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向有“死要面子”的称号，这在学英语时介绍中西方文化差异听到过，而中国人自己也这么说。德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持他的外部形态和仪式的尊严这一欲望即他的“面子”。儒家君子专注于自己的外表，对别人掩饰自己。一向觉得如此地注重形式和面子确让人感到迂腐。而如此“死要面子”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或提倡所谓的“中庸”，“贵和”思想被年少，思想单薄的我认为是极其世俗，极其圆滑的处世方式，为有个性且正直的人所不齿。
　　曾经以为“中庸”和“八面玲珑”可以划等号：自上而下，把所有的人都讨好得服服帖帖，，如此的做人方式虽可建立所谓的和谐人际关系网，但自己的心灵应是不堪重负的吧。有时，我想，人若是把精力耗费在做人好坏这一纠缠不清，一时难以判断是非的樊笼，则无异于为自己画地为牢：千百个人你都迎合得了吗？曾经觉得：活者，与其为做人，不如为做事。审时度势，先搞清楚该做什么，该怎样去做，然后无怨无悔地去做，不求人知我心，但求己心自知。结局如何不必太在意，我已尽我心，已尽我力。但实际上，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贵和”思想从来就有重视伦理政治，轻视自然技艺，强调群体和谐，忽视个体自由的特点与弱点，即就是做人，建立一张和谐的人际关系网似乎比做事更为重要，如此提倡社会的群体和谐，怎能不损伤人的个性与独立进取精神呢。
　　如此注重人伦与人际关系网，究其原因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东方社会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结构，强调血缘纽带与家长制，在古代有建立在井田制，世袭制，分封制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中的官僚统治和专制主义大一统的皇权统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东方社会比较强调统一纪律与集权，提倡群体和谐。后来渐渐觉得提倡群体和谐的“贵和”儒家思想似乎并非是一味讨好别人毫无原则的老好人主义，“贵和”似乎和“顾全大局”有某种根深蒂固的联系，正因为这种紧密相连的情网才使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和稳定性。
　　儒家“贵和”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固然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尊重个体人格，但并非完全压抑个性的发展，不尊重个体人格。它有其强调个体人格独立的思想。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又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至理名言无不体现了个体闪光的人格。
　　基于这种重人伦重和谐人际关系的文化我们中国人民在办事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
　　按捺住对“贵和”思想的偏见，把目光重新投放在今天东亚经济的发展中，怎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由于东方社会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因而提倡人的自觉自律的道德，要求礼仪待人（而非迂腐的死要面子）和谐人际关系，对社会同于西方社会有义务感，责任感。不强调强调法律与契约，提倡规章制度秩序等理性的规律，西方人不讲“面子”，不拘“形式”一一切道德的非人际关都用外在的非系的“硬件”力量去约束，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责任，不论整体的协调。东亚经济在起飞时往往出现很多家庭企业，这是一种泛血缘关系的家庭式经营。在企业内部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指挥，使该企业形成团结，友爱，慈孝，尊长的内在凝聚力，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许多华人公司在东南亚经济起步时都是利用“家庭团队主义”从家庭企业发展起来的，在创业时都走过一段这样奋斗的道路。许多日本，韩国，新加坡学者都认为支配东亚经济发展的是所谓的“东亚企业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以儒家伦理为导向在企业内部提倡职工忠于公司，公司主动协调集体环境以内的各种关系与合作，使职工形成以公司为家的感情与凝聚力。
　　进一步明白“贵和”儒家思想不仅是圆滑的处世方式和形式上的“死要面子”，它更追求的是道德的崇高，人们心与心之间的关爱。当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社会，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或完成，随着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出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明显脱节严重错位的状况，主要表现是物欲横流，道德危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害关系掩盖和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与感情关系。
　　人生处世“以和为贵”，适可而止。儒家的处世哲学讲究“中庸之道”，“和谐”为怀，“礼之用，和为贵”，“允执其中”。因为有知道“过犹不及”的明智所以不走极端。谁说过分投入的热情一定为人们所折服呢？脉脉温情也足以温暖人心让人回味无穷。宋儒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后来朱熹对“中庸”提出了更简洁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今人冯友兰更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来评价儒学中的“中庸之道”。“中庸”是极高明的处世哲学，只有坚持中庸之道才能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好的人文环境，才能避免与克服极端主义。
　　儒家“贵和”思想有助于协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刺激与导向使得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及至地步：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不惜损坏他人的利益，纸醉金迷，贩毒吸毒，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灭绝人性，从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成为现代文明的一大毒瘤，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大公害。而儒家的“贵和”思想则为此毒瘤带来良方：使人人相爱彼此尊重发展未来的人类文明，协调和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关系，协调与重建现代人的伦理道德规范。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论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的两个基本原则。所谓“忠”，即指忠诚待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是指宽厚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者爱人”的两个不同方面。“忠恕之道”亦即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这是孔子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总的指导原则，总的伦理规范。但是社会是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包括不同侧面的，多种类型的人际关系。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又把“忠恕之道”分别概括表述为：仁，义，礼，智，圣，恭，宽，信，敏，惠等不同伦理规范。
　　贵和”思想有助于协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现代社会由于信息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结构日趋多极化，利益分配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因而社会将以个人或个性化的个人为主轴运行，但人是社会的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为了在21实现普遍和谐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必须用伦理道德规范协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儒家特别注重人的自我调控：待人谦恭有礼，不为人先留有余地。孔子非常谦恭好学，《论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他还经常教导弟子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在待人方面主张人与人相亲相爱而不失之于流俗。用忠厚容忍的心去与每个人感应。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中庸*问强章》）即为人处事遵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则，就将会和谐人与群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