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2月以来，20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以下简称G20）国家里已有8位新的国家领导人上任。这也是继G20成为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会议之后，首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多的新任国家领导人。这一现象将为中国即将主办的2016年G20峰会注入新的活力，以进一步强化这一会议全球领导人论坛的新角色。
　　从2008年到2010年，在华盛顿、伦敦、匹兹堡、多伦多和首尔先后举办了五次G20峰会，为金融危机提供了所需的全球危机响应机制。随着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及2012年前其他地区经济的逐步复苏，G20峰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又回到了G20财长会议的种种经济政策的语境之下，成为领导人级别G20峰会的一个基础。
　　尽管G20峰会的作用明显弱化，但各国领导人在G20峰会期间逐步开始处理安全问题。比如，在2013年圣彼得堡G20峰会上，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问题在仅有领导人出席的晚餐会上被提出，并持续讨论到凌晨两点半。在2014年布里斯班G20峰会上，乌克兰问题虽不在正式议题之列，却成为了当时讨论的焦点。在2015年安塔利亚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明确地共同商讨了叙利亚问题以及移民带来的安全问题，最终不仅有针对安全问题的声明，并将这一问题视为全球性的经济议题。
　　纳入了安全问题的G20峰会已经开始逐渐由经济会议转变为全球领导人论坛，但仍有很多待完成之事。G20国家领导人需要将自己的参会议题与他们各自国内公众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而不是忽视普通民众，仅去关注市场、金融板块及商界精英——后一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是其主要模式。
　　这种改变正是2016年将要发生的。中国力图抓住此次主办G20峰会的契机，来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个宏大的发展计划先后在201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峰会获得批准并得到当年12月巴黎全球气候变化框架的同意。如今，计划的实施是中心问题，在人们所说的“2030议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三大内容中，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
　　2015年9月25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的双边会晤后发布了一份声明，详述了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问题协议以及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合作模式，消除了早前的紧张关系。该协议的内容包括“美国支持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此外，“双方支持G20峰会的重要角色……且致力于与其他G20成员国的紧密合作……以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
　　在其他G20成员国的领导人中，可能会为“2030议程”的实施提供支持，并与本国发展重点相适应的，正是在过去两年内新上任的8位G20国家领导人，他们是：意大利总理伦齐、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欧盟主席容克、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上述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以采取整合的方式来处理经济、金融、社会、政治与环境问题，治理好各自国家，同时符合“2030议程”中三大内容的要求。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取得的出人意料的压倒性胜利，他所领导的政党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平台，促进国有企业对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刺激经济增长，而把公共债务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也是2014年布里斯班G20峰会中首次提出的增长策略。特鲁多并非个例。多数领导人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即如何在缩减债务与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这也是“2030议程”的重点。
　　英国首相卡梅伦可以为解决这个难题注入专业知识与领导力。他曾任联合国秘书长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的共同主席。2013年5月，该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列出了“五项重大改变……是整合2015后议程的基础，以帮助人类实现这个愿景”，这也成为“2030议程”的关键内容。基于这个经历，卡梅伦可以就如何实施“2030议程”提供想法与领导力。
　　2016年，基于中国的动议，美、英、德的支持（德国将在2017年主办G20峰会），以及8位新任国家领导人带来的活力，G20峰会将在各方力量汇聚下，从专业型经济会议转型为真正的领导人论坛，其中“2030议程”中提出的问题也为将来领导人关注人民福祉与期望提供了战略愿景。
　　2016年1月13～14日，G20协调人会议在北京召开，该会议将聚焦于“2030议程”与各方力量的巨大潜能，使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成为全球领导力强化进程中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