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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5岁开始接触陶瓷，现在88岁半，因此，可以说，我一生一世与古陶瓷结缘。时有同志要我写字“瓷缘”。说句笑谈，这两个字搁在我身上是非常贴切的。
一、关于明初龙泉窑青瓷
研讨会上诸位先生的发言很好。大家讨论，这些明初龙泉青瓷器物是否为官窑器。上一次的龙泉窑会议我没有参加，所以情况不太了解。但是，今天(2010年11月15日)通过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徐军先生的介绍了解到，龙泉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洪武、永乐时期的官器，特别是盘类器物，其纹饰和造型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泉窑瓷器都一样。所以，诸位介绍的，不管是龙泉窑枫洞岩窑遗址还是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器物，都是为宫廷专门烧造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见文献记载，是大家的共识。
龙泉窑青瓷的传世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洪武时期的洪武年款器物，是一件刻字“洪武元年”兽纽印章，还有无款有刻花的梅瓶，不见有永乐年款器。早年我在新加坡曾见有刻“宣德七年七月吉日造天顺府用”凸花凤尾尊一件完整器，“明景泰五年……”凸花凤尾尊一件，另有刻元代“泰定四年丁卯岁仲秋吉日谨题”凸花凤尾尊一件，上述三件造型、釉色、纹饰相近，同一风格，这足以说明元末明初龙泉窑器物的特征基本相同，以上是关于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问题的补充。
二、关于北京四件出土的洪武瓷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韩鸿业同志介绍了北京四中出土的瓷器标本，他介绍的是第二次出土的瓷器标本情况。但1981年北京四中第一次出土瓷器的标本较第二次要多得多，主要是釉里红和龙泉青瓷，其造型有盘、罐、执壶、梅瓶的残件，如各式把柄、口流和瓶颈部、腹部的残件等，是我的助手陈华莎女士首先发现的，她当时就报告北京市文物局。随后，她的同事岳守训(现已去世)，也去收集了一些，后来也有社会上的人去收集。当时，北京市文物局下达规定不准插手收集，但是也没有正式发掘。后来这些东西大部分就散失了。
北京四中在西皇城根，原名四存中学，民国时期由国民党的将领张荫梧所创建。现在，四中虽然经过改造，但是原来遗址的大门还保留着，位于现在西什库大街，面对北大医院。
北京地区明陵也有早期龙泉窑炉、瓶出土。
三、关于明洪武瓷研究起始的历史情况
诸位同志谈了许多明洪武瓷的特点，我不再重复，我下面谈一下亲身经历的一些历史情况。
上个世纪前半叶，将今天定为明洪武瓷的这一部分瓷器都定为元代。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北京曾经是元大都所在地，就认为这些东西就是元代的；二是因为这些列为洪武的器物一般粗大厚重，例如，大尊有66厘米高，大盘口径有60厘米，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与西亚有关，就将这些东西与元蒙人的形象相臆想地联系，认为元蒙人高大，其使用的东西也应该是这样高大的风格。
明洪武时期的器物，青花和釉里红的发色都不太好，工艺也比较粗，精细的器物比较少，当年大部分都流落在街上，不管是油盐店，卖菜的、水果的、果子干的，回民卖年糕的、卖炸糕的、卖凉粉的那里，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当然都是残器，许多玉壶春瓶都没有颈部。有些大罐，上部残了，就扣过来，堵上东西当大盆使，当时不重视这些东西，都很便宜。不要说远的，就说50年前的天津外贸库房里也有这些东西，而且都不当珍贵东西看待，当然，主要是残器。由于这种情况，对这些器物的年份都不太确认，并不认为它们就是明洪武时期的器物，而认为是元代的东西，这也同明洪武时期的器物绝大多数无款有关，所以一段时期内，辨别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除了上面提到的龙泉窑洪武年款的器物以外，还有在江西南昌也遇到过一件有洪武年款的器物，是一件青白釉小罐，刻有“洪武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款，是在江西玉山县发现的。这是我所见到的有洪武年款的两件器物。
民国时期，在市场土多见的是“枢府”青白釉瓷，基本看不到元代青花器物以及洪武时期的完整器，而现在对元代青花等感兴趣，元代的东西，包括元青花越来越多，都出来了，而民国时期，除了至正十一年的一对龙纹象耳瓶外，不见其他品种的元代器物。对这一现象，我也很奇怪，也莫名其妙。据我的回忆和观察，不仅是北京一地，外地也少有元代和明洪武时期的瓷器，这种情况是极特殊的。可能与当时的收藏家——那时不称收藏家，而称为玩主——玩主们喜欢清代器物有关。那时，玩家们喜欢康熙的郎窑红、豇豆红、青花、五彩等，而洪武的东西没人欣赏，大家都不去注意它，古玩店里也根本就没有这些器物。
今天，对洪武瓷感兴趣，开始研究它，是与几个历史情况分不开的，这里回顾一下：
首先，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在1964年出土了明洪武瓷，有白釉红彩的龙纹盘、外酱釉里蓝釉凸龙盘残片，还有永乐、宣德和“空白期”的标本，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先生研究后，于1976年在《文物》上发表文章谈洪武瓷。“文革”后，1980年国家文物局为培养当时文博系统十分缺乏的文物鉴定人才，在南京博物院办高级班，我去讲了一个月的课，上午、下午和晚上连着讲，我当时把明故宫出土的标本都看了，增加了好多知识。
其次，还有一个历史情况。民国时期，英国大使馆有一位文化参赞艾惕斯先生，他喜欢中国古代瓷器，当时常常到琉璃厂转，也买一些小东西。1949年以后，他回国了。大约在“文革”结束后，他又到北京任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大使，这时他级别高了，接待规格也有所不同。他到故宫来找冯先铭先生，谈他在回到英国这段时间里，研究英国人收藏的洪武瓷的心得。当时，对故宫藏的现在认为是洪武时期的瓷器，如军持、大盘、玉壶春瓶和执壶等器物，我们仍然是认为是元代的。他把元代和明洪武大盘子内壁和内底的花卉纹饰，与《本草纲目》等文献相对照分析，辨认出花卉纹样的名称，艾惕斯先生将这些心得同冯先生探讨，讨论明洪武瓷与元代瓷不同的方面。他将自己的心得同冯先生探讨以后，开始研究明洪武瓷和元代瓷器的不同之处，逐渐将故宫收藏的明洪武瓷从元代瓷器中剥离出来，但是仍然有几件是列为元代的，大部分的时代都改为明洪武时期了。后来，冯先铭、李辉炳和王莉英到景德镇去过，那时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尚未发掘过，洪武地层还没有发现。只是发掘出成化彩瓷残片，由故宫取回，景德镇还没有研究元明瓷器的学者。由冯先铭等将出土物带回北京，为故宫研究增添新资料。
四、关于洪武瓷的情况
明洪武瓷的几次出土，上面北京四中的是一次。当时出土的除了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和龙泉窑青瓷以外，还有大量的水银，这是皇家库房所在地“西什库”是无疑的，但是，这一遗址没有保存下来，很可惜。 其次，我们今天看到南京市博物馆收藏有早年明墓出土的釉里红松竹梅纹梅瓶和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大家对这两件器物的时代是元代还是明洪武的，直到今天一直还在讨论。这两件梅瓶的造型不太一样，它们的时代确实值得好好讨论。
还有，上海博物馆有一件釉里红龙纹双耳瓶，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它们龙纹的纹样互相对称，应该是一对器物。它们的时代是元代还是洪武也曾经有过讨论。景德镇御窑厂曾出土过有“永乐元年”和“永乐四年”年款瓶的口部标本，其器型发色同这两件瓶子相似。但是，现在上述这两件瓶子的时代定在洪武时期。
说到明洪武瓷还要提到的就是南京明故宫广场出土的标本。1980年时，明故宫仍是个大空场，中午休息时，学员们去那里捡瓷片，捡回来就是一桶、一盆的残件标本，每天都可以捡到很多，基本都是白釉瓷和民窑青花等，有白釉瓷盘、碗、爵残器，有罐盖，口径有约三十余厘米，可见罐子有多大。还有白瓷瓦当、滴水和砖等，有些建筑构件有釉里红的，也有铁绘的釉下褐彩，同安徽凤阳明中都出土的建筑构件是一样的，就拿到班上来结合实物讲课，还有琉璃建筑标本。后来，199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又出土了“赏赐”铭梅瓶，赏赐二字字以铁为着色剂。北京故宫同样也有以铁为着色剂的景德镇产品，是一件神佛的宝座，不是清官旧藏，而是后来的征集品，宣武门旧货市场发现的。它的成色同釉里红很相似，原来认为它就是釉里红，但是，发色呈黑褐色，这件东西2010年做了仪器检测，不是青花，也不是釉里红，而是以铁元素作着色剂的器物。谈到以铁为着色剂的器物，数量不多，原来没有重视，景德镇早有青白釉褐斑纹枕，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也有一件五代景德镇窑青白釉褐斑蝴蝶纹瓷枕，小型的脉枕，上面的褐斑也是铁作着色剂。说明景德镇早有这种用铁做着色剂来描绘纹饰的传统，他们应该都是一个系统的东西。
谈谈今天观摩的瓷器标本，有洪武时期的蓝釉、红釉、外酱釉内蓝釉标本，以前国内没有看到过这些品种的完整器。明故宫也出土过内蓝釉外酱釉的品种，还有外白里黑釉、黄釉、青白瓷都有发现，今天都看到了。这些残件可以和文献相吻合，它们都是祭器。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五色土，是由于向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的神祗祭祀的需要，单色釉瓷也是同这样的祭祀有关。今天观摩到的洪武时期标本还有红绿彩瓷，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内蒙古出土的元代五彩高足杯是两类东西，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高足杯等器物可以说是最早的珐琅彩瓷。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工艺相对比较粗糙的洪武五彩在菲律宾也有出土。景德镇发现有高足杯。当然，这一类器物是否就是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到的“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呢?大家都在讨论。
上海博物馆藏的类似元代五彩器物，近年也有新出土物，有精美少见的沥粉工艺。要跟大家提个醒，现有作新器的情况，也有的是使用元景德镇影青瓷，上面做新的装饰，也有利用明清德化白瓷来仿造的情况，在社会上都有出现。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是说洪武瓷，这些情况也同洪武瓷有联系，洪武瓷也有新仿的，开始是做釉里红的盏托，后来也做执壶、玉壶舂瓶、大尊，开始做得不好，后来做的不错，这情况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现在有些东西仿造得真好，确是逼真。这里只是向大家传达一个信息。
北京故宫收藏中有三件器物，洪武红釉高足碗、盘和梨式壶，我们定为一级品。北京故宫收藏的红釉龙纹盘，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各有一件。它是1938年前后，我的老师孙瀛洲先生在上海收购的，来源是江苏扬州一带，所以到现在，扬州都出东西，这是地区文化特色。当时这些器物很便宜，老师买了以后，就存放了起来，抗美援朝时期捐献了一次，交给北京市，出售以后的钱款捐给抗美援朝。后来分两次捐献给了故宫。1956年又一次捐献，将全部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都捐给了北京故宫。对于这几件红釉器物的时代，曾经有过几次反复。一段时间看到元代，一段时间又看洪武，后来又有反复，实际上就是确定不了他们的时代，有时也称作元末明初，原因之一就是洪武瓷上面部没有年款。今天，虽然大家对洪武的器物特征有了一些共识，但是也还需要再追溯，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那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刚才提到的明洪武的红釉瓷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台湾鸿禧博物馆、香港天民楼都有收藏，美国堪纳斯尔纳尔逊博物馆藏有外酱釉里蓝釉高足碗。
经常见到的洪武器物还有青白釉瓷，上面有刻花卉纹刻龙纹的，例如山东邹县鲁荒王墓出土的梅瓶和罐，梅瓶我没有见过，罐子看到过。罐的胎体厚重，刻有龙纹、凤纹，风格粗犷，这些器物原来都认为是元代的，但是出在洪武墓葬中，沐英墓出土的青花梅瓶也是这种情况，这些器物到底是元代的还是明洪武时期的，还值得好好研究。
元青花现在有好几种论调，荒唐的是有人说元青花是从定窑那里来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再如，关于元青花上的人物纹，有一种说法，认为元蒙统治者怎么可能把汉族人画在瓷器上面呢?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还有刚才看到釉里红梅瓶上松竹梅纹的画法。这是受元代画家柯九思和李珩所画竹子的影响，竹子和松树画得都有动态，这是画瓷器的“艺术家们”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所绘纹饰有元代遗风。
五、关于文章的抄袭与错误问题
咱们今天在南京艺术学院开会，这是大学，是传播知识的地方，要“求真务实”的对待知识。所以关于抄袭的问题，我觉得要讲一下。现在的文章都有大量的抄袭现象，这不是正常学风，今天在这里要再次提出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过去有人写文章，不了解情况就写，别人又来引用、抄袭，影响很坏。拿洪武瓷来说，有人写文章，一是说洪武瓷故宫收藏不多，还有是说台北故宫没有洪武瓷，这都是错误沦调，在社会上再被流传，就误了正事，妨碍了我们对洪武瓷的研究。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实事求是的去了解，不了解的我们就不写。今天对洪武瓷，也应该用认真地态度来研究。
今天我谈的洪武瓷，都是小问题，不是从造型、纹样、工艺等古陶瓷方面来谈，这些问题诸位同志已经都谈了很多，我仅仅谈了知道的一些历史情况，这次会开的很好，因为时间关系，就谈到这里。
一、关于明初龙泉窑青瓷
研讨会上诸位先生的发言很好。大家讨论，这些明初龙泉青瓷器物是否为官窑器。上一次的龙泉窑会议我没有参加，所以情况不太了解。但是，今天(2010年11月15日)通过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徐军先生的介绍了解到，龙泉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洪武、永乐时期的官器，特别是盘类器物，其纹饰和造型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泉窑瓷器都一样。所以，诸位介绍的，不管是龙泉窑枫洞岩窑遗址还是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器物，都是为宫廷专门烧造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见文献记载，是大家的共识。
龙泉窑青瓷的传世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洪武时期的洪武年款器物，是一件刻字“洪武元年”兽纽印章，还有无款有刻花的梅瓶，不见有永乐年款器。早年我在新加坡曾见有刻“宣德七年七月吉日造天顺府用”凸花凤尾尊一件完整器，“明景泰五年……”凸花凤尾尊一件，另有刻元代“泰定四年丁卯岁仲秋吉日谨题”凸花凤尾尊一件，上述三件造型、釉色、纹饰相近，同一风格，这足以说明元末明初龙泉窑器物的特征基本相同，以上是关于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问题的补充。
二、关于北京四件出土的洪武瓷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韩鸿业同志介绍了北京四中出土的瓷器标本，他介绍的是第二次出土的瓷器标本情况。但1981年北京四中第一次出土瓷器的标本较第二次要多得多，主要是釉里红和龙泉青瓷，其造型有盘、罐、执壶、梅瓶的残件，如各式把柄、口流和瓶颈部、腹部的残件等，是我的助手陈华莎女士首先发现的，她当时就报告北京市文物局。随后，她的同事岳守训(现已去世)，也去收集了一些，后来也有社会上的人去收集。当时，北京市文物局下达规定不准插手收集，但是也没有正式发掘。后来这些东西大部分就散失了。
北京四中在西皇城根，原名四存中学，民国时期由国民党的将领张荫梧所创建。现在，四中虽然经过改造，但是原来遗址的大门还保留着，位于现在西什库大街，面对北大医院。
北京地区明陵也有早期龙泉窑炉、瓶出土。
三、关于明洪武瓷研究起始的历史情况
诸位同志谈了许多明洪武瓷的特点，我不再重复，我下面谈一下亲身经历的一些历史情况。
上个世纪前半叶，将今天定为明洪武瓷的这一部分瓷器都定为元代。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北京曾经是元大都所在地，就认为这些东西就是元代的；二是因为这些列为洪武的器物一般粗大厚重，例如，大尊有66厘米高，大盘口径有60厘米，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与西亚有关，就将这些东西与元蒙人的形象相臆想地联系，认为元蒙人高大，其使用的东西也应该是这样高大的风格。
明洪武时期的器物，青花和釉里红的发色都不太好，工艺也比较粗，精细的器物比较少，当年大部分都流落在街上，不管是油盐店，卖菜的、水果的、果子干的，回民卖年糕的、卖炸糕的、卖凉粉的那里，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当然都是残器，许多玉壶春瓶都没有颈部。有些大罐，上部残了，就扣过来，堵上东西当大盆使，当时不重视这些东西，都很便宜。不要说远的，就说50年前的天津外贸库房里也有这些东西，而且都不当珍贵东西看待，当然，主要是残器。由于这种情况，对这些器物的年份都不太确认，并不认为它们就是明洪武时期的器物，而认为是元代的东西，这也同明洪武时期的器物绝大多数无款有关，所以一段时期内，辨别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除了上面提到的龙泉窑洪武年款的器物以外，还有在江西南昌也遇到过一件有洪武年款的器物，是一件青白釉小罐，刻有“洪武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款，是在江西玉山县发现的。这是我所见到的有洪武年款的两件器物。
民国时期，在市场土多见的是“枢府”青白釉瓷，基本看不到元代青花器物以及洪武时期的完整器，而现在对元代青花等感兴趣，元代的东西，包括元青花越来越多，都出来了，而民国时期，除了至正十一年的一对龙纹象耳瓶外，不见其他品种的元代器物。对这一现象，我也很奇怪，也莫名其妙。据我的回忆和观察，不仅是北京一地，外地也少有元代和明洪武时期的瓷器，这种情况是极特殊的。可能与当时的收藏家——那时不称收藏家，而称为玩主——玩主们喜欢清代器物有关。那时，玩家们喜欢康熙的郎窑红、豇豆红、青花、五彩等，而洪武的东西没人欣赏，大家都不去注意它，古玩店里也根本就没有这些器物。
今天，对洪武瓷感兴趣，开始研究它，是与几个历史情况分不开的，这里回顾一下：
首先，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在1964年出土了明洪武瓷，有白釉红彩的龙纹盘、外酱釉里蓝釉凸龙盘残片，还有永乐、宣德和“空白期”的标本，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先生研究后，于1976年在《文物》上发表文章谈洪武瓷。“文革”后，1980年国家文物局为培养当时文博系统十分缺乏的文物鉴定人才，在南京博物院办高级班，我去讲了一个月的课，上午、下午和晚上连着讲，我当时把明故宫出土的标本都看了，增加了好多知识。
其次，还有一个历史情况。民国时期，英国大使馆有一位文化参赞艾惕斯先生，他喜欢中国古代瓷器，当时常常到琉璃厂转，也买一些小东西。1949年以后，他回国了。大约在“文革”结束后，他又到北京任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大使，这时他级别高了，接待规格也有所不同。他到故宫来找冯先铭先生，谈他在回到英国这段时间里，研究英国人收藏的洪武瓷的心得。当时，对故宫藏的现在认为是洪武时期的瓷器，如军持、大盘、玉壶春瓶和执壶等器物，我们仍然是认为是元代的。他把元代和明洪武大盘子内壁和内底的花卉纹饰，与《本草纲目》等文献相对照分析，辨认出花卉纹样的名称，艾惕斯先生将这些心得同冯先生探讨，讨论明洪武瓷与元代瓷不同的方面。他将自己的心得同冯先生探讨以后，开始研究明洪武瓷和元代瓷器的不同之处，逐渐将故宫收藏的明洪武瓷从元代瓷器中剥离出来，但是仍然有几件是列为元代的，大部分的时代都改为明洪武时期了。后来，冯先铭、李辉炳和王莉英到景德镇去过，那时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尚未发掘过，洪武地层还没有发现。只是发掘出成化彩瓷残片，由故宫取回，景德镇还没有研究元明瓷器的学者。由冯先铭等将出土物带回北京，为故宫研究增添新资料。
四、关于洪武瓷的情况
明洪武瓷的几次出土，上面北京四中的是一次。当时出土的除了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和龙泉窑青瓷以外，还有大量的水银，这是皇家库房所在地“西什库”是无疑的，但是，这一遗址没有保存下来，很可惜。 其次，我们今天看到南京市博物馆收藏有早年明墓出土的釉里红松竹梅纹梅瓶和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大家对这两件器物的时代是元代还是明洪武的，直到今天一直还在讨论。这两件梅瓶的造型不太一样，它们的时代确实值得好好讨论。
还有，上海博物馆有一件釉里红龙纹双耳瓶，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它们龙纹的纹样互相对称，应该是一对器物。它们的时代是元代还是洪武也曾经有过讨论。景德镇御窑厂曾出土过有“永乐元年”和“永乐四年”年款瓶的口部标本，其器型发色同这两件瓶子相似。但是，现在上述这两件瓶子的时代定在洪武时期。
说到明洪武瓷还要提到的就是南京明故宫广场出土的标本。1980年时，明故宫仍是个大空场，中午休息时，学员们去那里捡瓷片，捡回来就是一桶、一盆的残件标本，每天都可以捡到很多，基本都是白釉瓷和民窑青花等，有白釉瓷盘、碗、爵残器，有罐盖，口径有约三十余厘米，可见罐子有多大。还有白瓷瓦当、滴水和砖等，有些建筑构件有釉里红的，也有铁绘的釉下褐彩，同安徽凤阳明中都出土的建筑构件是一样的，就拿到班上来结合实物讲课，还有琉璃建筑标本。后来，199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又出土了“赏赐”铭梅瓶，赏赐二字字以铁为着色剂。北京故宫同样也有以铁为着色剂的景德镇产品，是一件神佛的宝座，不是清官旧藏，而是后来的征集品，宣武门旧货市场发现的。它的成色同釉里红很相似，原来认为它就是釉里红，但是，发色呈黑褐色，这件东西2010年做了仪器检测，不是青花，也不是釉里红，而是以铁元素作着色剂的器物。谈到以铁为着色剂的器物，数量不多，原来没有重视，景德镇早有青白釉褐斑纹枕，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也有一件五代景德镇窑青白釉褐斑蝴蝶纹瓷枕，小型的脉枕，上面的褐斑也是铁作着色剂。说明景德镇早有这种用铁做着色剂来描绘纹饰的传统，他们应该都是一个系统的东西。
谈谈今天观摩的瓷器标本，有洪武时期的蓝釉、红釉、外酱釉内蓝釉标本，以前国内没有看到过这些品种的完整器。明故宫也出土过内蓝釉外酱釉的品种，还有外白里黑釉、黄釉、青白瓷都有发现，今天都看到了。这些残件可以和文献相吻合，它们都是祭器。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五色土，是由于向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的神祗祭祀的需要，单色釉瓷也是同这样的祭祀有关。今天观摩到的洪武时期标本还有红绿彩瓷，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内蒙古出土的元代五彩高足杯是两类东西，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高足杯等器物可以说是最早的珐琅彩瓷。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工艺相对比较粗糙的洪武五彩在菲律宾也有出土。景德镇发现有高足杯。当然，这一类器物是否就是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到的“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呢?大家都在讨论。
上海博物馆藏的类似元代五彩器物，近年也有新出土物，有精美少见的沥粉工艺。要跟大家提个醒，现有作新器的情况，也有的是使用元景德镇影青瓷，上面做新的装饰，也有利用明清德化白瓷来仿造的情况，在社会上都有出现。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是说洪武瓷，这些情况也同洪武瓷有联系，洪武瓷也有新仿的，开始是做釉里红的盏托，后来也做执壶、玉壶舂瓶、大尊，开始做得不好，后来做的不错，这情况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现在有些东西仿造得真好，确是逼真。这里只是向大家传达一个信息。
北京故宫收藏中有三件器物，洪武红釉高足碗、盘和梨式壶，我们定为一级品。北京故宫收藏的红釉龙纹盘，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各有一件。它是1938年前后，我的老师孙瀛洲先生在上海收购的，来源是江苏扬州一带，所以到现在，扬州都出东西，这是地区文化特色。当时这些器物很便宜，老师买了以后，就存放了起来，抗美援朝时期捐献了一次，交给北京市，出售以后的钱款捐给抗美援朝。后来分两次捐献给了故宫。1956年又一次捐献，将全部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都捐给了北京故宫。对于这几件红釉器物的时代，曾经有过几次反复。一段时间看到元代，一段时间又看洪武，后来又有反复，实际上就是确定不了他们的时代，有时也称作元末明初，原因之一就是洪武瓷上面部没有年款。今天，虽然大家对洪武的器物特征有了一些共识，但是也还需要再追溯，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那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刚才提到的明洪武的红釉瓷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台湾鸿禧博物馆、香港天民楼都有收藏，美国堪纳斯尔纳尔逊博物馆藏有外酱釉里蓝釉高足碗。
经常见到的洪武器物还有青白釉瓷，上面有刻花卉纹刻龙纹的，例如山东邹县鲁荒王墓出土的梅瓶和罐，梅瓶我没有见过，罐子看到过。罐的胎体厚重，刻有龙纹、凤纹，风格粗犷，这些器物原来都认为是元代的，但是出在洪武墓葬中，沐英墓出土的青花梅瓶也是这种情况，这些器物到底是元代的还是明洪武时期的，还值得好好研究。
元青花现在有好几种论调，荒唐的是有人说元青花是从定窑那里来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再如，关于元青花上的人物纹，有一种说法，认为元蒙统治者怎么可能把汉族人画在瓷器上面呢?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还有刚才看到釉里红梅瓶上松竹梅纹的画法。这是受元代画家柯九思和李珩所画竹子的影响，竹子和松树画得都有动态，这是画瓷器的“艺术家们”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所绘纹饰有元代遗风。
五、关于文章的抄袭与错误问题
咱们今天在南京艺术学院开会，这是大学，是传播知识的地方，要“求真务实”的对待知识。所以关于抄袭的问题，我觉得要讲一下。现在的文章都有大量的抄袭现象，这不是正常学风，今天在这里要再次提出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过去有人写文章，不了解情况就写，别人又来引用、抄袭，影响很坏。拿洪武瓷来说，有人写文章，一是说洪武瓷故宫收藏不多，还有是说台北故宫没有洪武瓷，这都是错误沦调，在社会上再被流传，就误了正事，妨碍了我们对洪武瓷的研究。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实事求是的去了解，不了解的我们就不写。今天对洪武瓷，也应该用认真地态度来研究。
今天我谈的洪武瓷，都是小问题，不是从造型、纹样、工艺等古陶瓷方面来谈，这些问题诸位同志已经都谈了很多，我仅仅谈了知道的一些历史情况，这次会开的很好，因为时间关系，就谈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