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建设:历程、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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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内民主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必须总结过去90多年的基本经验,积极开展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努力培养党内民主文化;创新党内民主制度,切实提高党内民主制度化水平;并坚持多途并举,建立党内民主各方面相互衔接、良性互动的共进机制,努力开创党内民主建设新局面。
  [关键词]党内民主;民主建设;民主集中制;民主文化;民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74-03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党内民主不断发展和扩大。新形势下,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要求,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不仅对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且对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以党代会为脉络,认真总结90多年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对当前党内民主建设作一探讨。
  一、党内民主建设历程
  (一)党的“一大”至“八大”:党内民主建设顺利推进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在上海召开,党内民主建设从此扬帆起步。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党纲》),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党的“一大”是自发召开的,并未有意识地形成一种规范性会议,因此它既没有拟定出一个独立的党章,也没有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地位、职权、运行规则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它为党内民主创建了崭新的平台。《党纲》注入了委员会、选举、监督等党内民主基本元素,尽管只是一种粗线条的表述,但为党内民主建设绘制了基本轮廓。从党的“二大”至“六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地位、职权、会期、工作内容、代表推选等在党章中渐次明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逐步走向规范化,党内民主建设随之向前推进。“三大”以后,党员的民主权利逐步受到尊重。“五大”正式确立民主集中制为指导原则,会议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党的监督委员会,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纪检监督体系初步确立。“六大”提出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定期报告工作,标志着党内民主建设由组织本位向党员本位的重大转变。由于当时的形势,党的监察委员会被迫解散,为了保障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六大”设立了党的审查委员会。
  “七大”首次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深刻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把民主集中制表述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并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内选举和监督等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基本形成,标志着党内民主在理论上走向成熟。党的“八大”增加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的规定,将民主集中制发展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规定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运行规则和工作机制,使各级党代表大会全面进入规范化,特别做出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决定,将党内民主建设推向了高峰。“七大”至“八大”是党内民主建设卓有成效的时期,标志党内民主建设成功开创。
  (二) 党的“九大”至 “十一大”:党内民主建设逆境求存
  党的“八大”以后,我党进入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党内民主建设深陷逆境之中。时隔13年后召开的党的“九大”非但没有将“八大”的党内民主建设成就发扬光大,反而在政治报告和《党章》将党内民主、党员的权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的提法或规定去掉。大会抛弃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并将党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所有这一切无不见证党内民主建设的倒退。四年后召开的“十大”几乎如出一辙。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虽然在21年后重提党内民主,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及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恢复了关于集体领导制度的规定,但是继续沿用了“九大”的错误的理论、政策和口号,使大会在认识和实践党内民主方面虽然有进展但无显著改观。
  (三)党“十二大”至“十七大”:党内民主建设阔步前进
  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党内民主建设重新起步期。“十二大”把党内民主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的高度,强调要发展党内民主。新党章从根本上清除了“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内民主正确思想。并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标志党内民主进入科学化、规范化道路。“十三大”将党内民主建设重点转到制度建设上来,明确提出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强调从中央做起);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预选中首次引入了差额选举);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制定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条例等重大措施。“十三大”后,从1988年开始,中央组织部先后在全国12个县市进行首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这表明党内民主发展已进入了更深领域的探索和实践阶段。“十四大”、“十五大”党内民主建设稳步推进。
  “十六大”至“十八大”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时期。“十六大”从战略高度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将民主集中制从党的指导原则发展为制度。大会对党内民主做了“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和“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 的总体规划,掀开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新篇章,“十七大”、“十八大”围绕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提出了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了探索党代会常任制,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和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围绕发挥全委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提出了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在总结历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经验基础上,规定了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这一切表明:党内民主正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阔步向前推进。   二、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科学把握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实质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
  理论是行为的先导。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实践中的贯彻水平怎样,首要的是看对它认识的程度如何。认识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实质。对于这一问题,历来存在理论分歧,最常见的是将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无论怎么辩驳,这种简单化、庸俗化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是我们把握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实质的两把“金钥匙”。民主和集中是统一于民主集中制内部的有机整体,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互为边界。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舍弃其中任何一方,党的事业都将陷入困境。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是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实质所在。应该看到,在民主集中制内部,民主和集中并不是均衡的、稳定的统一的,由于二者在各自边界范围内保持一定的张力,因而呈现的是一种动态的、有轻重的统一。为突出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主和集中的侧重有所不同。如民主革命时期,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实践经验的缺乏和残酷斗争的局面,更加注重建立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党员队伍,因而强调集权、纪律成为现实必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员民主意识和表达愿望的日益增强,扩大民主又成为大势所趋。把握民主和集中这种动态的统一,既体现了党对民主集中的精神实质的认识的深入,又彰显了对民主集中制运用的高超艺术。
  (二)着力加强制度建设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
  回顾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党内民主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党内民主建设主要是建立在党中央和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忠诚和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以教育灌输为主导,依靠政治运动来推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两次整风运动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推进作用不可低估,但由于是从教育层面,而不是从制度上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机制,因而未能避免后来党内民主建设“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当然,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并非毫无作为,早在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党内民主制度化路径上来,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思路没有在此后40年间付诸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内民主认识的升华,党内民主建设很快转入制度建设的轨道上来,以“十三大”为标志,一条不搞政治运动靠制度建设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思路开始形成。随着党内民主建设制度化水平步步提高,党内民主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历史深刻地证明,制度方面的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三)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保证
  党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理。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精辟地指出:“当党能够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后退一步。”这一原理对于党内民主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90年来的党内民主实践证明:凡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党内民主紧紧围绕政治路线来展开,党内民主进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抗战时期到建国初一段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后者)党内民主建设卓有成效,根本原因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政治路线的正确转变;建国初后二十年党内民主遭受严重挫折,恰恰是形成了错误的政治路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为条件的。个人专断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制止错误的政治路线形成的。因此,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始终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中之重。
  三、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启示
  (一)积极开展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努力培育党内民主文化
  培育党内民主文化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制度时,把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归功于地理位置、法制和民情,但总的来说,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这里的“民情”,是美国民众在民主生活中表现的普遍自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实质就是民主文化。党内民主权力架构和制度运行机制固然能党内民主建设提供外在的保障,但只有高度觉悟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民主能力、民主习惯所造就的党内文化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在决定力量。这些东西并不是与生俱来,是后天培养和教育的结果。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教育。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理论是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先进的理论指导。其次,是党内民主生活教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必不可或缺,但如果没有实践感知,民主理论就难以化为党员的思想和行动。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 。施行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就要让党员参与到党内选举、决策、管理、评议、监督等实践中来,切实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和能力,努力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文化,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加大党内民主创新力度,切实提高党内民主制度化水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成果丰硕,这无疑对党内民主建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应清醒地看到,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党内民主制度整体配套不足,程序性制度相对较少,制度操作性不强等,结果导致有些制度之间相互脱节、相互掣肘,甚至相互矛盾,一些制度执行中流于形式,制度的整体效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提高党内民主制度化水平,就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切实解决党内民主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要围绕解决整体性、层次性、操作性、实效性“四性”问题,着重在起点、重点、难点、空白“四点”上下功夫。要建立一个在内容上科学合理、严密完备,结构上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功能上统一协调,相互支持有机体系,突出整体性;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各层级的切实可行的具体制度和办法,体现层次性;要强化制度的操作性和执行性,真正树立制度的权威,保证实效性。党员权利保障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要围绕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等基本权利,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党务公开制度、党内民主决策程序、党内选举具体办法。要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优化代表组成结构、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代表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表提案制,完善党内权力架构和权力运行机制。要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形成真正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要努力破解党内监督出现的“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软、同级监督太难、法律监督太后”的难点,完善和创新党内监督制度,可以借鉴国外政党监督的有益经验,如越南共产党的中央质询制度,切实提高党内监督的实效性。要从实体上、程序上和救济保障上努力解决党内民制度主建设的空白点问题,认真对之进行研究并及时查漏补缺,要加强预防性制度建设,尽可能扭转问题发生之后立制而导致制度被问题牵着鼻子走的被动状态,真正做到有章可循。
  (三)坚持多途并举,建立党内民主各方面相互衔接、良性互动的共进机制
  当前,党内民主建设要基于国情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纵向上上下结合、横向上良性互动的共进机制。首先,要努力构建高层党内民主与基层党内民主有机衔接良性互动共进机制。一方面,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基层党内民主由点到面的发展,能向上产生强烈的辐射和推进作用。要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完善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制度,推行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党代会代表列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等做法,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透明度,增强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高层要坚定党内民主发展的决心,及时了解基层党内民主的发展动态,增加制度供给,并把实践证明那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以制度的形势确定下来,切实提高基层党内政治生活水平。其次,构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党内民主的实现程度固然与组织内部的状况密切相关,但也离不开人民民主的外部支持。从多年的实践发展看,党内民主的发展并不是总是先于人民民主的发展,相反,党内民主取得的很多成果得益于人民民主提供的经验借鉴,如基层党内直接选举和常党务公开就是借鉴村民自治经验大胆尝试后得以推广的。因此,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关系上,不能只看到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作用,应该看到二者是相辅相成、双向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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