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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哲学家张世英早年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享誉海内外，尤其是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精湛研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内学人。值得关注的是，及至晚年，张先生却回复到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上，结合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学习与思考，逐渐形成并系统地提出了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这一可以“与熊、冯、金的体系比肩”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体系。
复返其根，会通中西。在新体系的观照下，年近九秩的张先生再次焕发出惊人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谈虚拟，论想象，言境界，说希望，以不能自己的创造激情，连续出版了《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等一系列诗史思结合的学术精品。
一
有人说：“哲学是反体系的。”但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有偶然性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哲学体系的提出，既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当代开显，无形中又契合了西方后现代哲学转向的内蕴与大势，为当前渐趋碎片化的理论思考提供了一个纲举目张、浑然有体的参考镜像，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在新哲学体系的烛照下获得了全新的阐释，带给广大读者耳目一新、圆融无碍的澄明之感。
由是观之，张先生的《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一书，作为个人自传性文本，就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了解张先生生平及其半个多世纪学术心路历程的最佳窗口，也是直接把握其学术思想内核，以便较为快速地进入其哲学新体系的理想指南。张先生以“归途”二字来概括其哲学生涯，固然如其所描述的，“就像我的哲学足迹，虽然遍历中西古今，最终还是向往少年时期所迷恋的老庄家园一样”，是个人回归自我精神家园的真实写照，但这一回归及其晚年所发生的重大学术转向，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不无借鉴与启示意义。
这部篇幅不长的自传由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包括16篇回忆文章，附录部分则收录了张先生不同时期发表的相关随笔、代表性论文和若干记者访谈资料。
在回忆文章中，张先生以清晰简明的笔墨，生动地讲述了他从启蒙阶段以至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的问道生涯，对他60年来的学术发展道路做出了严格的自我解剖和深刻反思，特别是对改革开放近30年学术转型的心路历程作出了说明。
和许多会通中西的学术大家一样，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张世英熟读中国典籍文献，自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西南联大后，张先生先学经济，后出于对宇宙人生沉思默想的偏好，也由于受哲学家贺麟的巨大影响，转入哲学系，在冯友兰、贺麟、汤用彤、冯文潜、吴宓、金岳霖、闻一多等诸多学术大师的指引下，踏上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上下求索之路。
是时的西南联大名家荟萃。在张先生的笔下，每一位联大名师无不才情充沛、性格迥异、风采斐然。贺麟以“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诠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解说辩证法，通俗而新奇；讲授英国诗歌的吴宓，却重中国经典，给学生推荐的参考书大多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逻辑的沈有鼎和专治文学的闻一多同开“易经”课，却还像学生一样彼此旁听对方的课程，课后两人常比肩而谈，进行严肃的学术争论。前辈学者由博返约的大家气象、会通中西的世界眼光、崇尚学术的名士风范无疑对张先生日后的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先生当时看一些讲中国哲学史的书，常常觉得理论分析少，不甚了了，并因此而归罪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笼统、混沌。但听过冯友兰的课后，觉得他对许多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解释得那么清晰，评论得那么近情近理。当时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蕴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张先生认为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不重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少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更缺少演绎法有关。张先生日后关于中国哲学发展道路的许多思考，所阐发并系统提出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哲学体系，其实就包孕和涵摄了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积极因素。作为一位受传统旧学影响颇深的学者，张先生及至晚年都强调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希望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激活、惊醒中国传统哲学这头“雄狮”。
思想的发展总是在正反合的辩证之途中曲折演进的。如果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更多地将张先生引向了对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的重视的话，那么，西学造诣极深、西方哲学功底“如撒盐水中，化影响于无形，不露任何痕迹”的佛学大师汤用彤，则将张先生带入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玄远之境”。汤用彤讲授魏晋玄学，在课堂上强调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应物而无累于物”。汤先生说：“笛卡尔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他所强调的大家气象，给张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先生后来经常强调的既要重主客，又要超主客，强调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就与汤用彤当年的教诲有一定的联系。
在张先生的新体系中，哲学的根本问题被概括为人生的“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是指人与世界相结合的关系和方式，这又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主体——客体”的追问方式，一个是“人——世界”(“天人合一”)的追问方式。前者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两者是相互外在的东西；后者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内在关系。相应地，上述两个层次在中外哲学史和个人精神发展史上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阶段；以“主客二分”为主导的阶段；最后是经“主客二分”式思想的洗礼，包含“主体——客体”在内而又超越之的高级的“天人合一”阶段，又可称之为“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样，“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本是个人和人类精神发展的逻辑起点，又成为其最终归宿。
二
真正的哲学创新从来都不是积累性的，它归根结底是元哲学层面的重建，可谓“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而一旦取得突破，就为哲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张先生的新哲学体系冲决了主体性哲学狭窄眼界的限制，从元哲学层面揭示了西方现当代哲学转向的本质与趋势，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张先生强调“由‘在场的形而上学’到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思想转向”，从“有底论”向“无底论”转向。在张先生看来，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出场(在场)的方面，又有其未出场(不在场)的方面，在场的东西以不在场的东西为根底，彼此一体相通。由于这种根底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种根底也就是无底之底。既然当前在场的东西总是以隐蔽在其背后的不 在场的东西为根源或根底，那么人类认识的目的就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求真、追求主客观相一致，局限于眼前的在场之物，而更重要的是求新和创造。在一场《超越现实性哲学的对话》中，张先生就现实与虚拟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思考。他批评传统的现实性哲学框架，强调“哲学要创新，必须把想象、虚拟放在核心地位”；“想象把人的注意力指向不在场的领域，它是创造性和虚拟性的源泉。”
在审美观上，张先生强调审美意识在存在论上的根据就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按主客关系式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则无审美意识可言；审美意识，不属于主客关系，而是属于人与世界的融合，或者说天人合一。”为更深刻地揭示从主客关系的在世结构到超主客关系的在世结构，从重在场到重不在场的当今艺术哲学新方向，张先生结合中国古典诗论中的“隐秀说”，引用了元稹、柳宗元、杜甫等诗人的著名诗篇，阐幽抉微，妙语解颐。以诗意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了中国诗歌注重“意在言外”、“言约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之美，让人读后既感新奇信服，又倍觉亲切有味。
在伦理观上，张先生认为对“万物一体”的领悟是提高道德水平的基础，并呼吁在重视经世致用的同时，更多地提倡诗意境界和“民胞物与”的精神。在张先生看来，今天弘扬“万物一体”思想，更多提倡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一体之仁”的观念，人与人之间能够多一分一体同类之感，会多一分爱的温情。毫无疑问，这样的伦理观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奠定了哲学本体论上的依据，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弘扬。
在历史观上，张先生力主从传统的历史还原论到现代的古今融合论的转变。“万有相通”、“万物一体”，这是古今融合、传统与现代融合历史观的存在论依据。“过去与未来，古与今都是唯一的宇宙整体自我展开、自我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状态。所以，过去与未来、古与今虽不同而又能相通，历史的昨天和今天是一个相互贯通的有连续性的整体。”在历史研究中，有必要把古今沟通起来，而不是使古与今彼此异己，相互隔离。
显然，作为一位对主体性哲学有长期的深湛研究，对其利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的哲学家，张先生晚年所阐扬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绝不能被视为是对原始的“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简单回复，而是一种辩证的更高层次的回归。张先生对主体性哲学既有热情的肯定与吸收，又有独创的超越与发挥。把哲学规定为以进入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远境界之学，在张先生看来，这种境界“不是抛弃主客关系，而是需要和包括主客关系却又超越之”；“不是不需要知识和规律性、必然性，不是‘弃智’，而是需要广泛的知识和规律性、必然性而又超越知识、超越规律性、J必然性”；“不是不需要功利追求，而是既讲功利追求又超越功利追求”。因此，与传统的带有相当封闭性与停滞性、缺乏认识论支撑的旧“天人合一”体系相比，张先生所提倡的毋宁说是一种既有“万物一体”高远精神境界，又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之学。在张先生晚年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哲学导论》一书的结语中，他更将自己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命名为“希望哲学”，“希望就是虚拟”，“希望就是战斗”。这样的哲学，极目无限，元气淋漓，不曾见半点倦游归来的颓唐心境。可以说，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哲学体系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已跃升到一个崭新的思想层次。
张先生晚年的学术转向及其所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不仅对中国哲学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当代延续，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西方现当代思潮在中国语境中的现实出场路径，对我们高屋建瓴地理解与把握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未来走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是汉语圈学者对世界哲学做出的独特贡献。可以说，“归途”既是中国哲学的归乡之旅，也是民族思想原创的超越之途。
毫无疑问，当代的中国哲学建设不能固守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域和方向，只有在和世界哲学、特别是西方现当代哲学这个他者的对话中才能形成与发展。不过，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更需要实现一种真正的自觉，中西的会通与交流还亟待改变目前以西学为体的倾向。“穿越西方是为了更好地阅读中国”，西方的他者镜像构成了我们认识自己的必要前提，认识自己成为遍历西方的最终归宿。我们固然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的视界融合中拓展我们的思想起点，但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哲学和文化。诚如张先生所言：“我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优点也只有在与西方哲学结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自己的活力。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似乎尚处于沉睡中，需要用西方的思想来激活它们，而它们一旦被激活，就比西方的哲学思想更具魅力。”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踏上这样的“归途”。中华民族的学术还乡之日，也就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之时。
作者单位：《江海学刊》编辑部，副研究员，博士
(本文编辑 乔向春)
复返其根，会通中西。在新体系的观照下，年近九秩的张先生再次焕发出惊人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谈虚拟，论想象，言境界，说希望，以不能自己的创造激情，连续出版了《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等一系列诗史思结合的学术精品。
一
有人说：“哲学是反体系的。”但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有偶然性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哲学体系的提出，既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当代开显，无形中又契合了西方后现代哲学转向的内蕴与大势，为当前渐趋碎片化的理论思考提供了一个纲举目张、浑然有体的参考镜像，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在新哲学体系的烛照下获得了全新的阐释，带给广大读者耳目一新、圆融无碍的澄明之感。
由是观之，张先生的《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一书，作为个人自传性文本，就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了解张先生生平及其半个多世纪学术心路历程的最佳窗口，也是直接把握其学术思想内核，以便较为快速地进入其哲学新体系的理想指南。张先生以“归途”二字来概括其哲学生涯，固然如其所描述的，“就像我的哲学足迹，虽然遍历中西古今，最终还是向往少年时期所迷恋的老庄家园一样”，是个人回归自我精神家园的真实写照，但这一回归及其晚年所发生的重大学术转向，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不无借鉴与启示意义。
这部篇幅不长的自传由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包括16篇回忆文章，附录部分则收录了张先生不同时期发表的相关随笔、代表性论文和若干记者访谈资料。
在回忆文章中，张先生以清晰简明的笔墨，生动地讲述了他从启蒙阶段以至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的问道生涯，对他60年来的学术发展道路做出了严格的自我解剖和深刻反思，特别是对改革开放近30年学术转型的心路历程作出了说明。
和许多会通中西的学术大家一样，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张世英熟读中国典籍文献，自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西南联大后，张先生先学经济，后出于对宇宙人生沉思默想的偏好，也由于受哲学家贺麟的巨大影响，转入哲学系，在冯友兰、贺麟、汤用彤、冯文潜、吴宓、金岳霖、闻一多等诸多学术大师的指引下，踏上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上下求索之路。
是时的西南联大名家荟萃。在张先生的笔下，每一位联大名师无不才情充沛、性格迥异、风采斐然。贺麟以“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诠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解说辩证法，通俗而新奇；讲授英国诗歌的吴宓，却重中国经典，给学生推荐的参考书大多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逻辑的沈有鼎和专治文学的闻一多同开“易经”课，却还像学生一样彼此旁听对方的课程，课后两人常比肩而谈，进行严肃的学术争论。前辈学者由博返约的大家气象、会通中西的世界眼光、崇尚学术的名士风范无疑对张先生日后的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先生当时看一些讲中国哲学史的书，常常觉得理论分析少，不甚了了，并因此而归罪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笼统、混沌。但听过冯友兰的课后，觉得他对许多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解释得那么清晰，评论得那么近情近理。当时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蕴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张先生认为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不重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少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更缺少演绎法有关。张先生日后关于中国哲学发展道路的许多思考，所阐发并系统提出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哲学体系，其实就包孕和涵摄了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积极因素。作为一位受传统旧学影响颇深的学者，张先生及至晚年都强调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希望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激活、惊醒中国传统哲学这头“雄狮”。
思想的发展总是在正反合的辩证之途中曲折演进的。如果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更多地将张先生引向了对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的重视的话，那么，西学造诣极深、西方哲学功底“如撒盐水中，化影响于无形，不露任何痕迹”的佛学大师汤用彤，则将张先生带入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玄远之境”。汤用彤讲授魏晋玄学，在课堂上强调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应物而无累于物”。汤先生说：“笛卡尔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他所强调的大家气象，给张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先生后来经常强调的既要重主客，又要超主客，强调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就与汤用彤当年的教诲有一定的联系。
在张先生的新体系中，哲学的根本问题被概括为人生的“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是指人与世界相结合的关系和方式，这又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主体——客体”的追问方式，一个是“人——世界”(“天人合一”)的追问方式。前者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两者是相互外在的东西；后者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内在关系。相应地，上述两个层次在中外哲学史和个人精神发展史上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阶段；以“主客二分”为主导的阶段；最后是经“主客二分”式思想的洗礼，包含“主体——客体”在内而又超越之的高级的“天人合一”阶段，又可称之为“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样，“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本是个人和人类精神发展的逻辑起点，又成为其最终归宿。
二
真正的哲学创新从来都不是积累性的，它归根结底是元哲学层面的重建，可谓“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而一旦取得突破，就为哲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张先生的新哲学体系冲决了主体性哲学狭窄眼界的限制，从元哲学层面揭示了西方现当代哲学转向的本质与趋势，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张先生强调“由‘在场的形而上学’到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思想转向”，从“有底论”向“无底论”转向。在张先生看来，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出场(在场)的方面，又有其未出场(不在场)的方面，在场的东西以不在场的东西为根底，彼此一体相通。由于这种根底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种根底也就是无底之底。既然当前在场的东西总是以隐蔽在其背后的不 在场的东西为根源或根底，那么人类认识的目的就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求真、追求主客观相一致，局限于眼前的在场之物，而更重要的是求新和创造。在一场《超越现实性哲学的对话》中，张先生就现实与虚拟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思考。他批评传统的现实性哲学框架，强调“哲学要创新，必须把想象、虚拟放在核心地位”；“想象把人的注意力指向不在场的领域，它是创造性和虚拟性的源泉。”
在审美观上，张先生强调审美意识在存在论上的根据就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按主客关系式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则无审美意识可言；审美意识，不属于主客关系，而是属于人与世界的融合，或者说天人合一。”为更深刻地揭示从主客关系的在世结构到超主客关系的在世结构，从重在场到重不在场的当今艺术哲学新方向，张先生结合中国古典诗论中的“隐秀说”，引用了元稹、柳宗元、杜甫等诗人的著名诗篇，阐幽抉微，妙语解颐。以诗意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了中国诗歌注重“意在言外”、“言约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之美，让人读后既感新奇信服，又倍觉亲切有味。
在伦理观上，张先生认为对“万物一体”的领悟是提高道德水平的基础，并呼吁在重视经世致用的同时，更多地提倡诗意境界和“民胞物与”的精神。在张先生看来，今天弘扬“万物一体”思想，更多提倡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一体之仁”的观念，人与人之间能够多一分一体同类之感，会多一分爱的温情。毫无疑问，这样的伦理观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奠定了哲学本体论上的依据，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弘扬。
在历史观上，张先生力主从传统的历史还原论到现代的古今融合论的转变。“万有相通”、“万物一体”，这是古今融合、传统与现代融合历史观的存在论依据。“过去与未来，古与今都是唯一的宇宙整体自我展开、自我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状态。所以，过去与未来、古与今虽不同而又能相通，历史的昨天和今天是一个相互贯通的有连续性的整体。”在历史研究中，有必要把古今沟通起来，而不是使古与今彼此异己，相互隔离。
显然，作为一位对主体性哲学有长期的深湛研究，对其利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的哲学家，张先生晚年所阐扬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绝不能被视为是对原始的“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简单回复，而是一种辩证的更高层次的回归。张先生对主体性哲学既有热情的肯定与吸收，又有独创的超越与发挥。把哲学规定为以进入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远境界之学，在张先生看来，这种境界“不是抛弃主客关系，而是需要和包括主客关系却又超越之”；“不是不需要知识和规律性、必然性，不是‘弃智’，而是需要广泛的知识和规律性、必然性而又超越知识、超越规律性、J必然性”；“不是不需要功利追求，而是既讲功利追求又超越功利追求”。因此，与传统的带有相当封闭性与停滞性、缺乏认识论支撑的旧“天人合一”体系相比，张先生所提倡的毋宁说是一种既有“万物一体”高远精神境界，又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之学。在张先生晚年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哲学导论》一书的结语中，他更将自己的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命名为“希望哲学”，“希望就是虚拟”，“希望就是战斗”。这样的哲学，极目无限，元气淋漓，不曾见半点倦游归来的颓唐心境。可以说，新“天人合一”、“万有相通”哲学体系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已跃升到一个崭新的思想层次。
张先生晚年的学术转向及其所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不仅对中国哲学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当代延续，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西方现当代思潮在中国语境中的现实出场路径，对我们高屋建瓴地理解与把握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未来走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是汉语圈学者对世界哲学做出的独特贡献。可以说，“归途”既是中国哲学的归乡之旅，也是民族思想原创的超越之途。
毫无疑问，当代的中国哲学建设不能固守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域和方向，只有在和世界哲学、特别是西方现当代哲学这个他者的对话中才能形成与发展。不过，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更需要实现一种真正的自觉，中西的会通与交流还亟待改变目前以西学为体的倾向。“穿越西方是为了更好地阅读中国”，西方的他者镜像构成了我们认识自己的必要前提，认识自己成为遍历西方的最终归宿。我们固然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的视界融合中拓展我们的思想起点，但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哲学和文化。诚如张先生所言：“我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优点也只有在与西方哲学结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自己的活力。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似乎尚处于沉睡中，需要用西方的思想来激活它们，而它们一旦被激活，就比西方的哲学思想更具魅力。”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踏上这样的“归途”。中华民族的学术还乡之日，也就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之时。
作者单位：《江海学刊》编辑部，副研究员，博士
(本文编辑 乔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