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怎么提高一个城市的独特精神呢？比如说在中国，解放以后，有大约30年时间城市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来修建大楼，改革开放以后，有30年时间都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建楼。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城市没有保留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所有的建筑都差不多。这对城市精神的建立就构成了障碍。
　　我们怎么保留或者怎么提高城市的精神呢？其实跟建筑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很多的中国城市包括北京都在讨论自己的精神是什么，可能会有一些官方的口号，如果是一些官员选的，它不一定真的能表达自己的城市精神。那应该怎么研究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城市的精神》这本书里用了很多方法。第一个是比较客观的方法，就是用一些社会科学的调查来研究，根据这些社会调查，你会发现，不同的城市会重视不同的价值观。其实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较主观的方法，比如说跟不同城市的出租车司机讨论下这个问题。在北京，出租车司机喜欢讨论的都是国家、政治的问题。但是在上海，大部分的出租车司机喜欢讨论的都是跟上海有关系的东西，很少有人愿意讨论国家的问题。 　　还有就是“漫步”的方法，随便在城市里逛逛，跟一些陌生人讨论一下，而且要跟不同的人讨论—比如男性女性，有钱人穷人，不同的种族等等—会发现他们也会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在北京，我觉得不管是艺术家、政治家、批评家、学者，都喜欢讨论政治问题；在蒙特利尔我的老家，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讨论跟语言有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判断什么是城市的精神。

从耶路撒冷到纽约

　　在耶路撒冷，人们喜欢讨论的问题，都跟宗教有关，不管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觉得这个城市是其核心城市。问题是，每个宗教都觉得我们才是真理，其他的宗教都是假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的朋友艾维纳认为，需要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才可以解决耶路撒冷的冲突，尤其是跟宗教有关的冲突。

1970年代很多西方人批评新加坡，说这是非民主的国家，但是因为他们的问题跟别的城市或者国家完全不一样，他们一定要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要用一些非民主的手段来建立一些国家的归属感，尤其是语言方面。

　　在蒙特利尔我的老家，30年前，说英语的人跟说法语的人的小区是完全分开的，而且说英语的人不愿意说法语，说法语的学英语的话一般都是为了赚钱。但是在1970年代，有一个新政府说，我们要保留自己的语言，尤其是法语；如果你们说英语的人想留在蒙特维尔，一定要学法语，你们的小孩要上法语的学校，而且所有商店的一些牌子都应该用法语，如果你要写英语的话，字应该写得小一点。因为这样，很多说英语的人—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们不愿意接受，都搬到一些别的地方去了。结果30年以后，蒙特利尔90%多的人都会说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且都比较流利，可以说它成为了一个双语的城市—很少有城市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好的结果。蒙特利尔是用政治的权力来保护自己的语言，包括一定要学法语，包括教育的制度等等，这些问题是政治问题。如何分配资源这个问题，跟每个城市的精神有关系。

　　在牛津，我估计大家知道牛津大学，牛津的精神当然跟学术有关系。城市精神为什么是个政治的问题呢，这跟那个城市的资源有关系。我就举一个例子，在蒙特利尔，每个小区你都可以打冰球，而且蒙特利尔会用城市的资源来建一些冰球场；但是牛津不一样，牛津用城市的资源来建一些板球场。这个是政治的问题。因为板球运动是非常慢，而且不会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是可以持续两三天的运动。板球也有很长的历史，有很多书是关于板球文化的，这样的运动比较符合牛津的精神。我觉得牛津大可以用它们的一些资源来保留板球文化。
　　柏林，德国的首都，新盖的议会大楼，建筑非常透明，因为柏林人想表达自己的城市精神是跟包容有关系的。柏林在17世纪是欧洲最开放的城市，包括犹太人都愿意去，但二战的时候，它变成最坏的，最不包容的城市。访问时我们问一些柏林人，有没有可能这个城市一方面是最包容的，另一方面是最不包容的，将来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你们又变成世界上最不包容的城市？他们不愿意公开说，你要跟他们讨论很长时间，他们说我们也担心，所以他们建这栋楼是为了表达自己理想是成为透明、有包容、宽容精神的城市。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可能会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
　　巴黎，法国的首都，很“浪漫”的城市。问题是，当我们问巴黎人，为什么你们那么浪漫？他们说我们不是嘛，这只是一些美国电影说的。但是巴黎人也有一些浪漫，像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比如像卢梭这样的学者，他们认为浪漫就是反对追求物质的生活方式，这跟香港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巴黎人吃的奶酪跟其他欧洲的城市不同，他们喜欢吃一种不健康的奶酪，他们觉得好吃，但是做法有点危险，可是他们坚持认为就是因为我们不追求物质的东西，我们愿意去吃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有一些欧洲的官员反对这样的奶酪制品，因为他们不理解巴黎的精神。
　　我们再来看纽约，纽约一方面是金融的中心，一方面是文化的中心，而且他们都觉得“我们是世界的中心”。但是纽约人真的爱他们的城市，为什么那个口号“我爱纽约”会这么流行，因为它真的表达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很多人移民到纽约，是因为—野心，或者说抱负。1905年，一些人从相对落后的意大利移民到纽约，他们很乐观，拥有远大的抱负。现在纽约还是这样的，大部分的纽约人都是从别的城市或别的国家移民到纽约，这跟一种独特的价值观有关。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城市，有些人就喜欢乡下多于喜欢城市。但是现在中国有城市化的倾向。我们的问题是，城市，尤其大城市，人们普遍缺乏归属感，怎么提高城市的归属感？最重要的方法是提高城市的精神，培育每个城市独特的东西。我们同意，应该先解决贫困的问题，不过现在中国的城市比较发达，所以可以讨论城市的精神，而且应该讨论。现在中国遇到比较独特的问题是，很多城市的市长是外来的而不是从每个城市里面来的，所以他们不一定想保留那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他们更想提高那个城市的经济等等。可是如果那个城市的市长是那个城市的人，他可能比较愿意保留那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或者提高那个城市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