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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的进程中是最辉煌璀璨的一个时期。清初学术气象博大，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开辟了注重实证、探求经世的新学风。乾嘉间，“朴学”发展日盛，学者多埋头古籍整理，少谈政治，学术归于考据。道光、咸丰年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社会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时人又倡今文经学，同时又涉及到西学。到清末，先秦诸子学说、明末清初经世之学和西学备受青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融汇儒佛、糅合中西，开辟学术新领域。咸、同、光、宣年间，西学东渐趋势日强，移植西学、融汇中西的“新学”渐成风行之势。纵观清代学术，它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了自身的最终总结，其流变真可谓异彩纷呈。
关键词：清代学术；经世实学；朴学；新学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7-02
自先秦时期至有清一代，每个时期的学术思想都丰富且多元，人们常常津津乐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如果以此表明此时与其他时期不同的学术思想特征亦未尝不可，但仔细想来，每个时期的学术思想都丰富且复杂，先秦、两汉、魏晋、隋唐与明清时期，都绝非 “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所能概括。事实上，除上面概括的那些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外，各个历史时期也都还有异彩纷呈的其他学术思潮和流派，即以清代学术思想而论，若笼统地以“清代考据学”一言以蔽之，那则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以致影响了对清代学术更加细致，更加深入地研究。
清代学术的研究与总结发轫于章太炎，后来学者梁启超、钱穆也都纷纷加入到此研究潮流中去。清代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是最辉煌灿烂的一个阶段。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占据中国统治地位数百年的理学逐渐颓废，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所倡的经世实学勃生。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固，到了乾嘉时期，学风由经世实学转向训诂考据，使得朴学大昌。到了道光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然，“乾嘉学派”不免走向衰落，以今文经学为武器的经世实学复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以西方近代科学理论为武器的新学崛起。王国维用这样的话概括清代学术的阶段特征，“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①。清学凡三变。
一、清初——经世实学勃生，对理学作批判性总结
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清王朝，在北京建国后，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上是承袭明制，在思想文化方面也进一步学习吸收以儒家为主体的汉文化，同时涉及佛、道和基督教文化，再加思想文化本身的延续和继承，清初的学术思想与明末学术思想界又有直接关联，也和当时的西学东渐有关。
当17世纪中叶清朝建立时，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在此时都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阶段。明朝覆灭，满族入关，战乱频仍，在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使得此时的学术思想活跃，气象博大。
明亡清兴，对当时的学识大儒们在情感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仅是说寥寥夷狄对我泱泱中原的统治，还有是就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限凄楚。痛定思痛后，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和进步思想家，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有感于王阳明心学的空疏，深刻认识到理学的空谈误国，开始倡导的是提倡思想解放和“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批判理学，倡导民主启蒙思想。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颜元、李颙等。这些学术思想大师和他们开创的学派，既具有明末清初经世思潮的共同趋向，也有各自独具的特色和成就。
黄宗羲师从刘宗周，进一步修正王学，并一反王学末流的空疏，其《明夷待访录》，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政治，高喊“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他编撰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为研究明代学术思想提供了观点和资料上的借鉴。他注重史学研究，开浙东学派风气的先河。黄宗羲之后的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继承并发扬了黄宗羲学术思想的风格和特点，使浙东学派一脉相承，为推动清代史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顾炎武指出：“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②并发展汉儒的治学方法，提出“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对经史百家以及典章名物、天文仪象、河槽兵农、音韵训诂等精究，仔细考证。他开创了浙西学派，其治经方法被乾嘉学派继承。王夫之学习六经，批判吸收理学、佛学中的合理因子，建立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达到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峰。他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影响。
另外，方以智“通几”、“质测”之学，颜元、李塨提倡“践履”，其开创的颜李学派，则更加重视践履务实，批判宋明理学的锋芒更为鲜明。梅文鼎、王锡阐继承徐光启、李之藻的思想，发展历算学，均各标旗帜，卓有成就。至于理学，虽仍占官学宗主地位，但是可谓是强驾之末，虽有孙奇逢、李颙、陆陇其张大其军，但只能在融会朱陆、消弭门户之争上做功夫，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
二、乾嘉间——朴学大昌
在康熙相继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稳固的政权，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清政府将程朱理学定为御用哲学，以满足政治需要，在文化上一方面大力提倡封建文化，编纂各种大型图书，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另一方面强化封建专制，加强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文化的专制，致使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逐渐脱离求是精神。这时的学者吸收继承了明末清初学者们强调的通经服古，使先前的经世实学逐渐转向回归经学原典的学术取向，重视求证的治学方法，因此过多地失去了积极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日益转向由文字音韵入手研治经史的考据，乾隆嘉庆间，学风一变，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并逐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其中尤其重视两汉经学，故被称作“汉学”。 这一学派，渊源于顾炎武奠定的基础，再由阎若璩、胡渭等开先路，到乾隆中叶由惠栋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又由戴震集其大成，到乾嘉时代达到鼎盛阶段，呈现如日中天的盛况。他们大多推崇汉儒朴学风尚，专力于古籍整理、辑佚辨伪、语言文字研究及古代史地、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训诂考据，朴学因此而大盛。其中又有吴派、皖派的分别。两派的经典研究方法，都是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提倡由小学训诂上溯义理。吴派导源于吴中惠惕而成于惠栋，钱大昕、王鸣盛、江藩为中坚。它以保守汉人学说为主，，此派提倡孔子的“述而不作”，认为经学研究不能掺杂自己的意见，这是保存先圣旨意，纠正宋明以来理学家利用经典妄发议论的最好办法，所谓“纯汉学”。皖派导源于江永而成于皖南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都是皖派的著名传人。他们敢于突破汉人成说，提出自己的意见。此即有别于吴派经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吴派较皖派的逊色之处。章太炎说：“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③同时章太炎还说“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④，认为戴氏只是用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回归宋学家。暂且不谈此评论是否合理，戴震治经不盲目信从汉说，对汉、宋皆有批评，主张汉宋兼采。吴、皖学风虽然是有区别的，但相互之间“不立门户，不相党伐”⑤，在整理中国古代文献方面成就卓著，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汉学路径，与近世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颇相契合，对民国学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考据学家长于研究具体微观的学问，考据得细致入微，而在宏观的思想理论方面，则缺乏建树。
三、道咸同光——经世实学复兴，近代新学掘起
康雍乾盛世，延续了近一个世纪，至乾隆中叶清朝统治终于由盛转衰。各种起义使清朝的统治一蹶不振。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迅速发展，古老的中国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至鸦片战争前夕，清代社会已经暴露出深刻的社会危机，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学术思想亦随之发生巨大转折。但在危机来临之时，单纯从事训诂的考据学家们提不出切实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此时，思想家们纷纷将视线从古代书籍中转移到现实的斗争中，如贺长龄、阮元、林则徐等，都提倡社会改革，主张经世务实。随之，魏源等思想家抨击考据学，明确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鈲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安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迁阔”⑥。不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考据学派走向衰落亦在所难免。
在乾嘉汉学衰落之际，曾沉寂一时的宋学有所抬头，还掀起了汉、宋学之争，但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在清朝已到穷途末路的时刻，要提出挽救社会的思想对策，都无能为力。在这种形势下，善于阐发微言大义和变革思想的今文经学派又乘势兴起。所谓今文经学是指西汉儒生们传授的经书，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作成，所以称为“今文”。古文是指秦代焚书之前，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因字体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禁书而被称之为“古文”。由于政治的诉求及在内容、字句等方面的差异，今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研究儒家经籍的文字，今文经学则侧重于探索经学的“微言大义”，以论时政。
在乾隆时，常州庄存与已提倡今文经学，庄氏治学不重名物训诂。他推崇《春秋》，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发掘“微言大义”。他的学说被刘逢禄、宋翔凤继承发扬，他们生活的年代已在清朝危机之时，痛感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刘认为《春秋》能救乱世，《公羊传》则以微言现大义。此后，龚自珍、魏源等继承庄、刘，非常提倡今文经学，以讲解微言大义干预时政，又讲求兵农河槽、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和魏源鲜明的将抨击现实和变革图强直接联系起来，龚自珍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魏源代贺长龄编 《皇朝经世文编》，可以说是学术界风气转变的标志。林则徐着意搜集外国的书报，编译成 《四洲志》，第一次系统地对世界各国的状况做了介绍。魏源又在此基础上编写成《海国图志》，还有徐继畲写成《瀛环志略》，这些都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要求了解外国和抵杭侵略的思想。道咸间经世实学是传统学术向近代“新学”转变的中介和桥梁。
同光之际，伴随洋务运动的开展，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人开晚清新学之先河。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也进一步输入。冯桂芬认为西方国家的“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⑦。因此建议在不改变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继龚、魏之后，今文经学在晚清进一步兴起，戊戌维新改良思潮的领袖康有为更是将今文经学发挥到极致。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进而倡言新学，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为武器，批判君主专制，力主变法图强。康有为继承发扬今文经学传统，批驳东汉古文诸经，以“孔子改制”为旗帜，并借鉴英、日等国的立日理论力倡维新变法。谭嗣同改造陆、王心学，糅合儒、佛、西学建立“仁学”，尖锐抨击纲常名教及专制制度，在反传统上很是决绝，在晚清新学家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梁启超与康有为相呼应，作为戊戌变法的鼓动家，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并与旧学派名士展开学术上的新旧之争，影响极于—时。严复是第一个系统译介西方学术文化的大师。1898年译《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进化学说。在清末民初二十余年间、进化论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与震撼力的学说。此后，他又陆续翻译《原富》等，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经典。现代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等与传统经、史、子、集面貌迥异的新兴学科得以借鉴萌生，由此掀开中国现代学术学科体系建设程度的序幕。
戊戌变法后，孙中山经过长期酝酿，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在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学的基础上，掀起资产阶级的革命风潮，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中倒台。
四、总结——辉煌璀璨
纵观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不难看出，清代学术思想丰富绚丽，非沿袭考据学贯穿于整个朝代。每一次学术的流变都深深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的变迁，从明清之际，先导大师们“穷经以求道”的经世思想发展到乾嘉之际的只“穷经”不“求道”的经院式研究趋势，不得不说是受政治环境的左右，再后来，等到清朝统治出现危机之时，要求突破繁琐考证的窠臼，回到探求义理的途径成一趋势，可是宋学已成往事。鸦片战争前夕，经世致用的思想被重拾，当初未被“全部贯通”的经世致用思想被借于今文经学的形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救世之途。很难说，历史的每一次征程谁对谁错，但是无疑，清代学术在整个中国学术想史绵延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是最辉煌璀璨的时代。
注释：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74页。
②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与任钧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6页。
③章太炎，《訄书·清儒》，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0页。
④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⑤赵尔巽，《清史稿·儒林》，第四百八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0页。
⑥魏源，《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北京： 中华书局，1976年，第163页。
⑦冯桂芬，《校邠楼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儒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麻天祥，《中国近代学术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4]王锐，《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关键词：清代学术；经世实学；朴学；新学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7-02
自先秦时期至有清一代，每个时期的学术思想都丰富且多元，人们常常津津乐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如果以此表明此时与其他时期不同的学术思想特征亦未尝不可，但仔细想来，每个时期的学术思想都丰富且复杂，先秦、两汉、魏晋、隋唐与明清时期，都绝非 “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所能概括。事实上，除上面概括的那些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外，各个历史时期也都还有异彩纷呈的其他学术思潮和流派，即以清代学术思想而论，若笼统地以“清代考据学”一言以蔽之，那则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以致影响了对清代学术更加细致，更加深入地研究。
清代学术的研究与总结发轫于章太炎，后来学者梁启超、钱穆也都纷纷加入到此研究潮流中去。清代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是最辉煌灿烂的一个阶段。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占据中国统治地位数百年的理学逐渐颓废，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所倡的经世实学勃生。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固，到了乾嘉时期，学风由经世实学转向训诂考据，使得朴学大昌。到了道光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然，“乾嘉学派”不免走向衰落，以今文经学为武器的经世实学复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以西方近代科学理论为武器的新学崛起。王国维用这样的话概括清代学术的阶段特征，“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①。清学凡三变。
一、清初——经世实学勃生，对理学作批判性总结
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清王朝，在北京建国后，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上是承袭明制，在思想文化方面也进一步学习吸收以儒家为主体的汉文化，同时涉及佛、道和基督教文化，再加思想文化本身的延续和继承，清初的学术思想与明末学术思想界又有直接关联，也和当时的西学东渐有关。
当17世纪中叶清朝建立时，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在此时都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阶段。明朝覆灭，满族入关，战乱频仍，在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使得此时的学术思想活跃，气象博大。
明亡清兴，对当时的学识大儒们在情感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仅是说寥寥夷狄对我泱泱中原的统治，还有是就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限凄楚。痛定思痛后，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和进步思想家，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有感于王阳明心学的空疏，深刻认识到理学的空谈误国，开始倡导的是提倡思想解放和“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批判理学，倡导民主启蒙思想。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颜元、李颙等。这些学术思想大师和他们开创的学派，既具有明末清初经世思潮的共同趋向，也有各自独具的特色和成就。
黄宗羲师从刘宗周，进一步修正王学，并一反王学末流的空疏，其《明夷待访录》，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政治，高喊“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他编撰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为研究明代学术思想提供了观点和资料上的借鉴。他注重史学研究，开浙东学派风气的先河。黄宗羲之后的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继承并发扬了黄宗羲学术思想的风格和特点，使浙东学派一脉相承，为推动清代史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顾炎武指出：“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②并发展汉儒的治学方法，提出“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对经史百家以及典章名物、天文仪象、河槽兵农、音韵训诂等精究，仔细考证。他开创了浙西学派，其治经方法被乾嘉学派继承。王夫之学习六经，批判吸收理学、佛学中的合理因子，建立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达到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峰。他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影响。
另外，方以智“通几”、“质测”之学，颜元、李塨提倡“践履”，其开创的颜李学派，则更加重视践履务实，批判宋明理学的锋芒更为鲜明。梅文鼎、王锡阐继承徐光启、李之藻的思想，发展历算学，均各标旗帜，卓有成就。至于理学，虽仍占官学宗主地位，但是可谓是强驾之末，虽有孙奇逢、李颙、陆陇其张大其军，但只能在融会朱陆、消弭门户之争上做功夫，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
二、乾嘉间——朴学大昌
在康熙相继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稳固的政权，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清政府将程朱理学定为御用哲学，以满足政治需要，在文化上一方面大力提倡封建文化，编纂各种大型图书，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另一方面强化封建专制，加强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文化的专制，致使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逐渐脱离求是精神。这时的学者吸收继承了明末清初学者们强调的通经服古，使先前的经世实学逐渐转向回归经学原典的学术取向，重视求证的治学方法，因此过多地失去了积极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日益转向由文字音韵入手研治经史的考据，乾隆嘉庆间，学风一变，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并逐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其中尤其重视两汉经学，故被称作“汉学”。 这一学派，渊源于顾炎武奠定的基础，再由阎若璩、胡渭等开先路，到乾隆中叶由惠栋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又由戴震集其大成，到乾嘉时代达到鼎盛阶段，呈现如日中天的盛况。他们大多推崇汉儒朴学风尚，专力于古籍整理、辑佚辨伪、语言文字研究及古代史地、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训诂考据，朴学因此而大盛。其中又有吴派、皖派的分别。两派的经典研究方法，都是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提倡由小学训诂上溯义理。吴派导源于吴中惠惕而成于惠栋，钱大昕、王鸣盛、江藩为中坚。它以保守汉人学说为主，，此派提倡孔子的“述而不作”，认为经学研究不能掺杂自己的意见，这是保存先圣旨意，纠正宋明以来理学家利用经典妄发议论的最好办法，所谓“纯汉学”。皖派导源于江永而成于皖南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都是皖派的著名传人。他们敢于突破汉人成说，提出自己的意见。此即有别于吴派经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吴派较皖派的逊色之处。章太炎说：“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③同时章太炎还说“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④，认为戴氏只是用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回归宋学家。暂且不谈此评论是否合理，戴震治经不盲目信从汉说，对汉、宋皆有批评，主张汉宋兼采。吴、皖学风虽然是有区别的，但相互之间“不立门户，不相党伐”⑤，在整理中国古代文献方面成就卓著，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汉学路径，与近世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颇相契合，对民国学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考据学家长于研究具体微观的学问，考据得细致入微，而在宏观的思想理论方面，则缺乏建树。
三、道咸同光——经世实学复兴，近代新学掘起
康雍乾盛世，延续了近一个世纪，至乾隆中叶清朝统治终于由盛转衰。各种起义使清朝的统治一蹶不振。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迅速发展，古老的中国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至鸦片战争前夕，清代社会已经暴露出深刻的社会危机，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学术思想亦随之发生巨大转折。但在危机来临之时，单纯从事训诂的考据学家们提不出切实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此时，思想家们纷纷将视线从古代书籍中转移到现实的斗争中，如贺长龄、阮元、林则徐等，都提倡社会改革，主张经世务实。随之，魏源等思想家抨击考据学，明确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鈲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安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迁阔”⑥。不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考据学派走向衰落亦在所难免。
在乾嘉汉学衰落之际，曾沉寂一时的宋学有所抬头，还掀起了汉、宋学之争，但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在清朝已到穷途末路的时刻，要提出挽救社会的思想对策，都无能为力。在这种形势下，善于阐发微言大义和变革思想的今文经学派又乘势兴起。所谓今文经学是指西汉儒生们传授的经书，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作成，所以称为“今文”。古文是指秦代焚书之前，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因字体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禁书而被称之为“古文”。由于政治的诉求及在内容、字句等方面的差异，今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研究儒家经籍的文字，今文经学则侧重于探索经学的“微言大义”，以论时政。
在乾隆时，常州庄存与已提倡今文经学，庄氏治学不重名物训诂。他推崇《春秋》，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发掘“微言大义”。他的学说被刘逢禄、宋翔凤继承发扬，他们生活的年代已在清朝危机之时，痛感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刘认为《春秋》能救乱世，《公羊传》则以微言现大义。此后，龚自珍、魏源等继承庄、刘，非常提倡今文经学，以讲解微言大义干预时政，又讲求兵农河槽、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和魏源鲜明的将抨击现实和变革图强直接联系起来，龚自珍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魏源代贺长龄编 《皇朝经世文编》，可以说是学术界风气转变的标志。林则徐着意搜集外国的书报，编译成 《四洲志》，第一次系统地对世界各国的状况做了介绍。魏源又在此基础上编写成《海国图志》，还有徐继畲写成《瀛环志略》，这些都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要求了解外国和抵杭侵略的思想。道咸间经世实学是传统学术向近代“新学”转变的中介和桥梁。
同光之际，伴随洋务运动的开展，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人开晚清新学之先河。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也进一步输入。冯桂芬认为西方国家的“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⑦。因此建议在不改变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继龚、魏之后，今文经学在晚清进一步兴起，戊戌维新改良思潮的领袖康有为更是将今文经学发挥到极致。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进而倡言新学，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为武器，批判君主专制，力主变法图强。康有为继承发扬今文经学传统，批驳东汉古文诸经，以“孔子改制”为旗帜，并借鉴英、日等国的立日理论力倡维新变法。谭嗣同改造陆、王心学，糅合儒、佛、西学建立“仁学”，尖锐抨击纲常名教及专制制度，在反传统上很是决绝，在晚清新学家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梁启超与康有为相呼应，作为戊戌变法的鼓动家，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并与旧学派名士展开学术上的新旧之争，影响极于—时。严复是第一个系统译介西方学术文化的大师。1898年译《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进化学说。在清末民初二十余年间、进化论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与震撼力的学说。此后，他又陆续翻译《原富》等，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经典。现代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等与传统经、史、子、集面貌迥异的新兴学科得以借鉴萌生，由此掀开中国现代学术学科体系建设程度的序幕。
戊戌变法后，孙中山经过长期酝酿，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在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学的基础上，掀起资产阶级的革命风潮，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中倒台。
四、总结——辉煌璀璨
纵观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不难看出，清代学术思想丰富绚丽，非沿袭考据学贯穿于整个朝代。每一次学术的流变都深深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的变迁，从明清之际，先导大师们“穷经以求道”的经世思想发展到乾嘉之际的只“穷经”不“求道”的经院式研究趋势，不得不说是受政治环境的左右，再后来，等到清朝统治出现危机之时，要求突破繁琐考证的窠臼，回到探求义理的途径成一趋势，可是宋学已成往事。鸦片战争前夕，经世致用的思想被重拾，当初未被“全部贯通”的经世致用思想被借于今文经学的形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救世之途。很难说，历史的每一次征程谁对谁错，但是无疑，清代学术在整个中国学术想史绵延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是最辉煌璀璨的时代。
注释：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74页。
②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与任钧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6页。
③章太炎，《訄书·清儒》，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0页。
④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⑤赵尔巽，《清史稿·儒林》，第四百八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0页。
⑥魏源，《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北京： 中华书局，1976年，第163页。
⑦冯桂芬，《校邠楼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儒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麻天祥，《中国近代学术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4]王锐，《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