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沙场的兵将往往视剑如自己的生命，统御天下的君王视剑为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而言剑是不可或缺之物。而还有一个群体，他们理想崇高、讲求节操、高傲不屈，或舞文弄墨，或针砭时弊，或清雅独闲，虽与杀伐、王权无直接关联，却同样终日剑不离身——这一群体就是中国古代的“士”。文武之道看似相隔如山，但在士人的眼里，一件冷冰冰的兵器承载着太多他们所向往的精神，他们以剑树身、明志、卫道，可以说，正是二者的相辅相依才为我们展现出了剑文化的最高境界。
　　佩剑树身 执剑卫道
　　“士”的概念比较复杂，从最初作为古代男子的通称，到后来的武士、士大夫，又逐渐演变为了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通称。他们往往身负学识、拥有理想，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则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既是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传统文化的缔造者、传承者，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士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的最低层，几与庶人相接。在宗法上，他们依附于卿大夫；在经济上，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在文化上，他们受过礼乐诗书等”六艺”的教育。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宗法松弛，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开始逐步解体。然而，在生活上失去了“铁饭碗”的同时，士也摆脱了束缚而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其时，各诸侯国争相任贤使能，养士成风，刺激了智能饱学之士的大量涌现，或著书立说、或出谋划策、或智勇兼出。士人队伍迅速壮大，并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虽角色不同，但“士”在这一时期无疑成了知识、道德、操守、勇气等的代名词。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是对士所要求的文武双全，而“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则是那个时代每位士人所标榜的处世理念。所以，在士的活动中，佩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可见佩剑仪礼由来已久，且等级森严，“礼不下庶人”。同时，“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上、中、下士分别佩戴不同制式的剑，可见最初的“士”阶层，佩剑也有等级之分，配什么样的剑也代表了士人的身份、地位。礼崩乐坏后，佩剑之制也随着士人范围的扩大而打破了旧有的界限，到了秦末汉初，甚至游闲公子、平民布衣也带剑出行了，如淮阴侯韩信在还是布衣之身时，就已经“好带刀剑”了。到了汉代，佩剑已成为时尚，《后汉书·舆服志》描述为：“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佩剑”，“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曹功曹，无不佩剑。”
　　士人所倚重的无外乎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而佩剑则是其树立身份、表示名望的重要表象载体，佩剑之士令人高看一眼也是理所应当的。当然，所佩之剑同时也在时刻提醒着士人们，“士不可以无弘毅，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古代众多执剑之士都以其言行很好地诠释了剑的性格和“士”的精神。“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奇服、高冠、长剑，作为中国“士”的一个崇高典型，屈原宁死亦不肯离国他投，汨罗江边佩剑独行，悲愁高唱，身虽投江，以死卫道，留下了“士”者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战国策》中唐雎与秦王的那段对话每每读来都会令人血气翻涌:“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伏尸“百万”对“二人”，流血“千里”对“五步”，士虽微末但绝不微弱，剑拔弩张、执剑卫道之事并不在于身份的贵贱和战场的大小，这就是“士”的气魄、胆略，虽秦王也不得不色变。
　　平时袖手谈风月
　　临事一死报君王
　　“士”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后，仁爱、理想、正义、操守、勇武等等，都成为了后世人心中“士”的标准和形象。不管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凛然义气，还是刚直不阿的磊落行事，也或是隐逸世外的进退自如，历代文人雅士始终离不开佩剑。在他们心里，剑是信念的象征，是对先贤的仰慕，是自励、自鉴、明志的最佳参照。士者常常以剑为吟咏题材，借剑言志，抒发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这正是借他人之杯盏浇自己心头之块垒。
　　曾经“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晋代文士陶渊明，虽后来避乱世而退隐田园，采菊东篱之下，但也不忘作一首不常为人们提及的《咏荆轲》：“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和陶渊明虽都生于乱世，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的时代仕途已变得污浊，人才受压，只凭着一柄长剑已难以刺穿黑暗。也曾有过雄才大志的陶渊明却最终报国无门，洞明世事而不愿同流合污，只有借酒浇愁，虽远离尘世却也时常追念先贤，孤灯寒剑到天明。
　　清人龚自珍在读了陶渊明的《咏荆轲》后曾叹道：“陶渊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想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他咏叹的是前朝事，讽喻的却是当世风，感慨侠风衰微，豪情不古，颇为遗憾。再从龚自珍《漫感》中“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一句中，我们也尽可窥见文士之人理想与现实难以交合的无奈。
　　相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文士向往隐逸不同，在盛世唐朝，士人中不少都怀有侠客之情。在他们的眼里，从军远征、仗剑行游、路遇不平、兴利除害才是人生快事，所以他们不仅吟剑、佩剑，更不忘操练其术。李白终生以剑匣相伴，15岁时曾在峨嵋学剑，自称“我家青干剑，操割有余闻”、“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他曾路见不平，手刃数人，后混迹渔商，常与江湖侠客交往，是个十足的侠客，成年后仍放荡不羁，蔑视权贵。“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鼓声鸣海上，兵气拥云间。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李白《从军行》）李白的豪迈气魄从此诗中可见一斑。
　　同样，杜甫也从20岁开始挟剑浪迹天涯，表达了自己“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与此相类的还有孟郊的《游侠行》：“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岂知眼有泪，肯白头上发。半生无恩酬，剑闲一百月。”以及更为直爽霸气的贾岛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些唐代士人，虽然所逢际遇有异，但都无一例外地长剑随身，诗剑相融，求索于滚滚红尘，以一副侠骨漂泊于天地之间。
　　宋朝，特别是南宋，文士之人与剑的情结更是纠缠不休。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值此内忧外患之际，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无不动容，纵无勇武之躯，也甘愿洒下热血，挥师北上。只是奈何国家积弱太深，梦想难以捣毁现实的黑暗，而这种有心而无力完成的遗憾如影随形地伴随了整整一个朝代的文人勇士。文武兼备的辛弃疾纵然有过“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历史，有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但在权贵的制约下，也只剩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不甘。同样，陆游也曾“刺虎腾身万目前，白袍溅血尚依然。”但也不得不遗憾于“圣时未用征辽将，虚老龙门一少年。”甚至临终之时，仍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虽然后人多有对宋朝文弱的诟病，但正是自宋朝始，在中国的文士之人中形成了一种观念：平时袖手谈风月，临事一死报君王。自魏晋以来在士人群体间形成的雅文化对后世影响弥深，风花雪月、琴棋书画、诗酒歌舞、煮茶谈玄，这似乎是人们对文人雅士的一种习以为常的印象，然而殊不知，一旦国难当头，这些不操兵戈之人也有一死报国的勇气。
　　虽然这种可嘉的气节有时候并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我们始终都会被这种“士”的精神所感动。剑之于士是一种理想，也可以说是一个难圆的梦，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实现而干脆将之抛弃，因为这个梦就是人生的映像，如果没有了，我们的尊严也就会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