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西门古色古香，挂着宫灯的那一座原是燕京大学的正门。当时车辆进出都走这个门，往燕南园住宅区的大路也是从西边来。上一个斜坡，往右一转，可见两个大龟各驮着一块石碑，分伏左右。这似乎是燕南园的入口了，但是许多年来，并没有设一个路牌指出这一点，实在令人奇怪。房屋上倒是有号码，却也难寻找。那些牌子很特别，有的颇为浪漫地钉在树上，有的妄想高攀，快上了房顶。循规蹈矩待在门口的也大多字迹模糊，很不醒目。
　　 不过总算有这两座碑为记。其出处据说是圆明园。燕园里很多古物，像华表、石狮子、一块半块云阶什么的，都来自圆明园。驮碑的龟首向南，上得坡来先看到的是碑的背面，上面刻有许多名字。我一直以为是捐款赞助人，最近才看清上面写着圆明园花儿匠几个大字，下面是名单。看来皇帝游园之余，也还承认花儿匠的劳动。这样，我们寻碑的小小旅行便从对劳动者的纪念开始了。
　　 两个大龟的脖颈很长，未曾想到缩头。严格说来这不是龟，而是龙生九子的一种，那名字很难记。东边的一个不知被谁涂红了大嘴和双眼，倒是没有人怀疑会发大水。一代一代的孩子骑在它们的脖颈上，留下些值得回忆的照片。碑的正面刻有文字，东边这块尚可辨认：
　　 ……于内苑拓地数百弓，结篱为圃，奇葩异卉杂莳其间。每当露蕊晨开，香苞午绽，嫣红姹紫，如锦如霞。虽洛下之名园河阳之花县不足过也。伏念天地间，一草一木皆出神功……以祀花神，从此寒暑益适其宜，阴阳各遵其性。不必催花之鼓，护花之铃，而吐蕊扬花四时不绝……
　　 倒是说出一点百花齐放的道理。立碑人名字不同，都是圆明园总管。一立于乾隆十年，花朝后二日;一立于十二年，中秋后三日。已是两百多年前的事了。
　　 从燕南园往北，有六座中西合璧的小院，以数目名，多为各系的办公室。在一、二、三院和四、五、六院之间，原是大片草地，上有颇具规模的假山，还有一大架藤萝，后因这些景致有“不生产”的罪名，统统被废。这块地变成苹果园，周围圈以密不通风的松墙，保护果实。北头松墙的东西两端各有大碑，比松墙高些，露出碑顶。过往的人，稍留心的怕也以为是什么柱子之类，不会想到是怕人忘却的碑。
　　 从果树下钻过去，挤在碑前，可见上有满汉两种文字。碑身很高，又不能爬到大龟身上，只能观察个大概。两碑都是康熙二十四年为四川巡抚杭爱立的。东边是康熙亲撰的碑文。据清史稿载，杭爱先任山西布政使，擢陕西巡抚，又调四川镇压叛乱，大大有功。西边碑上是康熙特命礼部侍郎作的祭文，这两碑应该立在杭爱的坟墓前，可是坟墓也不知哪里去了。
　　 北阁以北的小山顶上荒草丛中，有一座不大像碑的碑。乍一看，似是一块断石;仔细一看，原来大有名堂。碑身上刻有明末清初畫家蓝瑛的梅花，碑额上有乾隆的题字。梅花本来给人孤高之感，刻在石上，更觉清冷。有几枝花朵还很清晰，花蕊历历可见。若不是明写着蓝瑛梅花石碑，这碑也许早带着几枝梅花去垫墙基屋角了，本来这种糊涂事是很多的。现在它守着半山迎春开了又谢，几树黄栌绿了又红，不知还要过多少春秋。燕园年年成千上万的人来去，看到这碑的人可能不多。不过，不看到也没有什么可遗憾。
　　 再往北到钟亭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我在这里走了千万遍。有时会想起培尔·金特在十字路口的遭遇，那铸纽扣的人拿着勺，要把他铸成一粒纽扣，还没有窟窿眼儿。十字路口的西北面有近几年立的蔡孑民先生像，西南面有一块正式的乾隆御碑。底座和碑边都雕满飞龙，以保护御笔。碑身是横放的长方形，两面有诗，并有天子之宝的御印。乾隆的字很熟练，但毫无秀气，比宋徽宗的瘦金体差远了。义山诗云：“古来才命两相妨。”像赵佶、李煜这样的人，只能是误为人主吧。
　　 从小山间下坡，眼前突然开阔。柳枝拂动，把淡淡的水光牵了上来。这就是未名湖了。过小桥，可见“德”“才”“兼”“备”“体”“健”“全”七座建筑。其中，健斋是座方形小楼，靠近湖边。住在楼中，可细览湖上寒暑晨昏各种景色。健斋旁有四扇石碑，一排站着，上刻两副对联：“画舫平临苹岸润，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澄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据说是和珅所题，原立在湖边石舫上的小楼门前，小楼毁后移至此。严格说来并不是碑。它写景很实，画舫指的是石舫，飞楼当指那已不复存在的舱楼。夹镜指湖，垂虹指桥，全都包括在内了。“平临苹岸”一句，“平”“苹”同音，不好。其实，“苹”字可以改作一个带草头的字，可用的字不少。
　　 从未名湖北向西，到西门内稍南的荷池，荷池不大，但夏来清香四溢，那沁人肺腑的气息到冬天似乎还可感觉。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荷池旁的草地上新立起一座极有意义的碑，它不评风花雪月，不记君恩臣功，而是概括了一段历史，这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碑原在昆明现云南师大校园中的一个角落里，除非特意寻找，很难看见。为了纪念那一段不平凡的日子，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作为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之一的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做了一件大好事，照原碑复制一碑立在此处。
　　 碑的正面是碑文，背面刻有为抵抗日本侵略，为保卫祖国而从军的学生名字。碑文系冯友兰先生撰写，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真乃兼数家之美。文章记述了西南联大建立的始末，并提出可纪念者四。首庆中华古国有不竭的生命力，“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次论三校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第三说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第四指出古人三次南渡未能北返，“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下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实可纪念。文章洋溢着一种爱国家、爱民族、爱理想的深情，看上去，真不觉得那是刻在一块冰冷的石头上。
　　 几十年来，碑文作者遭遇了各种批判、攻击乃至诋毁、诬蔑，在世界学者中实属罕见。一九八○年我到昆明，瞻仰此碑，曾信手写下一首小诗：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留住提炼了的过去/虽然你能证明历史/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也许待那“自己”变为历史以后，才会有别的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一个人在人生最后的铸勺里，化为一枚有窟窿眼儿的纽扣？
　　 每于夕阳西下，来这一带散步，有时荷风轻拂，有时雪色侵衣。常见人在认真地读那碑文，心中不免觉得安慰。于安慰中，又觉得自己很傻，别人也很傻，所有做碑的人都很傻。碑的作者和读者终将逝去，而“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不过，就凭这点傻劲儿，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还会有新的纪念碑，树立在苍烟落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