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的波动性与发达市场的波动性将实实在在地趋向一致。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流入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增加了4倍，而同一时期名义GDP则只增长了2倍。更广泛的私人资本流入指标也是如此，其中还包括银行借贷和直接投资。
　　资本流入相对于GDP的较快增长，意味着在压力时期的资本流出格外令人痛苦。我们反复看到，投资者由于担心不熟悉的情况而导致一种从众心理，纷纷将资金撤回更加熟悉的国内市场。因而，未来几年内，投资者需要留意那些最容易遭遇这种情形的经济体。正如最近我们看到的，“双赤字”（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国家的这种风险很大，而且，诸如提高利率等一些必要但却阻碍增长的政策会更加常见，也会以更大的力度呈现。
　　对容易受冲击的经济体来说，外汇储备缩水的步伐也将加快，投资者需要警惕那些储备趋于减少的地方，以发现潜在的货币危机。
　　尽管未来几年资本流动增加将导致波动性加剧，但我们预计这种变化将呈现“J型曲线”的形态：跨境资本联系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外商投资和往来关系已经根深蒂固，压力时期资金撤回本国的动力将逐渐减少。接下来的问题是：资本流动变化趋势将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到达这个临界点？预测一个确切的日期很荒唐，但我们可以确定几个必要的前兆。
　　首先，新兴市场将需要扩大本国上市股票市值。目前新兴市场在全球GDP中占比近半，但在MSCI全股指数（MSCI All-Share Index）中占比却不到15%。这意味着，在目前，金融市场投资者将资金撤回本国时，他们的投资收益相对于基准股指来说并没有面临很大的风险。新兴市场股票市值所占比重扩大将改变这种做法。
　　为了实现这点，新兴市场不但需要继续增长，也需要推行经济自由化，国有产业私有化。私人资本更广泛流动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更深的金融一体化。一种新兴市场货币崛起并挑战美元显然会起到作用。
　　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人民币。目前中国政府已经与22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很多人预期，到2015年左右，人民币将成为三大贸易货币之一。最后，发达市场越来越多的公司迁移到新兴市场，从而更加接近增长型市场，这在压力时期应该能够降低资本撤离的欲望。这一趋势已经显现：《经济学人》（Economist）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四年来，在亚洲派驻“高管”的西方公司比例已经翻番。
　　此外，发达市场机构面向新兴市场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多地通过当地分支机构来完成，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出现资金撤离。遗憾的是，等到所有这些因素齐备将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此外，人民币能否发展成一种全球储备货币，要看中国能否成功转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个转型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资本流出的冲击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其后才有望好转，因此投资者需要多加警惕那些“双赤字”国家。
　　然而，一旦上述三个因素全都具备，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将密切融合，从而消除投资者在压力时期撤回资本的从众心理。结果，新兴市场的波动性与发达市场的波动性将实实在在地趋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