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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桐城派领袖姚鼐，师承刘大櫆，上溯方苞。他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倡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最终成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在姚鼐看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他特别强调要善用三者而使之“皆足以相济”[1]。也就是说写文章应该既有雅洁而不单调的辞章，又有翔实而不烦琐的考据，且有精深而不芜杂的义理。
乾隆三十九年，四库馆臣姚鼐辞官回归乡里。他从京师出发，南下赴泰安与好友泰安知府朱子颍会合，于春节前两日一起冬游泰山，写下了《登泰山记》。历来不少论者认为《登泰山记》是姚鼐“三合一”理论的典型实践，笔者认为未必尽然，现将重读感受以及对“三合一”理论的思考成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辞章：雅洁有序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桐城派作家，尤其是姚鼐特别重视在语言修辞上下功夫。他的游记关注文采，避免了为追求谨严朴素而显得板重的弊端。姚鼐的审美取向是追求文章言辞的“雅洁有序”。“雅”是文雅，雅致;“洁”是精练，简洁;“有序”意为有条不紊。《登泰山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首先，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得一“雅”字。《登泰山记》在描绘泰山夕照图景时，写道“苍山负雪”，“负”即“背”的意思，不仅精彩地选用了动词，运用拟人手法将青山与雪的关系表达了出来，还暗示了泰山“阴阳割昏晓”的雄壮山脊犹如人之脊梁，泰山山脊的画面宛在眼前。又比如，“明烛天南”中“烛”字，名词用作动词，即“照”的意思。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山水城郭相得益彰，一幅雪天晚晴图完美呈现。
其次，遣词造句精当传神，得一“洁”字。《登泰山记》在介绍旅途跋涉时言简意赅，“自”“乘”“历”“穿”“越”五个字，把作者从京师一路南下，顶风冒雪赶赴泰安的风尘仆仆传达出来。这一路本不好走，路途遥远又遇大风雪，但姚鼐全用单个动词一气呵成，让人感觉“道阻且长”的一段路竟是快速走完的，甚至还透出几分快意。又比如写登山之路时，“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一个“几”字意味全出，让人感到泰山的险峻陡峭，几乎不可攀登，体现出登山人冰雪中登山的艰辛不易。更进一步说，“几不可登”却还是要登，可见登山人的精神毅力。
另外，叙述语言有条不紊，见得“有序”。“言有序”是方苞到姚鼐一脉相承的创作原则。方苞曾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2]姚鼐秉持此道，《登泰山记》就以时间、游踪为序。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抵达泰安;十二月二十八日（丁未日）与泰安知府朱孝纯子颍一道由南麓登山。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戊申晦），五鼓时分，与子颍坐在日观峰上的日观亭里，等待日出……到“观道中石刻”而归，脉络清晰，循序渐进。除了“言有序”，对写景记游的内容，作者也是剪裁得当，主次相宜。如“苍山负雪图”和“泰山日出图”是着重描绘，而岱祠、碧霞元君祠、古石刻以及山顶风貌则一笔带过。这些特点使全文有条不紊，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姚鼐最看重辞章，认为文章是“天地之精英”“文之至者，通乎神明”[3]。综上所述，《登泰山记》完全可以说是一篇以“辞章”为特色的典范之作。
二、考据：瑕瑜互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治学传统，姚鼐也不例外。他曾在《左仲郛浮渡诗序》中说自己向往有朝一日“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4]。他还在为聂剑光《泰山道里记》写序文时叹惜天下地理名物的讹误，强调实地考察，体现出一种严谨求实的可贵精神。
在《登泰山记》中，姚鼐表述自泰山南麓登山的历程，介绍登山路径，交代地名;结尾处涉及了古代遗迹等，不露痕迹地随文加入考据。这些文字都是他的观点、精神的反映。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精心构思，都涉及切实的调查研究。
游记文字增加考证的内容，往往容易使文意偏离主旨，有喧宾夺主的负面影响。而姚鼐行文善于把考证性的文字与辞章融为一体，不显山不露水，不仅没有“掉书袋”之感，反而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厚重感。对“岱祠”“碧霞元君祠”的忠实记录就是鲜明代表。姚鼐的《游灵岩记》《游故崇正书院记》也是记游中加入考据，亦有这种特色。
但美中不足的是，姚鼐的考据并非毫无漏洞。比如车锡伦、萧宝万在《姚鼐〈登泰山记〉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一文中就指出姚鼐对“东谷”“西谷”的表述，与事实存在较大偏差。又比如，周振甫先生在《古代散文的特点与演变》一文中，还对考据有所界定。他认为讲到西谷、东谷只是“说明”，因为这些地名，游人只要亲临实地则不证自明。而讲到中谷即谷环水，需要调查研究，这才需要“考证”。
换言之，《登泰山记》有考据、重考据，能把考据与辞章较好融合，但是有些地方也存在著考据差错，或者其实并非考据的情况。所以说，这篇文章里的考据是“瑕瑜互见”。
三、义理：无迹可寻
“义理”一说源于桐城派始祖方苞，方氏的理论核心是所谓“义法”。姚鼐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桐城派的“义理”学说，并将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形成了他的“三合一”理论。
《登泰山记》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统一的作品，被视为姚鼐文论的理想实践。蒋逸雪在《试论桐城文派》中写道：“姚氏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一缺’，这并不是幌子，他是实在能够做到的。”[5]但文章论证仅限对于考据的关注，并未提及辞章、义理。吴孟复则认为，《登泰山记》“不涉神怪，不事阿谀，也不沾色情，既不是‘庙堂文学’，也不是‘山林文学’‘清客文学’，就义理言，是纯正的;其中说到泰山地理沿革，如‘环水’‘古长城’以目击与古书相印证，是有所考据的;而且文字简洁，描写生动。这是他理想中的‘三者合一’”[6]。文章涉及了“义理”，但没有具体展开分析。王培军在《义理考据出画卷 格调高古待评说——〈登泰山记赏析〉》中说“文中的那种开阔、超纯正、宁静、高远的景象，可能也正是作者人格与审美取向的反观。这也是义理”[7]。他认为，“人格与审美取向”即是姚鼐本文的“义理”。 姚鼐所谓“义理”，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品的主题思想，而是特指由宋代程朱派学者阐发的儒家哲理，尤其是伦理道德思想。姚鼐在汉宋之争中所要坚持的要义，正是程朱之义理、程朱之学，甚而桐城派诸家也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8]。姚鼐有着强烈的卫道精神，如他在《答苏园公书》中说“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愚鄙窃不以为安”[9]。所以，上述学者中唯一具体阐释《登泰山记》“义理”的王培军，其实并没有界定清楚姚鼐所谓“义理”的内核，有自行扩大拔高之嫌。
其次，姚鼐完整论述“三合一”理论的文字主要见于《述庵文钞序》《复秦小岘书》等书。当代学者王达敏经考证认为《述庵文钞序》作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复秦小岘书》则较为明确作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而《登泰山记》则作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10]可见姚鼐写《登泰山记》在前，成熟完整提出“三合一”理论在后，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所以，仅从时间先后上，也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姚鼐的《登泰山记》怎么可能是他晚年提出的“三合一”理论的实践呢？
传统的主流文人游记，虽然以客观景物的描绘为对象，但更重反映自然界蕴藏的美在作者心灵深处唤起的经验和感觉。也就是说，作者们一般以主观的抒情为主，其重点是借自然景物抒发内心的感受和情感，核心往往不在外界的景，而在自己的心。姚鼐的这篇《登泰山记》有的只是对壮丽山河的欣赏赞美，对泰山的热烈向往，全无程朱之学的道理，也没有任何语句直接表现复杂的社会内容或者精神内涵。从此意义上来看，姚鼐的这篇文章不像文人游记，而似地学游记，即只客观叙写景物，不涉及主观抒情。
乾嘉之际，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派（重考据）把握着话语权，重视宋学（重义理）的姚鼐正是因这类纷争而辞了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姚鼐辞官后创作的《登泰山记》很有可能会主动地避免对“义理”的阐发，以免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义理”的无迹可寻才是符合逻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辞章”出彩，涉及“考据”，不谈“义理”，正是这样的特点，使《登泰山记》有别于历来的主流传统，在文人游记之林独树一帜，成了广为传诵的名篇。
参考文献：
[1][3][9]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82，483，482.
[2]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9.
[4]陈振鹏，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新一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1885.
[5]蔣逸雪.试论桐城文派[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1（11）.
[6]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101.
[7]王培军.义理考据出画卷 格调高古待评说——《登泰山记》赏析[J].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8]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10.
[10]王达敏.《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作者单位：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乾隆三十九年，四库馆臣姚鼐辞官回归乡里。他从京师出发，南下赴泰安与好友泰安知府朱子颍会合，于春节前两日一起冬游泰山，写下了《登泰山记》。历来不少论者认为《登泰山记》是姚鼐“三合一”理论的典型实践，笔者认为未必尽然，现将重读感受以及对“三合一”理论的思考成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辞章：雅洁有序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桐城派作家，尤其是姚鼐特别重视在语言修辞上下功夫。他的游记关注文采，避免了为追求谨严朴素而显得板重的弊端。姚鼐的审美取向是追求文章言辞的“雅洁有序”。“雅”是文雅，雅致;“洁”是精练，简洁;“有序”意为有条不紊。《登泰山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首先，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得一“雅”字。《登泰山记》在描绘泰山夕照图景时，写道“苍山负雪”，“负”即“背”的意思，不仅精彩地选用了动词，运用拟人手法将青山与雪的关系表达了出来，还暗示了泰山“阴阳割昏晓”的雄壮山脊犹如人之脊梁，泰山山脊的画面宛在眼前。又比如，“明烛天南”中“烛”字，名词用作动词，即“照”的意思。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山水城郭相得益彰，一幅雪天晚晴图完美呈现。
其次，遣词造句精当传神，得一“洁”字。《登泰山记》在介绍旅途跋涉时言简意赅，“自”“乘”“历”“穿”“越”五个字，把作者从京师一路南下，顶风冒雪赶赴泰安的风尘仆仆传达出来。这一路本不好走，路途遥远又遇大风雪，但姚鼐全用单个动词一气呵成，让人感觉“道阻且长”的一段路竟是快速走完的，甚至还透出几分快意。又比如写登山之路时，“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一个“几”字意味全出，让人感到泰山的险峻陡峭，几乎不可攀登，体现出登山人冰雪中登山的艰辛不易。更进一步说，“几不可登”却还是要登，可见登山人的精神毅力。
另外，叙述语言有条不紊，见得“有序”。“言有序”是方苞到姚鼐一脉相承的创作原则。方苞曾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2]姚鼐秉持此道，《登泰山记》就以时间、游踪为序。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抵达泰安;十二月二十八日（丁未日）与泰安知府朱孝纯子颍一道由南麓登山。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戊申晦），五鼓时分，与子颍坐在日观峰上的日观亭里，等待日出……到“观道中石刻”而归，脉络清晰，循序渐进。除了“言有序”，对写景记游的内容，作者也是剪裁得当，主次相宜。如“苍山负雪图”和“泰山日出图”是着重描绘，而岱祠、碧霞元君祠、古石刻以及山顶风貌则一笔带过。这些特点使全文有条不紊，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姚鼐最看重辞章，认为文章是“天地之精英”“文之至者，通乎神明”[3]。综上所述，《登泰山记》完全可以说是一篇以“辞章”为特色的典范之作。
二、考据：瑕瑜互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治学传统，姚鼐也不例外。他曾在《左仲郛浮渡诗序》中说自己向往有朝一日“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4]。他还在为聂剑光《泰山道里记》写序文时叹惜天下地理名物的讹误，强调实地考察，体现出一种严谨求实的可贵精神。
在《登泰山记》中，姚鼐表述自泰山南麓登山的历程，介绍登山路径，交代地名;结尾处涉及了古代遗迹等，不露痕迹地随文加入考据。这些文字都是他的观点、精神的反映。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精心构思，都涉及切实的调查研究。
游记文字增加考证的内容，往往容易使文意偏离主旨，有喧宾夺主的负面影响。而姚鼐行文善于把考证性的文字与辞章融为一体，不显山不露水，不仅没有“掉书袋”之感，反而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厚重感。对“岱祠”“碧霞元君祠”的忠实记录就是鲜明代表。姚鼐的《游灵岩记》《游故崇正书院记》也是记游中加入考据，亦有这种特色。
但美中不足的是，姚鼐的考据并非毫无漏洞。比如车锡伦、萧宝万在《姚鼐〈登泰山记〉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一文中就指出姚鼐对“东谷”“西谷”的表述，与事实存在较大偏差。又比如，周振甫先生在《古代散文的特点与演变》一文中，还对考据有所界定。他认为讲到西谷、东谷只是“说明”，因为这些地名，游人只要亲临实地则不证自明。而讲到中谷即谷环水，需要调查研究，这才需要“考证”。
换言之，《登泰山记》有考据、重考据，能把考据与辞章较好融合，但是有些地方也存在著考据差错，或者其实并非考据的情况。所以说，这篇文章里的考据是“瑕瑜互见”。
三、义理：无迹可寻
“义理”一说源于桐城派始祖方苞，方氏的理论核心是所谓“义法”。姚鼐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桐城派的“义理”学说，并将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形成了他的“三合一”理论。
《登泰山记》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统一的作品，被视为姚鼐文论的理想实践。蒋逸雪在《试论桐城文派》中写道：“姚氏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一缺’，这并不是幌子，他是实在能够做到的。”[5]但文章论证仅限对于考据的关注，并未提及辞章、义理。吴孟复则认为，《登泰山记》“不涉神怪，不事阿谀，也不沾色情，既不是‘庙堂文学’，也不是‘山林文学’‘清客文学’，就义理言，是纯正的;其中说到泰山地理沿革，如‘环水’‘古长城’以目击与古书相印证，是有所考据的;而且文字简洁，描写生动。这是他理想中的‘三者合一’”[6]。文章涉及了“义理”，但没有具体展开分析。王培军在《义理考据出画卷 格调高古待评说——〈登泰山记赏析〉》中说“文中的那种开阔、超纯正、宁静、高远的景象，可能也正是作者人格与审美取向的反观。这也是义理”[7]。他认为，“人格与审美取向”即是姚鼐本文的“义理”。 姚鼐所谓“义理”，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品的主题思想，而是特指由宋代程朱派学者阐发的儒家哲理，尤其是伦理道德思想。姚鼐在汉宋之争中所要坚持的要义，正是程朱之义理、程朱之学，甚而桐城派诸家也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8]。姚鼐有着强烈的卫道精神，如他在《答苏园公书》中说“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愚鄙窃不以为安”[9]。所以，上述学者中唯一具体阐释《登泰山记》“义理”的王培军，其实并没有界定清楚姚鼐所谓“义理”的内核，有自行扩大拔高之嫌。
其次，姚鼐完整论述“三合一”理论的文字主要见于《述庵文钞序》《复秦小岘书》等书。当代学者王达敏经考证认为《述庵文钞序》作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复秦小岘书》则较为明确作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而《登泰山记》则作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10]可见姚鼐写《登泰山记》在前，成熟完整提出“三合一”理论在后，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所以，仅从时间先后上，也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姚鼐的《登泰山记》怎么可能是他晚年提出的“三合一”理论的实践呢？
传统的主流文人游记，虽然以客观景物的描绘为对象，但更重反映自然界蕴藏的美在作者心灵深处唤起的经验和感觉。也就是说，作者们一般以主观的抒情为主，其重点是借自然景物抒发内心的感受和情感，核心往往不在外界的景，而在自己的心。姚鼐的这篇《登泰山记》有的只是对壮丽山河的欣赏赞美，对泰山的热烈向往，全无程朱之学的道理，也没有任何语句直接表现复杂的社会内容或者精神内涵。从此意义上来看，姚鼐的这篇文章不像文人游记，而似地学游记，即只客观叙写景物，不涉及主观抒情。
乾嘉之际，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派（重考据）把握着话语权，重视宋学（重义理）的姚鼐正是因这类纷争而辞了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姚鼐辞官后创作的《登泰山记》很有可能会主动地避免对“义理”的阐发，以免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义理”的无迹可寻才是符合逻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辞章”出彩，涉及“考据”，不谈“义理”，正是这样的特点，使《登泰山记》有别于历来的主流传统，在文人游记之林独树一帜，成了广为传诵的名篇。
参考文献：
[1][3][9]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82，483，482.
[2]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9.
[4]陈振鹏，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新一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1885.
[5]蔣逸雪.试论桐城文派[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1（11）.
[6]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101.
[7]王培军.义理考据出画卷 格调高古待评说——《登泰山记》赏析[J].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8]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10.
[10]王达敏.《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作者单位：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