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博士，
　　文化年代創意公司總經理，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台灣史專家，人文雜誌社社長
　　抗戰過去七十年，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紀念也從隨著歷史情勢的演變而忽熱忽冷，誰的抗戰，抗戰為誰，一個個疑惑開始困惑當代人，究竟大家想要的是什麼？
　　誰的抗日，承擔歷史的重責
　　相較於中國大陸舉國家之力舉辦的各種抗戰紀念活動，特別是9月3日舉辦的國際大閱兵，從媒體上看台灣的抗日紀念活動好似銷聲匿跡，抗戰紀念在台灣真的無影無蹤嗎？顯然不是，單就文化年代公司而言，就舉辦了兩場台灣抗日紀念展覽，也有相關的專書發表活動；而其他單位如空軍、國防部等都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比如空軍七十週年抗戰紀念特展，國史館有史料展覽，包括台北市政府都出資數百萬台幣來舉辦抗戰特展。但問題來了，為什麼官方、民間舉辦了如此多的紀念活動，在媒體上引發的傳播效果卻如此之低，帶來的社會關注更是少之又少？這就凸顯出台灣當下一個無奈的事實：媒體冷處理。相較於過去的60、70、80年代對於抗日紀念、台灣光復、雙十節的大篇幅報道，現今不少存有立場的媒體主事者往往採用冷處理的方式，不重視這些活動，甚至刻意讓民眾“消失記憶”，因為針對不同的立場則會出現對抗戰的“排斥”，也才引發今天外界對於台灣零散抗戰紀念活動的質疑？
　　當然，除了單純的紀念活動外，我們更要看待抗日之於台灣歷史為何，台灣歷史又走過了怎樣的道路。基於中華民族史觀，兩岸推崇抗戰歷史當然無可非議，但是對於台灣在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中出現與大陸歷史分叉的“Y理論”自然也不能忽視，當然在1945-1949這個時間點上，台灣與大陸歷史發生了兩次短暫結合，但是經過漫長的分治狀態，仍然在“Y理論”的一邊，因而不去否認台灣50年被日本殖民的存在，了解台灣在過去百年內發生了什麼事情，對台灣、對大陸都是重要的一步。作為歷史教育，很重要的是由認識歷史，繼而深入歷史，再者研究歷史。從了解台灣50年殖民史的史實，到發現分歧由此引發探索興趣，開始進入台灣史的研究，這就是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客觀的讓人民了解歷史，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單純喜歡日本或者只擁抱中國，並不能完全反映出歷史的全貌。作為日本的殖民地，當時的台灣年輕人自然被征召遠赴其他戰場協助日本作戰，甚至高雄航空隊等對中國大陸華中、華南進行轟炸，但不要忘記自1938年開始台灣松山機場也受到轟炸，被當時的蘇聯航空志願隊相繼轟炸，而後更有1945年出現的“531”大轟炸，作為當時跟中國敵對一方的台灣，可能更多的在“Y”的左側，而這就是歷史，它不是一次單純的主動轟炸亦或被轟炸所能呈現的。國民黨在台灣本土長期的統治中，培養出的台灣歷史人才太少，沒有足夠的研究量，自然沒辦法掌握主導權，繼而造成影響力。而今天大陸上對台灣歷史的了解也是支離破碎，學者們如果真的希望深入了解台灣就必須來到台灣實地系統的查調研，這樣調查出來的1895-1949這段台灣史才不會局限在意識形態的泥淖里。我自己在20年的台灣歷史研究中，感受到雖然歷史的真相難以找回，卻可以找到接近歷史的事實，這也是我們對於歷史最大的責任所在。
　　誰的歷史，回歸史實的論述
　　沸沸揚揚的“反課綱運動”告一段落，其中有關抗日、慰安婦、殖民統治等問題一度成為關注焦點，但與抗戰歷史還原、台灣殖民歷史研究等不同，課綱問題在我看來並不是歷史真實的討論，而是意識形態的爭議。其實本身關於“殖民”，有人反對在“日本統治”前加入殖民二字，但在我看來，“殖民”是客觀事實，當時在日本國內，憲法是通用的，日本國民享有國民權利，但是對台灣卻不能通用。以“創辦報紙”為例，當時台灣出現《台南新報》、《日日新報》等，而台灣人是不能直接在台灣發行報紙的，日本人卻可以隨意在台灣發行報紙，台人只能去日本辦報再從日本本土賣回台灣，例如蔣渭水等人前往日本創辦，這就是在殖民統治中的最重要的本質：“差別待遇”。1923年，蔡培火、蔣渭水等人籌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作為第三次議會請願活動，後來惹惱當時的台灣總督，實行全台大搜捕，一審原本判決無罪，到二審由於總督府的強力干涉，全本無罪被判處有罪的有17位。從這其中可以看出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時代政治地位飽受歧視，雖有國民義務，卻絲毫沒有國民權利，因而忠於歷史而言，“殖民統治”本就是史實，包括課綱中出現“鄭氏統治”還是“明鄭統治”大多都是自己的意識形態爭論。特別是在“慰安婦”議題上，有學生反對加“被強迫”的字眼，而現實中出現了非常多的“非自願”的證據，怎麼能夠輕易論證台灣慰安婦是自願的荒謬言論。事實需要歷史證據說清楚講明白，哪一國家、哪一個地區的慰安婦是自願的，自願的證據又在哪裡？今天我們存在大量的“被強迫”證據，自然能夠不以“自願”來涵蓋全部的歷史表述。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即使是慰安婦，日本的慰安婦與韓國、台灣、大陸的慰安婦待遇都有天壤之別，這也是明顯的差別待遇。
　　歷史本身就應該回歸到史實，但是反反復復的意識形態爭論以及執政在野的課綱爭議又讓外界產生不少擔憂，認為歷史可能在這種紛擾中愈來愈混亂。其實不必過分憂慮，想必未來2016民進黨如果取得執政權後，也會對課綱做出符合該黨需要的修正。其實歷史的本身便是如此，執政者往往都是盡力發展對自己有利的教育。從周朝開始，推翻商紂的統治就一定要推翻商紂的論述，而隨著歷史的演進，慢慢會有人研究，回歸到事實的本質，也回歸到歷史的本身，更多的人能夠講清楚，也就不會被執政團體所操弄。今天20歲左右的年輕人本土意識性很強，李、扁執政時代恰好是他們的成長時代，偏頗的歷史論述自然會讓年輕人迷茫，我們的歷史應該讓更多的人來了解事實的真相。
　　例如：現在在兩岸歷史中，很少會聽到“謝文達”這位先烈的名字。謝文達先生是台灣第一位飛行員，1919年赴日本學習飛行，當時表現遠超日本人更榮獲兩次飛行大獎，回到台灣進行飛機訪問，盛況空前。他本人也開啟了台灣人反殖民運動的新階段，某種程度上蔣渭水先生都受到謝先生的影響。1923年，台人赴日本東京發動請願，由台灣人集資籌款出一台飛機，謝先生駕駛在東京上空拋灑出二十萬傳單，讓當時的日本人了解台灣的實際狀況，在日本引發了極大的討論，也因為反抗日本，謝文達先生開始被日本封殺，後來遠赴內地參加北伐、抗日戰爭，即便之後在飛行中受傷，仍位居上校職位，為中華民國培養了大量的飛行官，在大陸八年抗戰後，回到台灣終老，可以說他是台灣傑出的抗戰代表，能夠同時在中、日、台三地留名的抗戰英雄少之又少。而針對這段歷史，台灣本土陣營只喜歡前半段，中華史觀的陣營更看重後半段，這就容易造成歷史的偏頗，在政治的抉擇中，只宣揚前半段或者後半段都有違歷史的真相。很多台灣人經歷了曾祖父是中國人、祖父是日本人、爸爸是台灣人的歷史認同階段，對於自己是誰很容易造成錯亂，下一代的疑惑在時代的潮流里也應該用更多的史實來進行文化教育。 　　誰的多元，重拾歷史的教育
　　今天的年輕人推崇“多元”，有一個很奇特的多元現象卻值得分析。台灣經歷過蔣家、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多位總統治理，其中唯一沒有推崇蔣渭水先生的就是李登輝。蔣介石為蔣渭水家族贈送了“民族正氣”牌匾；陳水扁時代提出台灣精神，效仿蔣渭水；馬英九總統更是大力推崇蔣渭水對台灣的貢獻，而李登輝先生卻未做到多元，沒有肯定過曾反對日本的蔣渭水。事實上，就連民進黨總統侯選人蔡英文主席也在24日的Facebook（臉書）以為台灣開藥方的主張來表達自己的政見，這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和模仿了蔣渭水先生當年發表的《臨床講義》這篇文章，強調台灣是一個病人，營養不良，需要完善的國民教育等的主張，這篇1921發表的文章也被稱為台灣歷史上最具創意的散文。近來，親民黨宋楚瑜主席參選2016的競選影片：“扔泥巴”，也能看到學習蔣渭水先生的痕跡，當年蔣渭水先生身著白西裝演講，日本特務故意派人朝他丟泥巴趁機羞辱，蔣渭水先生指著泥巴表示這就是我的勛章，就可以看出對蔣渭水先生的認同上出現的多元現象。由此擴大到我們對於任何歷史的認識，我們都應該知道事實是什麼，然後再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這才代表多元的胸襟。隨著這十年對蔣渭水先生那段歷史的發掘，讓這段歷史可以更好地成為多元包容、尊重的典範，即使當年的請願勢力後來分裂為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兩種勢力，雙方雖然針鋒相對，卻仍能攜手合作爭取台灣人的權利，這很值得今天的年輕人與政黨學習。歷史需要多，也需要元，歷史的挖掘是多元的來源，有誰抗日，有誰親日，都應該回歸到歷史本元的研究。
　　在這個網絡傳播飛速的時代裡，如何找到多元，看似容易，實則不易。大家受到傳播的影響各取所需，各執一見，容易立場僵化。但也正因為網絡，讓大家能夠食用到更多的歷史營養素，讓自己更加全面了解史實，多了傳播，讓人民更加有選擇，而至於認同就要回到史實部分，事實就是事實。今天的人民並不單純一昧地相信網絡言論，20年前在網絡的一篇PO文，全民都會信以為真，不會存疑，而時至今日，網絡中充滿了質疑，反而不容易取得全民的信任，所以當需要論證真實性之時，就需要有主人翁意識，尋找更多的真實，綜合更多的材料。隨著人們選擇能力的加強以及時間的推演，真相將更加能夠接近。現在當下大家對馬政府的各種批判，其實離不開一個民主現象，人民普遍存在反執政情節，誰執政誰被監督、被罵，日後民進黨執政也難免這種命運，存有監督，更換權力的這種價值對社會長遠發展多有裨益。
　　而回到歷史教育本身，它是提供人民認識歷史的方法。今天台灣的國中會帶著學生去社區觀察，去歷史古跡調查，對於如何採集歷史的內容也在慢慢導引，這也是重要的一步，通過學習方法而不是掌握知識的定論的形式，來廣泛開啟的歷史學習的大門。這才能在探索中學習多元，包容多元，回歸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