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崇祯，一上台就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各地民变四起，关外满洲频扰，兵饷不断增加，哪里都需要花钱，国库却越来越空虚，甚至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内外交困的崇祯，大致使用了以下几个办法：
　　一是改革币制。崇祯十六年下半年，户部司务蒋臣上疏，提出币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尽快确定方案并颁行天下；详细核计新钞旧币的换算办法；新钞制作要精美；跟老百姓兑换新钞时要讲究诚信；早开铸局；设置高官来管理等。崇祯批示赶紧实行，并指示户部和工部即刻去办，还要求相关部门10天向自己汇报一次。不料第二年初夏李自成攻进北京，这项工程最终半途而废。
　　二是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其一是增加赋税，在多如牛毛的赋税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崇祯十六年十月十一日，皇帝颁令开征烟酒税。原先烟酒属于政府专卖，但私贩现象非常普遍。现在明文规定，禁令解除了，但是在一两银子的交易额中要拿出三钱来上税，如有偷税漏税，除烟酒没收外，还要依律治罪。其二是卖官、赎罪。有人上书说，以前生员花钱进学，享受不到和正规生员同样的待遇，名字不列入官府序列中，捐学的人兴趣不大，因此，建议每年在固定名额之外增加十之一二，每名纳银二百两，和其他生员一起参加考试，成绩只论高下，不做取舍；关于花钱赎罪，以前，逆案、赃多未完者、封疆失事者均不许花钱赎罪，刑部奏本，请求从宽，允许衙门里犯罪的胥吏皂役们交钱减刑。崇祯同意了这个方案，但担心赎罪钱被中途截流，交不到自己手上，特意强调：京内赎买，需到刑部交钱；外埠的，由抚按查等收取，需先行到刑部交纳，不能跟其他收入搞混了。这些开源措施，目标只有一个：搞钱。至于卖官和赎罪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根本就顾不上考虑了。越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政府就越要与民争利；越是与民争利，政治就越走向腐败。饮鸩止渴，本为延缓生命，而实际上却加速了死亡的进程。
　　在节流方面，崇祯表现出更高的姿态，不但多次下“罪己诏”自我反省，而且以身作则。他还事无巨细地要求人们不能擅自穿用“红紫衣履”，普通老百姓不能随便穿绫罗绸缎、佩带金银首饰等。
　　其三，号召大臣和皇亲国戚们主动捐款。明朝官员工资不高，一个七品知县年薪不过45两银子。募捐条令颁布出去，人们并不积极。皇帝催逼得越紧，官僚们把自己的腰包捂得越严实。三月十日，崇祯派太监徐本正到太康伯张国纪、嘉定伯周奎家里借钱，前者是前任皇帝的老丈人，后者是崇祯的老丈人。父以女荣，平时搂起钱来，向来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现在要往外挤，却一个个面露难色。后来，周奎勉强拿出两千两银子，并给皇后写了一封亲笔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徐本正仰天长叹：“您可是皇上的至亲啊，怎能如此吝啬？万一朝廷倒了，积蓄再多的财产又有什么用？”
　　徐本正的话的确有道理。可为什么从皇帝到臣子，在这唇亡齿寒的危急关头，依然一毛不拔？看来，一定有比唇亡齿寒更可怕的因素。这种因素，恐怕就是由极度的贫富不均造成的不安全感。明朝末年，一方面，连年灾患，大饥荒在全国不断蔓延，老百姓只能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吃人肉；另一方面，官僚乡绅大量聚积米粮、财富，死也不肯拿出来。穷人为了生存去抢，富人生怕陷入困窘死死抓住不放。挨饿的和需要“减肥”的都处于一种强烈的疾病状态中，所有的人都要抓住点什么东西，才能缓解内心的紧张。
　　内廷混乱至此，社会困顿至此，崇祯的经济改革最终没能成功，恐怕是命里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