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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初夏傍晚，满城空气中荡漾着甜丝丝的栀子花香。玉带似的长江流经此地拐一个大弯，飘逸地折向更加奇丽的三峡。拐弯处的山崖边矗立一座西式钟楼，它早在我未出世的一百年前，早在公园的茶花林还是小树苗的时候就站在这里。
我七岁以前，每个夏日的晚饭后，母亲把牙齿刷得雪白雪白，穿上素色碎花长裙，背起我去街西头的公园。街上小朋友跟在我身后嗤笑：“不会走路！瘸子……”母亲仿佛什么也没听见，昂首阔步朝前走。
我们访遍公园每寸角落。园子虽小，每棵树后都可能惊现一处神秘。比如，老钟楼的楼梯长年铁将军把门，我喜欢吊着栅栏，猜想上面有没有囚禁一位沉睡的公主。比如，竹林深处藏着哈哈镜屋，我们母女望着镜子里忽而像面条、忽而像皮球的两个人儿哈哈大笑。又比如，体育场靠近一座废弃的儿童乐园，我常常一抬锁链侧身挤进体育场的铁门，再协助母亲进来，她站在跷跷板那端为我压，我坐在这端一上一下地飞。
最好玩还是摘花。这时节漫山遍野栀子花开如雪，居民们采摘一束栀子花回去满足爱美的天性，守门阿姨通常睁只眼闭只眼。我们母女总是满载而归，我胸前兜兜里的花骨朵紧贴母亲温热的背，回到家全焐开了，母亲将花插进五斗橱上的一杯清水里，一连几周花香绕梁。
元旦，钟楼开放十天。我想去登楼，父亲一口否决：“不行！摔伤挤伤怎么得了？”我天天从对面的坡上眺望游人如织的钟楼。最后一天，母亲买了两张参观票，我一手紧拽她的手，一手扶着栏杆开始爬楼。一踩就咯吱咯吱的木楼梯，一层层转上去，一批批游客气喘吁吁撤下来，到第八层母亲提议背我，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哭着要他妈妈抱，难道我不如男生？我坚持自己走完全程。登上十楼顶层，身边仅剩七八人，我们从空荡荡的大厅来到外面的阳台，大风吹得人难以呼吸，景色也美到叹为观止——整座城像胶泥捏的小玩具。母亲在风中大声说：“你爸说这不行那不行。凡事尝试了才晓得行不行！”
现在的钟楼严禁游人攀登，我骄傲地告诉朋友们：“你进过钟楼内部么？我登上过顶楼。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腿爬楼。”
学堂
我的学校，是公园附近的岔街子小学的样子吗？楼下是晾满衣物的教师宿舍，楼上是教室，面临长江，涛声风声昼夜鼓荡。周末我喜欢跟母亲去那儿闲逛，我鼻尖贴在玻璃上，张望窗内的黑板和排排桌椅。
我的学校，是母亲厂里幼儿园的样子么？母亲在黑洞洞的厨房忙碌，给全体小朋友盛完饭才过来喂我吃；老师会奖励表现好的小朋友一朵小红花，会在课间抱行动不便的我下楼跟同学们玩。
“都不是。等你腿治好，要上你爸读过的电报路小学，城里唯一开英语课的小学。”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
从重庆做完手术回家，我的腿仍然没好。9月1日来临，毫无上学的迹象，我坐在走廊玩弄新买的铅笔盒，父母一次次紧闭房门长谈至深夜。母亲的嗓门高起来，“没有学校收她，我自己教！我们这代人吃够没文化的苦，不能眼看女儿一年年荒废光阴。”
我终于有了学堂——三楼阳台的小饭桌。母亲走东家跑西家，讨来我表哥表姐用过的书本教材，操着川味普通话指导我朗读课文。
当时我们由于欠债已经卖房搬家，搬离闻得到公园花香的老屋。
作文
父母总批评我的作文“比干豇豆还干巴巴”，十二岁，我写的一篇豆腐块短文居然登上《三峡都市报》，母亲兴奋地复述起她讲过千遍的故事：“我小学啊数学成绩好，特别羡慕一个语文好的同学，班上组织看电影，回来她马上洋洋洒洒写篇观后感，老师都感动哭了。你好好读书，将来也那么能写，把我和你爸的一辈子写成书。”她唠叨这些的时候，我正苦思冥想小饭桌上摊开的第3单元作文题，而她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装订十几本泛黄的杂志。
我登报的作文是关于一件童年往事。
雨后初晴的黄昏，我们母女逛完公园返程，蓦然发现林荫小道外侧一个黑黝黝的土坑，坑底隐蔽地盛开着白灿灿的栀子花。母亲左手抱我，右手攀着老树藤朝下挪动脚步，她手指即将触到花瓣的瞬间，脚底泥巴一滑，我俩坐滑梯似的坠落，坠落……她“扑通”摔在坑底，我在她肚皮上安全着陆。反复检查我安然无恙，母亲才顾得上低头抖落裙上的花瓣，她左膝盖血淋淋蹭破一大块皮，她伸手抹掉，血又冒出来。
“幸好伤的是我不是你。千万别跟爸爸说我为你采花摔的哟，否则他非拧你耳朵不可。”母亲说着背起我，扯住树藤返回地面，一瘸一拐回家。往后，只记得母亲腿搁在板凳上，父亲一边用凉开水洗她的伤口一边怪她不小心，她冲我挤挤眼微笑。
绽放
自打我念书，年方四十的母亲白发与日俱增，不是一根一根白，而是整片整片，犹如栀子花的白花瓣落满头。小学文化的她，要先吃力地啃懂内容再教我；渐渐地能放手让我自学，她又愁买书，临近开学就奔波在各所学校为我订课本，穿梭在各家书店寻找我所列书单上的参考资料。
夏季，母亲习惯从菜市场顺手带回一束几毛钱的栀子花，养在水杯里，轻轻放置我案头。父亲笑话她：“你惯着孩子吧，要什么买什么。”她微笑，“轮椅不方便下楼，也要让她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啊。”我从书山纸海抬头，总能望见母亲陀螺般一刻不闲地洗衣、拖地、烧饭、织毛线……她一面干活一面监督我读书，我从ABC年复一年读啊读，读到了美国盲聋女作家的《Three Days to See（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自学完高中，找不到单位肯收一个坐轮椅的人，我想索性继续专攻大学英语和中文。父母一齐说：“喜欢学就用功学，走到哪一步我们都支持你。”替我邮购大二的英语课本，父亲填错汇款单，我俩急脾气吵起来，我嚷了句：“这书读得太难了，我不读了！”话出口我也吓一跳：这些年无论风风雨雨，家里谁都没提过不读书呀。母亲拿条毛巾替我擦干眼泪，以她天生的幽默说：“你别跟爸爸的言语计较嘛。知道他刀子嘴豆腐心，像大炮爱轰轰几声而已。小蚊子怎么能被大炮打倒呢？”我破涕为笑。最终，母亲冒雨去邮局撤回汇款重新寄，从此她当上我的邮差。 她理解我的苦闷，知道终有一日我得踏进社会。她在伙食费上精打细算，和父亲积攒退休工资，我24岁生日那天，老两口从电脑城抬回一台我梦寐以求多年的电脑。半年后，我通过电子邮箱投稿的第一篇翻译童话发表了，母亲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笑得合不拢，“这十几年我没白陪读！”
全家还沉浸在胜利曙光中，父亲却查出癌症晚期。手术、出院、住院、手术，痛苦的磨盘来回碾压我们。母亲连月奔跑在医院与家之间，140斤的体重骤减到110斤，仍保持温和的笑容鼓励我、鼓励父亲。
父亲在她臂弯里安详长眠了。她平静地对我说：“这下子可以全身心照顾你了。咱娘俩相依为命好好过。”母亲似乎毫不觉察自己的操劳，只是心疼和歉疚我这一年守家吃了苦。她给我挑选新衣裳，说女孩子应该有大方阳光的形象面向社会；我一缕缕掉头发，她抓中药，买黑芝麻糊，熬鲫鱼汤，想方设法为我补脑；她养了好几盆仙人掌、兰草、芦荟，又从朋友家大老远抱回一棵栀子花，每天辛勤地浇水、晒太阳。她时常念叨：“哎，我怎么连花都养得蔫蔫的？花儿你们一定要争气活得精神，让我女儿用完电脑多看看绿色。”
我在键盘上忙碌敲字，见母亲坐在身后，就说：“你别守着我嘛。我没法专心。”她笑，“这么多年陪读习惯了。好，我做饭去，不打扰你。”微微弯着腰，走出房间。
那时我一心一意要走出丧父的悲痛，并应对纷至沓来的媒体，却忘了苦痛在母亲那儿是加倍的，当她脑溢血猝然倒下，我才意识到她早已心力交瘁。
中秋节凌晨，母亲去医院看感冒，临走她不放心地望望窗外，嘱咐我：“早晨天凉，别忘关窗。”这成为她留给我最后的话。电视台的朋友推着我的轮椅进医院重症监护室再见母亲时，她靠呼吸机艰难呼吸着，如她59年艰难的人生。
我拉起母亲滚烫的右手——毕生散发着菜油和肥皂清香的手。这三天我每个下午来和她说话，她昏迷僵直的身体都强烈抽搐一两下，我知道她听得见，她苦苦支撑就为了等我。我说：“妈妈你不能继续睡，我了解你的倔强，怎么受得了做植物人，丧失尊严地生存？要么你立即醒来，我陪你耐心康复；如果你太累了不想醒，安心跟爸爸去那边好好过，我会照顾自己。我信任你的选择。”多么希望这样握着她的手直到地老天荒！可探视时间到了，我松开手，反复说：“妈妈，再见！再见！我等你回家。”
晚上九点，我独自在家，洗完衣服，浇灌母亲的几盆花草。守在医院的表哥来电话：妈妈走了。我知道她做出了选择。手中那杯水，缓缓流进栀子花的土壤，从花盆底溢出来。
高中语文课本上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
不料同样的一幕多年后演绎到我头上。“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上帝是对的。
母亲逝世三个月后，我踏上区委礼堂的红地毯，出席首届“十佳百星”颁奖晚会。我们“十佳残疾人自强之星”列队来到灯光璀璨的舞台中央，观众席黑压压一片人海，看不清面目；却又仿佛看见爸爸妈妈，像当年陪伴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发言那样，他们静静站在人群之外，赞许地点头，注视我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举起奖杯，注视我的笑容如花绽放……
我在网上的头像，始终是一窗盛开的白栀子。百度到栀子花的花语：“永恒的爱，一生的守候与喜悦。”
发稿/田俊
初夏傍晚，满城空气中荡漾着甜丝丝的栀子花香。玉带似的长江流经此地拐一个大弯，飘逸地折向更加奇丽的三峡。拐弯处的山崖边矗立一座西式钟楼，它早在我未出世的一百年前，早在公园的茶花林还是小树苗的时候就站在这里。
我七岁以前，每个夏日的晚饭后，母亲把牙齿刷得雪白雪白，穿上素色碎花长裙，背起我去街西头的公园。街上小朋友跟在我身后嗤笑：“不会走路！瘸子……”母亲仿佛什么也没听见，昂首阔步朝前走。
我们访遍公园每寸角落。园子虽小，每棵树后都可能惊现一处神秘。比如，老钟楼的楼梯长年铁将军把门，我喜欢吊着栅栏，猜想上面有没有囚禁一位沉睡的公主。比如，竹林深处藏着哈哈镜屋，我们母女望着镜子里忽而像面条、忽而像皮球的两个人儿哈哈大笑。又比如，体育场靠近一座废弃的儿童乐园，我常常一抬锁链侧身挤进体育场的铁门，再协助母亲进来，她站在跷跷板那端为我压，我坐在这端一上一下地飞。
最好玩还是摘花。这时节漫山遍野栀子花开如雪，居民们采摘一束栀子花回去满足爱美的天性，守门阿姨通常睁只眼闭只眼。我们母女总是满载而归，我胸前兜兜里的花骨朵紧贴母亲温热的背，回到家全焐开了，母亲将花插进五斗橱上的一杯清水里，一连几周花香绕梁。
元旦，钟楼开放十天。我想去登楼，父亲一口否决：“不行！摔伤挤伤怎么得了？”我天天从对面的坡上眺望游人如织的钟楼。最后一天，母亲买了两张参观票，我一手紧拽她的手，一手扶着栏杆开始爬楼。一踩就咯吱咯吱的木楼梯，一层层转上去，一批批游客气喘吁吁撤下来，到第八层母亲提议背我，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哭着要他妈妈抱，难道我不如男生？我坚持自己走完全程。登上十楼顶层，身边仅剩七八人，我们从空荡荡的大厅来到外面的阳台，大风吹得人难以呼吸，景色也美到叹为观止——整座城像胶泥捏的小玩具。母亲在风中大声说：“你爸说这不行那不行。凡事尝试了才晓得行不行！”
现在的钟楼严禁游人攀登，我骄傲地告诉朋友们：“你进过钟楼内部么？我登上过顶楼。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腿爬楼。”
学堂
我的学校，是公园附近的岔街子小学的样子吗？楼下是晾满衣物的教师宿舍，楼上是教室，面临长江，涛声风声昼夜鼓荡。周末我喜欢跟母亲去那儿闲逛，我鼻尖贴在玻璃上，张望窗内的黑板和排排桌椅。
我的学校，是母亲厂里幼儿园的样子么？母亲在黑洞洞的厨房忙碌，给全体小朋友盛完饭才过来喂我吃；老师会奖励表现好的小朋友一朵小红花，会在课间抱行动不便的我下楼跟同学们玩。
“都不是。等你腿治好，要上你爸读过的电报路小学，城里唯一开英语课的小学。”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
从重庆做完手术回家，我的腿仍然没好。9月1日来临，毫无上学的迹象，我坐在走廊玩弄新买的铅笔盒，父母一次次紧闭房门长谈至深夜。母亲的嗓门高起来，“没有学校收她，我自己教！我们这代人吃够没文化的苦，不能眼看女儿一年年荒废光阴。”
我终于有了学堂——三楼阳台的小饭桌。母亲走东家跑西家，讨来我表哥表姐用过的书本教材，操着川味普通话指导我朗读课文。
当时我们由于欠债已经卖房搬家，搬离闻得到公园花香的老屋。
作文
父母总批评我的作文“比干豇豆还干巴巴”，十二岁，我写的一篇豆腐块短文居然登上《三峡都市报》，母亲兴奋地复述起她讲过千遍的故事：“我小学啊数学成绩好，特别羡慕一个语文好的同学，班上组织看电影，回来她马上洋洋洒洒写篇观后感，老师都感动哭了。你好好读书，将来也那么能写，把我和你爸的一辈子写成书。”她唠叨这些的时候，我正苦思冥想小饭桌上摊开的第3单元作文题，而她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装订十几本泛黄的杂志。
我登报的作文是关于一件童年往事。
雨后初晴的黄昏，我们母女逛完公园返程，蓦然发现林荫小道外侧一个黑黝黝的土坑，坑底隐蔽地盛开着白灿灿的栀子花。母亲左手抱我，右手攀着老树藤朝下挪动脚步，她手指即将触到花瓣的瞬间，脚底泥巴一滑，我俩坐滑梯似的坠落，坠落……她“扑通”摔在坑底，我在她肚皮上安全着陆。反复检查我安然无恙，母亲才顾得上低头抖落裙上的花瓣，她左膝盖血淋淋蹭破一大块皮，她伸手抹掉，血又冒出来。
“幸好伤的是我不是你。千万别跟爸爸说我为你采花摔的哟，否则他非拧你耳朵不可。”母亲说着背起我，扯住树藤返回地面，一瘸一拐回家。往后，只记得母亲腿搁在板凳上，父亲一边用凉开水洗她的伤口一边怪她不小心，她冲我挤挤眼微笑。
绽放
自打我念书，年方四十的母亲白发与日俱增，不是一根一根白，而是整片整片，犹如栀子花的白花瓣落满头。小学文化的她，要先吃力地啃懂内容再教我；渐渐地能放手让我自学，她又愁买书，临近开学就奔波在各所学校为我订课本，穿梭在各家书店寻找我所列书单上的参考资料。
夏季，母亲习惯从菜市场顺手带回一束几毛钱的栀子花，养在水杯里，轻轻放置我案头。父亲笑话她：“你惯着孩子吧，要什么买什么。”她微笑，“轮椅不方便下楼，也要让她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啊。”我从书山纸海抬头，总能望见母亲陀螺般一刻不闲地洗衣、拖地、烧饭、织毛线……她一面干活一面监督我读书，我从ABC年复一年读啊读，读到了美国盲聋女作家的《Three Days to See（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自学完高中，找不到单位肯收一个坐轮椅的人，我想索性继续专攻大学英语和中文。父母一齐说：“喜欢学就用功学，走到哪一步我们都支持你。”替我邮购大二的英语课本，父亲填错汇款单，我俩急脾气吵起来，我嚷了句：“这书读得太难了，我不读了！”话出口我也吓一跳：这些年无论风风雨雨，家里谁都没提过不读书呀。母亲拿条毛巾替我擦干眼泪，以她天生的幽默说：“你别跟爸爸的言语计较嘛。知道他刀子嘴豆腐心，像大炮爱轰轰几声而已。小蚊子怎么能被大炮打倒呢？”我破涕为笑。最终，母亲冒雨去邮局撤回汇款重新寄，从此她当上我的邮差。 她理解我的苦闷，知道终有一日我得踏进社会。她在伙食费上精打细算，和父亲积攒退休工资，我24岁生日那天，老两口从电脑城抬回一台我梦寐以求多年的电脑。半年后，我通过电子邮箱投稿的第一篇翻译童话发表了，母亲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笑得合不拢，“这十几年我没白陪读！”
全家还沉浸在胜利曙光中，父亲却查出癌症晚期。手术、出院、住院、手术，痛苦的磨盘来回碾压我们。母亲连月奔跑在医院与家之间，140斤的体重骤减到110斤，仍保持温和的笑容鼓励我、鼓励父亲。
父亲在她臂弯里安详长眠了。她平静地对我说：“这下子可以全身心照顾你了。咱娘俩相依为命好好过。”母亲似乎毫不觉察自己的操劳，只是心疼和歉疚我这一年守家吃了苦。她给我挑选新衣裳，说女孩子应该有大方阳光的形象面向社会；我一缕缕掉头发，她抓中药，买黑芝麻糊，熬鲫鱼汤，想方设法为我补脑；她养了好几盆仙人掌、兰草、芦荟，又从朋友家大老远抱回一棵栀子花，每天辛勤地浇水、晒太阳。她时常念叨：“哎，我怎么连花都养得蔫蔫的？花儿你们一定要争气活得精神，让我女儿用完电脑多看看绿色。”
我在键盘上忙碌敲字，见母亲坐在身后，就说：“你别守着我嘛。我没法专心。”她笑，“这么多年陪读习惯了。好，我做饭去，不打扰你。”微微弯着腰，走出房间。
那时我一心一意要走出丧父的悲痛，并应对纷至沓来的媒体，却忘了苦痛在母亲那儿是加倍的，当她脑溢血猝然倒下，我才意识到她早已心力交瘁。
中秋节凌晨，母亲去医院看感冒，临走她不放心地望望窗外，嘱咐我：“早晨天凉，别忘关窗。”这成为她留给我最后的话。电视台的朋友推着我的轮椅进医院重症监护室再见母亲时，她靠呼吸机艰难呼吸着，如她59年艰难的人生。
我拉起母亲滚烫的右手——毕生散发着菜油和肥皂清香的手。这三天我每个下午来和她说话，她昏迷僵直的身体都强烈抽搐一两下，我知道她听得见，她苦苦支撑就为了等我。我说：“妈妈你不能继续睡，我了解你的倔强，怎么受得了做植物人，丧失尊严地生存？要么你立即醒来，我陪你耐心康复；如果你太累了不想醒，安心跟爸爸去那边好好过，我会照顾自己。我信任你的选择。”多么希望这样握着她的手直到地老天荒！可探视时间到了，我松开手，反复说：“妈妈，再见！再见！我等你回家。”
晚上九点，我独自在家，洗完衣服，浇灌母亲的几盆花草。守在医院的表哥来电话：妈妈走了。我知道她做出了选择。手中那杯水，缓缓流进栀子花的土壤，从花盆底溢出来。
高中语文课本上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
不料同样的一幕多年后演绎到我头上。“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上帝是对的。
母亲逝世三个月后，我踏上区委礼堂的红地毯，出席首届“十佳百星”颁奖晚会。我们“十佳残疾人自强之星”列队来到灯光璀璨的舞台中央，观众席黑压压一片人海，看不清面目；却又仿佛看见爸爸妈妈，像当年陪伴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发言那样，他们静静站在人群之外，赞许地点头，注视我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举起奖杯，注视我的笑容如花绽放……
我在网上的头像，始终是一窗盛开的白栀子。百度到栀子花的花语：“永恒的爱，一生的守候与喜悦。”
发稿/田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