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选》李善注是隋唐时期众多注疏学中的佼佼者，也是第一部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注疏的经典之作。李注中遗存的部分古籍文献，成为后世校注古籍、辑佚古书、订正版本、考察文献流传情况的重要资料，堪称中国注疏学史上的一朵奇葩。通过对《晋纪总论》李善注主要征引书目的分析，可归纳出李善注文献学价值的三个层面：一是继承乃师衣钵，反映时代风尚；二是征引文献繁富，堪称“考证之资粮”；三是注疏体例严谨，奠定《文选》学地位。
关键词：文选；李善注；文献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2—0165—03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根据《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统计，自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始，至梁沙门释宝唱撰《法集》百七卷，共计著录总集“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①。这些总集大多已经失传，“《文选》是其中极少数流传下来的文学总集之一，因此就成为研究先秦到齐梁间文学发展演变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文献渊薮”②。
一、继承乃师衣钵，反映时代风尚
《文选》研究兴起于隋唐之际，《新唐书·李邕传》记载：“（李善）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③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亦以诗赋名家，故《文选》日益风行。李善广泛借鉴了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前人的注疏成果，将《文选》三十卷析为六十卷，详加校点，引证赅博，校勘精审，尤其偏重于词源和典故的注释。清代史学家赵翼有一段文字，或可看作李善注《文选》学术渊源的详细注脚。文曰：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④
对于屡遭《新唐书·李邕传》、《四库全书总目》等书所诟病的李善注“释事而忘意”，古今中外的一些学者均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李善注引用大量语典和事典，恰恰是注释《文选》这部文学总集所必须的。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亦云：“李善对于隋唐《文选学》之以‘音义’为中心的倾向，甚不以为然。他很早就认清此一方向有重大的不足和缺点，乃着手有突破性的《文选》批注，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学者。他除了重视传统的语言的批注方法外，又进一步地以文学的角度，对照汉魏六朝文学的特征；深入《文选》的内部，以翔实地纠明所有典故出处为重点，因此开创了《文选》批注上划时代的新局面。”⑤李善精通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博览群书，详密精
收稿日期：2013—09—16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诗类苑〉研究》（11CZW029）。
作者简介：杨波，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郑州450002）。
研，史称“淹贯该洽，号为精详”。
二、征引文献繁富，堪称“考证之资粮”
李善批注《文选》时引经据典，征引文献资料特别繁富，引书计达一千七百种左右⑥。据有关文献记载，李善注征引的许多古籍，唐宋以后亡佚大半，元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时仅十存一二。李注中遗存的古籍佚书，如吉光片羽，成为后世校注古籍、辑佚古书、订正古籍版本、考察书籍流传情况的重要资料，被后世学者誉为“考证之资粮”。
首先，解题提纲挈领，形式多样。解题是目录学上的专用术语，一般指对书籍的作者、卷次、内容、版本、学术渊源或相关评价等情况的说明。而李善注《文选》时对某一类文体或作者情况的简要说明，实为变化多样的不具名解题：或简要介绍作家情况，或交代文章写作背景，或引用史传以代解题，或言简意赅提示理解，或提纲挈领阐释文义，等等。其最典型的解题表现在卷一《赋甲·京都上·两都赋》一文四解题。卷首《赋甲》下注云：“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述《文选》卷次之沿革，解题一也。《京都上·班孟坚两都赋二首》下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述班固《两都赋》之写作背景，解题二也。《两都赋序》作者“班孟坚”条下注文云：“范晔《后汉书》曰：班固，字孟坚，北地人也。年九岁能属文，长遂博贯载籍。显宗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宪败，固坐免官，遂死狱中。”述班固生平事迹，寓世事无常之意，解题三也。《两都赋序》首句“或曰：賦者，古诗之流也”下注云：“《毛诗序》曰：《诗》有六艺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总述注《文选》的体例与原则，高屋建瓴，提纲挈领，解题四也。四项解题各有侧重，又与原书互为表里，体现出李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传统。
其次，批注以本书注释为主，次以经史子部注之，再补之以己见。骆鸿凯称赞李善注“援引赅博，经史传注，靡不兼综，又旁通仓雅训故，及释梵诸书，史家称其淹贯古今”⑦，确非溢美之词。《文选》卷四九收录干宝《晋纪》中的两篇史论，即《晋纪·论晋武帝革命论》和《晋纪总论》。干宝有良史之才，其《晋纪》是18家晋史中比较完备的西晋史书之一，也是编年史中最好的一种，为南朝臧荣绪撰《晋书》、唐修《晋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大量征引，刘知几《史通》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⑧。历代学者对干宝及其《晋纪》好评如潮，从李善注释的情况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李善注《晋纪总论》共征引了66种书目或篇目、合计266条，其中经部14种、96条，史部24种、129条，子部16种、27条，集部12种、14条。而引用次数最多的当属干宝的《晋纪》一书，共征引《晋纪》46条，其中直引《晋纪》39条，引《晋惠纪》2条，《晋怀纪》3条，《晋武纪》1条，《晋愍纪》1条，约占引书总数的17.3%。 李善在征引大量经史子部典籍注释的同时，常增补以己见，真知灼见屡见笔端。李善注征引书目或篇目以经、史、子三部居多，内容涵盖了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大大提高了注文的文献实证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面所列征引三条以上的主要书目，或可窥见李善注引书情况之一斑：经部引用《毛诗39条，《论语》8条，《孝经》3条；史部引用《左氏传》23条，《尚书》18条，《汉书》10条，王隐《晋书》8条，《东观汉记》4条，《魏志》4条，范晔《后汉书》3条，孙盛《晋阳秋》3条，《史记》3条，《国语》3条；子部引用《管子》3条，《庄子》3条，《孟子》3条。⑨再如卷七潘安仁《藉田赋》注分别就“耕藉”、“藉田赋”、“潘安仁”三个条目做了解题，其中“耕藉”条注云：“臣瓒《汉书注》曰：‘景帝诏曰：朕亲耕，本以躬亲为义。’藉，谓蹈藉之也。”“藉田赋”条注云：“臧荣绪《晋书》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族初藉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颂》也。”“潘安仁”条注云：“臧荣绪《晋书》：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总角辩惠，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高步一时，为众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旧注，以其释略，故并不取焉。”⑩
再次，批注博采众长，大量引用魏晋以前的古注。李善注《文选》，广泛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引用旧注29种，可谓广博。他善于博采众长，或直接引用原文及前人批注，或以原文为前署兼采众家之注，或直接引用各家注释尤其是通行本的名家批注，或称举某家某书注。试以李善注《晋纪总论》引《毛诗》为例说明之。李善注《晋纪总论》共引《毛诗》39条，位居引书次数第二名，其中直接引用《毛诗》内容20次（附引毛苌注2次、郑玄注5次），《毛诗序》5次，《毛诗·大雅文》6次（附引毛苌注3次、郑玄注5次），《毛苌诗传》1次，《毛诗行苇序文》1次，《毛诗葛覃序》1次（附引毛苌注1次），《毛诗六月序》1次（附引郑玄注1次），《毛诗七月序》1次，郑玄《毛诗笺》3次。所引前人旧注以注的形式出现17次，以传、笺形式出现4次，超过引文次数的1/2强，基本上涵盖了上述几种征引古书古注的情况。除此之外，李善注引原文的同时兼及古注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引《左氏传》附见“毛苌、郑玄注”各1次；引《论语》附见何晏注、孔安国注各1次；引《国语》3条，附见韦昭注2次，另引韦昭《国语注》1次；引《孟子》3条，附见赵岐《孟子章指》1次；《周礼》1次，附见郑玄注1次；《公羊传》2次，附录何休注1次；《汉书解故》1次，附见胡广注1次，等等。
最后，李善注还经常出现随文体而注的现象。李善注《文选》时，凡有旧注而义有可取者就采用旧注，既引经据典而又不局限于引经据典，在爬罗剔抉过程中鉴别取舍。如张平子《西京赋》“薛综注”条下云：“善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因此，程千帆先生称赞道：“寻李善作《注》之方，原重解故训，疏典实。其有函义渊深，必须曲畅精微，旁通要眇者，始为之发挥消释，此细玩全书而可知之也。”
三、注疏体例严谨，奠定《文选》学地位
李善注释时经常不拘材料来源，条列众说之辞，发明正文之意，重视用文献来补充原文之观点。如《晋纪总论》“故其积基树木，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一句注释曰：
潘元茂《九锡文》曰：“经纬礼律。”王肃《家语注》曰：“经纬，犹织以成之也。”《国语》：“祭公谋父曰：勤恤民隐。”
此处引用了3条文献材料，是对应原文“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两处的批注，非相当熟悉原文和注文无法做到，反映出李善对前代文献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前人化用前人語言的准确判断和深厚功力。《文选》卷三五《册魏公九锡文》原文曰：“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注文云：
《左氏传》：“载孔曰：且有后命。”《家语》：“孔子曰：唐叔封于晋，以经纬其民。”王肃曰：“经纬，犹织以成之。”《国语》：“泠州鸠曰：尔民轨仪也。”
由以上两条关于“经纬”的注释可以看出：李善注有时直接引用前人注文；有时先引原始出处，后引前人注文；即便引用同一条材料，也间或文字有节略。这是因为，李善在注引用文献时往往在同类情况首次出现之处标明注例。如《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注自标注例云：“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再如《文选》卷二《西京赋》卷首“薛综注”条下云：“善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李善注《文选》虽然注重释事，但也不忘释义，上述即为明证。
李善注征引内容宏富，注释体例独特，考订典故精详，辨误正谬客观，是唐初注疏之学总体风貌的集中体现，具有独特的文献学价值。李善“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的注疏原则，是《文选》研究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依据。如果说裴松之《三国志注》标志着不同于经注的新注疏方法的初步形成，那么李善《文选注》则是从文学角度系统批注文学作品的开端，堪称唐代学术史上一朵奇葩，对于今人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具有超越时空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9页。②跃进：《〈文选〉概说》，《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1期。③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4页。④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440—441页。⑤[日]冈村繁：《文选李善注的编修过程》，《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⑥历代学者对《文选》李善注引书数目统计不一。此处综合各家观点，取其概数。⑦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37年，第62—63、62页。⑧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4页。⑨李善注《文选》时，《隋书·经籍志》仍列《孟子》为子部典籍，故云。⑩《文选》卷七《目录》原作《耕籍·潘安仁籍田赋》，正文作《耕藉·藉田赋》，第115页。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97页。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张孟伦：《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4年。
责任编辑：行健中州学刊2013年第12期论社交媒体集合行为的心理及其逻辑2013年12月中 州 学 刊Dec.，2013
关键词：文选；李善注；文献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2—0165—03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根据《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统计，自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始，至梁沙门释宝唱撰《法集》百七卷，共计著录总集“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①。这些总集大多已经失传，“《文选》是其中极少数流传下来的文学总集之一，因此就成为研究先秦到齐梁间文学发展演变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文献渊薮”②。
一、继承乃师衣钵，反映时代风尚
《文选》研究兴起于隋唐之际，《新唐书·李邕传》记载：“（李善）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③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亦以诗赋名家，故《文选》日益风行。李善广泛借鉴了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前人的注疏成果，将《文选》三十卷析为六十卷，详加校点，引证赅博，校勘精审，尤其偏重于词源和典故的注释。清代史学家赵翼有一段文字，或可看作李善注《文选》学术渊源的详细注脚。文曰：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④
对于屡遭《新唐书·李邕传》、《四库全书总目》等书所诟病的李善注“释事而忘意”，古今中外的一些学者均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李善注引用大量语典和事典，恰恰是注释《文选》这部文学总集所必须的。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亦云：“李善对于隋唐《文选学》之以‘音义’为中心的倾向，甚不以为然。他很早就认清此一方向有重大的不足和缺点，乃着手有突破性的《文选》批注，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学者。他除了重视传统的语言的批注方法外，又进一步地以文学的角度，对照汉魏六朝文学的特征；深入《文选》的内部，以翔实地纠明所有典故出处为重点，因此开创了《文选》批注上划时代的新局面。”⑤李善精通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博览群书，详密精
收稿日期：2013—09—16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诗类苑〉研究》（11CZW029）。
作者简介：杨波，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郑州450002）。
研，史称“淹贯该洽，号为精详”。
二、征引文献繁富，堪称“考证之资粮”
李善批注《文选》时引经据典，征引文献资料特别繁富，引书计达一千七百种左右⑥。据有关文献记载，李善注征引的许多古籍，唐宋以后亡佚大半，元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时仅十存一二。李注中遗存的古籍佚书，如吉光片羽，成为后世校注古籍、辑佚古书、订正古籍版本、考察书籍流传情况的重要资料，被后世学者誉为“考证之资粮”。
首先，解题提纲挈领，形式多样。解题是目录学上的专用术语，一般指对书籍的作者、卷次、内容、版本、学术渊源或相关评价等情况的说明。而李善注《文选》时对某一类文体或作者情况的简要说明，实为变化多样的不具名解题：或简要介绍作家情况，或交代文章写作背景，或引用史传以代解题，或言简意赅提示理解，或提纲挈领阐释文义，等等。其最典型的解题表现在卷一《赋甲·京都上·两都赋》一文四解题。卷首《赋甲》下注云：“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述《文选》卷次之沿革，解题一也。《京都上·班孟坚两都赋二首》下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述班固《两都赋》之写作背景，解题二也。《两都赋序》作者“班孟坚”条下注文云：“范晔《后汉书》曰：班固，字孟坚，北地人也。年九岁能属文，长遂博贯载籍。显宗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宪败，固坐免官，遂死狱中。”述班固生平事迹，寓世事无常之意，解题三也。《两都赋序》首句“或曰：賦者，古诗之流也”下注云：“《毛诗序》曰：《诗》有六艺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总述注《文选》的体例与原则，高屋建瓴，提纲挈领，解题四也。四项解题各有侧重，又与原书互为表里，体现出李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传统。
其次，批注以本书注释为主，次以经史子部注之，再补之以己见。骆鸿凯称赞李善注“援引赅博，经史传注，靡不兼综，又旁通仓雅训故，及释梵诸书，史家称其淹贯古今”⑦，确非溢美之词。《文选》卷四九收录干宝《晋纪》中的两篇史论，即《晋纪·论晋武帝革命论》和《晋纪总论》。干宝有良史之才，其《晋纪》是18家晋史中比较完备的西晋史书之一，也是编年史中最好的一种，为南朝臧荣绪撰《晋书》、唐修《晋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大量征引，刘知几《史通》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⑧。历代学者对干宝及其《晋纪》好评如潮，从李善注释的情况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李善注《晋纪总论》共征引了66种书目或篇目、合计266条，其中经部14种、96条，史部24种、129条，子部16种、27条，集部12种、14条。而引用次数最多的当属干宝的《晋纪》一书，共征引《晋纪》46条，其中直引《晋纪》39条，引《晋惠纪》2条，《晋怀纪》3条，《晋武纪》1条，《晋愍纪》1条，约占引书总数的17.3%。 李善在征引大量经史子部典籍注释的同时，常增补以己见，真知灼见屡见笔端。李善注征引书目或篇目以经、史、子三部居多，内容涵盖了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大大提高了注文的文献实证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面所列征引三条以上的主要书目，或可窥见李善注引书情况之一斑：经部引用《毛诗39条，《论语》8条，《孝经》3条；史部引用《左氏传》23条，《尚书》18条，《汉书》10条，王隐《晋书》8条，《东观汉记》4条，《魏志》4条，范晔《后汉书》3条，孙盛《晋阳秋》3条，《史记》3条，《国语》3条；子部引用《管子》3条，《庄子》3条，《孟子》3条。⑨再如卷七潘安仁《藉田赋》注分别就“耕藉”、“藉田赋”、“潘安仁”三个条目做了解题，其中“耕藉”条注云：“臣瓒《汉书注》曰：‘景帝诏曰：朕亲耕，本以躬亲为义。’藉，谓蹈藉之也。”“藉田赋”条注云：“臧荣绪《晋书》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族初藉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颂》也。”“潘安仁”条注云：“臧荣绪《晋书》：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总角辩惠，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高步一时，为众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旧注，以其释略，故并不取焉。”⑩
再次，批注博采众长，大量引用魏晋以前的古注。李善注《文选》，广泛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引用旧注29种，可谓广博。他善于博采众长，或直接引用原文及前人批注，或以原文为前署兼采众家之注，或直接引用各家注释尤其是通行本的名家批注，或称举某家某书注。试以李善注《晋纪总论》引《毛诗》为例说明之。李善注《晋纪总论》共引《毛诗》39条，位居引书次数第二名，其中直接引用《毛诗》内容20次（附引毛苌注2次、郑玄注5次），《毛诗序》5次，《毛诗·大雅文》6次（附引毛苌注3次、郑玄注5次），《毛苌诗传》1次，《毛诗行苇序文》1次，《毛诗葛覃序》1次（附引毛苌注1次），《毛诗六月序》1次（附引郑玄注1次），《毛诗七月序》1次，郑玄《毛诗笺》3次。所引前人旧注以注的形式出现17次，以传、笺形式出现4次，超过引文次数的1/2强，基本上涵盖了上述几种征引古书古注的情况。除此之外，李善注引原文的同时兼及古注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引《左氏传》附见“毛苌、郑玄注”各1次；引《论语》附见何晏注、孔安国注各1次；引《国语》3条，附见韦昭注2次，另引韦昭《国语注》1次；引《孟子》3条，附见赵岐《孟子章指》1次；《周礼》1次，附见郑玄注1次；《公羊传》2次，附录何休注1次；《汉书解故》1次，附见胡广注1次，等等。
最后，李善注还经常出现随文体而注的现象。李善注《文选》时，凡有旧注而义有可取者就采用旧注，既引经据典而又不局限于引经据典，在爬罗剔抉过程中鉴别取舍。如张平子《西京赋》“薛综注”条下云：“善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因此，程千帆先生称赞道：“寻李善作《注》之方，原重解故训，疏典实。其有函义渊深，必须曲畅精微，旁通要眇者，始为之发挥消释，此细玩全书而可知之也。”
三、注疏体例严谨，奠定《文选》学地位
李善注释时经常不拘材料来源，条列众说之辞，发明正文之意，重视用文献来补充原文之观点。如《晋纪总论》“故其积基树木，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一句注释曰：
潘元茂《九锡文》曰：“经纬礼律。”王肃《家语注》曰：“经纬，犹织以成之也。”《国语》：“祭公谋父曰：勤恤民隐。”
此处引用了3条文献材料，是对应原文“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两处的批注，非相当熟悉原文和注文无法做到，反映出李善对前代文献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前人化用前人語言的准确判断和深厚功力。《文选》卷三五《册魏公九锡文》原文曰：“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注文云：
《左氏传》：“载孔曰：且有后命。”《家语》：“孔子曰：唐叔封于晋，以经纬其民。”王肃曰：“经纬，犹织以成之。”《国语》：“泠州鸠曰：尔民轨仪也。”
由以上两条关于“经纬”的注释可以看出：李善注有时直接引用前人注文；有时先引原始出处，后引前人注文；即便引用同一条材料，也间或文字有节略。这是因为，李善在注引用文献时往往在同类情况首次出现之处标明注例。如《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注自标注例云：“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再如《文选》卷二《西京赋》卷首“薛综注”条下云：“善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李善注《文选》虽然注重释事，但也不忘释义，上述即为明证。
李善注征引内容宏富，注释体例独特，考订典故精详，辨误正谬客观，是唐初注疏之学总体风貌的集中体现，具有独特的文献学价值。李善“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的注疏原则，是《文选》研究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依据。如果说裴松之《三国志注》标志着不同于经注的新注疏方法的初步形成，那么李善《文选注》则是从文学角度系统批注文学作品的开端，堪称唐代学术史上一朵奇葩，对于今人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具有超越时空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9页。②跃进：《〈文选〉概说》，《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1期。③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4页。④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440—441页。⑤[日]冈村繁：《文选李善注的编修过程》，《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⑥历代学者对《文选》李善注引书数目统计不一。此处综合各家观点，取其概数。⑦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37年，第62—63、62页。⑧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4页。⑨李善注《文选》时，《隋书·经籍志》仍列《孟子》为子部典籍，故云。⑩《文选》卷七《目录》原作《耕籍·潘安仁籍田赋》，正文作《耕藉·藉田赋》，第115页。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97页。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张孟伦：《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4年。
责任编辑：行健中州学刊2013年第12期论社交媒体集合行为的心理及其逻辑2013年12月中 州 学 刊Dec.，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