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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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植根于本国的意识形态和宪政观念,西方的评论家常常误解中国的意识形态、宪政和法治的发展。“三个代表”思想不仅能够充当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能够充当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能够推动中国宪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其他文献
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分权因考虑到了地方政府所进行的一些同步实验而促进了政策创新。然而,这里却忽视了一个学习外部性问题:成功的政策实验为所有政府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虽然地方政府忽视了它。但中央政府却不应该如此。本文使用社会学习模型对集权和分权情况下的政策创新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倘若地方政府相对同质或者数量较大,集权将比分权导致更多的政策创新;而如果有多种实验政策可供利用的话,分权也许会比集权能引发更多的政策创新。
本文研究了促进或妨碍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各项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领导公信力既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发起和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决定具体政府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议会冲突对地方政府改革的成败不起关键作用;议会一行政机关关系的融洽有利于地方政府创新的成功开展。
美中关系对于两国和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两国需要合作。但由于美国国内一部分势力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强烈攻击使得中美之间摩擦不断。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人民币低估、不公平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侵权。本文就这三个问题作逐一分析,指出批评当中站不住脚的和夸大其辞的地方,旨在消除双方误解,缓和美中之间紧张气氛,引导两国经贸关系朝建设性方向发展。
本文批评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认为由于美国已经不再有许多制造业,必须依赖进口,所以改变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或者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对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没有帮助。事实上美国的贸易赤字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引起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增大亲市场改革的力度.才能不落后于其他迅速发展的国家。同时公司和市场的全球化正在模糊国内和国际经济的边界,使得保护主义成为落后的观点和措施。总之,美国和中国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发挥正面的拉动作用。
本文讨论了有关公共腐败的八个问题。即什么是腐败?哪些国家最腐败?严重腐败的国家有哪些共同特征?如何确定腐败的数量?官员们领取更高的工资能否减少腐败?竞争减少腐败吗?为何最近很少有成功抵制腐败的尝试?腐败影响增长吗?文章最后总结了腐败问题研究的新领域。
2001年匈牙利经济偏离了平衡增长的轨道。在过去的6年间,国家财政赤字增长到一个无法承受的水平,经常项目的赤字也非常高。实际工资的增长远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些困境以及其他一些宏观经济问题促使匈牙利政府在2006年7月采取了调整计划。本文的第一部分分析当前宏观经济状况和调整措施的预期经济与社会效果。政府准备接受改革的政治代价,特别是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降低政府赢得政治选举的可能性,这显示了政府的承诺和决心。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需要立即采取的措施及长期效果和深层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介绍了传统行政改革和新公共管理驱动的(NPM—inspired)行政改革的区分,并对一些定义和概念的适当用法作了评述。然后对大不列颠/英格兰、瑞典、德国、法国等四国地方政府改革的相关措施和绩效进行了评价。可以说,从民主责任、多功能和区域可行性上看,瑞典和德国的地方政府属传统类型,它们在这些方面做得相对好些,而英国和法国的地方政府相对来说绩效不如人意。
近年来,行政改革与政府改革已成为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以行政改革为视角,考察了德国在提高地方层面公民参与和公共服务提供这两个领域的改革,并介绍了几种公民参与形式以及促进公民参与的机制。本文对德国近10年来行政改革经验的总结,于当下中国的行政改革或许有所借鉴。
西方国家宪政层面上的制度化政治反对模式主要有五种,其主要类别有:(1)英国:以议会为中心,但少数党派无否决权及共同执政权的反对模式;(2)德国:以议会为中心,但少数党派有很强的否决权及共同执政权的反对模式;(3)法国:议会一总统政治反对模式;(4)美国:分权政治反对模式;(5)瑞士:直接民主反对模式。本文对这五种政治反对模式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
苏维埃体制失败之后,就如何向西方式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变这一问题,在“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路线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革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信任机制”的变革。本文针对在后社会主义转型中创造社会信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