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学者傅国涌先生有名言曰“教育就是与美相遇”，这美，不在别处，在课文，在课堂，在课外，在评价。我很认同先生这个判断，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相遇。“来！来！来！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变成一个小孩。你不能教导小孩，除非是变成了一个小孩。”陶行知的《教师歌》里，一声又一声“来！来！来！”正是这相遇的写照。
不过，此刻写下的相遇，更多是指与民国课堂里的那些良师相遇。前一阵子因为《美的相遇》一书，把《过去的小学》《过去的中学》《过去的课堂》等书又翻出来，重读了部分篇章，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虽然有人指出，这“过去”的时代即民国时期，整体上民众受教育率并不高，一波又一波民国教材热实际是当代人对民国历史过滤后的一种“公共想象”，然而，从这些名家、大家的课堂回忆里，可以读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内涵与教育形态，至少，那时那地，在那个学生眼里心里，这些就构成了好的教育的生态。
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这问题大，答不好，“教育”当以“现象学”观之，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例，何况一个“好”字，貌似朴素，实则笼统。话说回来，于每个受教育的人而言，若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实实在在感受一个“好”字，也就够了，乃至口中未必能清楚说出“好”在哪里，但心里知道，如沐春风，乐在其中，如曾点所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多年来阐释者无数，但谁也不否认，这就是“好教育”的样子，不然，怎么连孔夫子都会说，“吾与点也”，孔子，那可是千秋万代景仰的良师。
曾点的课堂委实旷达，在天地之间，在美好的自然中，真是最好的教育。当然，这也殊为难得。所以，现在要说的，没有这么遥远阔大，只是从民国名家的课堂回忆说起，从课堂上的那一位位良师说起。
要说的第一位，是傅庚生老师。俗话说，文无第一。若要给民国课堂排个座次，可不比梁山上诸位好汉，实在是费思量，仅以实录论，倘若来个优质课评选，在我心里，傅先生《声声慢》一课，实在是首屈一指的。
在老学生张思之先生六十二年之后的回忆里，傅先生是这么出场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吟诵既毕，先生缓缓说道：李易安一阕《声声慢》，绝唱千古，不细细研读，不能有收益。试予析辨——
《声声慢》一词，开头十四个叠字，历来传诵，解读者也多。而傅先生的“析辨”，让张先生记了一辈子：
良人远行矣……但似有不信，依稀犹在，于是“寻寻”；寻之未见，疑果已离去，或匿诸室内（先生转身板书：著=之于），于是“觅觅”。觅者，寻之不得而细察也。屏后，榻下，遍觅终未得，是真的去了。此时、今后，闺中处处，能不“冷冷”？冷感既生，必觉“清清”。冷冷，肌肤之感，外也；清清，已入于心，内也。由外而内，冷清凝积，于是“凄凄”。凄清凝之于心而不堪承受，故继之以“惨惨”。凄凄惨慘，肝裂肠断，终之“戚戚”：伏枕而泣了。
自“寻寻”至“戚戚”，词人愁境，跃然纸上，且还没完：
先生于此稍顿，摁着讲台，环顾四周，继续阐释——
生离死别，初疑后信。步步写来，先后有序，巧用叠字，又无堆砌之弊，这是何等层次，何等笔力；由外及内，由浅入深，感生情积，描尽思妇心态，又是何其细腻！此等文字，高歌“怒发冲冠”，慨叹“樯橹灰飞烟灭”的大男子都不能写出。或出女儿天赋，但不经锤炼不能绝唱千古，而读者不能精研也难以达诂。
就不说坐在课堂听着这些阐发精微、生动传神的话语了，只是纸面上一过，便也豁然开朗，沉醉其中，难怪张先生说，这一节课让他一生受益。
我也想了，为何这一节课让张先生一生难忘，他从中到底学会了什么？“试予析辨”：
第一层次大概是知识，是对这首词的解读，傅先生短短的分析，紧贴字眼，体察人情，同具易安之笔力与细腻，可堪回味者多矣；第二层次是学问或读法，如何解读一首词，傅先生做了很好的示范，走入词人内心，感同身受，咬文嚼字，再有比较，旁征博引；再进一层还有做学问的态度，上来即开宗明义，“不细细研读，不能有收益”，最后又强调“不能精研也难以达诂”，其心切切，溢于言表，由此可见，傅先生把这课堂也是当学问做的，自己有了精研，来引导学生一同进入文学的领地。是否仅止于此？怕也不是，后来读过一份材料，说傅先生有句名言：“我要把一腔子热血，倒（卖）给识货的！”更有人说他是大“话”家，讲起课来，表情达意，生动深刻，看来张先生当时在课堂上领受到的更有傅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与潇洒风度，这就是为人师者的人格魅力了。
就傅庚生先生这节课，还有一点额外的想法，那就是关于课堂上的讲述。这些年都强调研究性学习，强调“自主、合作、探究”，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傅先生这个是不是知识传授呢？有人说傅先生教的是高中，多讲一点，可以接受。我倒是以为，“讲述”的要义不在年龄与学段，而是讲者的积累与功力，若所讲都为“干货”，又有何不可？讲述不等于灌输，多讲一点，带给学生的是更为辽阔的大千气象，激起的正是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这恰恰是“课改纲要”里明明白白写着的。
说到教师教学的态度，想到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教师不是抱着投机的态度敷衍了事，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人生的成长—— 一个稳定而且持续不断的工作服务。”傅庚生先生如是，另一位朱叔子先生亦如是。出版家邹韬奋先生回忆初中生活，最敬重的老师就是这位朱先生，他全身心地投入课堂，“上国文课时的起劲，更非笔墨所能形容”：
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显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无论哪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
“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这就是被邹先生冠名“大声疾呼”的国文课。朱先生的不投机，学生都看得出来，因为他批作文，也是同样的拼命态度，一篇一篇批评，遇到精彩处则又大声朗诵，这么一番批评与大声疾呼，学生们的确有了很多收获。较之另外的老师，这种不投机更为显明，邹先生说朱叔子先生的长处就是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改一个字都有道理，学生文章里只要有一句精彩的话，也不会被抹杀。 钱穆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遇到的国文先生童斐老师，也是不投机的。这位童老师很有意思，平常生活中庄严持重，学生均称之为“道学先生”，但等到上了讲台，“则俨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
“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为了教好学生，童老师也是拼了。那么，他拼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的内心与雅斯贝尔斯也有了连接，后者有论断：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童老师的表演并非一种教学的技术，而是他对教好学生这件事，本身有着最大的认同与投入，才使得他课上与课下，行事、风格判若两人。
后来，钱穆先生自己也教过小学，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教学故事。一个下雨天，钱穆说：“今天下雨，不能出门，你们坐在走廊里看雨，说说这是什么雨，这种雨与其他雨有何不同。”同学们各自根据自己的所知回答说，这是黄梅雨，并指出各有什么不同。讨论完毕后，由学生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章。烟雨江南，黄梅雨往往一下就持续不断，学生们也只能成天呆在教室里，钱穆就安排学生在课堂上依次分别给大家讲故事，可以是自己听来的，也可以是自己亲眼所见的。学生们都非常踊跃，竞相发言。这样根据各人讲的故事写出来的作文便应有尽有，学生们原先对作文的恐惧一扫而光，都以上作文课写作文为一件快乐的事。课下常常有学生问：今天是不是又要写作文了？历时半年，这些四年级的小学生，最短的能写出几百字的作文，最多的已能写千字文了。从畏写到会写再到乐写，大师的小学生作文课，上得好——差不多与当下语文学科素养相通：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还有审美鉴赏与创造。钱先生，真是良师中的良师。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李希贵校长的话厚道，“我们的学校不是教学科的，是教学生的。”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知识，更是学习成人，民国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一课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良师，就是带着一群孩子，一起学习，慢慢长大，“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翻阅过去的课堂，看这些名家的教育回忆，这是很直接的印象，也是很显著的收获。回忆里的这些良师，他们自己有一个完整的精神生活，同时将学生带入一个完整的精神生活。
说到良师的精神生活，尤为难忘的有这么一位，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这位先生的精彩课堂活动就不谈了，值得说的是一件放在今天完全无法复制的“壮举”——当时，南开中学的国文课，从初一到高三，教材全是学校自编的，主编者之一正是孟先生。先生的学生朱永福在回忆里直言：对比当时的其他国文教材及以后屡经改变的语文教材，（这套教材）是最好的一套语文教材，充分完成了“情操的陶冶”与“写作能力的提高”。教材好不好，如今我们也没必要计较了，单就“自编”这回事，已经足够让人目瞪口呆又不禁心向往之了。
同为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陶光先生则给学生留下了“一点师”的佳话。陶先生对作业批改详细，学生往往从中获益。有一次，一位同学的作文开头一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陶老师课堂讲评时，在“的”字后面加个逗号，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一个逗点，四两拨千斤，让整个情景都变活了，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丰子恺先生有幅漫画，题款是袁枚的一句诗，“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天真烂漫的两个小孩，问向面前的一位老师，老师背着双手，似笑非笑，大概，正在思考如何应答吧。春草细生，春燕归来，在春天的大地，师生间问对相谈，是最好的教育场景。如果所有的教育，都能有如此盎然春意，学生是有福的，教师也是有福的。其实，教育对学生而言，是一种“精神命运”，任何一位老师，也在这种精神命运之中，并不能全部把握，更别说控制，可是，一位良师，至少会努力在与这种命运较量而后妥协的过程中，挤出一些可能的缝隙，让光透进来。
傅国涌先生讲得好，“师者范也，师不一定高过学生，但是师要提供示范，就是透过老师的性情、个性、情怀去影响学生”，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是良师身上的力量和美德，会长久留在学生心里，这就是价值的传递。几年前，赵越胜先生写周辅成先生的《燃灯者》流布甚广，良师就是一位燃灯者，“其伟大的工作就是擦亮火柴，点燃讲台下面那些还没有被点亮的灯”，也像吴非老师说的，学生的一生中有几盏灯始终亮着，良好的习惯就能延续到永久，这些亮起的灯，就该由他生命里的那些老师点燃。
那，最后再讲一个关于“点燃”的故事吧。
大数学家苏步青先生在求学生涯中，曾先后有过要成为文学家、历史学家的念想，最终他成了数学家，何以故？因为中学二年级时，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志向的杨霁朝老师。杨老师的第一节课没有讲数学题，而是将学习数学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苏步青深受触动，彻夜难眠，这之后，杨老师的数學课堂的确别具一格，深深吸引了他，每次数学竞赛，他都取得了好名次：
课本里的习题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不断讨习题做，引起杨老师的格外关注。有一回，杨霁朝老师将一本日本杂志上的数学题拿给我做。有几道题确实很难，我一时不知如何下手。严冬的深夜，空荡荡的教室如冰窖一样，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发犟脾气，不得出答案，就不回宿舍……不知不觉我被引入了数学王国的大门。
苏步青先生彻底被点燃了，他暮年忆旧，以极富数学情趣的语言写道，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往往曲折，这曲折又来自许许多多偶然，某一天，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瞬间的思想火花，随时都可能构成微妙的点，而这些点，连成了人生的路线。
美国教育学者帕克·帕尔默说“好的教学是对学生的一种深情款待”，杨先生就用自己的教学款待了正在人生关键期的苏先生，这款待，不仅造就了当时的苏先生，更是给了他此后一生的深情凝望。这世上，一切一切的良师，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了吧？而当我们与良师相遇，所激励、鼓舞、唤醒的，也就是向着这最好的“深情款待”努力吧？
与良师相遇，与美相遇。教育，就是与美相遇。
不过，此刻写下的相遇，更多是指与民国课堂里的那些良师相遇。前一阵子因为《美的相遇》一书，把《过去的小学》《过去的中学》《过去的课堂》等书又翻出来，重读了部分篇章，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虽然有人指出，这“过去”的时代即民国时期，整体上民众受教育率并不高，一波又一波民国教材热实际是当代人对民国历史过滤后的一种“公共想象”，然而，从这些名家、大家的课堂回忆里，可以读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内涵与教育形态，至少，那时那地，在那个学生眼里心里，这些就构成了好的教育的生态。
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这问题大，答不好，“教育”当以“现象学”观之，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例，何况一个“好”字，貌似朴素，实则笼统。话说回来，于每个受教育的人而言，若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实实在在感受一个“好”字，也就够了，乃至口中未必能清楚说出“好”在哪里，但心里知道，如沐春风，乐在其中，如曾点所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多年来阐释者无数，但谁也不否认，这就是“好教育”的样子，不然，怎么连孔夫子都会说，“吾与点也”，孔子，那可是千秋万代景仰的良师。
曾点的课堂委实旷达，在天地之间，在美好的自然中，真是最好的教育。当然，这也殊为难得。所以，现在要说的，没有这么遥远阔大，只是从民国名家的课堂回忆说起，从课堂上的那一位位良师说起。
要说的第一位，是傅庚生老师。俗话说，文无第一。若要给民国课堂排个座次，可不比梁山上诸位好汉，实在是费思量，仅以实录论，倘若来个优质课评选，在我心里，傅先生《声声慢》一课，实在是首屈一指的。
在老学生张思之先生六十二年之后的回忆里，傅先生是这么出场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吟诵既毕，先生缓缓说道：李易安一阕《声声慢》，绝唱千古，不细细研读，不能有收益。试予析辨——
《声声慢》一词，开头十四个叠字，历来传诵，解读者也多。而傅先生的“析辨”，让张先生记了一辈子：
良人远行矣……但似有不信，依稀犹在，于是“寻寻”；寻之未见，疑果已离去，或匿诸室内（先生转身板书：著=之于），于是“觅觅”。觅者，寻之不得而细察也。屏后，榻下，遍觅终未得，是真的去了。此时、今后，闺中处处，能不“冷冷”？冷感既生，必觉“清清”。冷冷，肌肤之感，外也；清清，已入于心，内也。由外而内，冷清凝积，于是“凄凄”。凄清凝之于心而不堪承受，故继之以“惨惨”。凄凄惨慘，肝裂肠断，终之“戚戚”：伏枕而泣了。
自“寻寻”至“戚戚”，词人愁境，跃然纸上，且还没完：
先生于此稍顿，摁着讲台，环顾四周，继续阐释——
生离死别，初疑后信。步步写来，先后有序，巧用叠字，又无堆砌之弊，这是何等层次，何等笔力；由外及内，由浅入深，感生情积，描尽思妇心态，又是何其细腻！此等文字，高歌“怒发冲冠”，慨叹“樯橹灰飞烟灭”的大男子都不能写出。或出女儿天赋，但不经锤炼不能绝唱千古，而读者不能精研也难以达诂。
就不说坐在课堂听着这些阐发精微、生动传神的话语了，只是纸面上一过，便也豁然开朗，沉醉其中，难怪张先生说，这一节课让他一生受益。
我也想了，为何这一节课让张先生一生难忘，他从中到底学会了什么？“试予析辨”：
第一层次大概是知识，是对这首词的解读，傅先生短短的分析，紧贴字眼，体察人情，同具易安之笔力与细腻，可堪回味者多矣；第二层次是学问或读法，如何解读一首词，傅先生做了很好的示范，走入词人内心，感同身受，咬文嚼字，再有比较，旁征博引；再进一层还有做学问的态度，上来即开宗明义，“不细细研读，不能有收益”，最后又强调“不能精研也难以达诂”，其心切切，溢于言表，由此可见，傅先生把这课堂也是当学问做的，自己有了精研，来引导学生一同进入文学的领地。是否仅止于此？怕也不是，后来读过一份材料，说傅先生有句名言：“我要把一腔子热血，倒（卖）给识货的！”更有人说他是大“话”家，讲起课来，表情达意，生动深刻，看来张先生当时在课堂上领受到的更有傅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与潇洒风度，这就是为人师者的人格魅力了。
就傅庚生先生这节课，还有一点额外的想法，那就是关于课堂上的讲述。这些年都强调研究性学习，强调“自主、合作、探究”，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傅先生这个是不是知识传授呢？有人说傅先生教的是高中，多讲一点，可以接受。我倒是以为，“讲述”的要义不在年龄与学段，而是讲者的积累与功力，若所讲都为“干货”，又有何不可？讲述不等于灌输，多讲一点，带给学生的是更为辽阔的大千气象，激起的正是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这恰恰是“课改纲要”里明明白白写着的。
说到教师教学的态度，想到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教师不是抱着投机的态度敷衍了事，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人生的成长—— 一个稳定而且持续不断的工作服务。”傅庚生先生如是，另一位朱叔子先生亦如是。出版家邹韬奋先生回忆初中生活，最敬重的老师就是这位朱先生，他全身心地投入课堂，“上国文课时的起劲，更非笔墨所能形容”：
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显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无论哪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
“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这就是被邹先生冠名“大声疾呼”的国文课。朱先生的不投机，学生都看得出来，因为他批作文，也是同样的拼命态度，一篇一篇批评，遇到精彩处则又大声朗诵，这么一番批评与大声疾呼，学生们的确有了很多收获。较之另外的老师，这种不投机更为显明，邹先生说朱叔子先生的长处就是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改一个字都有道理，学生文章里只要有一句精彩的话，也不会被抹杀。 钱穆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遇到的国文先生童斐老师，也是不投机的。这位童老师很有意思，平常生活中庄严持重，学生均称之为“道学先生”，但等到上了讲台，“则俨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
“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为了教好学生，童老师也是拼了。那么，他拼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的内心与雅斯贝尔斯也有了连接，后者有论断：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童老师的表演并非一种教学的技术，而是他对教好学生这件事，本身有着最大的认同与投入，才使得他课上与课下，行事、风格判若两人。
后来，钱穆先生自己也教过小学，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教学故事。一个下雨天，钱穆说：“今天下雨，不能出门，你们坐在走廊里看雨，说说这是什么雨，这种雨与其他雨有何不同。”同学们各自根据自己的所知回答说，这是黄梅雨，并指出各有什么不同。讨论完毕后，由学生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章。烟雨江南，黄梅雨往往一下就持续不断，学生们也只能成天呆在教室里，钱穆就安排学生在课堂上依次分别给大家讲故事，可以是自己听来的，也可以是自己亲眼所见的。学生们都非常踊跃，竞相发言。这样根据各人讲的故事写出来的作文便应有尽有，学生们原先对作文的恐惧一扫而光，都以上作文课写作文为一件快乐的事。课下常常有学生问：今天是不是又要写作文了？历时半年，这些四年级的小学生，最短的能写出几百字的作文，最多的已能写千字文了。从畏写到会写再到乐写，大师的小学生作文课，上得好——差不多与当下语文学科素养相通：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还有审美鉴赏与创造。钱先生，真是良师中的良师。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李希贵校长的话厚道，“我们的学校不是教学科的，是教学生的。”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知识，更是学习成人，民国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一课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良师，就是带着一群孩子，一起学习，慢慢长大，“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翻阅过去的课堂，看这些名家的教育回忆，这是很直接的印象，也是很显著的收获。回忆里的这些良师，他们自己有一个完整的精神生活，同时将学生带入一个完整的精神生活。
说到良师的精神生活，尤为难忘的有这么一位，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这位先生的精彩课堂活动就不谈了，值得说的是一件放在今天完全无法复制的“壮举”——当时，南开中学的国文课，从初一到高三，教材全是学校自编的，主编者之一正是孟先生。先生的学生朱永福在回忆里直言：对比当时的其他国文教材及以后屡经改变的语文教材，（这套教材）是最好的一套语文教材，充分完成了“情操的陶冶”与“写作能力的提高”。教材好不好，如今我们也没必要计较了，单就“自编”这回事，已经足够让人目瞪口呆又不禁心向往之了。
同为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陶光先生则给学生留下了“一点师”的佳话。陶先生对作业批改详细，学生往往从中获益。有一次，一位同学的作文开头一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陶老师课堂讲评时，在“的”字后面加个逗号，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一个逗点，四两拨千斤，让整个情景都变活了，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丰子恺先生有幅漫画，题款是袁枚的一句诗，“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天真烂漫的两个小孩，问向面前的一位老师，老师背着双手，似笑非笑，大概，正在思考如何应答吧。春草细生，春燕归来，在春天的大地，师生间问对相谈，是最好的教育场景。如果所有的教育，都能有如此盎然春意，学生是有福的，教师也是有福的。其实，教育对学生而言，是一种“精神命运”，任何一位老师，也在这种精神命运之中，并不能全部把握，更别说控制，可是，一位良师，至少会努力在与这种命运较量而后妥协的过程中，挤出一些可能的缝隙，让光透进来。
傅国涌先生讲得好，“师者范也，师不一定高过学生，但是师要提供示范，就是透过老师的性情、个性、情怀去影响学生”，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是良师身上的力量和美德，会长久留在学生心里，这就是价值的传递。几年前，赵越胜先生写周辅成先生的《燃灯者》流布甚广，良师就是一位燃灯者，“其伟大的工作就是擦亮火柴，点燃讲台下面那些还没有被点亮的灯”，也像吴非老师说的，学生的一生中有几盏灯始终亮着，良好的习惯就能延续到永久，这些亮起的灯，就该由他生命里的那些老师点燃。
那，最后再讲一个关于“点燃”的故事吧。
大数学家苏步青先生在求学生涯中，曾先后有过要成为文学家、历史学家的念想，最终他成了数学家，何以故？因为中学二年级时，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志向的杨霁朝老师。杨老师的第一节课没有讲数学题，而是将学习数学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苏步青深受触动，彻夜难眠，这之后，杨老师的数學课堂的确别具一格，深深吸引了他，每次数学竞赛，他都取得了好名次：
课本里的习题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不断讨习题做，引起杨老师的格外关注。有一回，杨霁朝老师将一本日本杂志上的数学题拿给我做。有几道题确实很难，我一时不知如何下手。严冬的深夜，空荡荡的教室如冰窖一样，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发犟脾气，不得出答案，就不回宿舍……不知不觉我被引入了数学王国的大门。
苏步青先生彻底被点燃了，他暮年忆旧，以极富数学情趣的语言写道，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往往曲折，这曲折又来自许许多多偶然，某一天，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瞬间的思想火花，随时都可能构成微妙的点，而这些点，连成了人生的路线。
美国教育学者帕克·帕尔默说“好的教学是对学生的一种深情款待”，杨先生就用自己的教学款待了正在人生关键期的苏先生，这款待，不仅造就了当时的苏先生，更是给了他此后一生的深情凝望。这世上，一切一切的良师，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了吧？而当我们与良师相遇，所激励、鼓舞、唤醒的，也就是向着这最好的“深情款待”努力吧？
与良师相遇，与美相遇。教育，就是与美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