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庆时节燃放烟花爆竹是我们中国人一千多年来不变的习俗。但是申城丙申农历新年的除夕夜静谧安详，只有海关大楼的钟声在耳边回响。作为一个立法机关工作者，这一刻也让我感受到了法治时代春天的到来；至少，在有法必依这一个原则上，我们有了一个好的范例。法律的尊严、政府的信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展示，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在《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16年1月1日开始施行时，并没有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往年政府也不断提醒市民们尽量少放烟花爆竹，文明过年，但除夕和初五“迎财神”总是在烟花爆竹声中度过。今年即使有这个立法，能行吗？不少市民们也都半信半疑。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将难事办成办好，这里面的头头道道，其实也不复杂。我想，可能至少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这个法律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是顺势而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立法的时间节点至关重要，不能太早于时代的需要，也不能太滞后于人民的需求。多年来，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成为了一大公害，在安全、卫生、环境等各方面的危害，可以说尽人皆知。有公德有社会责任感的市民，都已经自觉地放弃燃放，并呼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但是的确还有一部分群众，囿于传统习俗，随意燃放。禁放令颁布后，果然大多数人都大声叫好。就像我一样，大家会睁着眼睛看，竖着耳朵听，有大家来监督，大家来帮助执行，就容易水到渠成，让偷放者无处隐匿。
　　二是这次执法动真格了。法律要落地生根，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法律才能立威，才能发挥效果。这也反过来说明如何立法首先要考虑好可执行性，否则即使出发点好，也不过是增加一个摆设，有百害无一益。这个取信和立威的过程，在春节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充分展示。相关部门联合行动，在烟花爆竹生产销售等所有环节采取措施，在本市禁止生产烟花爆竹，在禁放区让烟花爆竹不能进货、不能销售、不能燃放。新闻报道也充分报道了零星的违反情况和有效的执法。
　　就在我生活的提篮桥街道，除夕夜有300名左右民警、680名平安志愿者彻夜不眠，执法力度空前。这大冬天的，着实不易。可是，顽症要用猛药，也是不得已为之。有一个经济学的说法叫路径依赖。就是一旦上了一个路径，就可能产生惯性，或者收益递增现象，而难以改道；而为了换路径，通常一开始要投入很大成本，不然最后还要回到原来的路径。看来政府这次是一下子把整个路径都给改过来了，明年的禁放工作应该不再需要这么大的声势和规模。当然，也不能就此偃旗息鼓，否则，回潮的动力还是有的。
　　三是立法后做了充分的法律沟通。法律不仅是一个文本，而且应该是大家能够接受和拥护的观念和行为规则。法律的沟通应该发生在立法和执法的整个过程中，大家树立共同意识，理解法律，尊重法律，才能践行法律。因此，政府要善于用法律来引导社会。社会上对燃放烟花爆竹产生危害的共识已经有了，但在不少人眼里，燃放烟花爆竹仍然是私人领域的事，属于个人权利，反正大家都放，不放反而显得“有点怪”，因此让人人主动放弃燃放恐怕是一种奢望。本次执法的宣传，声势浩大，告诉群众随着时代发展，燃放烟花爆竹这种“个人权利”，会带来种种有害后果，包括给公共安全和环境等带来危害，因此市民要承担不放烟花爆竹的公共义务；同时，通过横幅、广播、电视、短信等各种媒介，清晰地告诉人们执行标准，避免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充分的知情，情与理上的接受，自然带来支持。实际上，今年在外环以外，放烟花爆竹的情况也大为缓解。
　　猴年过了一个“平安夜”，那么好像问题又来了，春节传统民俗如何保留？电子鞭炮能否为市民接受并得以推广？市场能否推动相关技术改进或创新，以找出环保、安全和“年味”之间平衡点？这可能需要时间。当前，是否可以考虑用一些替代和补偿的方式，来满足一些群众尤其小孩子们爱热闹心态？如，《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重大庆典活动和节日期间，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允许在规定的区域内和时间内燃放烟花爆竹。那么是否在春节期间，择定几个地方由政府牵头组织焰火晚会供市民观赏欢庆？或许，能够创造出我们上海过年的新习惯和新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