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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诗人贺知章一生顺遂,三十多岁就已高中状元, 其后一直在京都为官直到八十六岁告老还乡,“少小离家老大回”, 五十多年不曾在家, 回家时乡里的少年儿童见到他都以为是外来客, 其境遇很像现代人说的“回不去的故乡”。既然如此, 他退休后为何不留在更为熟悉的京都,而要回到家乡呢?
其实不止贺知章, 绝大部分古代官员退休后都要回乡, 其中既有“京城米贵”的经济原因,又有“皇帝诏令”等政治因素。
京城米贵
其实古代和现代一样, 大城市的房价让人高攀不起,即使科举成功,当上了公务员,拿着高薪水,但是没有深厚的家底,想在京城买房是很困难的。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当“京漂”,刚到长安拜访前辈顾况, 老先生就提醒他:“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看到了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又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怕长安米贵,能在这大城市好好生活了。
白居易确实凭借自己的才华中了科举,可并没有“居易”。他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任秘书省校书郎,一个月工资一万六千钱, 这个工资水平只够白居易在长安东郊租几间茅屋。节衣缩食存了钱后,白居易才在长安城附近的渭南县买了一处宅子。但是家离单位太远,他只能过“候鸟”生活,工作日在单位凑合住,节假日再回渭南的家调节一下。
白居易就这样坚持了三年, 政绩不错升了官,俸禄也随之变多,终于租得起长安城里的房子了。后来外放了十几年,终于攒够了钱, 五十岁的时候才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回首二十载艰辛租房史,不仅作诗感慨: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可能会有人认为白居易官职不高,俸禄少才买不起房子。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官及吏部侍郎、兵部侍郎,还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工资待遇比白居易高了不少, 照样工作三十年才买了一个小户型。有诗为证: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
……
宋代官员的俸禄在历朝历代中算是优厚的, 但是依然难以解决一大家子人口在京城的住房问题。著名的苏家三父子,苏洵做了十几年的官也没能在京城置办上房子,还好当时实行官邸制,公家给解决住房, 但是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苏辙和苏轼进京投奔父亲时,苏洵就让其借住在官邸。后来, 俩儿媳妇也带着孩子来京城了, 官邸实在住不下了才掏钱在外边租了一处宅院。
苏轼26岁开始做官, 但是家庭压力太大,又经常做慈善,故一直没存到足够的钱买房。儿子在开封结婚也没有新房, 最后借了朋友的房子才办了婚事。年龄大了以后想有个稳定的住所, 钱还是不够, 不得已找弟弟苏辙借钱买了第一套房子。
苏辙虽然官做得比哥哥大,但是依然在开封买不上房。到了六七十岁,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连儿子们都老是抱怨。一狠心,决定要盖房,开封的房子买不起,他就在开封南边的许昌盖了套大房子。“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有了房子当然很开心,但是想想自己为了房子耗尽毕生积蓄,又自责道“我老不自量”。
离任就得走人
对于退休官员的去向, 历朝历代都鼓励返回原籍, 甚至为了让官员退休回乡, 制定了法律加以约束。从南宋开始,朝廷为了防止外放官员在当地贪污腐败,形成自己的势力网, 威胁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明文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 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如果在当地有亲属,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 违反命令判处一年徒刑。
明清两代, 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如果违反规定买了房,不仅要挨上五十大板,还要开除公职, 连买的房子也要没收。清朝对旗人有种种优待,但也禁止在任职地买房, 并有旗人退休后归旗之令。
古代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皇家有玉牒,官吏有士籍,户籍不是当了官就可以更改的。东汉名将张奂,掌管北方边境军事,并监察当地高官, 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董卓在当时只是张奂的部下。在打败侵略边境的游牧民族之后,朝廷赏赐他二十万钱、并奖励家中一人做官。张奂推掉所有的赏赐, 只希望皇帝把自己的户籍从敦煌渊泉迁到弘农。“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该放手时就放手
让退休官员返回原籍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离职以后继续干预政事。宋朝对文人实行宽松的管理方式,自仁宗至神宗朝,围绕两次变法, 形成支持和反对两个派别,日常在朝堂互怼。很多官员被怼输了以后不回自己老家, 而是聚集到西京洛阳。
这些人致仕之前多是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虽然离开京师, 但在洛阳密切关注朝中局势,一有机会就会逆风翻盘,搅动时局。比如宋神宗逝世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 迅速从洛阳物色了一帮人马, 很快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 其政治力量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忌惮。
后世朝廷吸取经验教训,除了少数皇帝信任的官员会被“赐第京师”以备皇帝咨询以外,其余致仕特别是因失去皇帝信任而“被”致仕的官员,可能原本还念着面子让你回乡当个富贵翁,但是如果赖在京城不走,就会引起皇帝更深的猜忌,随时会被翻旧账。
所以,“被致仕” 的大臣们也很识时务, 比如明朝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因为坚决反对嘉靖追赠生父為“皇”,招致皇帝的怨恨, 杨廷和识趣地“累疏乞休”,皇帝一看挺懂事儿,特别优待派公车送他回乡了。
可见古人退休后不是不想在京城住,实在是“住不起”,或者是“不敢住”。退休之后官邸还给朝廷,又在京城买不起房,即使买得起房, 时不时地皇帝想起来问一句“××怎么还没走”,可能就有大麻烦了。与其赖在京城当“黑户”, 还不如回家享受高屋广厦、天伦之乐。
其实不止贺知章, 绝大部分古代官员退休后都要回乡, 其中既有“京城米贵”的经济原因,又有“皇帝诏令”等政治因素。
京城米贵
其实古代和现代一样, 大城市的房价让人高攀不起,即使科举成功,当上了公务员,拿着高薪水,但是没有深厚的家底,想在京城买房是很困难的。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当“京漂”,刚到长安拜访前辈顾况, 老先生就提醒他:“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看到了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又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怕长安米贵,能在这大城市好好生活了。
白居易确实凭借自己的才华中了科举,可并没有“居易”。他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任秘书省校书郎,一个月工资一万六千钱, 这个工资水平只够白居易在长安东郊租几间茅屋。节衣缩食存了钱后,白居易才在长安城附近的渭南县买了一处宅子。但是家离单位太远,他只能过“候鸟”生活,工作日在单位凑合住,节假日再回渭南的家调节一下。
白居易就这样坚持了三年, 政绩不错升了官,俸禄也随之变多,终于租得起长安城里的房子了。后来外放了十几年,终于攒够了钱, 五十岁的时候才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回首二十载艰辛租房史,不仅作诗感慨: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可能会有人认为白居易官职不高,俸禄少才买不起房子。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官及吏部侍郎、兵部侍郎,还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工资待遇比白居易高了不少, 照样工作三十年才买了一个小户型。有诗为证: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
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
……
宋代官员的俸禄在历朝历代中算是优厚的, 但是依然难以解决一大家子人口在京城的住房问题。著名的苏家三父子,苏洵做了十几年的官也没能在京城置办上房子,还好当时实行官邸制,公家给解决住房, 但是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苏辙和苏轼进京投奔父亲时,苏洵就让其借住在官邸。后来, 俩儿媳妇也带着孩子来京城了, 官邸实在住不下了才掏钱在外边租了一处宅院。
苏轼26岁开始做官, 但是家庭压力太大,又经常做慈善,故一直没存到足够的钱买房。儿子在开封结婚也没有新房, 最后借了朋友的房子才办了婚事。年龄大了以后想有个稳定的住所, 钱还是不够, 不得已找弟弟苏辙借钱买了第一套房子。
苏辙虽然官做得比哥哥大,但是依然在开封买不上房。到了六七十岁,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连儿子们都老是抱怨。一狠心,决定要盖房,开封的房子买不起,他就在开封南边的许昌盖了套大房子。“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有了房子当然很开心,但是想想自己为了房子耗尽毕生积蓄,又自责道“我老不自量”。
离任就得走人
对于退休官员的去向, 历朝历代都鼓励返回原籍, 甚至为了让官员退休回乡, 制定了法律加以约束。从南宋开始,朝廷为了防止外放官员在当地贪污腐败,形成自己的势力网, 威胁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明文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 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如果在当地有亲属,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 违反命令判处一年徒刑。
明清两代, 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如果违反规定买了房,不仅要挨上五十大板,还要开除公职, 连买的房子也要没收。清朝对旗人有种种优待,但也禁止在任职地买房, 并有旗人退休后归旗之令。
古代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皇家有玉牒,官吏有士籍,户籍不是当了官就可以更改的。东汉名将张奂,掌管北方边境军事,并监察当地高官, 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董卓在当时只是张奂的部下。在打败侵略边境的游牧民族之后,朝廷赏赐他二十万钱、并奖励家中一人做官。张奂推掉所有的赏赐, 只希望皇帝把自己的户籍从敦煌渊泉迁到弘农。“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该放手时就放手
让退休官员返回原籍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离职以后继续干预政事。宋朝对文人实行宽松的管理方式,自仁宗至神宗朝,围绕两次变法, 形成支持和反对两个派别,日常在朝堂互怼。很多官员被怼输了以后不回自己老家, 而是聚集到西京洛阳。
这些人致仕之前多是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虽然离开京师, 但在洛阳密切关注朝中局势,一有机会就会逆风翻盘,搅动时局。比如宋神宗逝世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 迅速从洛阳物色了一帮人马, 很快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 其政治力量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忌惮。
后世朝廷吸取经验教训,除了少数皇帝信任的官员会被“赐第京师”以备皇帝咨询以外,其余致仕特别是因失去皇帝信任而“被”致仕的官员,可能原本还念着面子让你回乡当个富贵翁,但是如果赖在京城不走,就会引起皇帝更深的猜忌,随时会被翻旧账。
所以,“被致仕” 的大臣们也很识时务, 比如明朝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因为坚决反对嘉靖追赠生父為“皇”,招致皇帝的怨恨, 杨廷和识趣地“累疏乞休”,皇帝一看挺懂事儿,特别优待派公车送他回乡了。
可见古人退休后不是不想在京城住,实在是“住不起”,或者是“不敢住”。退休之后官邸还给朝廷,又在京城买不起房,即使买得起房, 时不时地皇帝想起来问一句“××怎么还没走”,可能就有大麻烦了。与其赖在京城当“黑户”, 还不如回家享受高屋广厦、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