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郁闷”成为口头禅的时候，抑郁症也成为困扰人类的重大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全球病历记录抑郁症患者高达1. 22亿，且仍在迅速增长，预计很快将超过冠心病，成为全球主要健康危害第二大疾病。在成年人中，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达5%～10%。
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报告称，中国抑郁障碍人群达6100万，而且呈递增趋势。
早期的双生子研究和领养研究证实，抑郁症由遗传因素与外界环境共同作用。虽然借助庞大数量的病例和不断进步的检测方法，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易感基因被科学家找到，但这些基因是如何改变大脑以及进一步致病的，却鲜有发现。
近日，复旦大学计算系统生物研究中心主任冯建峰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李明博士合作，对来自昆明的包含278个健康个体的人群进行了脑部结构的核磁共振扫描，并在全脑范围内分析了抑郁症易感基因—SLC6A15基因与脑区结构变化的关系。这项研究结果已发表于国际精神病学著名刊物《美国精神病学杂志》。
《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冯建峰教授，揭开了抑郁症的基因密码和致病因素。
神秘的易感基因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基因只有抑郁症患者才有吗？
冯建峰：不是，每个人都携带了这个基因，也就是说每个人的SLC6A15基因上的多态性位点都是存在的，区别在于，这个位点上有两个等位基因，一个是与疾病相关的风险等位基因，而另一个是与疾病不相关的非风险等位基因。具体要看携带的是哪一个等位基因。
以往的抑郁症患者中，有多个被发现是在大脑中部扣带回区域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基因又与此部位显著相关，所以被称为易感基因。也就是说，易感基因是通过改变人的脑部结构，从而引发抑郁症。
但是必须明确一点，除了外部环境以外，导致抑郁症的致病基因也不仅仅只有这一种，SLC6A15易感基因只是抑郁症致病基因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通过比对患者和健康人的不同寻找出抑郁症的易感基因？
冯建峰：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易感基因均可以影响脑结构的变化，而这种效应无论在病人中还是健康人群中均存在。
易感基因是因，疾病是果，从因到果，中间还需要很多的过程，而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可视性中间表型。通过比较患者和健康人脑部结构的核磁共振扫描，以及二者携带等位基因的不同，我们能够观察到，患者中，携带风险等位基因的比例要显著高于正常人。
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经常有报道称，某种职业或者某个群体易患抑郁症，比如医生群体被认为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这是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结果？
冯建峰：所谓的“高危人群”，这类人从事高心理压力的职业，这种慢性压力或者刺激，本身就是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因素。但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患有抑郁症，这也体现了遗传的作用，而不全是外部环境的作用。抑郁症是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复杂疾病。
当然，我们决不能忽视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一项研究表明，双胞胎中，进城打工的一组比留在乡村的一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例要高四倍。所以抑郁症确实跟职业、压力有关。还有一个例子，英国抑郁症患者偏多，尤其是老年人。因为英国很多地方冬季四点钟就天黑了，他们见不到太阳又不出门，容易患抑郁症。
《瞭望东方周刊》：你之前的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没有憎恨情绪。这跟SLC6A15易感基因有关系吗？
冯建峰：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内容，已经知道这种易感基因是如何改变脑部结构的，那改变脑部结构后又怎么改变人。我们期望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了解人脑中“解憎恨网络”的相关基因。现在只能确定，SLC6A15易感基因能够通过改变脑结构进而改变人的情绪和认知能力。
抑郁症的治疗很糟糕
《瞭望东方周刊》：找出抑郁症的易感基因并进行实验分析，有助于指导抑郁症的治疗吗？
冯建峰：对于抑郁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有帮助的。其实最大的贡献是早期的诊断，因为对于疾病而言，最好是能够做到预防，从而提前干涉。如果抑郁症所有的易感基因全部找到，以及通过实验分析出这些易感基因如何作用于人类的脑部，那么个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基因图谱来预防。但是现在对抑郁症的治疗很糟糕，根本无法治愈。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这么说？
冯建峰：目前抑郁症是无法治愈的，药物、治疗只是抑制罢了，也就是抑制抑郁症患者的一些疾病表现。因为现在并没有找到抑郁症的“症结”在哪里，只是看到了生物标志物的改变和生化指标的变化，这只是通过临床表现来判断抑郁症。
目前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仍以选择性五羟色胺（5- ht）再摄取抑剂为主，但是我之前说了，抑郁症是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治本。
《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上有没有对于抑郁症治疗的新探索？
冯建峰：现在国际上非常流行DBS疗法，也就是深部脑刺激。通过在大脑里放置电极装置，采用电刺激的方式来刺激大脑深部的结构。这种方法开始用来治疗帕金森氏症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临床上是严格控制的，必须是无法通过其他方法治疗的严重颤抖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才能够接受治疗。因为深部脑刺激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语言困难、认知障碍、视觉受损或是动作无力等。
现在有些国家试图用此来治疗抑郁症，但是否有副作用，效果如何，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和分析。
《瞭望东方周刊》：抑郁症患者能自愈吗？
冯建峰：抑郁症在临床上也分为轻、中、重。有的抑郁症患者终生只发病一次，然后就再也没有表现出来，这部分很多都是情绪的波动。我们现在谈的对于抑郁症患者的治疗都是针对重度抑郁症，必须用药的那部分患者。
基因筛查
《瞭望东方周刊》：普通人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研究的新发现预防或者减轻抑郁症呢？
冯建峰：普通人可以通过消除或减少病因或致病因素来预防抑郁症的发生，这是最积极主动的预防方法。抑郁症发生不外乎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这两个因素，其中外部环境是可以积极应对的。抑郁症发病前，90%都有促发的生活事件，比如丧偶、离婚、失业等。
而对于遗传基因，如果自己的父母有抑郁症、或者是双胞胎中一个患有抑郁症，那么子女或者同胞就极有可能是潜在的抑郁症患者。
美国现在就可以通过把自己的全基因图谱打印出来，从基因的角度分析你易患什么病。而这只需要100美元就能做到。
《瞭望东方周刊》：这对个人的指导有多大的可靠性？
冯建峰：从学术的角度来讲，确实可以通过基因的筛查看看自己容易患什么病，我们也在极力往这个方向走，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所有的疾病易感基因。但是现在而言，还有很多易感基因并没有找到，即使找到了，也没有相关的研究证明它在导致一种疾病中“贡献”了多少力量，这些都是缺乏数据研究的。换句话说，我们很难通过一个抑郁症易感基因就能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抑郁症。
美国在用这个概念，把这个研究商业化，但是这对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指导意义，还值得商榷，我们对此要抱有严谨的态度。
《瞭望东方周刊》：那通过基因来筛查抑郁症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为现实？
冯建峰：随着数据采集的完善，我确信几年之后关于抑郁症的易感基因以及它如何改变大脑等等这些都是能搞清楚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外部环境影响，这部分是不可控的。
欧洲在今年10月份将开始一个项目，就是把一些病人的全基因组和全脑影像采集完整，这也是我在国内想做的事情。这点我们要比他们更容易一些，因为在国内，一个精神病院就能拿出来50万个病例，这是国外比不了的。只要国家相关投入跟上，我们能比国外做得更好。
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报告称，中国抑郁障碍人群达6100万，而且呈递增趋势。
早期的双生子研究和领养研究证实，抑郁症由遗传因素与外界环境共同作用。虽然借助庞大数量的病例和不断进步的检测方法，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易感基因被科学家找到，但这些基因是如何改变大脑以及进一步致病的，却鲜有发现。
近日，复旦大学计算系统生物研究中心主任冯建峰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李明博士合作，对来自昆明的包含278个健康个体的人群进行了脑部结构的核磁共振扫描，并在全脑范围内分析了抑郁症易感基因—SLC6A15基因与脑区结构变化的关系。这项研究结果已发表于国际精神病学著名刊物《美国精神病学杂志》。
《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冯建峰教授，揭开了抑郁症的基因密码和致病因素。
神秘的易感基因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基因只有抑郁症患者才有吗？
冯建峰：不是，每个人都携带了这个基因，也就是说每个人的SLC6A15基因上的多态性位点都是存在的，区别在于，这个位点上有两个等位基因，一个是与疾病相关的风险等位基因，而另一个是与疾病不相关的非风险等位基因。具体要看携带的是哪一个等位基因。
以往的抑郁症患者中，有多个被发现是在大脑中部扣带回区域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基因又与此部位显著相关，所以被称为易感基因。也就是说，易感基因是通过改变人的脑部结构，从而引发抑郁症。
但是必须明确一点，除了外部环境以外，导致抑郁症的致病基因也不仅仅只有这一种，SLC6A15易感基因只是抑郁症致病基因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通过比对患者和健康人的不同寻找出抑郁症的易感基因？
冯建峰：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易感基因均可以影响脑结构的变化，而这种效应无论在病人中还是健康人群中均存在。
易感基因是因，疾病是果，从因到果，中间还需要很多的过程，而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可视性中间表型。通过比较患者和健康人脑部结构的核磁共振扫描，以及二者携带等位基因的不同，我们能够观察到，患者中，携带风险等位基因的比例要显著高于正常人。
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经常有报道称，某种职业或者某个群体易患抑郁症，比如医生群体被认为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这是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结果？
冯建峰：所谓的“高危人群”，这类人从事高心理压力的职业，这种慢性压力或者刺激，本身就是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因素。但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患有抑郁症，这也体现了遗传的作用，而不全是外部环境的作用。抑郁症是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复杂疾病。
当然，我们决不能忽视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一项研究表明，双胞胎中，进城打工的一组比留在乡村的一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例要高四倍。所以抑郁症确实跟职业、压力有关。还有一个例子，英国抑郁症患者偏多，尤其是老年人。因为英国很多地方冬季四点钟就天黑了，他们见不到太阳又不出门，容易患抑郁症。
《瞭望东方周刊》：你之前的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没有憎恨情绪。这跟SLC6A15易感基因有关系吗？
冯建峰：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内容，已经知道这种易感基因是如何改变脑部结构的，那改变脑部结构后又怎么改变人。我们期望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了解人脑中“解憎恨网络”的相关基因。现在只能确定，SLC6A15易感基因能够通过改变脑结构进而改变人的情绪和认知能力。
抑郁症的治疗很糟糕
《瞭望东方周刊》：找出抑郁症的易感基因并进行实验分析，有助于指导抑郁症的治疗吗？
冯建峰：对于抑郁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有帮助的。其实最大的贡献是早期的诊断，因为对于疾病而言，最好是能够做到预防，从而提前干涉。如果抑郁症所有的易感基因全部找到，以及通过实验分析出这些易感基因如何作用于人类的脑部，那么个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基因图谱来预防。但是现在对抑郁症的治疗很糟糕，根本无法治愈。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这么说？
冯建峰：目前抑郁症是无法治愈的，药物、治疗只是抑制罢了，也就是抑制抑郁症患者的一些疾病表现。因为现在并没有找到抑郁症的“症结”在哪里，只是看到了生物标志物的改变和生化指标的变化，这只是通过临床表现来判断抑郁症。
目前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仍以选择性五羟色胺（5- ht）再摄取抑剂为主，但是我之前说了，抑郁症是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治本。
《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上有没有对于抑郁症治疗的新探索？
冯建峰：现在国际上非常流行DBS疗法，也就是深部脑刺激。通过在大脑里放置电极装置，采用电刺激的方式来刺激大脑深部的结构。这种方法开始用来治疗帕金森氏症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临床上是严格控制的，必须是无法通过其他方法治疗的严重颤抖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才能够接受治疗。因为深部脑刺激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语言困难、认知障碍、视觉受损或是动作无力等。
现在有些国家试图用此来治疗抑郁症，但是否有副作用，效果如何，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和分析。
《瞭望东方周刊》：抑郁症患者能自愈吗？
冯建峰：抑郁症在临床上也分为轻、中、重。有的抑郁症患者终生只发病一次，然后就再也没有表现出来，这部分很多都是情绪的波动。我们现在谈的对于抑郁症患者的治疗都是针对重度抑郁症，必须用药的那部分患者。
基因筛查
《瞭望东方周刊》：普通人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研究的新发现预防或者减轻抑郁症呢？
冯建峰：普通人可以通过消除或减少病因或致病因素来预防抑郁症的发生，这是最积极主动的预防方法。抑郁症发生不外乎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这两个因素，其中外部环境是可以积极应对的。抑郁症发病前，90%都有促发的生活事件，比如丧偶、离婚、失业等。
而对于遗传基因，如果自己的父母有抑郁症、或者是双胞胎中一个患有抑郁症，那么子女或者同胞就极有可能是潜在的抑郁症患者。
美国现在就可以通过把自己的全基因图谱打印出来，从基因的角度分析你易患什么病。而这只需要100美元就能做到。
《瞭望东方周刊》：这对个人的指导有多大的可靠性？
冯建峰：从学术的角度来讲，确实可以通过基因的筛查看看自己容易患什么病，我们也在极力往这个方向走，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所有的疾病易感基因。但是现在而言，还有很多易感基因并没有找到，即使找到了，也没有相关的研究证明它在导致一种疾病中“贡献”了多少力量，这些都是缺乏数据研究的。换句话说，我们很难通过一个抑郁症易感基因就能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抑郁症。
美国在用这个概念，把这个研究商业化，但是这对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指导意义，还值得商榷，我们对此要抱有严谨的态度。
《瞭望东方周刊》：那通过基因来筛查抑郁症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为现实？
冯建峰：随着数据采集的完善，我确信几年之后关于抑郁症的易感基因以及它如何改变大脑等等这些都是能搞清楚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外部环境影响，这部分是不可控的。
欧洲在今年10月份将开始一个项目，就是把一些病人的全基因组和全脑影像采集完整，这也是我在国内想做的事情。这点我们要比他们更容易一些，因为在国内，一个精神病院就能拿出来50万个病例，这是国外比不了的。只要国家相关投入跟上，我们能比国外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