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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现已退休。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多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本文记录了他在三个不同时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同工作岗位上与书打交道的故事，这些文字选取于李昕先生的新书——《做书的日子1982—2014》，在此展现给各位读者，是对一位优秀的老编辑的“默默的敬意”。]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下文简称“《著作权法》”） 开始实施，从此中国的版权管理走入正轨。虽然此前的几年，我们已经开始建立版权意识，也尝试同作者签订出版合同，但那时出版社熟悉版权事务的编辑不多。由于我的工作涉及港台文学，常常需要洽谈较为复杂的版权事务，多少有些版权合作的经验，所以社里一旦遇到版权纠纷，陈早春社长总是把我也找去一起商量，特别是我兼任他的社长助理 （1992年） 以后。
1992年初冬的一天，陈社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递给我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一看，书名是 《围城》，心中不免诧异。《围城》 在人文社印行十几年，使用的一直是灰底黑字的封面，我不记得换过呀。陈社长告诉我，这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 《围城》 汇校本，现在正在大量发行。
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署名钱锺书著，胥智芬汇校。我没有听说过胥智芬其人。再看内容，不过是将 《围城》1947年在 《文艺复兴》 杂志上发表的版本、1948年在晨光出版社印行的初版本和20世纪80年代人文社出版的定本进行了比对，把不同版本的不同用词用字一一标示出来，作为注释，注在每一页的下方。整体上看，就是一本加入了若干注释的长篇小说 《围城》，但注释的内容，一概只是关于某个字词在其他版本用作其他字词一类的信息。其中除了作者在定本中改正过来的个别错讹，也有经编辑更正的新中国成立前旧版中的排版错误，更为大量的是由于汉字简化而出现的同一汉字的不同字体 （例如旧版作“一枝笔”，新版作“一支笔”；旧版作“拿著”，新版作“拿着”等等），这些都被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来，全书有两千多条注释，大量属于最后这种情况，看了不禁令人发笑。一看便知，所谓“汇校”不过是障眼法，四川文艺出版社真正的目的是翻印长篇小说 《围城》。
谁都知道 《围城》 那时候是热门书。1990年《围城》 电视剧上映之后，人文社的长篇小说 《围城》 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不法书商乘机盗版，国内几年中先后出现了近20种盗印本，总印数据估计逾200万册。但凡盗版都是偷偷摸摸地印，悄无声息地卖，让你查不到，抓不着。但是这个 《围城》汇校本，却是打着“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版本”的旗号，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公开销售，出版者的大言不惭和理直气壮着实令我震惊。
陈社长告诉我，现在钱锺书先生已经全权委托我们出版社代表他打官司。我们替钱先生委托了两位律师，但是社里也要有一个代表负责此事。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助理，你办事，我放心。”
我完全明白。这个官司不能不打，而且只能打赢，不能打输。因为如果输了，那么人文社多年积累的大批现代文学名著都可以被别人轻易拿走，巧立名目，另行出版，这样 《著作权法》 所保证的专有出版权就名存实亡了。所以这个官司并不仅仅为了这一本书，更重要的是要在 《著作权法》 实施以后为出版界立一个规矩，建立一个游戏规则。
我和副总编李文兵、总编室主任冯伟民以及两位律师一起研究了案情，决定到上海去立案（因为胥智芬是上海人），这样可以避开四川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同时我们知道，这场官司，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一家出版社，而且还间接地针对国家版权局。因为四川方面曾请国家版权局办公室做过一个“裁定”，认为“汇校本”的出版，只侵犯了钱锺书的“汇校权”而没有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这个“裁定”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连钱锺书先生本人读罢都连称“可叹，可叹”。但他们毕竟是权威机构，我们要从法律上推翻他们的意见，必须寻找学术界的支持。为此我们访问了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护中心等机构，又举办了法学专家座谈会，请多位知名专家针对 《围城》 汇校本发表意见，然后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我们的意见和专家的意见诉诸媒体。我们相信，明眼人自有公论。
这案子审理了三年，我陪着律师两次到上海，在开庭时和四川方面委托的律师唇枪舌剑地争辩，我方明显占据上风，不是因为雄辩，而是在于占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为依据宣判 《围城》 汇校本侵权事实成立，钱锺书和人文社获得完胜，四川文艺出版社需作出大约20万元的赔偿并登报公开道歉。
另一场版权纠纷是关于梁凤仪作品的。大约是1994年，在我们出版了多种畅销的梁凤仪财经小说以后，有一天发行部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发现山西一家出版社也在发行同样的梁凤仪作品，例如 《九重恩怨》 《醉红尘》 《花帜》 《昨夜长风》 等等，一共9个品种。我大吃一惊。以我对梁凤仪的了解，她不可能做这种重复授权，所以这些出版物一定是盗版。我立即请发行部的同事设法找到9本书的样书，作为证据。
与梁凤仪洽商此事，她自然极为重视，决定和人文社一起追讨盗版。她的作品出版是我经手，人文社自然是由我出面，梁凤仪则是派出她的助理殷小敏和我一起同山西方面交涉。
我通过电话，找到山西那家出版社的社长，告知侵权事实，晓以利害，请他选择是“公了”（诉诸法律） 还是“私了”（自己协商解决）。那位社长解释说，其实这套书，是书商做的，拿了他们的书号而已，侵权他根本不知情，他没有想到书商会这样做。但是现在，书上署着出版社的名字，法律责任自然要出版社承担，他自知理亏，连连道歉，并表示“千万不要打官司”。
随后，那位社长派出他的助理专程到北京来和我商谈解决方案。因为侵权书都是畅销书，且翻印量较大，所以梁凤仪和人文社索赔的数额必然较高，而对方一再叫苦，请求我们理解和关照。开始双方谈不拢，所以那位社长助理前后来北京两次，后来总算达成协议，出版社方面又称手头拮据，一时付不出款。为此殷小敏还专门到山西去催款。拖了两个月，最后此事总算圆满解决，那家出版社總共赔偿梁凤仪和人文社60多万元，双方平分，各得30多万元。 陈早春社长见此非常高兴，对我说：“我得重奖你。”他果然为我颁发了1万元专项奖金，说是人文社历史上，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发过这么大数额的奖金。想来也是，那时我的月薪，可能还不到1000元。我很兴奋，大家也都来起哄，说是要吃大户。于是我拿出1000元，请同事去买水果和点心，然后我们借用了位于东四南大街的新闻出版署顶楼的大会议室，在那里摆上吃的，唱歌跳舞。记得那天人文社的青年编辑来了几十人，大家热热闹闹地欢度了一晚。
香港三联是一间有传统的出版社，在香港，它的地位又很特殊。它和北京三联、上海三联虽然互无隶属关系，但是同根同源，其历史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三家进步出版机构。解放战争时期，这三家出版机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迁往香港，1948年10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香港合并，成立三联书店。1949年，书店的大部分人员回到北京，参与国家建设，少数人员留在香港，仍然坚持三联的传统，从事进步文化的传播工作。作为陆资企业，它归香港“中联办”（过去称新华社香港分社） 领导，除了一如既往地通过图书出版“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以外，还承担着对港人宣传国家的对港政策、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的责任，需要帮助港人了解中国，引导他们认同中国。1979年，当时香港陆资出版业的负责人蓝真先生到北京向国务院港澳事务负责人廖承志同志汇报工作，廖公曾明确指示说，香港的“三中商”（指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要各有分工，“三联要旗帜鲜明，商务要正襟危坐，中华要文史传家”。“文史传家”易懂无须解释，“正襟危坐”是要专心致志出版学术文化著作，而“旗帜鲜明”意味着要介入香港社会的政治矛盾，向港人传达内地方面的立场。
我到达香港时，香港仍然在港英政府的管辖之下。但是回归已然临近，社会上仍有不少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等政策不甚了了，甚至抱有怀疑和误解，市场上急需一批阐发对港政策的图书解疑释惑。在此之前，赵斌总经理已经组织出版了 《邓小平文选》 《陈云文选》 等政治性著作，还出版了《基本法知多少》等深受欢迎的大众读物，我去了以后，沿着这个思路又继续组织编辑了《“一国两制”知多少》 《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多少》、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著作 《紫荆开处胜朝霞》、国务院港澳办原副主任李后的回忆录 《回归的历程》、香港问题专家袁求实编写的 《香港回归大事记》 和 《香港过渡时期重要资料汇编》 等。这些图书不仅由我策划，而且全部都是由我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它们在“九七”香港回归前后出版，反响巨大，很受读者好评。我在编辑这些图书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编辑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感觉，是我在内地做出版时所没有的。
根据现实需要策划选题，是香港三联的一贯做法，这和邹韬奋先生倡导的三联传统有关。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三联一直承担着启蒙民众，引领社会思想进步的重任，而今天在香港，三联的角色和作用未变，它需要有针对性地探讨香港社会的历史和当今现实的种种问题，用内地的观点予以阐明。我在香港的8年中，曾经有意识地组织过不少这一类的选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4年，我听到时任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在一次讲话中说，香港的爱国群众组织非常希望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有关“一国两制”问题的看法，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书，他们就把相关文章从邓小平的文集中找出来，打字复印传阅。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交代了任务。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宣部出版局和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请他们协助解决版权问题，同时着手编选邓小平著作，找出相关的17篇文章，合为一册，书名为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立刻加班加点进行编辑、排版，并反复校对，确保没有一个错别字。9天以后，这本书出版了，时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我们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了新书首发式，时任特首董建华和香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都亲自出席首发式并发表讲话，造成很大声势，使得这本书一时非常畅销。一个月后，针对香港的英语读者，我们又专门出了它的英文版。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香港三联坚持“与时代同行”这一传统的例子。
当然，三联的传统是关注社会改造，力倡思想启蒙，所以，我们介绍中国的图书，不可能都是政策解读，也不应都是莺歌燕舞的正面报道，而是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观照，有分析，有研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比如，我们特地组织了一套有关中国国民性问题研究的丛书，包括 《中国人的性格》 《细说中国人》 《中国民族性》 《国民素质忧思录》 等等，就非常受香港读者欢迎，因为他们在香港回归以后，与内地人合作和交往增多，需要了解内地人各方面的特点。当然，除了优点，也有缺点和陋习，乃至民族的劣根性。对于当代生活，我们既正面介绍内地的发展，又反映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我给杨继绳先生出版两本著作，一本是《邓小平时代》 （很多人都知道我参与过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 的编辑，却不知早在20年前我曾编辑过这本同名的書），以历史纪实的方式集中反映改革开放20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而另一本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则是以理性的归纳总结，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进行集中揭示。这些图书的出版，对于港人客观全面认识中国都是大有帮助的。
通过在香港从事出版工作的锻炼，我对于出版在传承文化、启迪智慧方面的本质意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渐渐地，怀抱文化理想，承担社会责任，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这意味着我的成长和进步。当然，这还是不够的，在经济上我还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就像我刚到香港三联任职时一样，在北京三联也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尽管我留意观察，小心翼翼，不轻易表态，也还是会有碰壁或受挫的感觉。三联的人，特别是编辑们，普遍素质较高，因此多少有些心高气傲，不大愿意接受外来的领导，这也是正常的。一家有自己的风格和传统的出版社，新领导来了，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来自哪里，能否理解出版社的风格，融入它的传统，定要面临考验。 记得2005年10月我去参加了一次法兰克福书展。像在香港时一样，我兴致勃勃地带回很多书目，用数码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回来制作了PPT，借助投影仪给编辑部举办了一场讲座，题为“法兰克福归来话出版”。我在讲座中介绍了许多英文版的新书，以为其中有些可以考虑作为三联的选题。这如果是在香港，定然会引起编辑们的浓厚兴趣，但是在这里，却反应冷淡。几乎没有人表示愿意考虑其中任何一个选题。当然，我的介绍主要目的是活跃大家的思路，而并非为了购买版权，但是其中有些明显适合三联出版的图书同样受到忽视。比如英国一家出版社的“动物系列”，是非常有文化意味的图文书，每一本书集中探讨一种动物 （比如鹰、猫、狗、老虎、蚂蚁等） 和人类的关系，从几千年前一直讲到现代，讲得妙趣横生，我认为可以翻译出版，但当时没有编辑表示接受选题，我也不便贸然联络版权。两年以后，才有一位编辑回想起这套书，翻译出版了其中的8本。
我从香港回来，也带来一些作者资源。比如我在香港出版过冯友兰著作，与冯的女儿—— 作家宗璞比较熟悉。有一次我谈到可以帮助编辑联络冯友兰的版权。当时读书编辑室的负责人舒炜感兴趣，立即做了一个策划，精选了冯先生的 《贞元六书》 《中国哲学简史》 《三松堂自序》 等十余本著作，拉出了“冯友兰作品精选”目录。我们一起到北大燕南园拜访宗璞先生，很顺利地取得了授权。但此举在编辑部也有人非议，一是觉得冯友兰著作已经出版过全集，何必再出精选集？二是认为冯的学术地位还没有达到可以在钱锺书、陈寅恪之后在三联出版著作集的高度。这些意见我听了也觉得挺窝囊。其实，我和舒炜当时最为看重的冯友兰著作是 《中国现代哲学史》，这是冯在“文革”后呕心沥血写成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 （七卷本） 的第七卷，但是因为本卷题材较敏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只出了前六卷。这第七卷虽然90年代曾经在广东出版过一个单行本，但也早已绝版了。我们把它收入这套“冯友兰作品精选”，可以说既满足了读者对它的需求，又了却了宗璞先生的心愿，但这些事是很难对人解释清楚的。
在一次会上，我谈到我和台湾作家李敖的关系，说我可以介绍李敖的全部著作给三联选择出版，又是舒炜表示他愿意尝试。于是我找到了李敖在北京的代理人，拿来满满一纸箱李敖著作，大约有40本。然而三联做事的节奏是比较慢的，舒炜的手里，可能事情也比较多，一时顾不上。有三四个月，我们没有给李敖那边回话。李敖是个性急的人，我们长时间不答复，他有些沉不住气。说来也巧，就在舒炜拿出了他的策划报告，准备出版大约15本的“李敖作品系列”的同时，李敖来了电话，激愤地指责三联对于出版他的作品没诚意，不由分说，让我们把一箱子样书送回给他的代理人。我想解释几句都没有机会。于是三联和李敖作品失之交臂。
我到北京三联入职的同时，随身带来了一本厚厚的香港版图书，这就是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策划的大学教材 《中国文化导读》。该书由北京大学教授叶朗、费振刚、王天有主编，多所大学的教师参加编写。此书出版后，在香港大受欢迎，还被香港电台选为2002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我把这本书交给三联编辑部研究，转了两个人的手之后，有编辑自告奋勇当责编，把它出版了。可是紧接着我就受到质疑，有人说，三联不该出版这样的书，它是几十个大学教师一起“攒”出来的，拼拼凑凑，学术质量不行。我也不好辩解，这就是一本普及文化的知识性读物，恐怕不该以学术水平高低来衡量它的价值。书出版后，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刚、郑培凯、马家辉都远道赶来参会。因为他们的人缘甚好，我们在北京邀请一些名家，包括李零、林梅村等前来捧场，大家也都高高兴兴地到会发言。同时我们邀请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先生来讲几句话。结果又有人批评说，你不该请大领导。三联的学术讨论会，是从来不请领导的。我忽然觉得，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处处做事不顺，非常拧巴。幸好此书作为通识教育的教材，比较受欢迎，十来年常印常销，成了三联的保留品种之一，因此对它的质疑也便渐渐听不到了。
还有一本曾经让我纠结的书，是王世襄先生的公子王敦煌写的 《吃主儿》。书里专讲王世襄和他的家人吃什么和怎么吃的故事。说是故事，它主要是介绍他们怎么买菜，怎么做菜，以及吃法上的种种讲究。稿子最初看起来有些乱，也有些杂，我读后印象不佳，觉得它像菜谱又不是菜谱，因为它不具备菜谱的工具性；像故事又不是故事，因为它不过是平铺直叙，并不引入人胜。于是我提了意见，要么大改，要么退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书在三联一向是被人看好的。责编看了我的评语，有些不知所措，便去找其他店领导。而其他店领导也不便直接否定我的意见，便迂回了一下，把稿子转给了两位老编辑—— 孙晓林和吴彬。孙和吴都是三联威信极高的名编，审稿的判断力自然靠谱。可是她们也不能驳我的面子，于是每人写了一些意见，都说李总的评语有道理，这稿子的确有些杂乱，需要作者修改。但是稿子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书稿中介绍许多家常菜的做法是王世襄一家的独创，作者在此倾囊相授，十分难得；又说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老北京的風情和旗人生活的许多侧面，认识价值颇高等等，总之是千万不要退稿。我看了他们的意见，感到自己真是“跌眼镜”了。我承诺过要“从善如流”的，于是立即同意，按照孙、吴的意见，请作者修改出版。果然，作者进行了一点小修小改之后，此书出版了，立即引起读者关注，很快就脱销，然后连印数版，成为一本比较畅销的书。
我承认，直到这时，我的“对表”还没有对准。
这一时期，三联的当务之急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把书出好。三联和一般的出版社不同，它一直是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对象，读者对它总有期待，社会对它的要求总是更高一些。一般的出版社只要不出坏书就不会遭人诟病，但是三联如果在一年中没有引入注目的好书，就会令读者失望，网上就会有批评的声音。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压力很大，一再对相关编辑部门负责人讲，我们一定要保证每年出版一些亮点书、话题书，不一定是为了创利，而主要是为了让知识界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做什么。 我从香港归来，带着在香港已经习惯的眼光观察北京三联，发现一个时期以来的三联图书，尽管不乏“一流”“新锐”之作，但是关注现实民生的题材不多，而钻入学术象牙之塔的不少。所以我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总是讲三联的出版要“力谋社会改造”，选题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正巧，在这时有人报来两套系列选题，一是“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由编辑张志军策划，计划每年一册，内容是一些知名媒体的知名记者就年度环境重大事件进行深度调查和跟踪，反映中国整体环境状况，探讨现实问题以及相关的政策、出路、对策等等。二是“年度话题系列”，由当时的生活编辑室负责人郑勇策划，也是每年一册，内容则是一批文学博士组成的1217俱乐部针对当年社会上发生的文化事件、文化现象加以梳理、综述、分析和点评。在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我对这两套书都极表支持，使之成功立项。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作者们对今天现实的记录和研究，反映出当代人的认识和思考，对于明天的历史学者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年度话题系列”的作者有一次请我参加聚会，我在会上说，你们所做的，是“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作者中马上有人表示，说这句话概括得好。从此，这个系列的图书封面上，都把这句话当作广告语。这两套书后来都形成了出版系列，但遗憾的是都未能坚持到底。环境记者的书因为调查取证、史料核实都非常困难，出版了三四种后难以为继；而“年度话题系列”从 《话题2005》 开始，一直出到《话题2013》，总共9本，到2014年我退休后也便停止出版，令人惋惜。
与现实关怀相联系的是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思想智慧”是三联一贯的口号，意谓它所出版的图书，重在促进思想启蒙，引领社会思考，这样在选择出版物时就需要有胆识，有担当。遇到富有思想理论价值的图书，要勇于支持，促成出版创新。当然，我一向认为，对于编辑来说，强调“胆识”，并非两者并重，而是“识”重于“胆”。有“胆”的前提，也是不违背政治原则。这就要首先以“识”来作判断。
刘再复作品出版的经过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2004年我回北京工作之前，刘再复在香港曾经兴致勃勃地与我讨论，想在北京出版他的作品系列。那时，李泽厚的作品有多种在内地正常出版发行，而刘再复的著作十几年来内地却一直无人问津。两人同样是赴美学者，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颇为相近，是学术上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却遭到两种不同境遇，这令刘颇为不解。他问我这是什么原因。我对他说：“李泽厚的著作，大多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和政治关系不大，而你的作品，直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意识形态性较强，所以出版社对于出版你的著作比较谨慎。”于是我建议他，搞一点古典文学研究，比如他当时正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有关 《红楼梦》 的系列讲座，就可以改写成著作，这样的书探讨文艺自身的规律，无涉政治，在内地出版，以我的判断问题不大。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先是写了 《红楼梦悟》，继而又写了 《红楼哲学笔记》 《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共悟红楼》，组成“红楼四书”。这些著作我回到北京三联后顺利出版，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出版社此时忽然发现，刘再复的著作原来是可以出版的，于是争相跟风出版。几年之内，刘再复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有了中国内地版本，有50—60个品种，其中三联出版的大约占到20种。
钱理群著作的出版也很有趣。20世纪90年代，钱理群因为一本讨论中学教育问题的论文集被一些报刊点名批评，因为书中有些文章观点偏激，而此书署名钱理群主编。其实，编辑此书是钱的学生所为，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但是因为被点名，他所任教的大学高层很紧张，竟然几年时间不让他上讲台。于是钱非常郁闷，心中有很多意见、看法和不满，他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每年写一篇，叫做“年终总结”，一共写了4篇。钱理群是文章高手，他有许多随笔启人心智，很受读者欢迎。他把这4篇“年终总结”和近年所写的随笔类文章编在一起，准备出版，但是稿子到了4家出版社，都被婉言谢绝，一时弄得他也莫名其妙，以为自己的著作是被“封杀”了。2006年，他通过自己的学生郑勇将这部书名为 《生命的沉湖》 的随笔集拿到三联。我看了以后，建议钱理群删掉4篇“年终总结”，其余作品照旧出版。钱表示愿意配合。于是此书在三联推出，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刚出版时有管理机关的人问我，钱理群的书，别人都不能出，为什么你们可以出？我说，你不妨研究一下这本书看看有政治问题没有？结果就再也没有了下文。此后钱理群的著作在內地多家出版社竞相推出，三联还出版了一套十几本的“钱理群作品系列”。
外人或许不知，在我任职的9年中，北京三联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曾是别的出版社放弃的书稿。放弃的理由各种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出所谓“敏感”问题，结果与好书失之交臂。例如齐邦媛的 《巨流河》、曾彦修的 《平生六记》，出版后都有其他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他们早早就拿到了这个选题，可惜论证没有通过，现在留下遗憾了。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属于反思20世纪历史的厚重之作，正是三联求之唯恐不得的选题，怎么论证会通不过？三联从来都高度评价这些作品的思想文化价值，因而我们在选择出版时毫不迟疑。而它们甫一出版，便赢得读者和媒体的好评，多次获得“十大好书”“致敬作者”一类奖励，的确令我们感到格外的欣慰。
（选自《做书的日子：1982—2014》/李昕 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年11月版）
人文社十四年 （1982—1996）·两场版权官司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下文简称“《著作权法》”） 开始实施，从此中国的版权管理走入正轨。虽然此前的几年，我们已经开始建立版权意识，也尝试同作者签订出版合同，但那时出版社熟悉版权事务的编辑不多。由于我的工作涉及港台文学，常常需要洽谈较为复杂的版权事务，多少有些版权合作的经验，所以社里一旦遇到版权纠纷，陈早春社长总是把我也找去一起商量，特别是我兼任他的社长助理 （1992年） 以后。
1992年初冬的一天，陈社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递给我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一看，书名是 《围城》，心中不免诧异。《围城》 在人文社印行十几年，使用的一直是灰底黑字的封面，我不记得换过呀。陈社长告诉我，这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 《围城》 汇校本，现在正在大量发行。
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署名钱锺书著，胥智芬汇校。我没有听说过胥智芬其人。再看内容，不过是将 《围城》1947年在 《文艺复兴》 杂志上发表的版本、1948年在晨光出版社印行的初版本和20世纪80年代人文社出版的定本进行了比对，把不同版本的不同用词用字一一标示出来，作为注释，注在每一页的下方。整体上看，就是一本加入了若干注释的长篇小说 《围城》，但注释的内容，一概只是关于某个字词在其他版本用作其他字词一类的信息。其中除了作者在定本中改正过来的个别错讹，也有经编辑更正的新中国成立前旧版中的排版错误，更为大量的是由于汉字简化而出现的同一汉字的不同字体 （例如旧版作“一枝笔”，新版作“一支笔”；旧版作“拿著”，新版作“拿着”等等），这些都被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来，全书有两千多条注释，大量属于最后这种情况，看了不禁令人发笑。一看便知，所谓“汇校”不过是障眼法，四川文艺出版社真正的目的是翻印长篇小说 《围城》。
谁都知道 《围城》 那时候是热门书。1990年《围城》 电视剧上映之后，人文社的长篇小说 《围城》 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不法书商乘机盗版，国内几年中先后出现了近20种盗印本，总印数据估计逾200万册。但凡盗版都是偷偷摸摸地印，悄无声息地卖，让你查不到，抓不着。但是这个 《围城》汇校本，却是打着“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版本”的旗号，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公开销售，出版者的大言不惭和理直气壮着实令我震惊。
陈社长告诉我，现在钱锺书先生已经全权委托我们出版社代表他打官司。我们替钱先生委托了两位律师，但是社里也要有一个代表负责此事。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助理，你办事，我放心。”
我完全明白。这个官司不能不打，而且只能打赢，不能打输。因为如果输了，那么人文社多年积累的大批现代文学名著都可以被别人轻易拿走，巧立名目，另行出版，这样 《著作权法》 所保证的专有出版权就名存实亡了。所以这个官司并不仅仅为了这一本书，更重要的是要在 《著作权法》 实施以后为出版界立一个规矩，建立一个游戏规则。
我和副总编李文兵、总编室主任冯伟民以及两位律师一起研究了案情，决定到上海去立案（因为胥智芬是上海人），这样可以避开四川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同时我们知道，这场官司，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一家出版社，而且还间接地针对国家版权局。因为四川方面曾请国家版权局办公室做过一个“裁定”，认为“汇校本”的出版，只侵犯了钱锺书的“汇校权”而没有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这个“裁定”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连钱锺书先生本人读罢都连称“可叹，可叹”。但他们毕竟是权威机构，我们要从法律上推翻他们的意见，必须寻找学术界的支持。为此我们访问了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护中心等机构，又举办了法学专家座谈会，请多位知名专家针对 《围城》 汇校本发表意见，然后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我们的意见和专家的意见诉诸媒体。我们相信，明眼人自有公论。
这案子审理了三年，我陪着律师两次到上海，在开庭时和四川方面委托的律师唇枪舌剑地争辩，我方明显占据上风，不是因为雄辩，而是在于占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为依据宣判 《围城》 汇校本侵权事实成立，钱锺书和人文社获得完胜，四川文艺出版社需作出大约20万元的赔偿并登报公开道歉。
另一场版权纠纷是关于梁凤仪作品的。大约是1994年，在我们出版了多种畅销的梁凤仪财经小说以后，有一天发行部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发现山西一家出版社也在发行同样的梁凤仪作品，例如 《九重恩怨》 《醉红尘》 《花帜》 《昨夜长风》 等等，一共9个品种。我大吃一惊。以我对梁凤仪的了解，她不可能做这种重复授权，所以这些出版物一定是盗版。我立即请发行部的同事设法找到9本书的样书，作为证据。
与梁凤仪洽商此事，她自然极为重视，决定和人文社一起追讨盗版。她的作品出版是我经手，人文社自然是由我出面，梁凤仪则是派出她的助理殷小敏和我一起同山西方面交涉。
我通过电话，找到山西那家出版社的社长，告知侵权事实，晓以利害，请他选择是“公了”（诉诸法律） 还是“私了”（自己协商解决）。那位社长解释说，其实这套书，是书商做的，拿了他们的书号而已，侵权他根本不知情，他没有想到书商会这样做。但是现在，书上署着出版社的名字，法律责任自然要出版社承担，他自知理亏，连连道歉，并表示“千万不要打官司”。
随后，那位社长派出他的助理专程到北京来和我商谈解决方案。因为侵权书都是畅销书，且翻印量较大，所以梁凤仪和人文社索赔的数额必然较高，而对方一再叫苦，请求我们理解和关照。开始双方谈不拢，所以那位社长助理前后来北京两次，后来总算达成协议，出版社方面又称手头拮据，一时付不出款。为此殷小敏还专门到山西去催款。拖了两个月，最后此事总算圆满解决，那家出版社總共赔偿梁凤仪和人文社60多万元，双方平分，各得30多万元。 陈早春社长见此非常高兴，对我说：“我得重奖你。”他果然为我颁发了1万元专项奖金，说是人文社历史上，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发过这么大数额的奖金。想来也是，那时我的月薪，可能还不到1000元。我很兴奋，大家也都来起哄，说是要吃大户。于是我拿出1000元，请同事去买水果和点心，然后我们借用了位于东四南大街的新闻出版署顶楼的大会议室，在那里摆上吃的，唱歌跳舞。记得那天人文社的青年编辑来了几十人，大家热热闹闹地欢度了一晚。
香港三联8年 （1996—2004）·“三联要旗帜鲜明”
香港三联是一间有传统的出版社，在香港，它的地位又很特殊。它和北京三联、上海三联虽然互无隶属关系，但是同根同源，其历史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这三家进步出版机构。解放战争时期，这三家出版机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迁往香港，1948年10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香港合并，成立三联书店。1949年，书店的大部分人员回到北京，参与国家建设，少数人员留在香港，仍然坚持三联的传统，从事进步文化的传播工作。作为陆资企业，它归香港“中联办”（过去称新华社香港分社） 领导，除了一如既往地通过图书出版“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以外，还承担着对港人宣传国家的对港政策、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的责任，需要帮助港人了解中国，引导他们认同中国。1979年，当时香港陆资出版业的负责人蓝真先生到北京向国务院港澳事务负责人廖承志同志汇报工作，廖公曾明确指示说，香港的“三中商”（指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要各有分工，“三联要旗帜鲜明，商务要正襟危坐，中华要文史传家”。“文史传家”易懂无须解释，“正襟危坐”是要专心致志出版学术文化著作，而“旗帜鲜明”意味着要介入香港社会的政治矛盾，向港人传达内地方面的立场。
我到达香港时，香港仍然在港英政府的管辖之下。但是回归已然临近，社会上仍有不少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等政策不甚了了，甚至抱有怀疑和误解，市场上急需一批阐发对港政策的图书解疑释惑。在此之前，赵斌总经理已经组织出版了 《邓小平文选》 《陈云文选》 等政治性著作，还出版了《基本法知多少》等深受欢迎的大众读物，我去了以后，沿着这个思路又继续组织编辑了《“一国两制”知多少》 《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多少》、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著作 《紫荆开处胜朝霞》、国务院港澳办原副主任李后的回忆录 《回归的历程》、香港问题专家袁求实编写的 《香港回归大事记》 和 《香港过渡时期重要资料汇编》 等。这些图书不仅由我策划，而且全部都是由我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它们在“九七”香港回归前后出版，反响巨大，很受读者好评。我在编辑这些图书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编辑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感觉，是我在内地做出版时所没有的。
根据现实需要策划选题，是香港三联的一贯做法，这和邹韬奋先生倡导的三联传统有关。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三联一直承担着启蒙民众，引领社会思想进步的重任，而今天在香港，三联的角色和作用未变，它需要有针对性地探讨香港社会的历史和当今现实的种种问题，用内地的观点予以阐明。我在香港的8年中，曾经有意识地组织过不少这一类的选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4年，我听到时任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在一次讲话中说，香港的爱国群众组织非常希望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有关“一国两制”问题的看法，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书，他们就把相关文章从邓小平的文集中找出来，打字复印传阅。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交代了任务。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宣部出版局和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请他们协助解决版权问题，同时着手编选邓小平著作，找出相关的17篇文章，合为一册，书名为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立刻加班加点进行编辑、排版，并反复校对，确保没有一个错别字。9天以后，这本书出版了，时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我们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了新书首发式，时任特首董建华和香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都亲自出席首发式并发表讲话，造成很大声势，使得这本书一时非常畅销。一个月后，针对香港的英语读者，我们又专门出了它的英文版。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香港三联坚持“与时代同行”这一传统的例子。
当然，三联的传统是关注社会改造，力倡思想启蒙，所以，我们介绍中国的图书，不可能都是政策解读，也不应都是莺歌燕舞的正面报道，而是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观照，有分析，有研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比如，我们特地组织了一套有关中国国民性问题研究的丛书，包括 《中国人的性格》 《细说中国人》 《中国民族性》 《国民素质忧思录》 等等，就非常受香港读者欢迎，因为他们在香港回归以后，与内地人合作和交往增多，需要了解内地人各方面的特点。当然，除了优点，也有缺点和陋习，乃至民族的劣根性。对于当代生活，我们既正面介绍内地的发展，又反映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我给杨继绳先生出版两本著作，一本是《邓小平时代》 （很多人都知道我参与过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 的编辑，却不知早在20年前我曾编辑过这本同名的書），以历史纪实的方式集中反映改革开放20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而另一本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则是以理性的归纳总结，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进行集中揭示。这些图书的出版，对于港人客观全面认识中国都是大有帮助的。
通过在香港从事出版工作的锻炼，我对于出版在传承文化、启迪智慧方面的本质意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渐渐地，怀抱文化理想，承担社会责任，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这意味着我的成长和进步。当然，这还是不够的，在经济上我还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北京三联9年 （2005—2014）·“对表”的困难
就像我刚到香港三联任职时一样，在北京三联也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尽管我留意观察，小心翼翼，不轻易表态，也还是会有碰壁或受挫的感觉。三联的人，特别是编辑们，普遍素质较高，因此多少有些心高气傲，不大愿意接受外来的领导，这也是正常的。一家有自己的风格和传统的出版社，新领导来了，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来自哪里，能否理解出版社的风格，融入它的传统，定要面临考验。 记得2005年10月我去参加了一次法兰克福书展。像在香港时一样，我兴致勃勃地带回很多书目，用数码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回来制作了PPT，借助投影仪给编辑部举办了一场讲座，题为“法兰克福归来话出版”。我在讲座中介绍了许多英文版的新书，以为其中有些可以考虑作为三联的选题。这如果是在香港，定然会引起编辑们的浓厚兴趣，但是在这里，却反应冷淡。几乎没有人表示愿意考虑其中任何一个选题。当然，我的介绍主要目的是活跃大家的思路，而并非为了购买版权，但是其中有些明显适合三联出版的图书同样受到忽视。比如英国一家出版社的“动物系列”，是非常有文化意味的图文书，每一本书集中探讨一种动物 （比如鹰、猫、狗、老虎、蚂蚁等） 和人类的关系，从几千年前一直讲到现代，讲得妙趣横生，我认为可以翻译出版，但当时没有编辑表示接受选题，我也不便贸然联络版权。两年以后，才有一位编辑回想起这套书，翻译出版了其中的8本。
我从香港回来，也带来一些作者资源。比如我在香港出版过冯友兰著作，与冯的女儿—— 作家宗璞比较熟悉。有一次我谈到可以帮助编辑联络冯友兰的版权。当时读书编辑室的负责人舒炜感兴趣，立即做了一个策划，精选了冯先生的 《贞元六书》 《中国哲学简史》 《三松堂自序》 等十余本著作，拉出了“冯友兰作品精选”目录。我们一起到北大燕南园拜访宗璞先生，很顺利地取得了授权。但此举在编辑部也有人非议，一是觉得冯友兰著作已经出版过全集，何必再出精选集？二是认为冯的学术地位还没有达到可以在钱锺书、陈寅恪之后在三联出版著作集的高度。这些意见我听了也觉得挺窝囊。其实，我和舒炜当时最为看重的冯友兰著作是 《中国现代哲学史》，这是冯在“文革”后呕心沥血写成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 （七卷本） 的第七卷，但是因为本卷题材较敏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只出了前六卷。这第七卷虽然90年代曾经在广东出版过一个单行本，但也早已绝版了。我们把它收入这套“冯友兰作品精选”，可以说既满足了读者对它的需求，又了却了宗璞先生的心愿，但这些事是很难对人解释清楚的。
在一次会上，我谈到我和台湾作家李敖的关系，说我可以介绍李敖的全部著作给三联选择出版，又是舒炜表示他愿意尝试。于是我找到了李敖在北京的代理人，拿来满满一纸箱李敖著作，大约有40本。然而三联做事的节奏是比较慢的，舒炜的手里，可能事情也比较多，一时顾不上。有三四个月，我们没有给李敖那边回话。李敖是个性急的人，我们长时间不答复，他有些沉不住气。说来也巧，就在舒炜拿出了他的策划报告，准备出版大约15本的“李敖作品系列”的同时，李敖来了电话，激愤地指责三联对于出版他的作品没诚意，不由分说，让我们把一箱子样书送回给他的代理人。我想解释几句都没有机会。于是三联和李敖作品失之交臂。
我到北京三联入职的同时，随身带来了一本厚厚的香港版图书，这就是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策划的大学教材 《中国文化导读》。该书由北京大学教授叶朗、费振刚、王天有主编，多所大学的教师参加编写。此书出版后，在香港大受欢迎，还被香港电台选为2002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我把这本书交给三联编辑部研究，转了两个人的手之后，有编辑自告奋勇当责编，把它出版了。可是紧接着我就受到质疑，有人说，三联不该出版这样的书，它是几十个大学教师一起“攒”出来的，拼拼凑凑，学术质量不行。我也不好辩解，这就是一本普及文化的知识性读物，恐怕不该以学术水平高低来衡量它的价值。书出版后，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刚、郑培凯、马家辉都远道赶来参会。因为他们的人缘甚好，我们在北京邀请一些名家，包括李零、林梅村等前来捧场，大家也都高高兴兴地到会发言。同时我们邀请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先生来讲几句话。结果又有人批评说，你不该请大领导。三联的学术讨论会，是从来不请领导的。我忽然觉得，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处处做事不顺，非常拧巴。幸好此书作为通识教育的教材，比较受欢迎，十来年常印常销，成了三联的保留品种之一，因此对它的质疑也便渐渐听不到了。
还有一本曾经让我纠结的书，是王世襄先生的公子王敦煌写的 《吃主儿》。书里专讲王世襄和他的家人吃什么和怎么吃的故事。说是故事，它主要是介绍他们怎么买菜，怎么做菜，以及吃法上的种种讲究。稿子最初看起来有些乱，也有些杂，我读后印象不佳，觉得它像菜谱又不是菜谱，因为它不具备菜谱的工具性；像故事又不是故事，因为它不过是平铺直叙，并不引入人胜。于是我提了意见，要么大改，要么退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书在三联一向是被人看好的。责编看了我的评语，有些不知所措，便去找其他店领导。而其他店领导也不便直接否定我的意见，便迂回了一下，把稿子转给了两位老编辑—— 孙晓林和吴彬。孙和吴都是三联威信极高的名编，审稿的判断力自然靠谱。可是她们也不能驳我的面子，于是每人写了一些意见，都说李总的评语有道理，这稿子的确有些杂乱，需要作者修改。但是稿子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书稿中介绍许多家常菜的做法是王世襄一家的独创，作者在此倾囊相授，十分难得；又说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老北京的風情和旗人生活的许多侧面，认识价值颇高等等，总之是千万不要退稿。我看了他们的意见，感到自己真是“跌眼镜”了。我承诺过要“从善如流”的，于是立即同意，按照孙、吴的意见，请作者修改出版。果然，作者进行了一点小修小改之后，此书出版了，立即引起读者关注，很快就脱销，然后连印数版，成为一本比较畅销的书。
我承认，直到这时，我的“对表”还没有对准。
北京三联9年 （2005—2014）·不可或缺的两种“关怀”
这一时期，三联的当务之急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把书出好。三联和一般的出版社不同，它一直是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对象，读者对它总有期待，社会对它的要求总是更高一些。一般的出版社只要不出坏书就不会遭人诟病，但是三联如果在一年中没有引入注目的好书，就会令读者失望，网上就会有批评的声音。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压力很大，一再对相关编辑部门负责人讲，我们一定要保证每年出版一些亮点书、话题书，不一定是为了创利，而主要是为了让知识界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做什么。 我从香港归来，带着在香港已经习惯的眼光观察北京三联，发现一个时期以来的三联图书，尽管不乏“一流”“新锐”之作，但是关注现实民生的题材不多，而钻入学术象牙之塔的不少。所以我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总是讲三联的出版要“力谋社会改造”，选题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正巧，在这时有人报来两套系列选题，一是“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由编辑张志军策划，计划每年一册，内容是一些知名媒体的知名记者就年度环境重大事件进行深度调查和跟踪，反映中国整体环境状况，探讨现实问题以及相关的政策、出路、对策等等。二是“年度话题系列”，由当时的生活编辑室负责人郑勇策划，也是每年一册，内容则是一批文学博士组成的1217俱乐部针对当年社会上发生的文化事件、文化现象加以梳理、综述、分析和点评。在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我对这两套书都极表支持，使之成功立项。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作者们对今天现实的记录和研究，反映出当代人的认识和思考，对于明天的历史学者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年度话题系列”的作者有一次请我参加聚会，我在会上说，你们所做的，是“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作者中马上有人表示，说这句话概括得好。从此，这个系列的图书封面上，都把这句话当作广告语。这两套书后来都形成了出版系列，但遗憾的是都未能坚持到底。环境记者的书因为调查取证、史料核实都非常困难，出版了三四种后难以为继；而“年度话题系列”从 《话题2005》 开始，一直出到《话题2013》，总共9本，到2014年我退休后也便停止出版，令人惋惜。
与现实关怀相联系的是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思想智慧”是三联一贯的口号，意谓它所出版的图书，重在促进思想启蒙，引领社会思考，这样在选择出版物时就需要有胆识，有担当。遇到富有思想理论价值的图书，要勇于支持，促成出版创新。当然，我一向认为，对于编辑来说，强调“胆识”，并非两者并重，而是“识”重于“胆”。有“胆”的前提，也是不违背政治原则。这就要首先以“识”来作判断。
刘再复作品出版的经过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2004年我回北京工作之前，刘再复在香港曾经兴致勃勃地与我讨论，想在北京出版他的作品系列。那时，李泽厚的作品有多种在内地正常出版发行，而刘再复的著作十几年来内地却一直无人问津。两人同样是赴美学者，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颇为相近，是学术上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却遭到两种不同境遇，这令刘颇为不解。他问我这是什么原因。我对他说：“李泽厚的著作，大多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和政治关系不大，而你的作品，直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意识形态性较强，所以出版社对于出版你的著作比较谨慎。”于是我建议他，搞一点古典文学研究，比如他当时正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有关 《红楼梦》 的系列讲座，就可以改写成著作，这样的书探讨文艺自身的规律，无涉政治，在内地出版，以我的判断问题不大。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先是写了 《红楼梦悟》，继而又写了 《红楼哲学笔记》 《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共悟红楼》，组成“红楼四书”。这些著作我回到北京三联后顺利出版，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出版社此时忽然发现，刘再复的著作原来是可以出版的，于是争相跟风出版。几年之内，刘再复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有了中国内地版本，有50—60个品种，其中三联出版的大约占到20种。
钱理群著作的出版也很有趣。20世纪90年代，钱理群因为一本讨论中学教育问题的论文集被一些报刊点名批评，因为书中有些文章观点偏激，而此书署名钱理群主编。其实，编辑此书是钱的学生所为，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但是因为被点名，他所任教的大学高层很紧张，竟然几年时间不让他上讲台。于是钱非常郁闷，心中有很多意见、看法和不满，他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每年写一篇，叫做“年终总结”，一共写了4篇。钱理群是文章高手，他有许多随笔启人心智，很受读者欢迎。他把这4篇“年终总结”和近年所写的随笔类文章编在一起，准备出版，但是稿子到了4家出版社，都被婉言谢绝，一时弄得他也莫名其妙，以为自己的著作是被“封杀”了。2006年，他通过自己的学生郑勇将这部书名为 《生命的沉湖》 的随笔集拿到三联。我看了以后，建议钱理群删掉4篇“年终总结”，其余作品照旧出版。钱表示愿意配合。于是此书在三联推出，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刚出版时有管理机关的人问我，钱理群的书，别人都不能出，为什么你们可以出？我说，你不妨研究一下这本书看看有政治问题没有？结果就再也没有了下文。此后钱理群的著作在內地多家出版社竞相推出，三联还出版了一套十几本的“钱理群作品系列”。
外人或许不知，在我任职的9年中，北京三联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曾是别的出版社放弃的书稿。放弃的理由各种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出所谓“敏感”问题，结果与好书失之交臂。例如齐邦媛的 《巨流河》、曾彦修的 《平生六记》，出版后都有其他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他们早早就拿到了这个选题，可惜论证没有通过，现在留下遗憾了。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属于反思20世纪历史的厚重之作，正是三联求之唯恐不得的选题，怎么论证会通不过？三联从来都高度评价这些作品的思想文化价值，因而我们在选择出版时毫不迟疑。而它们甫一出版，便赢得读者和媒体的好评，多次获得“十大好书”“致敬作者”一类奖励，的确令我们感到格外的欣慰。
（选自《做书的日子：1982—2014》/李昕 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