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所强调的五伦关系,是由家庭延伸开来的。礼肇端于夫妇,而后有父子、兄弟,这都属于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社会性的伦理才是君臣和朋友。发生及实践之次序则是由内而外、由近而远,由家庭再到社会的。所以修身齐家之后才治国平天下。
　　在这套伦理观底下,家庭之重要性不言可喻。它是伦理行为起始之处,人学会一切修己待人之方法的伦理实践场域,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现代化社会变迁对儒家思想的最大冲击,其实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儒家不再与国家意识形态、文官考试制度、教育体系结合了,而是传统的家庭结构被破坏了。家的伦理地位丧失,儒学之社会性基础乃随之动摇。
　　西方思想,无论希腊传统或希伯来传统,对家庭之重视均远不如儒家,儒家所讲的“孝”,在西方也几乎不成为一项重要伦理义务。现代化,更强调社会应由传统型转变成现代型。传统型,就是血缘地缘性的乡土社会,现代型则是契约性的城市社会。因此,现代化即预设了人应脱离农村式的家庭、宗族小区,进入成就取向而非身份取向的都市化工业社会。人的伦理关系,亦将由家庭宗族内的长老礼教统治,转而面向机械的契约型关系,人与人都只是陌生人,彼此依法律契约确定其权利义务。
　　这种新伦理态度,透过新的教育及社会意识塑造工程,渐次造就了新时代的年轻人。它告诉青年:家是个长者礼教统治的僵化领域,唯有逃离,才能获得自由、实现理想。曹禺《雷雨》、巴金《家》之类数不清的小说戏剧,都以暴露传统家庭的黑暗、伦理扭曲为目标,教人要挣脱其束缚,以此为自我意识醒觉的指标。
　　但家庭事实上不待青年们逃离,便已然瓦解了。因为现代化以后,农村人口外流、经济结构破坏,青年就学或就业,都必须到都市去;大部分老家均只剩老人与小孩,人口结构不完整、伦理亲情维系困难,父子几成陌路。
　　在都市中挣扎谋生之青年,虽自建小家庭,但夫妇大抵均须就业,故亦聚少离多,甚或分隔异地,感情日淡、离婚率日高。都会男女,感情又极复杂,家庭尤其不易维持。台湾的离婚率已达三分之一以上,大陆马上也将追上,可见家庭在现代社会中是极其脆弱的。
　　在这种家庭中的小孩也很可怜。单亲、不知其父、未识其母、兄弟异亲等各种情况姑且不说了。一般也都是幼时父母无力抚养,不是花钱交给异乡、异国或身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姆,就是丢给老家的老人带。待其稍长,则丢给幼儿园、小学。小孩子所得到的亲情和家庭教养,没几个人是健全的。
　　老人的赡养,一样是大问题。都市住房大不易,大部分人无力接老人到城市共住。即或接来,老人亦不习惯都市生活。且父母与子女媳婿本来就不曾共同生活过,一旦共居,勃溪时起,反而大家都不愉快。因而颇有往住养老院者。但养老院再好,怎比得上自己家呢?况且除非有钱,养老院也进不去。许多老人被子女弃养,岂无故哉?
　　现代化号称进步,由伦理情境上看,却其实是个大残破大悲哀。现代人身心之不健全、缺乏基本教养、不善与人相处,许多都肇因于家庭之残破。古时若批评一个人“没家教”,是很严重的事,现代人则几乎都没什么家教,因为家已不能承担基本伦理实践场域之功能。
　　古时,一个人若外出遭到挫折,家也可提供休养生息、抚慰心灵之作用,亲情毕竟是最好的疗伤剂。现代家庭亦无此功能,有时家庭反而成了风暴的中心。家庭暴力频传,家庭又随时会拆散、重组,单亲或不断变动的亲属关系,构造了极复杂错乱的伦理情境。
　　因此,现代之后的伦理课题,早已不是“五四”到三十年代那样,要号召人离家出走以实现自我了。相反的,是要靠着重建家庭在伦理实践中的角色,来改善现今人类之伦理处境。
　　想重建家庭,儒家思想的资源当然最重要。而家庭之伦理功能若不能恢复,复兴儒学,事实上也是空谈。相对于全球化,普遍伦理、生态思想等,家庭似乎只是个小题目,但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恐怕我们还应该先由关注小题目开始。
　　若欲恢复家庭在伦理实践上的功能,则还有必要参考当年儒者是怎么做的。
　　从前朱子撰《家礼》,自谓是:“愿得与同志之子,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国家所以敦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文集卷十一)。在〈跋三家礼范〉中,更自任司马光之后,把厚彝伦、新陋俗的工作,视为他与他朋友同志们共同的事业,说:
　　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熹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之说,裁行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
　　其欲参考增损,即是“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广传之,庶几见闻有所兴起,相与损益折衷,共成礼俗”(跋古今家祭礼)之意。移风异俗,而一再强调家礼祭祀,正是希望透过这些制度,让人能体现亲亲孝弟之心。
　　王阳明的思路也是如此的,而与朱子关系尤密,《全集》卷六〈寄邹谦之书之二〉:
　　承示《谕俗礼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礼》而简约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谦之诚有意于化民成俗,未肯汲汲为此也!
　　肯定家礼及乡约为化民成俗之法。文末一大段,云:“往年曾与徐曰仁备论”祠堂祖宗牌位位次及祔祭之义,更是切应时需的大问题。
　　由于古代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士大夫祭三世二世。一般庶民持手而食,不得立庙,故亦不祭祖。司马光《家礼》鉴于时代变迁,才建议民皆可祭曾祖,程伊川则云应祭高祖。明代庶人可祭四代,恐僭,乃改家庙为祠堂。阳明谈祠堂位次祔祭,就是要确定在这种新的祠庙秩序中如何祔祭子嗣的问题。徐曰仁问阳明:“然则今当如何?”就点出了这是个新时代的新问题,阳明所说,则为制礼。怎么制呢?参考古礼之义而斟酌之。家礼的内容,当然不只有祭礼祭法,只因祭法在此时一般人正无所适从,故特详言之。
　　很多人以为儒学跟家庭的关系是天然的、本来就如此。但看我上面的描述,便知其绝非如此,乃宋明儒者努力经营的结果。清朝社会上所行的家礼,凡婚、丧、冠、祭、祝寿、祀神、节庆,皆以朱子和阳明为基础,正因朱子与阳明能替一般家庭制礼作乐的缘故。
　　经过现代化变迁之后,现在社会当然颇不同于宋明清,但当日化民成俗的经验恐怕仍然甚可参考。
　　
　　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今游大陆,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