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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想是办一份发出台湾声音的杂志。在他看来，中时、联合两大报系无法代表台湾
《中国时报》是司马文武新闻生涯的第一站，当时他主跑政治和外交。一次，《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听说美国要与台湾“断交”，立即让司马文武去做深入报道。很快，安全部门找上门来，问他从哪儿了解到这样的信息，要他把余纪忠供出来。
多年后回首这段日子，司马文武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不过是一名“文宣人员”。
和“警总”玩“猫和老鼠”
因为与“党外”人士走得太近，司马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游学归来，他在岛内媒体兜了一圈，最后还是选择“党外”杂志，走了一条异见者的道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台湾急速发展的年代。经济腾飞，中产阶级日渐壮大，他们强烈要求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台湾本土意识觉醒，台美断交，“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整个社会处在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兴奋和迷茫之中。
司马文武的理想是办一份发出台湾声音的杂志。在他看来，中时、联合两大报系无法代表台湾。
当时媒体要面临四大压力：警备总部、调查局、国民党文工会和军队政治系统，前两者杀伤力尤为强大。
办“党外”杂志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从采访秘密消息源、写稿到印刷、发行，都要偷偷摸摸，赶在查禁之前。
电话窃听，信件拦截，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司马和他的战友不得不经常换印刷厂，改变印刷时间；约稿时都有暗号，“我家里今天做了新菜，你来吧”……每一次在高速公路和大街小巷中的追逐，都像战斗一样。《纽约时报》曾以“Taiwan Magazines Play ‘Mice’ to the Censor’s ‘Cats’”为题，报道“党外”杂志生存的艰辛。
日子久了，“猫”和“老鼠”也开始有了接触，甚至发生了“共生多赢”局面。
根据当时台湾政府的制度，成功查禁“党外”杂志，警总情报人员就能领取奖金；印刷厂主动检举、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能领取10元奖金。
司马就先印2000本，让政府“查禁”。等印刷厂的检举和警总的查禁告一段落，才开始正式印刷和发行。
这样一来，情报人员和印刷厂都拿足奖金，“党外”杂志照常发行，发行量蒸蒸日上，没有一页广告(没企业敢在他们这儿登广告)，单靠发行就能养活自己。
时间一长，情报部门长官发觉情况不对：奖金越发越多，杂志也越禁越多。于是换了更厉害的人来查禁。
新一拨情报人员一来就抢书。司马干脆找来一些立委和记者，情报人员抢书，他们就拍下来，把照片登在下一期杂志上，结果这些情报人员不是被调走，就是请吃饭，说：“拜托别这样，大家都是为政府嘛！”
司马文武和他的战友试图和情报人员辩论，想知道到底哪一页、哪一行、哪一句违法了。让他们震惊的是，警总来查禁时，公文已经盖好章，内容空着，随便填，不然就是事先写好的一些语义含糊、笼统的原因，比如“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司马很奇怪，我们杂志还没印出来，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影响民心了？
两个“新闻局长”
党外杂志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一派是《美丽岛》为代表的行动派。《美丽岛》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在各大城市设立分社及服务处，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便在该地举行演讲会；另一派则是《八十年代》为代表的理论派，主张言论为主，不搞政治运动。
令司马文武失望的是，当时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界，不但没有站出来为“党外”杂志说话，很多学者干脆就是政府的喉舌，为查禁“党外”杂志寻找理论根据。
当时的“党外”媒体中，司马文武是少数英文好又是大报出身的资深传媒人之一，因此，很多国外记者来台湾，跑过政府机构后，就会找他了解情况。人们戏称台湾有两个“新闻局长”——台面上是宋楚瑜，台面下是司马文武。
正是透过与西方新闻记者的接触与互动，司马文武逐渐意识到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性。
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解除报禁。
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让司马觉得大功告成，可以安居乐业。
商业时代的困境
台湾社会在80年代末实现转型，“党外”势力走上前台，司马文武开始反思报业的职能。
戒严时期，媒体要争取新闻自由，现在讲求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以前只要有理想、有主张、有才气，就能成功，有的杂志原先没有读者，但只要它被查封，立刻成为英雄，杂志也立即大卖。现在没有警总来查禁了，办不下去的都是因为资金不足。
他和周天瑞、王健壮、王杏庆(南方朔)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杂志。他们认为解严之后，“党外”杂志就该功成身退，专业新闻杂志应该成为社会所需。他们认为既然财团可以办报，没道理我们就办不到，我们可是台湾最好的新闻人。
在《首都早报》时，他有过天真的想法：传媒不能被财团和政客控制，于是不要大老板，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以为这样最独立。后来才知道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
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首都早报》在1990年8月停刊。
最让他费心的是英文《台北时报》(《Taipei Times》)。他企图用这份报纸来向世界发出台湾的声音，可老板不这么想，为了降低采访成本，他要求直接将中文报道翻译成英文，甚至宁愿把这份报纸办成学英语的刊物。
执掌情报系统
司马文武没有加入民进党。在他看来，传媒人可以做政治新闻，但不能陷入党争之中，不能带着党派的眼光来工作。
他对国民党并没有太大的不满。他的很多研究生同学都进入了国民党官员体系。在他看来，那么多人在国民党做官，为什么整个党所表现的成果就那么差呢？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2000年，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陈水扁委托司马文武来写就职演讲辞。随后他便被委任为“国安会”副秘书长。
从一个被情报人员监视的异见者，到情报部门二当家，这中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过程？人们认为他从此被政府招安，背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
但在司马文武看来，去“国安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国安会”4年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明白了那些外交消息、军事情报背后的价值。这名曾经名震岛内的大记者甚至会去以色列考察军火。
在“国安会”任内，他不与记者交往，不写文章，不对外发言。
但是骨子里的记者情结，最终还是让他选择了离开。他总结出记者的一种特质，就是路见不平，总想行侠仗义，面对遮蔽，总想把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
2004年，陈水扁连任“总统”，司马文武重归新闻界。
专栏作家最过瘾
这一回，司马感到的却是陌生的窒息感。
政党轮替后的4年里，台湾媒体基本上已经在蓝绿阵营中就位。凶杀、暴力、色情开始成为新闻业的主旋律，媒体不再把社会正义奉为最大理想，转而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请他来做报社的顾问和专栏作家。在司马文武看来，当专栏作家最过瘾，可以主张理想、推销正义，又不必冲锋陷阵。
在体制内待了4年的司马文武对媒介也有了新的看法：批评不代表永远站在对立面，如果媒体要当“永远的反对者”，应该是所有政党都要批评，而不是为了反对执政党就同情在野党。
戒严时代的台湾记者都是知识分子，没名没利，后来一有机会，就跑去当官或者教书了。
很多次，他扪心自问，“这是一个正当行业”么？记者在社会上被人看低，是否还有必要从事这一行当呢？
他在心里盘算着：当年的同学经商的，不是健康出状况，就是家庭有问题；当教授的，帮助年轻人成长自己却未必成长；跑去当官的，为出头煞费苦心，就算当了政务官，没有任期保证，说不定哪天，一下就没了位子；当公务员的，一辈子在公文里打转，生命又有什么意义？
当记者，能够维持生活的品质，又可以为这个社会做有价值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中国时报》是司马文武新闻生涯的第一站，当时他主跑政治和外交。一次，《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听说美国要与台湾“断交”，立即让司马文武去做深入报道。很快，安全部门找上门来，问他从哪儿了解到这样的信息，要他把余纪忠供出来。
多年后回首这段日子，司马文武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不过是一名“文宣人员”。
和“警总”玩“猫和老鼠”
因为与“党外”人士走得太近，司马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游学归来，他在岛内媒体兜了一圈，最后还是选择“党外”杂志，走了一条异见者的道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台湾急速发展的年代。经济腾飞，中产阶级日渐壮大，他们强烈要求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台湾本土意识觉醒，台美断交，“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整个社会处在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兴奋和迷茫之中。
司马文武的理想是办一份发出台湾声音的杂志。在他看来，中时、联合两大报系无法代表台湾。
当时媒体要面临四大压力：警备总部、调查局、国民党文工会和军队政治系统，前两者杀伤力尤为强大。
办“党外”杂志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从采访秘密消息源、写稿到印刷、发行，都要偷偷摸摸，赶在查禁之前。
电话窃听，信件拦截，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司马和他的战友不得不经常换印刷厂，改变印刷时间；约稿时都有暗号，“我家里今天做了新菜，你来吧”……每一次在高速公路和大街小巷中的追逐，都像战斗一样。《纽约时报》曾以“Taiwan Magazines Play ‘Mice’ to the Censor’s ‘Cats’”为题，报道“党外”杂志生存的艰辛。
日子久了，“猫”和“老鼠”也开始有了接触，甚至发生了“共生多赢”局面。
根据当时台湾政府的制度，成功查禁“党外”杂志，警总情报人员就能领取奖金；印刷厂主动检举、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能领取10元奖金。
司马就先印2000本，让政府“查禁”。等印刷厂的检举和警总的查禁告一段落，才开始正式印刷和发行。
这样一来，情报人员和印刷厂都拿足奖金，“党外”杂志照常发行，发行量蒸蒸日上，没有一页广告(没企业敢在他们这儿登广告)，单靠发行就能养活自己。
时间一长，情报部门长官发觉情况不对：奖金越发越多，杂志也越禁越多。于是换了更厉害的人来查禁。
新一拨情报人员一来就抢书。司马干脆找来一些立委和记者，情报人员抢书，他们就拍下来，把照片登在下一期杂志上，结果这些情报人员不是被调走，就是请吃饭，说：“拜托别这样，大家都是为政府嘛！”
司马文武和他的战友试图和情报人员辩论，想知道到底哪一页、哪一行、哪一句违法了。让他们震惊的是，警总来查禁时，公文已经盖好章，内容空着，随便填，不然就是事先写好的一些语义含糊、笼统的原因，比如“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司马很奇怪，我们杂志还没印出来，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影响民心了？
两个“新闻局长”
党外杂志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一派是《美丽岛》为代表的行动派。《美丽岛》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在各大城市设立分社及服务处，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便在该地举行演讲会；另一派则是《八十年代》为代表的理论派，主张言论为主，不搞政治运动。
令司马文武失望的是，当时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界，不但没有站出来为“党外”杂志说话，很多学者干脆就是政府的喉舌，为查禁“党外”杂志寻找理论根据。
当时的“党外”媒体中，司马文武是少数英文好又是大报出身的资深传媒人之一，因此，很多国外记者来台湾，跑过政府机构后，就会找他了解情况。人们戏称台湾有两个“新闻局长”——台面上是宋楚瑜，台面下是司马文武。
正是透过与西方新闻记者的接触与互动，司马文武逐渐意识到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性。
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解除报禁。
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让司马觉得大功告成，可以安居乐业。
商业时代的困境
台湾社会在80年代末实现转型，“党外”势力走上前台，司马文武开始反思报业的职能。
戒严时期，媒体要争取新闻自由，现在讲求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以前只要有理想、有主张、有才气，就能成功，有的杂志原先没有读者，但只要它被查封，立刻成为英雄，杂志也立即大卖。现在没有警总来查禁了，办不下去的都是因为资金不足。
他和周天瑞、王健壮、王杏庆(南方朔)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杂志。他们认为解严之后，“党外”杂志就该功成身退，专业新闻杂志应该成为社会所需。他们认为既然财团可以办报，没道理我们就办不到，我们可是台湾最好的新闻人。
在《首都早报》时，他有过天真的想法：传媒不能被财团和政客控制，于是不要大老板，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以为这样最独立。后来才知道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
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首都早报》在1990年8月停刊。
最让他费心的是英文《台北时报》(《Taipei Times》)。他企图用这份报纸来向世界发出台湾的声音，可老板不这么想，为了降低采访成本，他要求直接将中文报道翻译成英文，甚至宁愿把这份报纸办成学英语的刊物。
执掌情报系统
司马文武没有加入民进党。在他看来，传媒人可以做政治新闻，但不能陷入党争之中，不能带着党派的眼光来工作。
他对国民党并没有太大的不满。他的很多研究生同学都进入了国民党官员体系。在他看来，那么多人在国民党做官，为什么整个党所表现的成果就那么差呢？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2000年，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陈水扁委托司马文武来写就职演讲辞。随后他便被委任为“国安会”副秘书长。
从一个被情报人员监视的异见者，到情报部门二当家，这中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过程？人们认为他从此被政府招安，背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
但在司马文武看来，去“国安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国安会”4年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明白了那些外交消息、军事情报背后的价值。这名曾经名震岛内的大记者甚至会去以色列考察军火。
在“国安会”任内，他不与记者交往，不写文章，不对外发言。
但是骨子里的记者情结，最终还是让他选择了离开。他总结出记者的一种特质，就是路见不平，总想行侠仗义，面对遮蔽，总想把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
2004年，陈水扁连任“总统”，司马文武重归新闻界。
专栏作家最过瘾
这一回，司马感到的却是陌生的窒息感。
政党轮替后的4年里，台湾媒体基本上已经在蓝绿阵营中就位。凶杀、暴力、色情开始成为新闻业的主旋律，媒体不再把社会正义奉为最大理想，转而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请他来做报社的顾问和专栏作家。在司马文武看来，当专栏作家最过瘾，可以主张理想、推销正义，又不必冲锋陷阵。
在体制内待了4年的司马文武对媒介也有了新的看法：批评不代表永远站在对立面，如果媒体要当“永远的反对者”，应该是所有政党都要批评，而不是为了反对执政党就同情在野党。
戒严时代的台湾记者都是知识分子，没名没利，后来一有机会，就跑去当官或者教书了。
很多次，他扪心自问，“这是一个正当行业”么？记者在社会上被人看低，是否还有必要从事这一行当呢？
他在心里盘算着：当年的同学经商的，不是健康出状况，就是家庭有问题；当教授的，帮助年轻人成长自己却未必成长；跑去当官的，为出头煞费苦心，就算当了政务官，没有任期保证，说不定哪天，一下就没了位子；当公务员的，一辈子在公文里打转，生命又有什么意义？
当记者，能够维持生活的品质，又可以为这个社会做有价值的事情，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