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我来说，编个舞太容易了，就像编一个花篮一样，”高艳津子讲到神采飞扬处，抬手划了一个圈，比划了一个花篮的形状，“但是我要的不是一个一个整齐的花篮啊。我要的是个性，是每个舞者在舞台上爆发出来的个性。”
之前，由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舞蹈家高艳津子编舞的新作《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刚刚结束在北京天桥剧场连续三天的演出。这是高艳津子的又一次“实验”，用现代舞的形式表达中国传统文化里的24个节气，这个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舞蹈与之前她充满浓厚哲学气息的作品有些迥异。
卸掉演出浓妆后的高艳津子，一脸素颜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虽然略显疲惫，但聊起作品仍难以掩饰兴奋。对她来说，《二十四节气》，难的不是编舞，“而是如何让每位演员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融为一体”。
“有多少种花的性格，就应该有多少种人的性格”
高艳津子不是日本人，是她自己起的艺名，大名“高艳”和小名“津子”的合称。这位如今北京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著名编舞小时候一直生长于贵州。
在现代舞进入中国的二十年历程中，高艳津子是一名实实在在的践行者和推动者。1990年代中期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加入北京现代舞团，一直到现在，她表演和创作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曾受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的邀请创作现代舞作品《如是我闻》、与著名音乐家刘索拉合作创作《觉》，并在世界各地艺术节上受邀创作和演出。
这一次的《二十四节气》虽然融入不少其他元素，但仍然是一场“标准”的现代舞。从作品中看不到故事情节，也找不到对传统二十四节气相应的解读。演员们有时候是一朵花或一棵草、一只狐狸或一条蛇，甚至是《山海经》里的一只野兽，他们在舞台上看似随意地跳来跳去，跳到激情处表情狰狞，发出奇怪的怒吼声。“跳到什么时候想喊了，就尽情地喊出来。”高艳津子排练时曾反复对演员如此强调。
“我的演员们跳到后面，冬至那里，就真的成了《山海经》里的小兽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这个情节颇为得意，“最后都成了长了牙的花了。”
但这样奇怪的排练方式曾一度让她的演员们无所适从。这些演员是来自全国各舞蹈院校的学生，他们按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经验来跳舞，但高艳津子抽象的表达，让他们一头雾水。演员们在高艳津子面前抬腿、旋转、跳一个熟悉的动作，但她一直摇头。“他们一开始都很迷惑吧，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高艳津子笑着说。看到任何一个熟悉的程式化动作，她都会说不对。
“我要的是每个人成为自己，你跳别人的动作，那是别人。你要跳出你自己来，最重要的是个性。”高艳津子这样说道。
当然，她也很清楚，舞蹈院校出来的学生，怎么跳都很难离开固定的模式，“学习成绩越是优秀的学生，身上的框框越是难去除掉。”她说。
但是这次跳的是“自然”，在高艳津子看来，花花草草都是有灵魂的，每一只动物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色，演员要跳这些角色，首先就要摒弃掉他们身上固有的模式。她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整齐划一，只要原生态和自然。
“谁说花是不长牙的？谁说花是不长刺的？花还有毒呢！”高艳津子说，“既然是这样，你们想过没有，有多少种花的性格，就有多少种人的性格，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性格找到，就没有办法代表花去诠释什么。”她这样对演员们解释自己的想法，逼迫他们找到自己的个性。
五个月的准备和排练，最后有人达到了她理想中的百分之八十，有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但高艳津子已经比较满意了。
“你相信吗？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是很特别的。那我们人为什么就一定要整齐划一呢？”她又指着窗外的树和草，很认真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花花草草都各自有自己的万种风情……我想人更应该如此吧。”
即兴和不整齐
一般来说，现代舞意味着“先锋”、甚至意味着动作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叙述故事或传情达意的手段。对接触现代舞不多的中国观众来说，更多的时候，现代舞也许等同于“晦涩”。
然而高艳津子的这台新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式。《二十四节气》里用到了原生态音乐、电子乐等，从音乐、灯光到舞美，再到舞蹈的编排，都混杂了太多现代舞之外的元素。
高艳津子总结这几天观众的反馈：舞蹈界的人在谈论它的标新立异和不合时宜之处，而一些外行的观众，头脑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反而会很喜欢这个作品。“比如说崔健，他看完以后就觉得特别棒。”
在崔健这个“外行人”看来，只有搞音乐的人才可以即兴创作和发挥，因为音乐家的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创作。而舞蹈的集体性比较强，并且长久以来，中国舞蹈教育追求的就是整齐性，高艳津子的这台作品，演员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即兴演绎的感觉很到位，这也让他很兴奋。
崔健的新歌《迷失的季节》也被用到《二十四节气》里，作为压轴的音乐，本土摇滚乐的使用，是这台现代舞又一个特别之处。
而“即兴”这个概念也是高艳津子反复提到的，这正是她在这台舞蹈里最看重的东西，而一些行业内人士诟病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认为，除了大体上的编排，每位舞者在台上有很强的随意性。舞蹈过于原生态，技巧过少。“舞蹈专业的人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跳不整齐？”高艳津子笑着说。有人甚至批评说，这是一台“没有态度”的舞蹈。
但“即兴发挥”和“不整齐”就是高艳津子要的东西。“他们演的是花啊草啊动物啊，而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本来就不是整齐的，它们不懂得什么是整齐。”她说。
高艳津子认为，人们太过于热衷制造标准，教育也让人变得整齐划一和失去自我，而世间的万物，比如一阵风的掠过，一朵花的微笑，原本就是自然而随意的，“也许只是神在跟我们玩过家家呢。”神的过家家带来春夏秋冬的交替，小蚂蚁开始忙碌、蜗牛开始爬、蝴蝶开始出茧。
用舞蹈去表现自然界这些生动的情趣，这就是高艳津子编排这台舞蹈的初衷。在高艳津子看来，现在的人们，处于城市化和竞争化的状态，大家都过于忙碌，没有时间细腻地去体会周围的花开花谢和四季冷暖，匆忙又麻木。
《二十四节气》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体会到时间的万种风情，让人们能够停下来去感知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如果没有人去欣赏四季细微的变化，四季会不会就会感到很失望？会不会不再来了？”高艳津子开玩笑地说道。
“我还有必要在乎什么是现代舞，还是传统舞吗？”
《二十四节气》的结尾颇伤脑筋。严冬到了，一切归于岑寂，然而春天和生命又在这万物寂静的冬天里孕育，如何表达出这样安宁但充满可能性的气息呢？
高艳津子说，她创作的时候，不去想任何条条框框，现代舞、芭蕾、民族舞对她来说都是表达形式，只要是对当下的表达，那就是现代舞。“现代舞应该是时间的概念，你很真实地表达你当下的状态，这才是最具现代性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哪些东西能用到我就拿来用，什么可以表达得最准确，我们就用什么方式。”
这一次，能用到的除了崔健的摇滚乐，还有同样作为舞蹈家的父亲母亲。2004年受柏林艺术节委约创作的《觉》，由刘索拉谱写音乐，高艳津子与同为舞蹈家的母亲罗丽丽一起跳双人舞蹈，传统与现代延续和相互作用在那场舞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一次，父亲也成为了高艳津子作品里的演员。
《二十四节气》的尾声处，就着崔健的新作《迷失的季节》，高艳津子年过古稀的父母跳起了秧歌，略带喜庆的舞蹈和着摇滚乐收尾，观众席里响起一片掌声和叫好声。
高艳津子的父母亲都是舞蹈演员，父亲曾是中央歌舞团的舞蹈家，因为“出身不好”，被调任贵州歌舞团任职。离开北京舞台的时候是整整五十年前，那时候他还在参加《东方红》的排练。高艳津子的父亲离开中央歌舞团后的1964年，《东方红》公开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我父亲是排练着《东方红》离开北京的舞台的。”高艳津子说起父亲的往事，有些哽咽。五十年里，父亲再也没有回到过北京的舞台。高艳津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出演《二十四节气》，老人通过女儿的作品重返北京舞台。不经意间，她用最不叙事和拒绝整齐的现代舞给正统的舞蹈演员父亲圆了半世纪的梦。
75岁的父亲跳得老泪纵横，台下有许多他昔日在舞蹈团里的朋友。
“你说，我还有必要在乎什么是现代舞，什么是传统舞吗？”高艳津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能打动你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作品。”
之前，由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舞蹈家高艳津子编舞的新作《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刚刚结束在北京天桥剧场连续三天的演出。这是高艳津子的又一次“实验”，用现代舞的形式表达中国传统文化里的24个节气，这个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舞蹈与之前她充满浓厚哲学气息的作品有些迥异。
卸掉演出浓妆后的高艳津子，一脸素颜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虽然略显疲惫，但聊起作品仍难以掩饰兴奋。对她来说，《二十四节气》，难的不是编舞，“而是如何让每位演员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融为一体”。
“有多少种花的性格，就应该有多少种人的性格”
高艳津子不是日本人，是她自己起的艺名，大名“高艳”和小名“津子”的合称。这位如今北京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著名编舞小时候一直生长于贵州。
在现代舞进入中国的二十年历程中，高艳津子是一名实实在在的践行者和推动者。1990年代中期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加入北京现代舞团，一直到现在，她表演和创作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曾受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的邀请创作现代舞作品《如是我闻》、与著名音乐家刘索拉合作创作《觉》，并在世界各地艺术节上受邀创作和演出。
这一次的《二十四节气》虽然融入不少其他元素，但仍然是一场“标准”的现代舞。从作品中看不到故事情节，也找不到对传统二十四节气相应的解读。演员们有时候是一朵花或一棵草、一只狐狸或一条蛇，甚至是《山海经》里的一只野兽，他们在舞台上看似随意地跳来跳去，跳到激情处表情狰狞，发出奇怪的怒吼声。“跳到什么时候想喊了，就尽情地喊出来。”高艳津子排练时曾反复对演员如此强调。
“我的演员们跳到后面，冬至那里，就真的成了《山海经》里的小兽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这个情节颇为得意，“最后都成了长了牙的花了。”
但这样奇怪的排练方式曾一度让她的演员们无所适从。这些演员是来自全国各舞蹈院校的学生，他们按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经验来跳舞，但高艳津子抽象的表达，让他们一头雾水。演员们在高艳津子面前抬腿、旋转、跳一个熟悉的动作，但她一直摇头。“他们一开始都很迷惑吧，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高艳津子笑着说。看到任何一个熟悉的程式化动作，她都会说不对。
“我要的是每个人成为自己，你跳别人的动作，那是别人。你要跳出你自己来，最重要的是个性。”高艳津子这样说道。
当然，她也很清楚，舞蹈院校出来的学生，怎么跳都很难离开固定的模式，“学习成绩越是优秀的学生，身上的框框越是难去除掉。”她说。
但是这次跳的是“自然”，在高艳津子看来，花花草草都是有灵魂的，每一只动物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色，演员要跳这些角色，首先就要摒弃掉他们身上固有的模式。她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整齐划一，只要原生态和自然。
“谁说花是不长牙的？谁说花是不长刺的？花还有毒呢！”高艳津子说，“既然是这样，你们想过没有，有多少种花的性格，就有多少种人的性格，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性格找到，就没有办法代表花去诠释什么。”她这样对演员们解释自己的想法，逼迫他们找到自己的个性。
五个月的准备和排练，最后有人达到了她理想中的百分之八十，有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但高艳津子已经比较满意了。
“你相信吗？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是很特别的。那我们人为什么就一定要整齐划一呢？”她又指着窗外的树和草，很认真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花花草草都各自有自己的万种风情……我想人更应该如此吧。”
即兴和不整齐
一般来说，现代舞意味着“先锋”、甚至意味着动作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叙述故事或传情达意的手段。对接触现代舞不多的中国观众来说，更多的时候，现代舞也许等同于“晦涩”。
然而高艳津子的这台新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式。《二十四节气》里用到了原生态音乐、电子乐等，从音乐、灯光到舞美，再到舞蹈的编排，都混杂了太多现代舞之外的元素。
高艳津子总结这几天观众的反馈：舞蹈界的人在谈论它的标新立异和不合时宜之处，而一些外行的观众，头脑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反而会很喜欢这个作品。“比如说崔健，他看完以后就觉得特别棒。”
在崔健这个“外行人”看来，只有搞音乐的人才可以即兴创作和发挥，因为音乐家的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创作。而舞蹈的集体性比较强，并且长久以来，中国舞蹈教育追求的就是整齐性，高艳津子的这台作品，演员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即兴演绎的感觉很到位，这也让他很兴奋。
崔健的新歌《迷失的季节》也被用到《二十四节气》里，作为压轴的音乐，本土摇滚乐的使用，是这台现代舞又一个特别之处。
而“即兴”这个概念也是高艳津子反复提到的，这正是她在这台舞蹈里最看重的东西，而一些行业内人士诟病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认为，除了大体上的编排，每位舞者在台上有很强的随意性。舞蹈过于原生态，技巧过少。“舞蹈专业的人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跳不整齐？”高艳津子笑着说。有人甚至批评说，这是一台“没有态度”的舞蹈。
但“即兴发挥”和“不整齐”就是高艳津子要的东西。“他们演的是花啊草啊动物啊，而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本来就不是整齐的，它们不懂得什么是整齐。”她说。
高艳津子认为，人们太过于热衷制造标准，教育也让人变得整齐划一和失去自我，而世间的万物，比如一阵风的掠过，一朵花的微笑，原本就是自然而随意的，“也许只是神在跟我们玩过家家呢。”神的过家家带来春夏秋冬的交替，小蚂蚁开始忙碌、蜗牛开始爬、蝴蝶开始出茧。
用舞蹈去表现自然界这些生动的情趣，这就是高艳津子编排这台舞蹈的初衷。在高艳津子看来，现在的人们，处于城市化和竞争化的状态，大家都过于忙碌，没有时间细腻地去体会周围的花开花谢和四季冷暖，匆忙又麻木。
《二十四节气》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体会到时间的万种风情，让人们能够停下来去感知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如果没有人去欣赏四季细微的变化，四季会不会就会感到很失望？会不会不再来了？”高艳津子开玩笑地说道。
“我还有必要在乎什么是现代舞，还是传统舞吗？”
《二十四节气》的结尾颇伤脑筋。严冬到了，一切归于岑寂，然而春天和生命又在这万物寂静的冬天里孕育，如何表达出这样安宁但充满可能性的气息呢？
高艳津子说，她创作的时候，不去想任何条条框框，现代舞、芭蕾、民族舞对她来说都是表达形式，只要是对当下的表达，那就是现代舞。“现代舞应该是时间的概念，你很真实地表达你当下的状态，这才是最具现代性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哪些东西能用到我就拿来用，什么可以表达得最准确，我们就用什么方式。”
这一次，能用到的除了崔健的摇滚乐，还有同样作为舞蹈家的父亲母亲。2004年受柏林艺术节委约创作的《觉》，由刘索拉谱写音乐，高艳津子与同为舞蹈家的母亲罗丽丽一起跳双人舞蹈，传统与现代延续和相互作用在那场舞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一次，父亲也成为了高艳津子作品里的演员。
《二十四节气》的尾声处，就着崔健的新作《迷失的季节》，高艳津子年过古稀的父母跳起了秧歌，略带喜庆的舞蹈和着摇滚乐收尾，观众席里响起一片掌声和叫好声。
高艳津子的父母亲都是舞蹈演员，父亲曾是中央歌舞团的舞蹈家，因为“出身不好”，被调任贵州歌舞团任职。离开北京舞台的时候是整整五十年前，那时候他还在参加《东方红》的排练。高艳津子的父亲离开中央歌舞团后的1964年，《东方红》公开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我父亲是排练着《东方红》离开北京的舞台的。”高艳津子说起父亲的往事，有些哽咽。五十年里，父亲再也没有回到过北京的舞台。高艳津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出演《二十四节气》，老人通过女儿的作品重返北京舞台。不经意间，她用最不叙事和拒绝整齐的现代舞给正统的舞蹈演员父亲圆了半世纪的梦。
75岁的父亲跳得老泪纵横，台下有许多他昔日在舞蹈团里的朋友。
“你说，我还有必要在乎什么是现代舞，什么是传统舞吗？”高艳津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能打动你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