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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宾·赫德执掌大清帝国海关长达40年之久…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玛丽·史蒂芬母亲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经侨居中国,成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挚友。《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通过大量书信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从女性的视角描述赫德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示了赫德极富个性的一面。透过生动的叙事和史实考证,一个由商人、外交人员、海关洋员和学者组成的在华外国人网络凸显出来,并且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面貌。
王尔德(Oscar Wilde)1891年完成的剧作《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中有一句名言:“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
玛丽·蒂芬写作本书,利用了家族文件、档案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挖掘出卡拉尔家族那些气质非凡的女性的精彩故事,以及她们与中国晚清重臣鹭宾·赫德的私人交情。阅读本书的最大愉悦在于,它呈现给读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男女关系,有夫妻关系,也有情人关系,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朋友關系。
整个社会对男女之间的交情都要指指点点,不以为然。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从经验中都明白其中代价。而他们却充满乐观,憧憬友谊的不断深化。他的真知灼见带给他荣华富贵;对他的流言蜚语也使他饱受指责,蒙冤受辱。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的友情也使该家族时来运转。她们挺过飞短流长和道德中伤,赢得尊重,重拾体面人生。这是一部严肃的“八卦”史书。对名人的两性关系、家庭婚姻关系的史实进行探究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婚姻家庭制度的社会史反思,以及对近现代女性自我觉醒与发展的深切关怀。
“凭我的薪水,我是娶不起英国妻子的:英国妻子到这里来也是个大“麻烦”——娇弱,多病,需要时刻关照,还得有医疗服务,雇各种婢仆,等等……而此地就有一些中国女孩,长相标致:花50—100元就能买下来,完全归你所有,每月花2—3元就可以养活了[他雇个厨师还得付4元呢]……我的处境难道不是很考验人吗?”
密妥士本人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他完全视自己的中国伴侣为妻子。赫德对密妥士夫人始终彬彬有礼。她不会讲英语,所以无法在密妥士举办的晚宴上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而传教士们的生活则让赫德看到,一个妻子,不仅可以扮演迷人主妇的角色,还可以在丈夫的事业上助其一臂之力。
深感孤独意味着赫德有可能开始琢磨婚姻大事。1854年12月8日,星期五,他回忆发生过的事情:
上星期二,我与高德夫人一起喝茶。她的大女儿是个妙龄少女,十四五岁的样子……在我与她道别时,感觉出她捏了捏我的手……这一捏差不多让我下了决心向高德夫人提两件事:[是现在娶她,还是以后娶她]……我太孤独了!我多么渴望去疼爱什么人,去呵护什么人……我多么渴望有一个爱我的伴侣呀。
在几次晚宴上,他费尽心机地坐在玛利亚·戴尔小姐身旁,但都没有成功,因为男主人们都明白,他娶不起妻子。
“1856年,我和所有未婚男人一样,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差点结了婚……但那位年轻女士的父亲认为我不够富有,——这简直如同当头一棒——3个月后,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这是他结婚前几天写给未婚妻赫丝特·布雷登(Hester Bredon)的信。他并未告诉她自己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帕特里奇船长的帮办为他找了一位广州姑娘阿瑶。这个姑娘“出身卑微,但来自正经人家”。1857—1865几年间,她使他“浪漫逍遥,心醉神迷”,使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他的事业。1857年,他在宁波买下阿瑶,当年阿瑶大概16岁。她跟他到了广州。
在1863年夏天,身在北京的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前景。他决定正式结束这段男女私情,为将来明媒正娶做好准备。大多数侨居中国的外国人都会付一笔不大的费用,让孩子回到其母亲的大家庭中。显然,赫德认为,如果将孩子们留在中国,势必会给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带来尴尬。他承担了对自己这些“被监护人”的经济责任,并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姓氏。但是,由于他们属于非婚生子女,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他们不能算是他的家庭成员,不能享受他的陪伴和亲情。
与赫丝特的婚姻最初是幸福的。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时,他写道:“没有人的妻子胜过我的爱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睦相处。同时,婚姻也确会影响一个男人的工作。”虽然两人一开始还在努力寻求共同爱好,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不幸的端倪。
赫丝特确实令我们同情。北京的闭塞小圈子使她厌倦不堪,同丈夫交往的人与她在社交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障碍,也令她不胜其烦。另外,北京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必要设施,让她受够了。可怜的她在生孩子时还经受了难产的折磨,她可能感受到,为人之母可谓付出巨大,得不偿失。这一切赫德大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赫德放弃了家庭生活,从而解决了家庭生活与工作的矛盾。随着放弃家庭生活,他也放弃了性生活——他很明白,再找一个中国小妾,或建立中国家庭会带来诸多麻烦——所以,他的名字从未与绯闻沾边。他通过书信来往与赫丝特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赫德的主要需求是结交女性朋友——不分年少年长,只要她们理解他对工作的热情,对中国的迷恋。在本书后半部分中,他与卡拉尔家几位女性关系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对年轻女性,他给与她们叔辈的关爱情感。按照我们这个性迷恋时代的标准,他的行为与众不同,但也绝非独一无二。女记者玛丽·西加特(Mary Sieghart)认为,老一辈的比尔·狄迪思(Bill Deedes)也有相似癖好,总是将年轻女记者置于他的羽翼之下,而他的妻子则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不闻不问。
他需要的妻子应该是工作上的“帮手”。他对可爱的、能干的女性能够产生移情,这在他跟吉罗福夫人和卡拉尔家的女性关系中清晰可见。对年轻女性,他给予她们叔伯般的关爱。当他们探望他时,他可能也会产生过被异性吸引的火花,他喜欢亲吻她们,但他知道如何将他们的关系保持在友谊层面。
在我们看来,他对年轻姑娘的友谊匪夷所思,但是,假如她们的父亲认为女儿的清白和名誉有可能受到玷污,是完全可以禁止她们去探望赫德的。年轻的若士得的父亲是驻天津的美国领事,他是可以断然拒绝邀请的,而不必担心在事业上受到影响。慕德和凯特的奶奶艾玛·桑普森可是结过三次婚,不是那么天真单纯的女人,而且早在1858年就与赫德相识了,她对赫德关爱自己的孙女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把他看成是什么勾引女性的嫌疑人。《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写了很多有关裴式楷夫人有个情人的传闻,但从未对赫德做出任何类似指控。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现在持有的心态,即我们对性爱泛滥,对当今媒体大肆报道堕落丑闻的态度,才让我们产生了种种怀疑。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玛丽·史蒂芬母亲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经侨居中国,成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挚友。《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通过大量书信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从女性的视角描述赫德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示了赫德极富个性的一面。透过生动的叙事和史实考证,一个由商人、外交人员、海关洋员和学者组成的在华外国人网络凸显出来,并且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面貌。
王尔德(Oscar Wilde)1891年完成的剧作《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中有一句名言:“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
玛丽·蒂芬写作本书,利用了家族文件、档案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挖掘出卡拉尔家族那些气质非凡的女性的精彩故事,以及她们与中国晚清重臣鹭宾·赫德的私人交情。阅读本书的最大愉悦在于,它呈现给读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男女关系,有夫妻关系,也有情人关系,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朋友關系。
整个社会对男女之间的交情都要指指点点,不以为然。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从经验中都明白其中代价。而他们却充满乐观,憧憬友谊的不断深化。他的真知灼见带给他荣华富贵;对他的流言蜚语也使他饱受指责,蒙冤受辱。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的友情也使该家族时来运转。她们挺过飞短流长和道德中伤,赢得尊重,重拾体面人生。这是一部严肃的“八卦”史书。对名人的两性关系、家庭婚姻关系的史实进行探究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婚姻家庭制度的社会史反思,以及对近现代女性自我觉醒与发展的深切关怀。
“凭我的薪水,我是娶不起英国妻子的:英国妻子到这里来也是个大“麻烦”——娇弱,多病,需要时刻关照,还得有医疗服务,雇各种婢仆,等等……而此地就有一些中国女孩,长相标致:花50—100元就能买下来,完全归你所有,每月花2—3元就可以养活了[他雇个厨师还得付4元呢]……我的处境难道不是很考验人吗?”
密妥士本人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他完全视自己的中国伴侣为妻子。赫德对密妥士夫人始终彬彬有礼。她不会讲英语,所以无法在密妥士举办的晚宴上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而传教士们的生活则让赫德看到,一个妻子,不仅可以扮演迷人主妇的角色,还可以在丈夫的事业上助其一臂之力。
深感孤独意味着赫德有可能开始琢磨婚姻大事。1854年12月8日,星期五,他回忆发生过的事情:
上星期二,我与高德夫人一起喝茶。她的大女儿是个妙龄少女,十四五岁的样子……在我与她道别时,感觉出她捏了捏我的手……这一捏差不多让我下了决心向高德夫人提两件事:[是现在娶她,还是以后娶她]……我太孤独了!我多么渴望去疼爱什么人,去呵护什么人……我多么渴望有一个爱我的伴侣呀。
在几次晚宴上,他费尽心机地坐在玛利亚·戴尔小姐身旁,但都没有成功,因为男主人们都明白,他娶不起妻子。
“1856年,我和所有未婚男人一样,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差点结了婚……但那位年轻女士的父亲认为我不够富有,——这简直如同当头一棒——3个月后,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这是他结婚前几天写给未婚妻赫丝特·布雷登(Hester Bredon)的信。他并未告诉她自己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帕特里奇船长的帮办为他找了一位广州姑娘阿瑶。这个姑娘“出身卑微,但来自正经人家”。1857—1865几年间,她使他“浪漫逍遥,心醉神迷”,使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他的事业。1857年,他在宁波买下阿瑶,当年阿瑶大概16岁。她跟他到了广州。
在1863年夏天,身在北京的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前景。他决定正式结束这段男女私情,为将来明媒正娶做好准备。大多数侨居中国的外国人都会付一笔不大的费用,让孩子回到其母亲的大家庭中。显然,赫德认为,如果将孩子们留在中国,势必会给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带来尴尬。他承担了对自己这些“被监护人”的经济责任,并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姓氏。但是,由于他们属于非婚生子女,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他们不能算是他的家庭成员,不能享受他的陪伴和亲情。
与赫丝特的婚姻最初是幸福的。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时,他写道:“没有人的妻子胜过我的爱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睦相处。同时,婚姻也确会影响一个男人的工作。”虽然两人一开始还在努力寻求共同爱好,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不幸的端倪。
赫丝特确实令我们同情。北京的闭塞小圈子使她厌倦不堪,同丈夫交往的人与她在社交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障碍,也令她不胜其烦。另外,北京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必要设施,让她受够了。可怜的她在生孩子时还经受了难产的折磨,她可能感受到,为人之母可谓付出巨大,得不偿失。这一切赫德大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赫德放弃了家庭生活,从而解决了家庭生活与工作的矛盾。随着放弃家庭生活,他也放弃了性生活——他很明白,再找一个中国小妾,或建立中国家庭会带来诸多麻烦——所以,他的名字从未与绯闻沾边。他通过书信来往与赫丝特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赫德的主要需求是结交女性朋友——不分年少年长,只要她们理解他对工作的热情,对中国的迷恋。在本书后半部分中,他与卡拉尔家几位女性关系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对年轻女性,他给与她们叔辈的关爱情感。按照我们这个性迷恋时代的标准,他的行为与众不同,但也绝非独一无二。女记者玛丽·西加特(Mary Sieghart)认为,老一辈的比尔·狄迪思(Bill Deedes)也有相似癖好,总是将年轻女记者置于他的羽翼之下,而他的妻子则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不闻不问。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qlzk/qlzk201716/qlzk20171635-1-l.jpg)
他需要的妻子应该是工作上的“帮手”。他对可爱的、能干的女性能够产生移情,这在他跟吉罗福夫人和卡拉尔家的女性关系中清晰可见。对年轻女性,他给予她们叔伯般的关爱。当他们探望他时,他可能也会产生过被异性吸引的火花,他喜欢亲吻她们,但他知道如何将他们的关系保持在友谊层面。
在我们看来,他对年轻姑娘的友谊匪夷所思,但是,假如她们的父亲认为女儿的清白和名誉有可能受到玷污,是完全可以禁止她们去探望赫德的。年轻的若士得的父亲是驻天津的美国领事,他是可以断然拒绝邀请的,而不必担心在事业上受到影响。慕德和凯特的奶奶艾玛·桑普森可是结过三次婚,不是那么天真单纯的女人,而且早在1858年就与赫德相识了,她对赫德关爱自己的孙女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把他看成是什么勾引女性的嫌疑人。《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写了很多有关裴式楷夫人有个情人的传闻,但从未对赫德做出任何类似指控。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现在持有的心态,即我们对性爱泛滥,对当今媒体大肆报道堕落丑闻的态度,才让我们产生了种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