朝日新闻》驻北京的这个记者，证实了这件事，可是他也说是去参观，不是去参拜。但是报道出来后影响很大，大家觉得毕竟姜文是公众人物，虽然只是去参观，不是参拜，但可能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篇报道，卓伟被报社开除。卓伟说：“当时我对新闻记者这个行业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一，我喜欢看书，喜欢写东西，然后把自己的爱好跟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第二，干记者好像社会地位比较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但是，对于记者这个工作怎么去干，我当时还是很模糊的。”
丢掉了热爱的记者工作，卓伟到了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这段时间，卓伟几乎是度日如年，他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再回到媒体，继续做记者。终于他又等来了一个机会，光线传媒当时接手了一份报纸《明星周刊》，卓伟成了这份报纸的记者。当时《明星周刊》跑电影的记者已经到位，卓伟不能再去跑电影口了，报社领导给他分配一个工作：跑重点新闻。卓伟想，去剧组探班或者跑新闻发布会，肯定不算重点新闻，那到底什么叫重点新闻呢？“我觉得既然要做重点独家新闻，明星的八卦、感情这一块肯定得做。”
初试狗仔
2003年5月，卓伟第一次用狗仔队跟踪偷拍的方式做独家新闻，从此，中国大陆地区狗仔队正式诞生了。可是卓伟并不知道他要跟踪的明星住在哪里、开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尤其是，北京很大，这让卓伟很难获悉明星们的动态。
卓伟第一次跟拍的是刘晓庆。当时刘晓庆出狱的消息是他在采访一个跟刘晓庆合作过的演员时知道的。“人们一年多没见到刘晓庆了，这一年多她变成什么样子了？是胖了、瘦了、老了，还是憔悴了，这个东西是有卖点的。”在刘晓庆出狱的头天晚上，卓伟和《明星周刊》的摄影记者冯科去了秦城监狱。
提起冯科，也许人们不知道，很多明星的八卦照片都是他拍的，卓伟负责写文字。为此，冯科还被剧组的人打过，相机被扔进河里。卓伟也没有想到会和冯科成为搭档，而且这一搭档就是10年。卓伟说：“我们俩最初没有结成搭档，他那时候是个摄影记者，摄影记者就是发布会你也可以拍，探班、专访都可以拍，并没有说让他去当狗仔队去偷拍。而且领导也没有让我去干狗仔队，报社也没有任何支持。只是我自己觉得要做独家新闻，得用非常规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偷拍和跟踪，是我自己有这个意识。但我不是摄影，我就跟冯科聊，他还是对新闻职业有点追求的，希望能做点好新闻、大新闻。慢慢我们两个人就一起了。”
卓伟和冯科在秦城监狱外面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别的媒体也陆续来了，他们当天没有拍到刘晓庆，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出去的。“后来听说她一见门口有这么多记者，就推迟了一天，也有的人说她坐别的车蒙着面出去了，反正我们是没有拍到。后来我们又去了刘晓庆住的别墅，进了别墅去找去问，也没有见着。最后冯科装成一个民工混进了别墅，他也不知道刘晓庆住的别墅门牌号，听人说刘晓庆的别墅中间有一个喷泉，就在周围，他就躲在正装修的别墅里面。冯科进去的时候也没带吃的喝的，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最后也还是没有看见。但第二次拍到了，有人告诉他刘晓庆爱打羽毛球，经常去一个地方练羽毛球，然后他去那儿就拍到了。应该说用这种偷拍的方式第一个拍到的反响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刘晓庆出狱的首度曝光。” 卓伟后来听说王菲和李亚鹏谈恋爱，因为不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就四处打听，得知他们经常去女人街星吧路的一个酒吧。“酒吧的服务员说他们是经常来这里，我告诉他说下次他们再来马上给我打电话。结果当天晚上零点，服务员就给我打电话说，王菲、李亚鹏还有赵薇、韩红都来了，我们一听马上就奔过去。但是当天他们警惕性特别高，好像怀疑有人盯着，最后王菲跟李亚鹏出门的时候没有拍好，两个人分别坐两辆车走的。后来我就跟着李亚鹏，到了他住的别墅。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狗仔队，明星也不像现在家里有好几辆车，那个时候家里只有一辆车，警惕性也没有现在高。知道李亚鹏家了，接下来展开跟踪，跟了他有半个月，发现有一天李亚鹏去机场接王菲，然后就拍到了。后来又拍到李亚鹏跟王菲从别墅出来，去丽都饭店喝下午茶。”卓伟回忆说。
王菲和李亚鹏的恋情第一次通过媒体曝光，引来不少争议。卓伟说：“与现在相比，那时我们的经验特别少，资源特别少，所以干得也特别艰难。最后出了一篇新闻，人家还骂你，说你真无聊，为什么不去盯盯贪官，天天跟在明星后面转之类的话。但现在我发现有一个可喜的变化，我也经常看网上的留言跟帖，发现骂我们的人少了，不像以前，我们做一个跟拍八卦出来，很多人骂你。现在也有人会说你无聊、可耻，但是明显地减少了。人们对这种新闻也开始一点点接受了。”
开始，卓伟并不是每次都像拍到王菲和李亚鹏那样幸运，有很长时间他出门后不知道该到哪里找明星，所以，最初他只能去偷拍一些电影大片的剧照。
由于当时的电影大片在宣传推广之前，演员的造型设计都保密，这就给卓伟提供了机会，你不是保密吗，那我给你解密。卓伟和冯科俩人联手去偷拍剧照。
电影《十面埋伏》在北影厂拍摄内景时，卓伟有了机会去“探班”。头一天，他和冯科去摄影棚里把地形勘察了一遍。“他们在摄影棚里搭了一个妓院，摄影棚有几层楼高，但有铁的扶梯，上面有各种管道。如果要在摄影棚里面拍，只能在上面的管道中埋伏下来，居高临下地拍。冯科跟香港的狗仔约好第二天一起过来。但第二天早晨，他给香港记者打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就自己去了。他换了一身衣服，像个剧组人员，晃晃悠悠，当时现场正忙着弄灯光搬道具，也没有人注意他，他就混进去爬上管道，在上面他看到了那个香港的狗仔。“章子怡和刘德华的造型都给拍到了。”
接着，卓伟和冯科如法炮制去横店拍《无极》现场。在拍摄王在城楼上被射死的那场戏时，剧组搭了一个王城，并且把王城封了起来。如果想拍到现场演员，必须翻过城墙，从高处拍摄。“因为皇宫的城墙非常高，我们弄了个梯子，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爬上城墙，上面有个角楼，爬到角楼上能看到他们搭的王城，然后拍下来。后来《无极》上映宣传的时候，陈凯歌说他们看到偷拍的照片了，出来以后就想这是怎么拍的呢？看角度应该就是在那个角楼上。结果工作人员上去发现有易拉罐、丢弃的军大衣。陈凯歌说不知道是可气还是可敬，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得冯科还挺感动。”
最初，卓伟只是想做一个记者，却误打误撞做上了狗仔。当他成了狗仔，别人这样称呼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别的记者有些不同了。他写的新闻通过媒体发表后，让他很有成就感，他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很有成就感。我就是觉得，那么多报纸千方百计想做做不到，但我们能拍到、做到。”
在绝望时自己安慰自己
《明星周刊》并没有存在多久，很快停刊了。冯科去了新浪，卓伟去了《新京报》。在《新京报》工作，第一次让卓伟感觉到疲惫。在报社他没有固定要跑的口，领导就只告诉他去做调查新闻，做独家新闻。用狗仔队的手段做日报新闻，而且还没有专门跟他的摄影记者，这让卓伟有些吃不消。那时，卓伟在跟踪的时候有些绝望。他说：“记得有一次，有人传言陈建斌对蒋勤勤家暴，后来又说蒋勤勤怀孕了。我打听到蒋勤勤家住址，就来到蒋勤勤家小区门口。我也进不去，就在门口等着，觉得非常不靠谱。但是我心里有那么一线希望，出来进去的车我都看，看车里的人是不是蒋勤勤和陈建斌。我当时那种心理是特别无助，只知道人家可能在里面住，但你不知道人家开什么车，不知道人家住的哪一栋楼，别墅你又进不去，你只能靠进出的车在那里看。后来我给冯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着盯，我当时觉得特别无助。实际上，我这个人有点拗脾气，越是有人骂我，我就越要去干。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事情無聊，没意思，那我也要去干。别的记者舒舒服服去跑会拿红包，我就做这个新闻。我觉得我的新闻比他们的有价值，我培养出来的能力经验是我自己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会跑一辈子。而且我总说，当以后回顾自己职业经历的时候，我肯定会说哪条新闻是我做的，他们总不能跟别人说我参加了100个发布会，拿了100个红包吧？所以我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就是源于对这一份职业的热爱和追求。”
在《新京报》，卓伟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一篇报道惹怒了窦唯，窦唯跑到报社楼下把编辑的车给烧了，为此窦唯受到了行政拘留处罚。谈到这篇报道，卓伟说：“当时我看到窦唯接受采访时说唐朝乐队主唱丁武玩处女，我就采访了丁武的太太。她说让窦唯去精神病院看看病。那时窦唯跟高原离婚了，窦唯说高原找他要百万赡养费。实际上，高原根本没有找他要钱，他也没钱，一个月就给高原500块钱生活费，而且他们结了婚以后住的还是高原的房子。所以高原看到他的表态就特别生气，有一个朋友找我说，高原愿意接受我采访。后来可能她还有顾虑就没有接受采访。我说我写点问题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她后来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几个问题，我登在了报纸上。我觉得把采访对象逼急了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是假报道把人给逼急了;另一种可能是你是真报道，但你触动了他的痛处，把他给逼急了。”
大概是以前有过失实报道的教训，所以后来卓伟在写每一篇报道时都很慎重，要做到有图有真相。但是关于他的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说：“我发现那些名人都有一点毛病，总觉得别人好像要害他们，他们有两种最典型的心态：一种是受迫害妄想症;还有一种是认为别人总是要借他炒作。很多照片都是我们自己现场拍的，被拍的两个人有一方是名气比较大的大腕，另一方可能就不太有名。实际上我们跟谁都不认识。总有人认为是一方安排我们去拍的，想借他炒作。这种事我不干。” 辛苦，奔波，有时甚至还要冒着危险，还不被人理解，这是狗仔队要面对的。卓伟也不例外，再热爱这份工作，也会有疲惫的时候。“绝望、虚无、疲惫，甚至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做得没有价值，这些肯定都有过，关键就是得靠自己去调节。我从书上来找一些启示，找一些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看过一篇文章叫《为时迁鸣不平》，那篇文章说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时迁排在倒数第二位，但是他说时迁的功劳比那些排在前面的人都大。三打祝家庄，时迁进入了祝家庄，把那些坑都标上了记号，才打下来。打大名府，时迁进了大名府，火烧翠云楼，里应外合才打下来。时迁盗甲骗徐宁上山，才破了连环马。有些人，比如关胜之类都排在前面，但是他们有什么战绩呢？没有写。要是按照战功和战绩，时迁不应该排在最后几名，他应该排在三十六天罡，而且还得是靠前的。为什么要把他排在倒数那几名呢？就是因为时迁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他采取的手段都是非常规手段，这对于时迁来讲是不公正的。战争不在乎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因为兵不厌诈，它在乎的是结果。在中国人传统道德观念里面，肯定是带有某些偏见的。但对于记者来讲，不管是采取什么手段，只要你的手段不违法，我做到新闻才是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梁启超说李鸿章：‘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你要是天天去跑会，天天去发会稿，没有人会骂你。”一转眼，卓伟的狗仔队生涯已有十余年。“我们也是一步一步，一路坎坷艰辛走过来的。”卓伟说。
把传闻变成现实
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卓伟发现他和报纸的风格越来越不相容，他喜欢用偷拍跟踪的方式报道八卦新闻，所以工作不到一年，他便辭职去了《南都娱乐周刊》。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卓伟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在他的眼里，一幅完整的北京娱乐明星地形图慢慢被勾勒出来。卓伟说：“娱乐圈开新闻发布会，我都会去，要是以前没有盯过的明星，我就会跟着他回家，这个人住哪儿、车牌号是多少，一点一点就积累起来了，后来形成一个系统的资料库，之后他们住址、车牌更新，我的资料库也会随着更新。”
盯什么人、怎么盯，是有讲究的。首先，这个明星要有一定关注度，这样拍出来的新闻才有轰动效果。其次，要时时刻刻留意他们的新闻动态，一些常规报道成了卓伟下手的参考信息。甚至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也得当回事去分析。他举例说：“有传言说汪峰和章子怡好上了，我们盯了20多天后拍到了。”
过去，即使是靠一些公开的新闻报道分析明星的行踪，也常常会扑空，卓伟说他有过盯了人家好几天，后来才知道人家早就不在北京了的情况。“现在有了微博，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查查微博，大概能知道他们在哪里。”
最让卓伟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拍到王菲和李亚鹏离婚。当时他在微博上看到他们俩去乌鲁木齐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卓伟凭直觉判断不像是参加公益活动，肯定有什么事情，便准备去一趟乌鲁木齐。就在这时，汪峰的经纪公司找到他，希望不要发汪峰和章子怡恋爱的稿子，这件事把卓伟绊住了。“结果汪峰在微博上自己爆出离婚的消息，他要不是知道我们拍到他和章子怡的事情，他能自己爆出离婚的消息吗？他也知道压不住了，早晚要爆出来，所以他先爆出来自己离婚。”结果，他既没有拍到王菲和李亚鹏，也没有提前把汪峰和章子怡恋爱的消息发出来。
每一条爆炸性娱乐新闻的背后，都有一段漫长甚至麻烦的等待。当初卓伟盯夏雨和高圆圆，前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卓伟知道高圆圆和张亚东分手了，夏雨和袁泉也分手了，恰好这时夏雨和高圆圆排演孟京辉的话剧《艳遇》，卓伟感觉这俩人会有事儿，决定先盯高圆圆，看看她有没有新男友。他和冯科去地安门国家话剧院排练场等候，结果冯科上厕所时碰上了高圆圆。当排练结束后，俩人便跟着高圆圆离开了排练场。路上，他们发现后面有车在跟踪他们。没一会儿高圆圆给冯科打电话，说她现在还没男友，别盯了。冯科脸皮儿薄，就说别盯了。卓伟说，那咱们去盯夏雨。
“当时我们不知道高圆圆住哪儿、开什么车，也不知道夏雨住哪儿、开什么车，都是这么盯出来的，积累出来的。最后终于盯出结果，这个时间跨度是两个多月。话剧《艳遇》终于在保利剧院公演了，演出结束我说再盯盯夏雨，然后就看见高圆圆上了夏雨的车，他们一块儿开车到了簋街，后来剧组别的人也来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我跟冯科说，‘你说一会儿吃完饭，高圆圆会不会去夏雨家？’冯科还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嘛。结果吃到半截儿的时候，高圆圆的助理开车来了，接上高圆圆先走了。高圆圆家在西边，夏雨家在东边。我说如果她的车朝西边走，咱就不跟了，如果她的车朝东边走，咱们就跟。结果她的车真的朝东边走了……”
卓伟常常拿一句话鼓励自己：死死盯住，必有好处;盯住不放，必有进账。
（赵静荐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