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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最繁荣最强盛时期,虎年春节将至,在喜庆新春之际我向全国的《银行家》读者拜年并出于忧患意识在喜庆的日子里聊聊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问题。按照温总理的说法:“2010年是情况最为复杂的一年”,将新的一年定义为“最复杂”而不是“最困难”,足见决策层在用果断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达到以内需扩张弥补外需萎缩使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及率先复苏后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那么,怎样解读“最复杂”这三字?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六大短期风险与六大长期风险,这些风险因素交互作用给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调控政策、长期经济发展及改革发展策略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短期风险为:(1)信贷总量过度扩张风险;(2)流动性过剩风险;(3)资产价格泡沫风险;(4)通胀预期风险;(5)银行信贷质量风险;(6)外部冲击风险。
六大长期风险则为:(1)国进民退趋势越益强化,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越来越多,运营效益却越来越低最终出现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性倒退;(2)地方政府出于本位目的或短期动机所造成的重复投资等不良经济行为;(3)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外汇储备不正常增长以及储备运用不当使中国主权财富面临的巨额损失风险;(4)中国的金融体系虽流动性充裕,但在市场结构、组织体系及为新经济服务方面却存在着重大缺陷,不仅中国的银行体系倾向于为大企业大项目服务,就是资本市场也存在制度性的中小企业歧视,特别是由于缺少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系统,强大的外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积极投资并购行为已使得中国企业出现了技术空心化倾向;(5)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不久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但30年来形成的经济发展惯性及政策配套和监管环境还不足以在短期内矫正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不良经济行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使未出现经济衰退风险的中国也采取了强化国有经济的措施,而国有经济早在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的30年实践中就已被证明是浪费型经济,所以,在以成本扩张所有者控制缺位的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新企业组织体系结构下,中国是不可能完成决策层宣布的减碳指标的;(6)中国经济在基数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速成长,一两年、三五年之内不会出现大的障碍性因素,但若把眼光放长到10年以上时,我们就会发现,支撑中国经济有效运转的能源、大宗原材料特别是淡水供应问题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我们如果不从现在起预为之谋,1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肯定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上述六大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它们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短期风险大体都是宏观相关风险,我们能很容易找到它们的生成原因,也很容易想出财政、货币乃至行政管制方面的相应对策。例如,当经济出现过热倾向通胀预期逐渐强烈时,适当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收到预期调节效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过程尚显缓慢时,我们也可以强调保持2009年宏观刺激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注重结构优化即调整信贷的期限结构、投向结构、重大项目的新建和续建结构等种种手段、各种工具的运用来达到宏观调节目的。可以说,在六大短期风险中,除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其他五项短期风险都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对付的办法。而房地产价格,由于地方政府是开发商背后的支持者,因而变得很难打压。现在即使是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收入中,来自房地产业相关收入一般都占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因此,砸房地产价格就等于砸地方政府的饭碗。即使中央政府为顺应民心不得不采取一些遏制房价对策,但在中国目前这种收入分配结构或利益格局下,许多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其实,如果认真对待老百姓对高房价的意见,我们也有许许多多办法来解决或捅破这喧嚣的房地产泡沫,例如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多元化供房模式、房产暴利税收制度多方面入手等等。在房价抑制上至今还看不到切实有效措施出台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2009年中国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在中国银行业信贷总量中占比分别为5.82%和11.03%,不仅占比较低且中国也不存在以房贷为原生产品的金融衍生市场,因此,房地产即使泡沫大些,还不足以成为能生成危害全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事实上,我们耳熟能详的六大短期风险并不足虑,我国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制定者在二十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中也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既符合经济学原理又切近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方法和工具选择经验,如果进行高度抽象就是八个字:相机抉择,逆对风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对中国决策层来说,需认真重视的则是我在本文中总结出的六大长期风险。这六大长期风险之所以难以治理,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生成原因极为复杂,例如关于国进民退问题,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是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资源反向流动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性的,而国有化比重提高的真正获益者几乎同改革开放前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身份相差无几。因而,简单的经济政策调整似乎已无法解决国进民退这一令人费解的经济现象。再比方说节能减排,光有领导人的决心而没有市场微观主体特别是每个市场参与者及自然人行为的矫正或调整,我们领导人宣布的到某年减少碳排放几何的目标肯定落空。日本国民随手关灯,办公室用电用水用纸尽可能节约已成为全球佳话,这是资源匮乏岛国国民在几百年来形成的危机意识下逐渐养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中国国民的浪费则是从官员作风、国企行为到城乡居民习惯等因素共同作用生成的一种生活常态,要改可能非常难。我们每年官员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以及各种排场性浪费数额可能近万亿,这些浪费的坏习惯不改还谈什么减排?从金融角度说,六大长期风险中可以靠纯经济手段解决的可能只有外汇储备的超速增长和创新企业金融支持机制建设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人民币汇率似乎是含有政治因素的金融政策问题,但在中国外贸出口已出现确定复苏回暖的形势下,我们也不应把该问题过于复杂化甚至提升到政治高度。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实际是保护了大量的低端可贸易品企业;中国人均GDP目前只有3000多美元,要达到人均1万美元的目标除了国内自循环的产品和服务发展以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和强制升级至关重要,我们很难靠大量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来实现人均收入美元过万的目标,只有将汇率也当成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而不是被动盯住的锚才能促使外贸出口企业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只有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换成了高附加值产品,人均收入才会大幅提升;而且,一旦人民币升值,国外商品会变得相对便宜,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份额比例也会相应增加。另外,利用金融体系构造新经济的支持机制也并非难事,我们可以动员银行、保险、证券类机构加大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可以大力扶持创业投资活动,可以在全国设立十家以上柜台交易市场,可以让已开办的创业板市场运作更规范,可以向所有对创新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等。总而言之,这类可能成长期风险的纯经济纯金融问题似乎都不难解决。我个人认为,放眼十年以后,对中国来说,最棘手的可能是能源、大宗原材料特别是淡水的供应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想不出有什么有效办法来消除这一中国经济的长期风险因素。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六大短期风险与六大长期风险,这些风险因素交互作用给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调控政策、长期经济发展及改革发展策略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短期风险为:(1)信贷总量过度扩张风险;(2)流动性过剩风险;(3)资产价格泡沫风险;(4)通胀预期风险;(5)银行信贷质量风险;(6)外部冲击风险。
六大长期风险则为:(1)国进民退趋势越益强化,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越来越多,运营效益却越来越低最终出现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性倒退;(2)地方政府出于本位目的或短期动机所造成的重复投资等不良经济行为;(3)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外汇储备不正常增长以及储备运用不当使中国主权财富面临的巨额损失风险;(4)中国的金融体系虽流动性充裕,但在市场结构、组织体系及为新经济服务方面却存在着重大缺陷,不仅中国的银行体系倾向于为大企业大项目服务,就是资本市场也存在制度性的中小企业歧视,特别是由于缺少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系统,强大的外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积极投资并购行为已使得中国企业出现了技术空心化倾向;(5)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不久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但30年来形成的经济发展惯性及政策配套和监管环境还不足以在短期内矫正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不良经济行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使未出现经济衰退风险的中国也采取了强化国有经济的措施,而国有经济早在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的30年实践中就已被证明是浪费型经济,所以,在以成本扩张所有者控制缺位的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新企业组织体系结构下,中国是不可能完成决策层宣布的减碳指标的;(6)中国经济在基数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速成长,一两年、三五年之内不会出现大的障碍性因素,但若把眼光放长到10年以上时,我们就会发现,支撑中国经济有效运转的能源、大宗原材料特别是淡水供应问题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我们如果不从现在起预为之谋,1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肯定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上述六大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它们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短期风险大体都是宏观相关风险,我们能很容易找到它们的生成原因,也很容易想出财政、货币乃至行政管制方面的相应对策。例如,当经济出现过热倾向通胀预期逐渐强烈时,适当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收到预期调节效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过程尚显缓慢时,我们也可以强调保持2009年宏观刺激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注重结构优化即调整信贷的期限结构、投向结构、重大项目的新建和续建结构等种种手段、各种工具的运用来达到宏观调节目的。可以说,在六大短期风险中,除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其他五项短期风险都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对付的办法。而房地产价格,由于地方政府是开发商背后的支持者,因而变得很难打压。现在即使是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收入中,来自房地产业相关收入一般都占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因此,砸房地产价格就等于砸地方政府的饭碗。即使中央政府为顺应民心不得不采取一些遏制房价对策,但在中国目前这种收入分配结构或利益格局下,许多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其实,如果认真对待老百姓对高房价的意见,我们也有许许多多办法来解决或捅破这喧嚣的房地产泡沫,例如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多元化供房模式、房产暴利税收制度多方面入手等等。在房价抑制上至今还看不到切实有效措施出台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2009年中国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在中国银行业信贷总量中占比分别为5.82%和11.03%,不仅占比较低且中国也不存在以房贷为原生产品的金融衍生市场,因此,房地产即使泡沫大些,还不足以成为能生成危害全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事实上,我们耳熟能详的六大短期风险并不足虑,我国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制定者在二十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中也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既符合经济学原理又切近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方法和工具选择经验,如果进行高度抽象就是八个字:相机抉择,逆对风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对中国决策层来说,需认真重视的则是我在本文中总结出的六大长期风险。这六大长期风险之所以难以治理,主要原因是它们的生成原因极为复杂,例如关于国进民退问题,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是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资源反向流动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性的,而国有化比重提高的真正获益者几乎同改革开放前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身份相差无几。因而,简单的经济政策调整似乎已无法解决国进民退这一令人费解的经济现象。再比方说节能减排,光有领导人的决心而没有市场微观主体特别是每个市场参与者及自然人行为的矫正或调整,我们领导人宣布的到某年减少碳排放几何的目标肯定落空。日本国民随手关灯,办公室用电用水用纸尽可能节约已成为全球佳话,这是资源匮乏岛国国民在几百年来形成的危机意识下逐渐养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中国国民的浪费则是从官员作风、国企行为到城乡居民习惯等因素共同作用生成的一种生活常态,要改可能非常难。我们每年官员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以及各种排场性浪费数额可能近万亿,这些浪费的坏习惯不改还谈什么减排?从金融角度说,六大长期风险中可以靠纯经济手段解决的可能只有外汇储备的超速增长和创新企业金融支持机制建设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人民币汇率似乎是含有政治因素的金融政策问题,但在中国外贸出口已出现确定复苏回暖的形势下,我们也不应把该问题过于复杂化甚至提升到政治高度。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实际是保护了大量的低端可贸易品企业;中国人均GDP目前只有3000多美元,要达到人均1万美元的目标除了国内自循环的产品和服务发展以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和强制升级至关重要,我们很难靠大量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来实现人均收入美元过万的目标,只有将汇率也当成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而不是被动盯住的锚才能促使外贸出口企业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只有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换成了高附加值产品,人均收入才会大幅提升;而且,一旦人民币升值,国外商品会变得相对便宜,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份额比例也会相应增加。另外,利用金融体系构造新经济的支持机制也并非难事,我们可以动员银行、保险、证券类机构加大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可以大力扶持创业投资活动,可以在全国设立十家以上柜台交易市场,可以让已开办的创业板市场运作更规范,可以向所有对创新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等。总而言之,这类可能成长期风险的纯经济纯金融问题似乎都不难解决。我个人认为,放眼十年以后,对中国来说,最棘手的可能是能源、大宗原材料特别是淡水的供应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想不出有什么有效办法来消除这一中国经济的长期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