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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欧关系是全球性的战略关系，中欧关系的战略空间并不仅由中欧关系决定，而是在全球格局之中生成。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B段，霸权衰落，多极化格局显现，同时全球性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社会层面的失衡愈加显著。在霸权衰落时期，在全球治理以及维护全球与地区稳定方面中欧有着巨大的战略合作空间。但是，要进行多维的全球合作，尤其需要欧洲抛弃欧洲中心论，审视多元文化，理解多种发展模式，并能够理性处理大众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只有以战略视野透视中欧关系，才能在战略层面维护中欧关系。
【关键词】霸权周期中欧关系危机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杨晓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安全外交室助理研究员；宣兴章，北京市委讲师团副研究员
曼瑟尔•奥尔森在其《权力与繁荣》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亦即共容利益。共容利益是指，一方的利益也是为另一方之所需。所以双方就有了合作的可能。中欧分别居于亚欧大陆的两端，在美国的霸权体系下，中欧有着很大的战略利益，但是近年来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在全球战略空间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中欧关系的战略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际体系为中欧合作提供了何种机遇？这是本文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中美欧三角关系
上世纪70年代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萨米尔•阿明认为，“世界经济自1970年初，进入到一个相对萧条的漫长时期（与战后快速增长时期相比而言）。” 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说法，上世纪70年代前后是一个霸权衰落期的开始，也是一个全体系金融扩张的新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B段，长达50年的B段的特点是在这个阶段“高工资商品生产的下降幅度远高于低工资商品生产的下降”，于是在这个周期结束之后，经济又回到A阶段，“高工资商品和低工资商品的生产急剧增长。” “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段相比，处于B段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利润下降，大批资本家将寻求的活动转向金融领域，工资下降。产品利润的下降导致生产力重组，即降低工资，提高效率。就业的压力导致核心国家之间剧烈的竞争，进而使汇率起伏不定。” B段是一个霸权衰落的阶段，是一个多极化，国家竞争激烈的阶段，也是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阶段。
这个时期，两大阵营内部出现裂痕。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等级结构已经不像战后初期那么明显。战后西欧、日本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使得它们对美国的依附性降低，竞争面增多，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周期性波动的结果。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权力发生周期性的分散与集中。
吉尔平指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早期阶段，极化效应压倒扩散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外围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心地区经济成本的增加，扩散就会取代极化。若干外围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并且比中心国家更迅速地实现工业化。这种情况出现之后，新兴的外围经济和衰落的中心经济之间竞争加剧，从而威胁到自由经济体系的稳定。” 世界市场的极化时期，是世界市场的权力集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中心集中在一个或数个国家之中，国际间垂直分工明显，发达国家在分工中占据着主要的高工资职位，冲突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而在扩散化的时期，资本、技术扩散到体系内的更多国家与地区之中，这是一个权力流散或者转移的时期，这个时期国家间的竞争激烈，各国国内社会逐渐失衡。世界经济原先的主导国家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各国展开激烈的经济竞赛，与此同时，各国的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因而，列宁所指的帝国主义就发生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在国家权力弥散的同时，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到少数阶层的手中。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各国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展开激烈的竞争。那些没有能力转嫁危机的国家将面临着发生国内暴力冲突的巨大风险。世界市场的极化一般发生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A段，表现为世界体系处于秩序期，霸权国家确立；分散通常发生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B段。在康德拉季耶夫的B段，整个世界体系处于混沌期，表现为霸权国家衰落，体系内经济竞争激烈，军事、政治竞争加剧。
我们可以将一战、二战期间直到上世纪70年代看成是世界经济的极化阶段，而此后的时期看成是分散的阶段。分散的阶段开始之后，西欧、日本以及美国大量的产业向外部转移，同时资本循环空间扩大，将外部的产业与国内的产业联系起来，组成新的循环。发达国家国内的产业转移所留下的空间是依靠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以及金融业来填充的。因而，在这种背景之下，欧洲与美国都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几乎延续至今。欧洲经历自由化与福利国家并重的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与欧洲的交往是在三个层面上形成双方的共容利益的。首先，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双方共处于美国霸权之下，因而中欧需要合作，共同在特定场合制约霸权。其次，在经贸层面上，双方有较大的互补性。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量需要外部的资本与技术，并能向外部提供较为初级的工业制成品。而欧洲需要向外部转移资本与技术，输出资本品。再次，在双方经济分工方面，中国需要接受欧洲的较为低端的分工，而欧洲需要借此实现国内的产业升级。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中欧之间的共容利益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高度互补，互有需求。
但是这种关系一方面由于中欧内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因霸权的变化而随之变迁。我们可以说，中欧关系本身并不能决定中欧关系，中欧关系还受到外在的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主导。这种外在战略力量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全球生产体系变迁。随之而起，国家之间关系以及霸权国地位发生了变化。
对于体系的变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变迁的规律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上升的霸权获得了生产方面的决定性优势，然后是在商业方面，然后是在金融方面。但是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霸权才能得以稳固。两次世界大战则确立了美国的地位。 其次，在战后的处置过程中，形成了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的国际体系。但是这个过程也内含了毁灭自己的力量，因为资本、技术的传播将不断侵蚀霸权国家的基础，最后国际体系将回到各国激烈竞争的阶段，直到另一个国家获得生产、商业与金融的三重竞争优势。 在此基础上，乔万尼•阿瑞吉提炼出了自己的霸权循环模型，阿瑞吉模型的优点在于突出了社会力量在霸权转移中的作用。在阿瑞吉模型中，由于对霸权国家的仿效，霸权国家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因而出现霸权危机。在危机阶段，国家之间争斗和企业间竞争加剧，社会冲突更加激烈，力量新格局出现。这些因素最终导致霸权崩溃，体系的能力集中到新的霸权国家。 阿瑞吉尤其强调，国家间和企业间竞争激化、社会冲突加剧以及新霸权格局从裂缝中出现，这三个步骤都与全系统金融扩张相关。阿瑞吉指出，“全系统金融扩张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各国对流动资本的激烈竞争——的结果。前一个趋势创造了我们所说的金融扩张的供应条件，而后一个则创造了需求条件。” “这一趋势带来整个系统范围内大规模的再分配，收入和财富从各团体向控制流动资本的机构再分配，这样，金融交易很大程度上从商品贸易和商品生产中脱离，其收益性膨胀并维持下去。” 这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扩张，其政治社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金融扩张暂时使衰落中的霸权国权力膨胀，阻止着体系的崩溃的趋势。” “另一方面，金融扩张扩大和深化了国家间、企业间的竞争和社会冲突，它把资本重新分配给那些允诺有更大安全性和更高回报的新兴组织，因而加强了上述的力量。”
我们可以将上述过程或者机制简略表述如下：在霸权确立之后，不断向体系内进行资本与技术的传播将使得体系的外围获得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而随着外围的发展，体系内竞争加剧。这就会使得体系向更加激烈的竞争阶段转化，并迫使霸权国家产业空心化，并向体系内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扩张，这会导致全体系内的贫富分化加剧以及国家间竞争、国内阶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美欧三角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在上世纪70年代的金融扩张初期，中国进入了全球的发展序列，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以及从国际体系中转移出来的产业，另一方面进入了全球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互补性相当明显。这一时期，尽管在冷战结束初期，有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但是总体上关系较为平稳。但是，随着金融扩张的进一步加剧，中欧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弱化，在中国进入产业升级深化阶段之时，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的冲击，中国产品对欧洲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已经对欧洲的发展模式构成了某种挑战。
二、欧洲的困境与中欧关系
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法国经济学家、曾任法国保险公司总裁的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提出了莱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阿尔贝尔认为苏联解体之后只存在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争：“一个是‘新美国模式’，建立在个人成功，特别是短期金融利润之上；另一个是‘莱茵模式’，以德国为核心，包括许多类似的国家和日本。这种模式促进的集体成功、公决制和长期利益。” 与英美模式相比，欧洲的莱茵模式更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公正。可以说，阿尔贝尔的理论与冷战后出现的很多理论一样充满了过于乐观的情绪。
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阿瑞吉针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扩张指出，“我们身处全系统的金融扩张之中，它使财富不断两极分化，使一些原来包含在美国霸权集团之中的‘中间’阶层被挤压出去。特别是核心国家中从事大量生产的工人阶级，随着资本的不断‘金融化’和流动性，失去了力量和特权。” 虽然战后的1950年至1972年前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明显缩小。但1972年至今，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扩大，无论是各国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都日趋严重。 据BBC的报导指出：“在1988到1993年之间，世界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7%，而全球最富裕的20%人口的收入增长可高达12%，最贫穷的5%人口的实际收入则反而下降了25%。” 全球中产阶级的逐渐消亡，“这项调查令人担心,从全球角度来说中产阶级的缺乏，世界上大多数人属于收入最高或最低的阶层。84%的全球人口只有16%的全球收入，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10%人口收入的114倍。而这些差距可能还会扩大”。 从1946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后半期，美国家庭收入水平差距曾一度明显缩小，但此后差距逐渐扩大。 与美国一样，西欧国家战后初期收入差距减小，而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扩大，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深。以德国为例，2007年，德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为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4倍。“2005年这一数据为3.1倍，而在1995年这个数字为2.8倍。这表明，德国人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且差距拉大的速度正在加快。” 而据2009年的数据，在富裕的德国，“300多万名德国儿童正生活在贫困中，仅在首都柏林，多达36%的儿童为贫困人口”。 据新华社2008年5月8日报导，当今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现象比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布朗首相执政3年来，英国的贫困和不公趋势连年递增，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群体在此期间的实际收入下降了2.6%；其中处于最贫困群体最底层的10%家庭每周的收入减少了9英镑，仅为147英镑；而最富裕的10%家庭每周的收入增加了45英镑，达到1033英镑；在所有学龄儿童中，大约有15%的孩子的家长年收入不到15575英镑或者接受社会救济。” 布朗政府执政3年期间社会贫困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而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率又吞噬了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的实际好处。可见在全球经济变革的背景下，莱茵模式正在失去优势。
高福利、高税收、高预算，这一度让欧洲人有点沾沾自喜的“莱茵模式”实际上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欧洲在高端产品的创新上难以与美国竞争，而在汽车、服装等传统行业方面又面临着东亚的巨大挑战。就内部整合来说，欧共体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徘徊期。1986年开始建立内部统一大市场，这使得欧共体在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和扩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欧盟毕竟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集团，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无处不在。在依靠成员国理性选择形成政策的情况下，公共物品的建设面临着“公地悲剧”。
2007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在这前后，欧洲三驾马车纷纷换将。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让位于默克尔，200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布朗所替代，法国由萨科齐任总统。这些新领导上任之后主要考虑的不是“莱茵模式”的加强，而是向英美模式靠拢。萨科齐被称为“不穿裙子的撒切尔”，默克尔被称为德国的撒切尔夫人，而布朗直接被称为撒切尔夫人第二。默克尔当选德国总理以来，实行税制改革、教育收费，终于使得德国经济已经有了明显回升。英国《金融时报》称，德国经济终于摆脱统一后遗症，发展速度自1994年以来首次超过法国，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动机。
虽然欧洲的确需要更加彻底的变革，但是，无论如何鼓吹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依然是民族国家，欧盟不可能像主权国家那样进行产业政策的强势调整。克鲁格曼的研究告诉我们，欧洲的内部资源流动比美国差得非常多。一方面内部国家之间无形壁垒很多，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国家戒备森严，各成员国受制于大众政治，很难有突破性的改变。欧洲在受到内外夹击、双向夹击的情况下，其反应的方式也带有大众政治的特点。欧洲在外交政策选择中，挑选了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人权，一个是绿色。一方面，这两个关键词具有极大的国内政治号召力；另一方面，这两个关键词有着深刻的经济外交含义。就人权来说，欧洲意图通过对中国所谓“血汗工厂”的攻击，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缓解中国的竞争优势；意图通过对藏独、疆独等的支持、默许而获得对华关系上更多的筹码。在“绿色”方面，一方面能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碳排放等多种方式塑造经济发展的新标准，并借此对中国以及美国等施加压力。通过在“人权”等问题上的议题设定，欧洲在西方世界获得了道义的领导权，并赢得了牢固绑定美国的机会。而通过“绿色”等问题上的努力，欧洲不仅可以得到对美国、中国等更多的交易筹码，同时还可能掌握制定标准的制度性权力。
三、霸权衰落时期的中欧战略合作
但是，联系文章开头对于国际体系变迁的判断，我们可以说，欧洲的这种外交政策是相当不明智的。首先，欧洲的上述对华政策难以达成目标，中国有着自己的人权发展步骤。而且，对于中国会毫不犹豫地对侵犯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反击，这可能使得欧盟会失去很多重要的合作机会。同时，欧盟的这种做法还会延缓欧洲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与行动。因为对于欧盟来说，最为紧迫的是改变过度福利，采取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并在国内发展高端服务业。通过保护而不是升级、扩展市场来发展经济将使得欧盟在全球经济竞技场中最终失去竞争力。同时，在霸权衰落期，大国最为重大的利益在于维持全球的秩序，并保障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因而，在霸权衰落期，中欧之间的最大战略利益在于维持全球的政治、经济稳定。这会给中欧战略合作带来巨大的空间。
就现实问题而言，首先中欧之间对于维护全球货币稳定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将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作为最后之锚。但是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有其先天的不足，因为以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要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这样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但如此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其结果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著名的格里芬难题。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世界经济获得了20多年的稳定增长，然而，由于这种内在的矛盾，美国的黄金储备逐渐无法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并没有形成一个更加稳固的国际金融体系，替代它的是牙买加体系。但是这一体系的若干条款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牙买加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而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稳定器。特别提款权的构想是好的，就是以一篮子主要货币组成联合舰队用于贸易结算。但是美国游说阿拉伯国家将石油出口用美元结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石油、中国制造以及美国的服务业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三角贸易。在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三角贸易之中，美国提供大量的产业转移、技术、服务以及货币，中国提供廉价的工业产品，而阿拉伯国家提供以美元结算的石油。阿拉伯国家的美元盈余继续投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中国的工业品外汇也主要停留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美国则以提供高附加值服务以及金融操作等多种手段维持这个循环。这种循环是建立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上的，这次由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循环不稳定的显现。欧洲在这个体系中是处于外围的，欧元的诞生虽然可以整合欧盟，但是缺乏全球的整合力。不仅如此，即便欧元区以及俄国也是被整合进入这种全球循环之中，更多地作为风险承担者，而较少作为利益享有者。
中欧之间都有着对于全球货币稳定的盼望。美元的超强地位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先天不足使得在国际储备中美元仍居于主要地位。而摆脱了黄金束缚的美元，从理论上说，印多少钞票只能靠美国的自律。铸币权与收税权几无二致，美国为了维持全球循环，大量扩张信用，其结果就是长期内美元的贬值。在此预期下，美国政府、民间大量借贷消费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背景。
在霸权衰落期，欧洲需要参与到霸权之后的国际机制建设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尤其需要与中国合作。G20就可以看作这种全球机制的影子。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国家敦促美国召开多边会议，G20从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会议。2008年召开的G20华盛顿峰会以及2009年的伦敦峰会，虽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方案，但是G20作为一种机制，即便不可能成为西方报刊所说的“世界经济政府”，也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G20会议既非国际组织，也没有常设的秘书处，仅仅只是一个论坛而已。但是，G20反应了国际权力的变化，因而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机制。
其次，中欧之间在维护全球政治稳定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通常所说的非传统安全的出现，与霸权衰落期的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吉尔平指出，“发展中部门和衰落中部门之间，通常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发生激烈的冲突。衰落中部门的劳动力和资金拒绝被发展中部门的劳动力和资金取代，成为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的后盾。衰落中部门和发展中部门为控制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也发生冲突”。 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周期在现代历史上一遍又一遍重演，尽管这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历史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载体之中的规律重现。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反应是我们这里要关注的焦点。阿瑞吉指出，“在体系扩张阶段，被排斥在既定霸权社会契约的好处之外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它们的规模和破坏性力量都在增长。这些集团扩张自己权利的斗争既是国家间竞争和企业间竞争激化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所谓体系扩张阶段，也就是B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精英集团内部冲突不断增长是霸权转移各阶段的典型特征，这一方面是对国家间、企业间竞争激化的回应，另一方面又从下面增加了社会动荡”。 阿瑞吉这里所指出的实际上是权力交易关系的变化。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市场各种主体之间的交易能力发生了变化，进而引起了权力关系的变化。在霸权的稳定期，霸权国家的资本、技术与市场对于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形成了霸权国家权力的重要的交易物品，因而，霸权国对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权力。而在霸权的衰落期，竞争性国家也拥有了多种的可交换资源，这些资源的拥有对霸权国是一种挑战。各国之间、国内社会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使得全球以及国内的权力结构受到破坏。目前，这种权力结构生发出来的各种冲突还是以小规模、小范围内的形式出现的，如索马里内战等。但是对于这种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冲突的管理以及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却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未来。这需要中欧政治家立足于战略思维，着眼于全球思考问题，从全球层面进行战略合作，有效管理霸权衰落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中欧之间在全球层面上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要进行多维的全球合作，尤其需要欧洲抛弃欧洲中心论，审视多元文化，理解多种发展模式，并能够理性处理大众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只有以战略视野透视中欧关系，才能在战略层面维护中欧关系。
世界政治经济的长周期波动如同原始社会的洪水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现在，没有人知道新一轮资本扩张所造成的完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后果。但是，可以预料的是，人类将共同面对更加不确定的未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满怀希望，相信人类有能力与智慧去改善这种状况。大国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中欧之间的深度合作，是实现这种改善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霸权周期中欧关系危机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杨晓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安全外交室助理研究员；宣兴章，北京市委讲师团副研究员
曼瑟尔•奥尔森在其《权力与繁荣》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亦即共容利益。共容利益是指，一方的利益也是为另一方之所需。所以双方就有了合作的可能。中欧分别居于亚欧大陆的两端，在美国的霸权体系下，中欧有着很大的战略利益，但是近年来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在全球战略空间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中欧关系的战略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际体系为中欧合作提供了何种机遇？这是本文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中美欧三角关系
上世纪70年代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萨米尔•阿明认为，“世界经济自1970年初，进入到一个相对萧条的漫长时期（与战后快速增长时期相比而言）。” 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说法，上世纪70年代前后是一个霸权衰落期的开始，也是一个全体系金融扩张的新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B段，长达50年的B段的特点是在这个阶段“高工资商品生产的下降幅度远高于低工资商品生产的下降”，于是在这个周期结束之后，经济又回到A阶段，“高工资商品和低工资商品的生产急剧增长。” “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段相比，处于B段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利润下降，大批资本家将寻求的活动转向金融领域，工资下降。产品利润的下降导致生产力重组，即降低工资，提高效率。就业的压力导致核心国家之间剧烈的竞争，进而使汇率起伏不定。” B段是一个霸权衰落的阶段，是一个多极化，国家竞争激烈的阶段，也是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阶段。
这个时期，两大阵营内部出现裂痕。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等级结构已经不像战后初期那么明显。战后西欧、日本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使得它们对美国的依附性降低，竞争面增多，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周期性波动的结果。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权力发生周期性的分散与集中。
吉尔平指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早期阶段，极化效应压倒扩散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外围经济效率的提高，中心地区经济成本的增加，扩散就会取代极化。若干外围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并且比中心国家更迅速地实现工业化。这种情况出现之后，新兴的外围经济和衰落的中心经济之间竞争加剧，从而威胁到自由经济体系的稳定。” 世界市场的极化时期，是世界市场的权力集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中心集中在一个或数个国家之中，国际间垂直分工明显，发达国家在分工中占据着主要的高工资职位，冲突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而在扩散化的时期，资本、技术扩散到体系内的更多国家与地区之中，这是一个权力流散或者转移的时期，这个时期国家间的竞争激烈，各国国内社会逐渐失衡。世界经济原先的主导国家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各国展开激烈的经济竞赛，与此同时，各国的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因而，列宁所指的帝国主义就发生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在国家权力弥散的同时，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到少数阶层的手中。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各国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展开激烈的竞争。那些没有能力转嫁危机的国家将面临着发生国内暴力冲突的巨大风险。世界市场的极化一般发生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A段，表现为世界体系处于秩序期，霸权国家确立；分散通常发生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B段。在康德拉季耶夫的B段，整个世界体系处于混沌期，表现为霸权国家衰落，体系内经济竞争激烈，军事、政治竞争加剧。
我们可以将一战、二战期间直到上世纪70年代看成是世界经济的极化阶段，而此后的时期看成是分散的阶段。分散的阶段开始之后，西欧、日本以及美国大量的产业向外部转移，同时资本循环空间扩大，将外部的产业与国内的产业联系起来，组成新的循环。发达国家国内的产业转移所留下的空间是依靠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以及金融业来填充的。因而，在这种背景之下，欧洲与美国都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几乎延续至今。欧洲经历自由化与福利国家并重的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与欧洲的交往是在三个层面上形成双方的共容利益的。首先，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双方共处于美国霸权之下，因而中欧需要合作，共同在特定场合制约霸权。其次，在经贸层面上，双方有较大的互补性。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量需要外部的资本与技术，并能向外部提供较为初级的工业制成品。而欧洲需要向外部转移资本与技术，输出资本品。再次，在双方经济分工方面，中国需要接受欧洲的较为低端的分工，而欧洲需要借此实现国内的产业升级。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中欧之间的共容利益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高度互补，互有需求。
但是这种关系一方面由于中欧内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因霸权的变化而随之变迁。我们可以说，中欧关系本身并不能决定中欧关系，中欧关系还受到外在的战略力量的影响甚至主导。这种外在战略力量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全球生产体系变迁。随之而起，国家之间关系以及霸权国地位发生了变化。
对于体系的变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变迁的规律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上升的霸权获得了生产方面的决定性优势，然后是在商业方面，然后是在金融方面。但是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霸权才能得以稳固。两次世界大战则确立了美国的地位。 其次，在战后的处置过程中，形成了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的国际体系。但是这个过程也内含了毁灭自己的力量，因为资本、技术的传播将不断侵蚀霸权国家的基础，最后国际体系将回到各国激烈竞争的阶段，直到另一个国家获得生产、商业与金融的三重竞争优势。 在此基础上，乔万尼•阿瑞吉提炼出了自己的霸权循环模型，阿瑞吉模型的优点在于突出了社会力量在霸权转移中的作用。在阿瑞吉模型中，由于对霸权国家的仿效，霸权国家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因而出现霸权危机。在危机阶段，国家之间争斗和企业间竞争加剧，社会冲突更加激烈，力量新格局出现。这些因素最终导致霸权崩溃，体系的能力集中到新的霸权国家。 阿瑞吉尤其强调，国家间和企业间竞争激化、社会冲突加剧以及新霸权格局从裂缝中出现，这三个步骤都与全系统金融扩张相关。阿瑞吉指出，“全系统金融扩张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各国对流动资本的激烈竞争——的结果。前一个趋势创造了我们所说的金融扩张的供应条件，而后一个则创造了需求条件。” “这一趋势带来整个系统范围内大规模的再分配，收入和财富从各团体向控制流动资本的机构再分配，这样，金融交易很大程度上从商品贸易和商品生产中脱离，其收益性膨胀并维持下去。” 这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扩张，其政治社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金融扩张暂时使衰落中的霸权国权力膨胀，阻止着体系的崩溃的趋势。” “另一方面，金融扩张扩大和深化了国家间、企业间的竞争和社会冲突，它把资本重新分配给那些允诺有更大安全性和更高回报的新兴组织，因而加强了上述的力量。”
我们可以将上述过程或者机制简略表述如下：在霸权确立之后，不断向体系内进行资本与技术的传播将使得体系的外围获得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而随着外围的发展，体系内竞争加剧。这就会使得体系向更加激烈的竞争阶段转化，并迫使霸权国家产业空心化，并向体系内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扩张，这会导致全体系内的贫富分化加剧以及国家间竞争、国内阶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美欧三角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在上世纪70年代的金融扩张初期，中国进入了全球的发展序列，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以及从国际体系中转移出来的产业，另一方面进入了全球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互补性相当明显。这一时期，尽管在冷战结束初期，有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但是总体上关系较为平稳。但是，随着金融扩张的进一步加剧，中欧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弱化，在中国进入产业升级深化阶段之时，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的冲击，中国产品对欧洲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已经对欧洲的发展模式构成了某种挑战。
二、欧洲的困境与中欧关系
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法国经济学家、曾任法国保险公司总裁的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提出了莱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阿尔贝尔认为苏联解体之后只存在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争：“一个是‘新美国模式’，建立在个人成功，特别是短期金融利润之上；另一个是‘莱茵模式’，以德国为核心，包括许多类似的国家和日本。这种模式促进的集体成功、公决制和长期利益。” 与英美模式相比，欧洲的莱茵模式更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公正。可以说，阿尔贝尔的理论与冷战后出现的很多理论一样充满了过于乐观的情绪。
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阿瑞吉针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扩张指出，“我们身处全系统的金融扩张之中，它使财富不断两极分化，使一些原来包含在美国霸权集团之中的‘中间’阶层被挤压出去。特别是核心国家中从事大量生产的工人阶级，随着资本的不断‘金融化’和流动性，失去了力量和特权。” 虽然战后的1950年至1972年前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明显缩小。但1972年至今，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扩大，无论是各国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都日趋严重。 据BBC的报导指出：“在1988到1993年之间，世界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7%，而全球最富裕的20%人口的收入增长可高达12%，最贫穷的5%人口的实际收入则反而下降了25%。” 全球中产阶级的逐渐消亡，“这项调查令人担心,从全球角度来说中产阶级的缺乏，世界上大多数人属于收入最高或最低的阶层。84%的全球人口只有16%的全球收入，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10%人口收入的114倍。而这些差距可能还会扩大”。 从1946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后半期，美国家庭收入水平差距曾一度明显缩小，但此后差距逐渐扩大。 与美国一样，西欧国家战后初期收入差距减小，而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扩大，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深。以德国为例，2007年，德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为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4倍。“2005年这一数据为3.1倍，而在1995年这个数字为2.8倍。这表明，德国人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且差距拉大的速度正在加快。” 而据2009年的数据，在富裕的德国，“300多万名德国儿童正生活在贫困中，仅在首都柏林，多达36%的儿童为贫困人口”。 据新华社2008年5月8日报导，当今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现象比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布朗首相执政3年来，英国的贫困和不公趋势连年递增，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群体在此期间的实际收入下降了2.6%；其中处于最贫困群体最底层的10%家庭每周的收入减少了9英镑，仅为147英镑；而最富裕的10%家庭每周的收入增加了45英镑，达到1033英镑；在所有学龄儿童中，大约有15%的孩子的家长年收入不到15575英镑或者接受社会救济。” 布朗政府执政3年期间社会贫困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而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率又吞噬了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的实际好处。可见在全球经济变革的背景下，莱茵模式正在失去优势。
高福利、高税收、高预算，这一度让欧洲人有点沾沾自喜的“莱茵模式”实际上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欧洲在高端产品的创新上难以与美国竞争，而在汽车、服装等传统行业方面又面临着东亚的巨大挑战。就内部整合来说，欧共体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徘徊期。1986年开始建立内部统一大市场，这使得欧共体在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和扩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欧盟毕竟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集团，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无处不在。在依靠成员国理性选择形成政策的情况下，公共物品的建设面临着“公地悲剧”。
2007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在这前后，欧洲三驾马车纷纷换将。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让位于默克尔，200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布朗所替代，法国由萨科齐任总统。这些新领导上任之后主要考虑的不是“莱茵模式”的加强，而是向英美模式靠拢。萨科齐被称为“不穿裙子的撒切尔”，默克尔被称为德国的撒切尔夫人，而布朗直接被称为撒切尔夫人第二。默克尔当选德国总理以来，实行税制改革、教育收费，终于使得德国经济已经有了明显回升。英国《金融时报》称，德国经济终于摆脱统一后遗症，发展速度自1994年以来首次超过法国，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动机。
虽然欧洲的确需要更加彻底的变革，但是，无论如何鼓吹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依然是民族国家，欧盟不可能像主权国家那样进行产业政策的强势调整。克鲁格曼的研究告诉我们，欧洲的内部资源流动比美国差得非常多。一方面内部国家之间无形壁垒很多，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国家戒备森严，各成员国受制于大众政治，很难有突破性的改变。欧洲在受到内外夹击、双向夹击的情况下，其反应的方式也带有大众政治的特点。欧洲在外交政策选择中，挑选了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人权，一个是绿色。一方面，这两个关键词具有极大的国内政治号召力；另一方面，这两个关键词有着深刻的经济外交含义。就人权来说，欧洲意图通过对中国所谓“血汗工厂”的攻击，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缓解中国的竞争优势；意图通过对藏独、疆独等的支持、默许而获得对华关系上更多的筹码。在“绿色”方面，一方面能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碳排放等多种方式塑造经济发展的新标准，并借此对中国以及美国等施加压力。通过在“人权”等问题上的议题设定，欧洲在西方世界获得了道义的领导权，并赢得了牢固绑定美国的机会。而通过“绿色”等问题上的努力，欧洲不仅可以得到对美国、中国等更多的交易筹码，同时还可能掌握制定标准的制度性权力。
三、霸权衰落时期的中欧战略合作
但是，联系文章开头对于国际体系变迁的判断，我们可以说，欧洲的这种外交政策是相当不明智的。首先，欧洲的上述对华政策难以达成目标，中国有着自己的人权发展步骤。而且，对于中国会毫不犹豫地对侵犯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反击，这可能使得欧盟会失去很多重要的合作机会。同时，欧盟的这种做法还会延缓欧洲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与行动。因为对于欧盟来说，最为紧迫的是改变过度福利，采取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并在国内发展高端服务业。通过保护而不是升级、扩展市场来发展经济将使得欧盟在全球经济竞技场中最终失去竞争力。同时，在霸权衰落期，大国最为重大的利益在于维持全球的秩序，并保障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因而，在霸权衰落期，中欧之间的最大战略利益在于维持全球的政治、经济稳定。这会给中欧战略合作带来巨大的空间。
就现实问题而言，首先中欧之间对于维护全球货币稳定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将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作为最后之锚。但是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有其先天的不足，因为以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要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这样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但如此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其结果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著名的格里芬难题。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世界经济获得了20多年的稳定增长，然而，由于这种内在的矛盾，美国的黄金储备逐渐无法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并没有形成一个更加稳固的国际金融体系，替代它的是牙买加体系。但是这一体系的若干条款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牙买加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而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稳定器。特别提款权的构想是好的，就是以一篮子主要货币组成联合舰队用于贸易结算。但是美国游说阿拉伯国家将石油出口用美元结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石油、中国制造以及美国的服务业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三角贸易。在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三角贸易之中，美国提供大量的产业转移、技术、服务以及货币，中国提供廉价的工业产品，而阿拉伯国家提供以美元结算的石油。阿拉伯国家的美元盈余继续投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中国的工业品外汇也主要停留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美国则以提供高附加值服务以及金融操作等多种手段维持这个循环。这种循环是建立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上的，这次由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循环不稳定的显现。欧洲在这个体系中是处于外围的，欧元的诞生虽然可以整合欧盟，但是缺乏全球的整合力。不仅如此，即便欧元区以及俄国也是被整合进入这种全球循环之中，更多地作为风险承担者，而较少作为利益享有者。
中欧之间都有着对于全球货币稳定的盼望。美元的超强地位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先天不足使得在国际储备中美元仍居于主要地位。而摆脱了黄金束缚的美元，从理论上说，印多少钞票只能靠美国的自律。铸币权与收税权几无二致，美国为了维持全球循环，大量扩张信用，其结果就是长期内美元的贬值。在此预期下，美国政府、民间大量借贷消费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背景。
在霸权衰落期，欧洲需要参与到霸权之后的国际机制建设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尤其需要与中国合作。G20就可以看作这种全球机制的影子。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国家敦促美国召开多边会议，G20从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会议。2008年召开的G20华盛顿峰会以及2009年的伦敦峰会，虽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方案，但是G20作为一种机制，即便不可能成为西方报刊所说的“世界经济政府”，也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G20会议既非国际组织，也没有常设的秘书处，仅仅只是一个论坛而已。但是，G20反应了国际权力的变化，因而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机制。
其次，中欧之间在维护全球政治稳定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通常所说的非传统安全的出现，与霸权衰落期的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吉尔平指出，“发展中部门和衰落中部门之间，通常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发生激烈的冲突。衰落中部门的劳动力和资金拒绝被发展中部门的劳动力和资金取代，成为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的后盾。衰落中部门和发展中部门为控制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也发生冲突”。 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周期在现代历史上一遍又一遍重演，尽管这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历史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载体之中的规律重现。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反应是我们这里要关注的焦点。阿瑞吉指出，“在体系扩张阶段，被排斥在既定霸权社会契约的好处之外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它们的规模和破坏性力量都在增长。这些集团扩张自己权利的斗争既是国家间竞争和企业间竞争激化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所谓体系扩张阶段，也就是B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精英集团内部冲突不断增长是霸权转移各阶段的典型特征，这一方面是对国家间、企业间竞争激化的回应，另一方面又从下面增加了社会动荡”。 阿瑞吉这里所指出的实际上是权力交易关系的变化。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市场各种主体之间的交易能力发生了变化，进而引起了权力关系的变化。在霸权的稳定期，霸权国家的资本、技术与市场对于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形成了霸权国家权力的重要的交易物品，因而，霸权国对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权力。而在霸权的衰落期，竞争性国家也拥有了多种的可交换资源，这些资源的拥有对霸权国是一种挑战。各国之间、国内社会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使得全球以及国内的权力结构受到破坏。目前，这种权力结构生发出来的各种冲突还是以小规模、小范围内的形式出现的，如索马里内战等。但是对于这种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冲突的管理以及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却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未来。这需要中欧政治家立足于战略思维，着眼于全球思考问题，从全球层面进行战略合作，有效管理霸权衰落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中欧之间在全球层面上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要进行多维的全球合作，尤其需要欧洲抛弃欧洲中心论，审视多元文化，理解多种发展模式，并能够理性处理大众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只有以战略视野透视中欧关系，才能在战略层面维护中欧关系。
世界政治经济的长周期波动如同原始社会的洪水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现在，没有人知道新一轮资本扩张所造成的完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后果。但是，可以预料的是，人类将共同面对更加不确定的未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满怀希望，相信人类有能力与智慧去改善这种状况。大国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中欧之间的深度合作，是实现这种改善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