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从他们身上已看到一个强烈的大写的“人”字，总有一天他们将以完整、独立的身份融入城市获取自我与外界的认同。
　　目前，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了农民工的中坚力量，他们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已形成了某些亚文化现象。
　　农村青年来到城市这个陌生的地方，流露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和强烈的距离感。在面对城市的挤压、排斥、诱惑时，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抗争、矛盾、错位和纠结。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第二代农民工选择更加激进的态度去消解与城市的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他们敢于与城里人据理力争，他们有强烈的意愿来表达自己，也更加善于抓住机会去表现自己。这些特征，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处世哲学。
　　澳大利亚学者盖尔德对“亚文化”作了这样的界定：亚文化族群是指一群以他们特有的兴趣和习惯，以他们的身份，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做事的地点，而在某些方面呈现为非常规状态、或边缘状态的人。
　　与主流文化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群体，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其群体文化的非常规状态、他们群体交往的独特性等等，使其逐渐发展为一个亚文化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但是他们又不熟悉农事生产与劳动，严格说来不算是农民。他们与城市里成长起来的同代人相比有着明显差异，他们很少娇生惯养，更多的是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努力奋斗
　　虽然都是来城里打工，但他们又与老一代农民上在工作生活态度，在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与带着高学历在城市打拼的其他外来人更不一样，他们大多数人都从事底层的体力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就是以80后、农民、城市外未者的交叉身份在城市求生存发展；他们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游离状态，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的亚文化，作为中国转型期一类文化现象，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主体结构的年轻化、老一代农民上以60、70后为主，普遍要背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因此他们打工就有了更多的沉重负担，有着更多的压抑和无奈的悲情，80后大多是中学一毕业就迅速加入城市打工者的行列，没有过重的家庭负担，他们带着激情与希望，揣着对成功的渴望来到城市，希望在城市安身立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接触的大多是自己的同学、朋友、工友，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以年轻农民土为主要对象的交际圈，这种交往状况，一方面有利于群体的发展，比如可以借着同学、工友的资源扩大交际圈，交换各种就业信息、各种资源，有利于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年轻人聚集，如果把握不好自己，容易引发一些消极的社会情绪。
　　二是认同感的缺失。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更多的趋向于模糊认同。当问及他们是否是农民时，他们常以“说不清”来回答。如果老一代农民工面临的是城市移民与农民双重身份的困惑，是双重边缘化的境地，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困惑要复杂许多。他们户籍在农村，却不认为自己是地道的农民，更对自己的市民身份所怀疑，这样，他们不仅对內部的自主个体不认同，对外部社会更是如此。与之相对应，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城市、社区、所服务的单位的人，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彼此交往中也就划出深深的界线。认同界限及其造成的认同失范，将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入程度。
　　三是多重边缘化的族群困惑与多重可能性的存在。多重身份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多重困惑与多重选择，他们常常表达出对自己身份的焦虑、担忧。但身份认同的缺失只是他们困惑的一方面，更深层次的是他们所面对的文化断裂与文化危机。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向往的城市，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却又因为隔膜和歧视被城市所拒绝，游走在城乡的边缘，他们成了无根的一代，失落故乡的一代。另一方面，他们与传统乡村宗法制度、乡村文化、乡村道德、传统价值观越采越疏远，可以说与农村传统文化已然断裂。虽然他们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步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作为外来移民，他们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青黄不接的情形，使他们对文化价值体系产生既渴求又无从寻找的漂泊感。而当价值评判体系失衡时，安全感的缺乏，归属感的欠缺将随之显现，继而会产生各类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诱惑面前，没有学历，没有资本，没有更多有效资源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怎么样的生存发展道路，是摆在他们面前最现实、严峻的问题。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不只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也是关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从他们身上已看到一个强烈的大写的“人”字，总有一天他们将以完整、独立的身份融入城市，获取自我与外界的认同。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角色的必然转变，是中国农民的进步，更是中国的一个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