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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旅行西班牙，我的背囊里都有堀田善卫的书。《西班牙断章》，还有《热情的去向》。对照着他的描写，我踏遍了安达卢西亚的处处古迹。那时我以为堀田善卫是一名专写西班牙或异国情调的作家，后来读了他的《在上海》，我才发觉，这又是一个中国通。
对鲁迅在一九三六年用日文写的、在日本尤其读者众多的《我要骗人》，堀田善卫尤有感触。
“单是自己一个人的过虑也说不定，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可以悲哀的。……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算是一个答礼罢。”——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或在今日，能平然读过这文章的最后一行的，日本人也罢中国人也罢，恐怕是没有的。其间有血的历史……（《在上海》，121页，筑摩学术文库，一九九五年。引文为鲁迅自译的中文）
鲁迅的这段话，日文写得更加语感沉重。也许他的日本读者，对末句以血致礼的表达，读取了更多的信息？
其实鲁迅的预感，早已就是现实。五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已经把两国之间的险恶格局铸造完毕。预感的只是战火下次蔓延到哪儿——第二年，卢沟桥响起了日本全面侵华的炮声。
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可能唯有堀田善卫，彻底表白了一种——对中国的感情的苦恼。《在上海》的前言里，他的这段直抒胸臆，早就该被中国人讨论：
也即是说，所谓日本和中国、中国与日本一事，对什么文学或艺术之间关系等等提问，我总是说，有也罢没有也罢，那些不是我知道的东西。遇到了我它是这样的——不这么讲我无话可说：日本与中国的、在历史或未来、它的相交相关的方式，远不单是若国际问题那么冷淡的、外在的东西。与其说它是国内问题，莫若说它是我们一人一人的、内心和内在的问题。是我们文化自体的历史，不，甚至它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自身。这样，内在的问题其物，也就在它被称为问题的百色万端里，在最终，成了有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在上海·前言》）
这是罕见的披沥。就如鲁迅“以血”的添附，语言约束他难能尽吐心间的积郁。内心和内在的问题。它的执著，仿佛非要配上曲折三匝意犹未尽的、堀田善卫的长句！
或许这还是一个日语的表达丰富的例子。如此的曲折和直截，它于定音的最后一针见血，道出了日本人的中国情结：“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不用说，即便排除政治的解释，单就一种感情的类型而言，这一表现，也足够令人震惊不已。
它是单向的，独属于日本人对中国的一方，而不能允许中国人对日本也照样情深意长。它是主观的，倔犟且稍有霸道，毫不在意对方可能还另有想法。它已经明言在先：它最富攻击的性格。
但这是一句真话。揣摩着它的真实感，对如此书写的堀田善卫，我摸索着对他尝试分析。对中国人来说，如此情感是陌生的，中国式的脑袋，装不下这么纠缠悖反的复杂性。保守的中国，使我们对他者的国度，思慕或敬远，总是自律越界的妄想。
它的过分，隐喻着施予对方的强迫。说到底仍不平等——既然被它深爱，那么作为对象的中国，已被夺去了拒绝的权利！
中国能够接受它么？否。深知这一点并为此而痛苦，便是堀田善卫的文学。虽然这痛苦的底色也印着文人的放纵——由母国强盛而被赋予的、占有的权利和主人的感觉。
唯因他是一个真挚的人，因着这种真挚，“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是可能弃留取舍、提炼珍藏的。真挚的证据同样留在文章里。《在上海》的如下一节，使我读得紧张。堀田善卫写道：
他在马路一边，眺望着一个盛装白纱的新娘子喜庆出门的场面。家人相送正在话别。这时，有三个戴着公用袖章的日本兵走来。其中一个突然分开人群，走到新娘子身边，一边伸出粗粗的手指，在那新娘子的脸颊上捅了几下，接着手又朝下，摸到了胸部和下腹……
他写道：霎时间，“我”只觉血涌头顶，不觉冲过马路，扑向那日本兵。结果“本来就无腕力、更一倍无谋的我”被日本兵打倒，拳脚交加。“我”的颧骨撞在水泥地上，旧病的肋膜被踢伤，最后，被新娘子的一家中国人扶起。
那个时候的新娘，恐怕过其一生，也不会忘记在那美好的登轿时分，被掀起婚纱、戳着脸颊，还摸弄了乳房和下腹的体验吧。哪怕那士兵也未必有过分的恶意——对于我，这已是一个出发点。（《在上海》，107页）
再没有别的文字，能比这一节解释得更贴切了：不顾一切扑向日本兵的“我”，深沉解说了堀田善卫痛苦剖白的、“内心和内在的问题”、“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只是，那个被堀田宽容地说“也未必有过分的恶意”的士兵，他的“攻击性格”，也是滋生于这种放肆的、对中国的主人感觉！
而且他又是一个鲁迅的知音。
在俯拾满地的鲁迅议论中，这一小段可能捕捉鲁迅的文学特征最准确：
这改造社版的《大鲁迅全集》里，题作《社戏》的作品当时就为我喜爱。在十六年前的读书笔记上，我曾这么记着：“首先是，在鲁迅的（照片上），那双无言形容的、忧愁湿润的眼里，烙印着《故乡》和《社戏》的风景。既然已这么美好地描画了少年时代的回想，于是如《阿Q正传》、《呐喊》、《狂人日记》那般凄惨辛辣、令人毛骨然的现实，就必须要并列一旁。所以这两个系列表里一体，这两者，正是鲁迅的眼睛……”
在那以后经过了十六年，至今日我仍这么认为。（《在上海》，118—119页）
——话题一而再地涉及了鲁迅。
追究鲁迅逝后日本有过的鲁迅热，是一个深奥的命题。人们都知道，几乎鲁迅刚刚辞世，岩波书店的鲁迅全集便已出版。那时许多日本的名作家都在读鲁迅。堀田善卫，佐藤春夫，还是太宰治最富象征意味——他最终把鲁迅放置于自己小说中的“对席”。
然而我想，那个时期对鲁迅的接受与欣赏，藏着一直缄默的暗部。鲁迅对数千年吃人的中国礼教的控诉，鲁迅对中华民国蛮横暴政的倔犟抗议，鲁迅满纸晦涩黑暗悲哀的文笔，引诱了某种——同盟的一厢情愿。
一九三二年以后的鲁迅，择居上海，特立孤行，难与合作。他每日遣之笔端的、背景漆黑的描写和令人发的意象——诱导着多方的误读。
当日本国家加速侵略的步伐时，日本文人也向想象的鲁迅求索。这是国家发达携来的一种文学发达，就像日本的东洋学一样。鲁迅存在的暧昧，引诱了日本人的兴趣。
他们读得陶醉，自作多情。热烈且细致的、日本文人对鲁迅的偏重，最终显露了他们对中国复杂的估计不足。一条歧路，引出了一场相聚。他们在赞赏之中，误读了中国的异端。
中国的少数、中国的异端，古来依附着民族、家国与文化的大义。因此才有了皮之不存、毛其焉附的认识。
体察如此异端是困难的。
我对堀田善卫的在意，还因为他对西班牙的描写。
他走遍的西班牙的古今地点，我在十年间分做数次，也大都走遍了。最近（二○○八）刚补足了以前没去的马约卡群岛——堀田善卫就是在那座地中海的岛屿上，邂逅了一个受到同胞歧视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并慨叹人类的热情，常变做了排斥他人的狂热。
他从半岛的西北角徘徊到东南角，从圣地亚哥巡视到科尔多瓦，他的话题，从西班牙内战到穆斯林时代的辉煌，从建筑、美术到宗教、王室，涉及几乎所有西班牙问题。
与那些一下笔就歪向右派的写手不同，堀田善卫天生有着同情和正义的气质。他对宛如世界珍宝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爱惜，对卡洛斯五世对这座大寺改建的“毒瘤”的尖锐讽刺，对圣地亚哥·德孔布斯特拉的狂热的反感，都使我惊奇和喜欢。他徘徊在格拉纳达红宫里，对着满壁的阿拉伯文字和花纹装饰吐露的人生感悟，使我深深感动：
在科尔多瓦或格拉纳达，我发觉自己总是被某种淡淡的悲哀感觉控制着。那悲哀，我想也许由两方面的东西组成。
一是每逢一事，总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
还有另一方面的感慨。那就是——无论从青春时代就与之相遇的西欧文明，还是采取与之竞争形式的亚非等国所谓第三世界文明——对它们的关心，混合着自己内在的、对美与艳的要求，这一切，难道要把流年六十的自己，领到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去么？……（《西班牙断章》，195页）
当我在他的书里发觉：因为缺乏一点阿拉伯语知识，他最终没能知晓阿兰布拉宫里满壁铭文的意思——我的遗憾无法形容。想象着他，我这么表达过：
而在堀田善卫的两本书里，我没有读到关于胜者铭文的段落。
我不太敢相信。
十数年时光孤注一掷，从巴斯克的小村到格拉纳达的阿尔巴辛、一连十几次住进西班牙，那样地倾倒于这个国度难道会不知道这句铭文？……若是真的就太可惜了。但字里行间的信息，又使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的。
我心里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同情。堀田善卫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不仅心怀正直，而且具有超人的敏感。……
……“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到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去”，他竟然这样剖白表露。在日本滞留时没有认识他真是遗憾。我理解他的每一个字，可惜在中国难得这样的朋友。在阿兰布拉的时间若是能与他共度，若是我们能谈谈对那句铭文的感受，该是多么好啊。（《鲜花的废墟》，新世界出版社，261页）
再打听时，得知他早已去世。如佐藤春夫一样，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在反思自己一生之前，先期离开了我们。
仿佛我们从未有过交流。包括这些人：佐藤春夫之于唐宋古典、高桥和巳之于先秦刺客、堀田善卫之于上海、竹内好之于鲁迅——日本与中国的千丝万缕，使知识分子习惯了中国这一自己的文化资源，并陶醉于一种拥有者和享受者的自信。只是，用堀田善卫的话说，它带着一种“攻击的性格”。这种攻击或狂妄的性格，不意伤害了他者的人心，招致了拒绝。
零散记下的日本文学读后感，写到这里就该停下了。在结束对佐藤春夫、太宰治、堀田善卫的一鳞半爪的随笔时，还有什么该说的呢？
附在新潮社版《惜别》后面的、奥野健男的“解说”里，如下的一段追忆，写的简直不像日本：
太平洋战争时期对日本文学、对几乎所有的文学人都是痛苦的受难时期。在一种以军部为中心、包括一切国家权力、治安当局、情报部门、言论报国会、右翼团体以及全体庶民的狂热爱国的时代风潮的压迫之下，文学人丧失着自由灵魂与表现，随之萎缩。否，迎合当局和时代风潮进而从事御用文学的作家，自行投身军国皇国的狂信、为权势消化的文人，更已出现。昨天的文学伙伴，亲密编辑，都已变得没有信用。一个彼此猜疑的时代……
我读着恍如入梦，那一句句引人堕入冥思。历史的相错，环境的差异，不该如此逼真的类近。他们不是处在近代文学已然充分发达的时代么？难道不是经济的底盘，已然足够地刺激了文学的发育么？
文艺杂志纷纷废刊，统和于国策刊物。发表文学工作者的作品的舞台，极度地缩小了……残存唯有的发表作品的途径，是写成单行本。比起证照制度严峻的报刊，（单行本的）审查眼光稍显松弛。那些生不逢时又不写小说就活不下去的文学之虫、所谓执著与斗志旺盛的一些人，只能在不太出名的出版社，直接写了就出——用这种形式继续着文学活动……（《惜别·解说》，379—380页）
这描写的怎能是日本！……掩饰着心底的惊呼，一遍遍读着，我遐思疾飞，又噤口无语。
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着一副粗糙的样相。
纯文学的讨论以及艺术诸般，尚需缓行。一个民族要跋涉的文学路，尚要一步一步，数过他人不知的崎岖。中国大约仍是散文的国度。因为救国的老调，依然弹它不完； 因为命途多艰，小说的大潮尚未临近。使外人心仪的风花雪月，埋在文字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时日。
如果日本选择石原慎太郎，日本文学将堕落为帝国精神的粉饰。而中国文学选择什么呢？环顾左右，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
所以我想高呼： 且慢文学的浪言，先让我们立意自律。莫谈文学！唯谨慎对他人的冒犯，哪怕退守文学的敬远。
我们不想强求任何人，去认识中国文学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远较他们判断的更大。这不意味着居傲自诩。我只是说：文学的可能性，只在于依靠着他人想象不足的文明，只在于怀抱着激励永久的痛苦。
只是有时，当偶尔读到他们的美文，如佐藤春夫对石原的淋漓呵斥时，心中便难免升起一种不尽的遗憾。惜别——总是意味着强要的忘却。它留下了背影，长怀着创痛。又是堀田善卫写得出色：
若是能相互忘却，或者能学会这么做的话，我是想学的。于我而言，不快的事不愿说也不愿写，毋宁想，真的深深沉入缄默。但即便如此，还有叫做不可忘却的酸楚，它便是日本和中国交往的根本。我们互相握手时，在手掌和手掌之间，渗出的是血。（《在上海》，60页）
在贫瘠的大陆上，蹒跚独行着我们的文学。
如他们的揶揄，长旅中我们还背负沉重的枷锁、官僚的遮蔽，及失败的历史。但文学不是卑贱也不是虚妄；唯独对文学而言，过多的胜利和骄傲，会诱人步入危险的泥潭。我们自有前定的路；虽然举步维艰，我们不仅能求助于古典，而且能正视——纠正虚妄的傲慢。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改就
对鲁迅在一九三六年用日文写的、在日本尤其读者众多的《我要骗人》，堀田善卫尤有感触。
“单是自己一个人的过虑也说不定，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可以悲哀的。……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算是一个答礼罢。”——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或在今日，能平然读过这文章的最后一行的，日本人也罢中国人也罢，恐怕是没有的。其间有血的历史……（《在上海》，121页，筑摩学术文库，一九九五年。引文为鲁迅自译的中文）
鲁迅的这段话，日文写得更加语感沉重。也许他的日本读者，对末句以血致礼的表达，读取了更多的信息？
其实鲁迅的预感，早已就是现实。五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已经把两国之间的险恶格局铸造完毕。预感的只是战火下次蔓延到哪儿——第二年，卢沟桥响起了日本全面侵华的炮声。
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可能唯有堀田善卫，彻底表白了一种——对中国的感情的苦恼。《在上海》的前言里，他的这段直抒胸臆，早就该被中国人讨论：
也即是说，所谓日本和中国、中国与日本一事，对什么文学或艺术之间关系等等提问，我总是说，有也罢没有也罢，那些不是我知道的东西。遇到了我它是这样的——不这么讲我无话可说：日本与中国的、在历史或未来、它的相交相关的方式，远不单是若国际问题那么冷淡的、外在的东西。与其说它是国内问题，莫若说它是我们一人一人的、内心和内在的问题。是我们文化自体的历史，不，甚至它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自身。这样，内在的问题其物，也就在它被称为问题的百色万端里，在最终，成了有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在上海·前言》）
这是罕见的披沥。就如鲁迅“以血”的添附，语言约束他难能尽吐心间的积郁。内心和内在的问题。它的执著，仿佛非要配上曲折三匝意犹未尽的、堀田善卫的长句！
或许这还是一个日语的表达丰富的例子。如此的曲折和直截，它于定音的最后一针见血，道出了日本人的中国情结：“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不用说，即便排除政治的解释，单就一种感情的类型而言，这一表现，也足够令人震惊不已。
它是单向的，独属于日本人对中国的一方，而不能允许中国人对日本也照样情深意长。它是主观的，倔犟且稍有霸道，毫不在意对方可能还另有想法。它已经明言在先：它最富攻击的性格。
但这是一句真话。揣摩着它的真实感，对如此书写的堀田善卫，我摸索着对他尝试分析。对中国人来说，如此情感是陌生的，中国式的脑袋，装不下这么纠缠悖反的复杂性。保守的中国，使我们对他者的国度，思慕或敬远，总是自律越界的妄想。
它的过分，隐喻着施予对方的强迫。说到底仍不平等——既然被它深爱，那么作为对象的中国，已被夺去了拒绝的权利！
中国能够接受它么？否。深知这一点并为此而痛苦，便是堀田善卫的文学。虽然这痛苦的底色也印着文人的放纵——由母国强盛而被赋予的、占有的权利和主人的感觉。
唯因他是一个真挚的人，因着这种真挚，“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是可能弃留取舍、提炼珍藏的。真挚的证据同样留在文章里。《在上海》的如下一节，使我读得紧张。堀田善卫写道：
他在马路一边，眺望着一个盛装白纱的新娘子喜庆出门的场面。家人相送正在话别。这时，有三个戴着公用袖章的日本兵走来。其中一个突然分开人群，走到新娘子身边，一边伸出粗粗的手指，在那新娘子的脸颊上捅了几下，接着手又朝下，摸到了胸部和下腹……
他写道：霎时间，“我”只觉血涌头顶，不觉冲过马路，扑向那日本兵。结果“本来就无腕力、更一倍无谋的我”被日本兵打倒，拳脚交加。“我”的颧骨撞在水泥地上，旧病的肋膜被踢伤，最后，被新娘子的一家中国人扶起。
那个时候的新娘，恐怕过其一生，也不会忘记在那美好的登轿时分，被掀起婚纱、戳着脸颊，还摸弄了乳房和下腹的体验吧。哪怕那士兵也未必有过分的恶意——对于我，这已是一个出发点。（《在上海》，107页）
再没有别的文字，能比这一节解释得更贴切了：不顾一切扑向日本兵的“我”，深沉解说了堀田善卫痛苦剖白的、“内心和内在的问题”、“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只是，那个被堀田宽容地说“也未必有过分的恶意”的士兵，他的“攻击性格”，也是滋生于这种放肆的、对中国的主人感觉！
而且他又是一个鲁迅的知音。
在俯拾满地的鲁迅议论中，这一小段可能捕捉鲁迅的文学特征最准确：
这改造社版的《大鲁迅全集》里，题作《社戏》的作品当时就为我喜爱。在十六年前的读书笔记上，我曾这么记着：“首先是，在鲁迅的（照片上），那双无言形容的、忧愁湿润的眼里，烙印着《故乡》和《社戏》的风景。既然已这么美好地描画了少年时代的回想，于是如《阿Q正传》、《呐喊》、《狂人日记》那般凄惨辛辣、令人毛骨然的现实，就必须要并列一旁。所以这两个系列表里一体，这两者，正是鲁迅的眼睛……”
在那以后经过了十六年，至今日我仍这么认为。（《在上海》，118—119页）
——话题一而再地涉及了鲁迅。
追究鲁迅逝后日本有过的鲁迅热，是一个深奥的命题。人们都知道，几乎鲁迅刚刚辞世，岩波书店的鲁迅全集便已出版。那时许多日本的名作家都在读鲁迅。堀田善卫，佐藤春夫，还是太宰治最富象征意味——他最终把鲁迅放置于自己小说中的“对席”。
然而我想，那个时期对鲁迅的接受与欣赏，藏着一直缄默的暗部。鲁迅对数千年吃人的中国礼教的控诉，鲁迅对中华民国蛮横暴政的倔犟抗议，鲁迅满纸晦涩黑暗悲哀的文笔，引诱了某种——同盟的一厢情愿。
一九三二年以后的鲁迅，择居上海，特立孤行，难与合作。他每日遣之笔端的、背景漆黑的描写和令人发的意象——诱导着多方的误读。
当日本国家加速侵略的步伐时，日本文人也向想象的鲁迅求索。这是国家发达携来的一种文学发达，就像日本的东洋学一样。鲁迅存在的暧昧，引诱了日本人的兴趣。
他们读得陶醉，自作多情。热烈且细致的、日本文人对鲁迅的偏重，最终显露了他们对中国复杂的估计不足。一条歧路，引出了一场相聚。他们在赞赏之中，误读了中国的异端。
中国的少数、中国的异端，古来依附着民族、家国与文化的大义。因此才有了皮之不存、毛其焉附的认识。
体察如此异端是困难的。
我对堀田善卫的在意，还因为他对西班牙的描写。
他走遍的西班牙的古今地点，我在十年间分做数次，也大都走遍了。最近（二○○八）刚补足了以前没去的马约卡群岛——堀田善卫就是在那座地中海的岛屿上，邂逅了一个受到同胞歧视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并慨叹人类的热情，常变做了排斥他人的狂热。
他从半岛的西北角徘徊到东南角，从圣地亚哥巡视到科尔多瓦，他的话题，从西班牙内战到穆斯林时代的辉煌，从建筑、美术到宗教、王室，涉及几乎所有西班牙问题。
与那些一下笔就歪向右派的写手不同，堀田善卫天生有着同情和正义的气质。他对宛如世界珍宝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爱惜，对卡洛斯五世对这座大寺改建的“毒瘤”的尖锐讽刺，对圣地亚哥·德孔布斯特拉的狂热的反感，都使我惊奇和喜欢。他徘徊在格拉纳达红宫里，对着满壁的阿拉伯文字和花纹装饰吐露的人生感悟，使我深深感动：
在科尔多瓦或格拉纳达，我发觉自己总是被某种淡淡的悲哀感觉控制着。那悲哀，我想也许由两方面的东西组成。
一是每逢一事，总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
还有另一方面的感慨。那就是——无论从青春时代就与之相遇的西欧文明，还是采取与之竞争形式的亚非等国所谓第三世界文明——对它们的关心，混合着自己内在的、对美与艳的要求，这一切，难道要把流年六十的自己，领到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去么？……（《西班牙断章》，195页）
当我在他的书里发觉：因为缺乏一点阿拉伯语知识，他最终没能知晓阿兰布拉宫里满壁铭文的意思——我的遗憾无法形容。想象着他，我这么表达过：
而在堀田善卫的两本书里，我没有读到关于胜者铭文的段落。
我不太敢相信。
十数年时光孤注一掷，从巴斯克的小村到格拉纳达的阿尔巴辛、一连十几次住进西班牙，那样地倾倒于这个国度难道会不知道这句铭文？……若是真的就太可惜了。但字里行间的信息，又使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的。
我心里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同情。堀田善卫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不仅心怀正直，而且具有超人的敏感。……
……“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到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去”，他竟然这样剖白表露。在日本滞留时没有认识他真是遗憾。我理解他的每一个字，可惜在中国难得这样的朋友。在阿兰布拉的时间若是能与他共度，若是我们能谈谈对那句铭文的感受，该是多么好啊。（《鲜花的废墟》，新世界出版社，261页）
再打听时，得知他早已去世。如佐藤春夫一样，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在反思自己一生之前，先期离开了我们。
仿佛我们从未有过交流。包括这些人：佐藤春夫之于唐宋古典、高桥和巳之于先秦刺客、堀田善卫之于上海、竹内好之于鲁迅——日本与中国的千丝万缕，使知识分子习惯了中国这一自己的文化资源，并陶醉于一种拥有者和享受者的自信。只是，用堀田善卫的话说，它带着一种“攻击的性格”。这种攻击或狂妄的性格，不意伤害了他者的人心，招致了拒绝。
零散记下的日本文学读后感，写到这里就该停下了。在结束对佐藤春夫、太宰治、堀田善卫的一鳞半爪的随笔时，还有什么该说的呢？
附在新潮社版《惜别》后面的、奥野健男的“解说”里，如下的一段追忆，写的简直不像日本：
太平洋战争时期对日本文学、对几乎所有的文学人都是痛苦的受难时期。在一种以军部为中心、包括一切国家权力、治安当局、情报部门、言论报国会、右翼团体以及全体庶民的狂热爱国的时代风潮的压迫之下，文学人丧失着自由灵魂与表现，随之萎缩。否，迎合当局和时代风潮进而从事御用文学的作家，自行投身军国皇国的狂信、为权势消化的文人，更已出现。昨天的文学伙伴，亲密编辑，都已变得没有信用。一个彼此猜疑的时代……
我读着恍如入梦，那一句句引人堕入冥思。历史的相错，环境的差异，不该如此逼真的类近。他们不是处在近代文学已然充分发达的时代么？难道不是经济的底盘，已然足够地刺激了文学的发育么？
文艺杂志纷纷废刊，统和于国策刊物。发表文学工作者的作品的舞台，极度地缩小了……残存唯有的发表作品的途径，是写成单行本。比起证照制度严峻的报刊，（单行本的）审查眼光稍显松弛。那些生不逢时又不写小说就活不下去的文学之虫、所谓执著与斗志旺盛的一些人，只能在不太出名的出版社，直接写了就出——用这种形式继续着文学活动……（《惜别·解说》，379—380页）
这描写的怎能是日本！……掩饰着心底的惊呼，一遍遍读着，我遐思疾飞，又噤口无语。
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着一副粗糙的样相。
纯文学的讨论以及艺术诸般，尚需缓行。一个民族要跋涉的文学路，尚要一步一步，数过他人不知的崎岖。中国大约仍是散文的国度。因为救国的老调，依然弹它不完； 因为命途多艰，小说的大潮尚未临近。使外人心仪的风花雪月，埋在文字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时日。
如果日本选择石原慎太郎，日本文学将堕落为帝国精神的粉饰。而中国文学选择什么呢？环顾左右，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
所以我想高呼： 且慢文学的浪言，先让我们立意自律。莫谈文学！唯谨慎对他人的冒犯，哪怕退守文学的敬远。
我们不想强求任何人，去认识中国文学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远较他们判断的更大。这不意味着居傲自诩。我只是说：文学的可能性，只在于依靠着他人想象不足的文明，只在于怀抱着激励永久的痛苦。
只是有时，当偶尔读到他们的美文，如佐藤春夫对石原的淋漓呵斥时，心中便难免升起一种不尽的遗憾。惜别——总是意味着强要的忘却。它留下了背影，长怀着创痛。又是堀田善卫写得出色：
若是能相互忘却，或者能学会这么做的话，我是想学的。于我而言，不快的事不愿说也不愿写，毋宁想，真的深深沉入缄默。但即便如此，还有叫做不可忘却的酸楚，它便是日本和中国交往的根本。我们互相握手时，在手掌和手掌之间，渗出的是血。（《在上海》，60页）
在贫瘠的大陆上，蹒跚独行着我们的文学。
如他们的揶揄，长旅中我们还背负沉重的枷锁、官僚的遮蔽，及失败的历史。但文学不是卑贱也不是虚妄；唯独对文学而言，过多的胜利和骄傲，会诱人步入危险的泥潭。我们自有前定的路；虽然举步维艰，我们不仅能求助于古典，而且能正视——纠正虚妄的傲慢。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