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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诗人贺知章一生顺遂，三十多岁就已高中状元， 其后一直在京都为官直到八十六岁告老还乡，“少小离家老大回”， 五十多年不曾在家， 回家时乡里的少年儿童见到他都以为是外来客， 其境遇很像现代人说的“回不去的故乡”。既然如此， 他退休后为何不留在更为熟悉的京都，而要回到家乡呢？
其实不止贺知章， 绝大部分古代官员退休后都要回乡， 其中既有“京城米贵”的经济原因，又有“皇帝诏令”等政治因素。
京城米贵
其实古代和现代一样， 大城市的房价让人高攀不起，即使科举成功，当上了公务员，拿着高薪水，但是没有深厚的家底，想在京城买房是很困难的。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当“京漂”，刚到长安拜访前辈顾况， 老先生就提醒他：“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看到了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又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怕长安米贵，能在这大城市好好生活了。
白居易确实凭借自己的才华中了科举，可并没有“居易”。他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任秘书省校书郎，一个月工资一万六千钱， 这个工资水平只够白居易在长安东郊租几间茅屋。节衣缩食存了钱后，白居易才在长安城附近的渭南县买了一处宅子。但是家离单位太远，他只能过“候鸟”生活，工作日在单位凑合住，节假日再回渭南的家调节一下。
白居易就这样坚持了三年， 政绩不错升了官，俸禄也随之变多，终于租得起长安城里的房子了。后来外放了十几年，终于攒够了钱， 五十岁的时候才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回首二十载艰辛租房史，不仅作诗感慨：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可能会有人认为白居易官职不高，俸禄少才买不起房子。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官及吏部侍郎、兵部侍郎，还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工资待遇比白居易高了不少， 照样工作三十年才买了一个小户型。有诗为证：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
……
宋代官员的俸禄在历朝历代中算是优厚的， 但是依然难以解决一大家子人口在京城的住房问题。著名的苏家三父子，苏洵做了十几年的官也没能在京城置办上房子，还好当时实行官邸制，公家给解决住房， 但是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苏辙和苏轼进京投奔父亲时，苏洵就让其借住在官邸。后来， 俩儿媳妇也带着孩子来京城了， 官邸实在住不下了才掏钱在外边租了一处宅院。
苏轼26岁开始做官， 但是家庭压力太大，又经常做慈善，故一直没存到足够的钱买房。儿子在开封结婚也没有新房， 最后借了朋友的房子才办了婚事。年龄大了以后想有个稳定的住所， 钱还是不够， 不得已找弟弟苏辙借钱买了第一套房子。
苏辙虽然官做得比哥哥大，但是依然在开封买不上房。到了六七十岁，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连儿子们都老是抱怨。一狠心，决定要盖房，开封的房子买不起，他就在开封南边的许昌盖了套大房子。“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有了房子当然很开心，但是想想自己为了房子耗尽毕生积蓄，又自责道“我老不自量”。
离任就得走人
对于退休官员的去向， 历朝历代都鼓励返回原籍， 甚至为了让官员退休回乡， 制定了法律加以约束。从南宋开始，朝廷为了防止外放官员在当地贪污腐败，形成自己的势力网， 威胁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明文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 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如果在当地有亲属，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 违反命令判处一年徒刑。
明清两代， 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如果违反规定买了房，不仅要挨上五十大板，还要开除公职， 连买的房子也要没收。清朝对旗人有种种优待，但也禁止在任职地买房， 并有旗人退休后归旗之令。
古代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皇家有玉牒，官吏有士籍，户籍不是当了官就可以更改的。东汉名将张奂，掌管北方边境军事，并监察当地高官， 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董卓在当时只是张奂的部下。在打败侵略边境的游牧民族之后，朝廷赏赐他二十万钱、并奖励家中一人做官。张奂推掉所有的赏赐， 只希望皇帝把自己的户籍从敦煌渊泉迁到弘农。“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该放手时就放手
让退休官员返回原籍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离职以后继续干预政事。宋朝对文人实行宽松的管理方式，自仁宗至神宗朝，围绕两次变法， 形成支持和反对两个派别，日常在朝堂互怼。很多官员被怼输了以后不回自己老家， 而是聚集到西京洛阳。
这些人致仕之前多是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虽然离开京师， 但在洛阳密切关注朝中局势，一有机会就会逆风翻盘，搅动时局。比如宋神宗逝世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 迅速从洛阳物色了一帮人马， 很快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 其政治力量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忌惮。
后世朝廷吸取经验教训，除了少数皇帝信任的官员会被“赐第京师”以备皇帝咨询以外，其余致仕特别是因失去皇帝信任而“被”致仕的官员，可能原本还念着面子让你回乡当个富贵翁，但是如果赖在京城不走，就会引起皇帝更深的猜忌，随时会被翻旧账。
所以，“被致仕” 的大臣们也很识时务， 比如明朝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因为坚决反对嘉靖追赠生父為“皇”，招致皇帝的怨恨， 杨廷和识趣地“累疏乞休”，皇帝一看挺懂事儿，特别优待派公车送他回乡了。
可见古人退休后不是不想在京城住，实在是“住不起”，或者是“不敢住”。退休之后官邸还给朝廷，又在京城买不起房，即使买得起房， 时不时地皇帝想起来问一句“××怎么还没走”，可能就有大麻烦了。与其赖在京城当“黑户”， 还不如回家享受高屋广厦、天伦之乐。
其实不止贺知章， 绝大部分古代官员退休后都要回乡， 其中既有“京城米贵”的经济原因，又有“皇帝诏令”等政治因素。
京城米贵
其实古代和现代一样， 大城市的房价让人高攀不起，即使科举成功，当上了公务员，拿着高薪水，但是没有深厚的家底，想在京城买房是很困难的。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当“京漂”，刚到长安拜访前辈顾况， 老先生就提醒他：“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看到了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又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怕长安米贵，能在这大城市好好生活了。
白居易确实凭借自己的才华中了科举，可并没有“居易”。他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任秘书省校书郎，一个月工资一万六千钱， 这个工资水平只够白居易在长安东郊租几间茅屋。节衣缩食存了钱后，白居易才在长安城附近的渭南县买了一处宅子。但是家离单位太远，他只能过“候鸟”生活，工作日在单位凑合住，节假日再回渭南的家调节一下。
白居易就这样坚持了三年， 政绩不错升了官，俸禄也随之变多，终于租得起长安城里的房子了。后来外放了十几年，终于攒够了钱， 五十岁的时候才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回首二十载艰辛租房史，不仅作诗感慨：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可能会有人认为白居易官职不高，俸禄少才买不起房子。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官及吏部侍郎、兵部侍郎，还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工资待遇比白居易高了不少， 照样工作三十年才买了一个小户型。有诗为证：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
……
宋代官员的俸禄在历朝历代中算是优厚的， 但是依然难以解决一大家子人口在京城的住房问题。著名的苏家三父子，苏洵做了十几年的官也没能在京城置办上房子，还好当时实行官邸制，公家给解决住房， 但是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苏辙和苏轼进京投奔父亲时，苏洵就让其借住在官邸。后来， 俩儿媳妇也带着孩子来京城了， 官邸实在住不下了才掏钱在外边租了一处宅院。
苏轼26岁开始做官， 但是家庭压力太大，又经常做慈善，故一直没存到足够的钱买房。儿子在开封结婚也没有新房， 最后借了朋友的房子才办了婚事。年龄大了以后想有个稳定的住所， 钱还是不够， 不得已找弟弟苏辙借钱买了第一套房子。
苏辙虽然官做得比哥哥大，但是依然在开封买不上房。到了六七十岁，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连儿子们都老是抱怨。一狠心，决定要盖房，开封的房子买不起，他就在开封南边的许昌盖了套大房子。“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有了房子当然很开心，但是想想自己为了房子耗尽毕生积蓄，又自责道“我老不自量”。
离任就得走人
对于退休官员的去向， 历朝历代都鼓励返回原籍， 甚至为了让官员退休回乡， 制定了法律加以约束。从南宋开始，朝廷为了防止外放官员在当地贪污腐败，形成自己的势力网， 威胁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明文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 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如果在当地有亲属，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 违反命令判处一年徒刑。
明清两代， 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如果违反规定买了房，不仅要挨上五十大板，还要开除公职， 连买的房子也要没收。清朝对旗人有种种优待，但也禁止在任职地买房， 并有旗人退休后归旗之令。
古代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皇家有玉牒，官吏有士籍，户籍不是当了官就可以更改的。东汉名将张奂，掌管北方边境军事，并监察当地高官， 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董卓在当时只是张奂的部下。在打败侵略边境的游牧民族之后，朝廷赏赐他二十万钱、并奖励家中一人做官。张奂推掉所有的赏赐， 只希望皇帝把自己的户籍从敦煌渊泉迁到弘农。“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该放手时就放手
让退休官员返回原籍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离职以后继续干预政事。宋朝对文人实行宽松的管理方式，自仁宗至神宗朝，围绕两次变法， 形成支持和反对两个派别，日常在朝堂互怼。很多官员被怼输了以后不回自己老家， 而是聚集到西京洛阳。
这些人致仕之前多是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虽然离开京师， 但在洛阳密切关注朝中局势，一有机会就会逆风翻盘，搅动时局。比如宋神宗逝世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 迅速从洛阳物色了一帮人马， 很快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 其政治力量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忌惮。
后世朝廷吸取经验教训，除了少数皇帝信任的官员会被“赐第京师”以备皇帝咨询以外，其余致仕特别是因失去皇帝信任而“被”致仕的官员，可能原本还念着面子让你回乡当个富贵翁，但是如果赖在京城不走，就会引起皇帝更深的猜忌，随时会被翻旧账。
所以，“被致仕” 的大臣们也很识时务， 比如明朝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因为坚决反对嘉靖追赠生父為“皇”，招致皇帝的怨恨， 杨廷和识趣地“累疏乞休”，皇帝一看挺懂事儿，特别优待派公车送他回乡了。
可见古人退休后不是不想在京城住，实在是“住不起”，或者是“不敢住”。退休之后官邸还给朝廷，又在京城买不起房，即使买得起房， 时不时地皇帝想起来问一句“××怎么还没走”，可能就有大麻烦了。与其赖在京城当“黑户”， 还不如回家享受高屋广厦、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