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直接产物，早期中共党员也多为文化名人。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翘楚和英豪，他们在近一个世纪前擎起先进文化的旗帜，毅然担当民族解放的先锋。早期中共党员的文化抉择与人生抉择，同他们的文化特质密不可分。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始终引领着中国革命建设各时期的风向标。尽管工作任务因势而变，但中共党员始终是攻坚战难的先锋。90年来，党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拥有一支挺立时代潮头的党员队伍。进入21世纪，新形势对党员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党员不仅要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要成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楷模。因此，从五四知识分子群体面对马克思主义时产生的思想分化，可以透视早期中共党员的文化特质，从而历史主义地探析共产党员掌握先进文化所必备的思想条件。
　　
　　一、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特点
　　
　　五四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有很大差别，这个群体执行一种全新的社会功能，并带有醒目的义化特点。他们“标新立异”，超越了前辈文人，自觉与民族同呼吸、与时代共起伏。他们在一次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卓越贡献，奠定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在西方，“知识分子”指“有知识的人”中间执行社会职能的特殊群体。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现实生活的批判者、先进思想的代表者和时代发展的引领者。这个概念在中国被转义了，广义地指代所有“有知识的人”。“五四知识分子”，是指五四时期在中国社会执行批判现实、启蒙思想、领导革命等社会职能的知识界进步人士。五四知识分子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有了第一个较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与“反传统”、“反专制”、“反侵略”等充满激进、战斗、革命色彩的词汇紧密相联的重要历史阶段。能够被冠以“五四”头衔的知识分子，绝不仅仅是恰巧生活在那个时代而已，他们必须在历史中发挥卓越的社会功能，才有资格分享五四的光荣。
　　从知识分子执行社会职能的性质来看，“五四知识分子”类似于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在执行改造上层建筑的职能时，存在性质上的差别，或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为此他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两个概念。“有机知识分子”是批判旧的意识形态、从事文化创新活动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与历史相联系，对社会发展持保守和消极态度的知识分子。五四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因为他们执行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自觉充当中国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发起批孔运动、大力传播“德赛”精神、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种种探索，都是他们批判现实、创新文化、引领进步等等社会职能的具体体现。在素来知识分子活动空间狭小、社会职能单一的中国社会。五四知识分子面对的批判对象势力庞大，既有反动的大小政客、保守的传统知识分子，还有文化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的众多国民。要唤醒这么多麻木僵化的头脑，燃起他们对新世界、新生活的热情，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当时提倡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多，各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乃至于北平全社会，还是一个旧中国，旧社会。只不过有一套新的潮流，新的运动，在那里活动。”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五四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铁肩担道义”，猛烈冲击封建桎梏，为在中国建立“科学、民主”这一新的现代文化传统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彪炳史册的文化贡献，是他们执行社会功能的留念，“有机知识分子”的美誉对于他们的确是实至名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知识的人”。绝大多数应归入传统知识分子之列。五四时期，有机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无到有，迅速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化势力，这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他们的批判觉悟，缘于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文化特点。
　　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已经包含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西方文化也逐渐流行，经济和文化形势的变化，使五四知识分子形成了“传统现代二重性”的文化特点。他们思想观念中固有的矛盾张力，正是他们产生批判觉悟、成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内在原因。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接受旧式启蒙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又身处西学涌入的时代，各种外来新思想同样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既满腹古文诗书，又崇尚西方文化。以传统的眼光审查，他们已不是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用现代的视角评判，他们仍具备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他们的“传统现代二重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学素养深厚。五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等，大都生于19世纪80年代，他们的教育背景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他们大都来自书香门第，在20岁之前都受过典型、严格的传统教育；他们邃于国学，术有专攻，造诣深厚，不乏学术翘楚，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甚至拥有科举功名。就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难分伯仲。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了然于胸。
　　第二、西学知识丰富。五四知识分子早年接受传统启蒙教育。但是他们的成年期恰好处于1900年前后。沿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逐渐废弃，新式学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兴。他们成为率先进入新式学堂的一代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外语和西方科学知识。近代中国留学潮也始于1900年以后，他们同样是先行者，不少人受过完整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有深刻体验异国文化的经历。基于这样的机遇，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兼修中外学问、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敏感，容易在心理上产生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导致新思想的萌发。这是他们能倡导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启蒙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有利条件。
　　第三、传统主导现代。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矛盾，二者罕有地统一于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特点之中，这是由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决定的。
　　传统是常与变的统一，一切历史发展都无法斩断与传统的联系，至多是将传统向前推进一步。对于个人而言，传统先验地构成了人生历程的起点，极大地影响着个人认识世界的模式。只有极少数天才人物，能够冲破传统的强大场域，创造出对其同代而言是“现代”、对于后世而言是“传统”的新元素，并随着时间流向未来。所以，在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传统”的一面占据主导地位，构成“现代”的一面融入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
　　
　　　二、五四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时的思想分化
　　
　　马克思主义在1918年正式传人中国，很快便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在全国知识界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直接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大 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大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在五四时期基本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他们是“青年五四人”，但他们还不能代表五四知识分子的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公认的领军人物有五位：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这五位文化巨匠，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后，思想认识产生了显著分化，学术和政见的分歧甚至导致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裂。其中，陈独秀、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他们无疑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
　　蔡元培曾留学德国三年，在莱比锡大学选修哲学、文学、美学、人类学等课程，对德国文化和欧洲文明精神有比较深刻的体会。从各方面条件来看，他有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但是，蔡元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先是国民党党员，比较推崇三民主义；其次他深受西方自南民主观念影响，政治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尽管蔡元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学问，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讨论，所以支持李大钊等人开设课程、组织研究会。他也认同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对中国现实具有“猛醒”的价值，认为“工人教育问题”需要“学者的加入”。他的态度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师生中的影响，使北大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
　　鲁迅比较推崇进化论和启蒙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他的思想逐渐向马克思主义接近，但他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鲁迅从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性权威而加以信仰，他赞同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合理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有独到的领会。但鲁迅首先是一位文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不是他所擅长的，而他的思想特点决定了他不会确信未经他深刻思考的理论。
　　胡适是著名的西化论者，他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公开声明自己“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前，他已经在杜威门下确立了终身的学术信仰。胡适虽然能够在理智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能够对唯物史观予以高度赞赏，但他无法在感情上接受实验主义以外的理论学说。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与胡适的渐进改良观严重矛盾，这也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拒斥。
　　
　　三、早期中共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质
　　
　　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聚集在他们身边的一批“青年五四人”，构成了早期中共党员的主体。虽然同属五四知识分子阵营，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共党员，能够在纷繁的西学思潮中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并组建基于共同信仰的政党，离不开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即五四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中有利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优点。
　　五四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下成长起来，传统文化对他们形成了先验的文化塑造力，这种影响对他们日后理解并选择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主导下形成的中西文化观。使五四知识分子能够辩证地看待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认为中国文化一概不好，也不认为西方文化一概都好，而是在首先肯定中国文化优点的基础上，力图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克服中国文化的缺点。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目标，五四知识分子形成了对待西学的思维逻辑和评判标准。马克思主义被五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接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五四知识分子的积极影响，更显著地体现在他们的接受动机、理论理解、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从而使他们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使命意识促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机
　　首先，传统文化赋予知识分子以使命意识。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知识分子非常认同自己“社会精英”的地位，对自身所担负的社会使命有很高的追求。知识分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重要创造力量，他们对文化在社会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进展到哪一步，他们对自身社会使命的规定就进展到哪一步，凡是文化触角能伸及之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必然延伸到那里。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使命的认识是全方位的。
　　孔子讲做人的目标是“修齐治平”，涵盖了从伦理层面到国家政治层面的丰富内容。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进一步提升，从孔子的个人、家庭、政治等层面推广到宇宙、历史、民族、文化等层面，他为知识分子规定的终极使命可谓旷世精义，令后人很难再提出超越性的见解。此后数百年中，只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在知名度上可与之媲美，但就立意和内容而言，顾炎武是针对明末清初汉族政权根基的动摇而发出的以维护汉人统治、排斥异族入侵为目的，带有战斗檄文性质的政治口号，与张载赋予知识分子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使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具有如此气魄恢宏的使命意识，主要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儒家强调“重义轻利”，目的是防止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阶级私欲膨胀，以维护社会稳定。所以，在社会价值取向方面，儒家特别重视将“为小我”的私欲统一于“为大我”之公德，提倡知识分子胸怀天下。体恤苍生，必要时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那些“舍生取义”的高尚行为，儒家文化予以不遗余力的褒奖，从而形成了注重培养知识分子使命意识的传统。
　　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教育时代就受到了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对自身社会使命的判断基本承袭了张载的观点。陈独秀认为：“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李大钊认为：“当时时有不满意现在的思想，厌倦现在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再求所以改进之方。……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在历史上，少数人作牺牲，多数人享幸福，几乎成了通例。作牺牲的人多半是智识阶级的人，智识阶级的责任真是重大，真是要紧。”
　　其次，使命意识影响早期中共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机。人的主动行为受到思想动机控制，五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这～动机主要由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特质决定，并直接影响五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评价及信仰。传统文化蕴含的社会使命感对早期中共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机产生了显著的导向作用，这种影响在李大钊、陈独秀身上都有充分体现。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对十月革命的兴趣以及重视理论时代性的态度。都表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机，是着眼于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致力于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现实应用，明显地受到了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社会使命感的驱动。是知识分子追求“为大我”心态的写照，是历史上文人楷模的冥冥召唤。一方面，李大钊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根据它对革命的指导意义判断其价值。俄国革命 成为他孜孜以求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榜样，相应的，旨在变革全部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的观念也在他号召青年和社会的言论中反复出现。可见，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他在总结俄国革命成功原因的同时，更致力于探寻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及批判力量。另一方面，“李大钊是属于那种经常注意理论是否适合于当时的环境以及有无实现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人”。这种关注理论现实应用的思维倾向，同样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机产生影响。他认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他始终保持清醒、审视、辩证的眼光，不盲从、不唯书，遵循自己的思想动机，根据自己的理解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缺陷，强调借鉴真理、救正不足。这表明他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可应用于社会变革的理论工具，而不是首先把它视为一个纯粹的学术对象。
　　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机，则更直接地显露出传统文化的影响。“实用与否”，是陈独秀评判西学的第一尺度，也决定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机。他始终强调输入学说要以本国社会的“需要”为依据，思想必须为现实服务，必须能够帮助社会产生好的变化，否则学说就是装饰品，是没有接受价值的。他能在不惑之年毅然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认识到“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思社会主义底需要”，“这些学说在社会上有需要一日，我们便应该当作新学说鼓吹一日；比这些更新的学说若在社会上有了输入底需要，我们当然是欢迎他”。陈独秀判断理论价值的标准是，“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这一理论为现实服务、直接参与社会变革的观念，与“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目标是一脉相承的。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动机是为传统价值目标找到一个现代的实现载体。
　　
　　(二)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利于唯物史观的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大量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如老子“道”的概念、荀子的天论观、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范缜的形神关系说、张载的气一元论、王夫之的理气辩证法等等，深化了儒家学说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立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传统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认识，倾向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路线，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天然契合的本体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哲学观倾向于朴素唯物主义。但是，这种唯物论的原则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得到贯彻，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观上滑向唯心主义的命定说、循环论等。“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目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
　　这种不正确的历史观是唯物主义原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分裂的结果，它将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的贡献消弭于帝王将相、英雄天才的个人伟业之中，必然导致人们产生悲观消极、不思进取、甚至自暴自弃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所认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之一，“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缺点，正是五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借鉴西方文化而加以克服的。传统文化的朴素唯物论为五四知识分子受西学启发而在社会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原则奠定了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唯物史观。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朴素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优势在于它将唯物本体论同辩证方法论统一起来，并将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原则从自然界贯彻到人类社会，将自然、社会、人纳入同一个解释范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把现实的人确立为历史运动的主体和创造历史的主力军。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人生观，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人生观截然不同，这也正是五四知识分子需要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的优质养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推导出更高明的人生观，其中很重要的环节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李大钊敏锐地洞悉到这一抽象理论渊源。他指出：“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源于哲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
　　李大钊所揭示的哲学观与历史观的联动关系，为他打通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径。五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人生观，人生观是与历史观相统一的，而历史观处于哲学观的下游，因此，要改变人生观，最根本的是改变哲学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朴素唯物论同属唯物主义阵营，从朴素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距离，显然比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距离近得多。中国传统文化为李大钊塑造的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使他倾向于从西方文化中寻找一种更高级、更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而不会接受哲学本体论相冲突的学说。李大钊由历史观人手去接近马克思主义，他的认识方法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本质，因而他能对唯物史观作出非常深刻、全面的理解，这是李大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重要原因。
　　就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而言，陈独秀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启示和帮助显然逊于李大钊。陈独秀是以倡导“德先生”“赛先生”而著称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他更习惯于通过“民主”“科学”等西方文化理念去接近马克思主义。相应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归结为科学方法的新运用和社会革命的新实践。他认为：“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为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是有根据的。”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种有实际内容和现实形态的真实社会制度，相对于民主理论建设和民主意识培育，他更重视实际的民主运动，所以他很欣赏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革命理念。“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水平来看，其认识高度和思维深度与李大钊相差不止一星半点，相关理论成就也难以与李大钊相比肩。李大钊、陈独秀二人的思想差异表明，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传统文化蕴含的朴素唯物论思想——而不是借助西方文化舶来概念——更有助于准确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向中国本土文化推广、融合、互化。
　　(三)高尚精神修养契合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
　　传统文化重视知识分子精神修养。儒学因其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儒学推崇“内圣外王”的道德政治，其治国理念提倡“德治”、“礼治”、“人治”，认为治 国要义在于“庶、富、教”。可见，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是实现儒家政治构想的重要一环。为此，儒学发展出非常完备的伦理思想，提出“仁”、“义”、“礼”等道德规范，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重视个人精神修养的特色。
　　根据儒家理念，个人精神修养重在教化，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垄断，因此，儒家“教化”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少数有知识的人；儒家提出的道德准则，也主要是针对这个群体制定的。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素来以卓尔不群的小众面貌存在着，有别于普通大众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他们掌握文化创造权、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良好的经济条件等外部特征上，更本质地体现在注重精神修养这一内部特征上，这一点是由他们受到传统文化更多的塑造所决定的。
　　加强精神修养是为了提升道德水准，当人的精神修养达到足够的高度，能够为道德追求放弃生命的时候，道德水准也就达到了顶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令知识分子用生命捍卫的道德追求可以凝炼为两个字——名节。朱子曰：“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他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是针对“知经识理之君”提出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是对知识分子最高层次的精神修养要求。这句话与“舍生而取义者也”、“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千古名句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将名节与生命等量齐观的集体意识，精神修养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价值目标和生存方式。
　　名节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标签，本质是对人性善恶的取舍问题，而人性的两面在对待义利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真实。对于义利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张是以义制利，留下了大量褒奖舍生取义、批判见利忘义的历史佳话，如“孔颜乐处”、“富贵如浮云”、“不食嗟来之食”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义”代表人的道德，“利”代表人的本性。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抑本性的倾向，抓住了人之为人的超越性，从而创造出富于道德性和内敛性的文化，相对于同时代西方文化的野蛮性和攻击性，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更高级、更接近文明本质的文化样式，这也是中国历史延绵数千年不绝，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优越于异族、异国的重要原因。相应的，对义的申张与坚守，也成为社会评判知识分子精神修养的重要尺度。
　　传统精神修养契合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五四知识分子是从传统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有更强烈的自觉意识和更迫切的履职愿望，必须与那些同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的落后文人划清界线。这条道德界线，就是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义”，五四知识分子选择了“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不惜暴露于危险之中，坦然将生死置于度外，这种大无畏的抉择明显具有“君子喻于利”的倾向，反映出传统文化中名节观、义利观的深厚影响。“义”从属于“善”，而且是一种“为大我”的“大善”，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休戚与共。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决定了五四知识分子致力弘扬“义”，是挽救国家危亡、振兴民族福祉的革新行动。
　　传统文化所注重的知识分子精神修养，在特定历史下，由五四知识分子具化为改造社会的现实目标，这恰恰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相契合。马克思终身“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努力奋斗，他的宏大志向决定了他不满足于哲学对世界的正确解释，他要求通过思辨的理性，获取实现价值理想的现实力量，因此，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天辟地地发出“改变世界”的呐喊。这个新判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五四知识分子所认定的“大义”，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从传统精神修养中衍生出的追求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都能找到合适的替代。同时，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变革社会的现实途径——实践，这正是五四知识分子苦觅而不得的法宝，是纯粹注重精神修养的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提供的思想资源。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基本理念相通的前提下，从传统精神修养追求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
　　通过实践而转向马克思主义，是李大钊、陈独秀相同的人生选择。他们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拥有尊贵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引入北大，把北大发展成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基地，但他们也迫于政治压力先后离开北大，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种人生选择，给他们个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李大钊被捕时家徒四壁，殁后无钱入殓，陈独秀晚年贫病交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仅靠土豆度日。他们这种舍弃“小我”利益，献身“大我”理想的行动，可以从传统文化注重精神修养的特点中找到合理注解，这一特点为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铺就了思想基石。
　　总而言之，使命意识、唯物哲学、精神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文化特质。但是，不同的文化个体，在这三方面的修养程度上存在量的差异，各种思想“短板”决定了五四知识分子群体面对马克思主义时必然产生思想分化。从李大钊、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来看。使命意识、唯物哲学、精神修养三位一体的均衡塑造，既构成早期中共党员从五四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特质，也为初创的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天然的文化凝聚力和党员行动准则。李大钊、陈独秀作为早期中共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生选择与马克思本人的人生选择如出一辙。由此可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具有和马克思相接近的精神气质和胸襟理想，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价值目标。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五四知识分子得天独厚的文化特质，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五四文化巨匠深沉的臂弯里，吮吸着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精神乳汁，拥有异常富饶而强大的文化基因。
　　丰厚的文化底蕴伴随党90年的光荣历程，早已内化为党的发展特色和建设原则。无论“为人民服务”强调的天下为公，还是“三个代表”彰显的先进文化，抑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突出的民族精神和荣辱观念，无不隐隐飘逸着早期中共党员洒脱而不狂羁的文人情怀，深深铭刻着五四知识分子尊崇而不刻板的民族风骨。这股精神魅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放异彩，而且穿越20世纪变幻风云，在21世纪更加彰显价值，对于今天的中共党员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更加坚定地保持政治信仰、更加执着地追寻先进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启迪与示范。
　　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核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强大的证明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离不开文化的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离不开文化的凝聚；中国共产党的巩固，离不开文化的创新。在建党90周年的新起点上，党要在新形势下加强自身建设，更迫切地需要提升全党的文化实力，从提高每个先锋战士的文化素养人手，去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和防御力。共产党员应当成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楷模，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历史的经验。早期中共党员的文化特质，已然沉淀于历史，但文化对于历史走向的意义，仍值得今天的党员深思。我们要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动因。深刻剖析文化特质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共产党员保持时代先进性的重要作用，在全党大力培育善于甄别、勇于坚守、乐于创新的文化品质，使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与其历史地位相称的文化格调，使先进文化不仅成为党的不懈追求，更成为党的崭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