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舞会”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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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家庭舞会”从北京高干子女群体中蔓延到全国各地。
  1982年,公安部、文化部制定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劝阻家庭舞会的精神》的文件,要求对家庭舞会进行取缔,而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举办家庭舞会。
  当时,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喜欢跳舞。当地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有关跳舞的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为了警告,不要她太招摇,但没想到马燕秦根本无所顾忌。但鉴于当时没有合适的法律依据处罚这样的行为,马燕秦被释放了。
  1983年“严打”开始后,马燕秦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不但被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陕西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此案由于牵扯人数众多且面广,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1984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判断说,如果正值“严打”高峰时判决,至少得枪毙十几个人。虽熬过了高峰,但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有三人被判“死缓”,两人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者则数量更多。
  在济南,山东京剧院演员张于太也喜好参加家庭舞会,和他经常在一起的还包括当时山东省军区司令员之子耿爱平(外号“耿三”)、山东省副省长之子武卫尘(外号“武二毛”)、山东吕剧剧团会计之子傅国营、济南某医院医生徐春生以及市民车立君等。也就在1983年“严打”期间,耿三、武二毛、傅国营、徐春生、车立君等十多人都被列为“流氓集团”重要成员而被枪毙。
  张于太也被抓捕,抓捕过程颇具戏剧性。当时,山东京剧团正在河北一个县城演出,他担任的角色中途就演完下场了。卸妆后他和剧组人员一起去喝酒,席间闲聊过程中,他忽然摘下手腕上的手表,递给一个从小和他一起在戏班长大的女演员,说:妹呀,哥哥我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事,这手表送给你了,你留着做个纪念。
  对方哪里会要?但他再三坚持,女演员最终很无奈地接下了手表,笑着说:好吧,算是我暂时替你保管着好了。当夜12点左右,两辆从济南开来的警车就把他从演出地抓走。
  1995年,张于太刑满出狱。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在册登记的歌舞厅数量已经达到了20662个,从业人员有224938人之多。12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改变了太多。
  
  《读书无禁区》事件
  1979年4月,《读书》杂志正式创刊。始料未及的是,第一期上面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就引发了激烈争论。
  《读书》原主编范用说,“《读书无禁区》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作者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发稿时,我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当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范用说。
  杂志出来后,上级主管机关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说:“我当时进行了辩解。估计那位领导没有仔细读完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回忆说,“创刊号的《读书无禁区》受到批评和一些人的攻击,陈原同志连续刊发了几篇这样的批评文章,作公开讨论。在两周年告读者书中,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83年,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沈昌文说,“我们到了会场,大家正在讨论《读书》杂志的问题,不料,有另一家更“重要”的杂志出了问题,领导急于去那里。于是会议取消,后来也没有再追究。”
  (资讯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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