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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众的见面，就是最终完成了一部电影的成长
转眼之间，2017年又临近尾声。
这一年的11月21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国内公映。而这距它2016年10月29日在東京国际电影节的全球首映，已整整过去了一年多。
从上映到下线，也是转眼之间。即使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它和观众的见面，就是最终完成了一部电影的成长。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先生发表于1943年的小说，讲述的是抗战时期的重庆，一个名叫树华的农场里发生的一些生活琐事。老舍先生笔下的农场，就像是整个中国人情社会的缩影。故事里每个人的应变与取舍、争斗与放弃，也都源于深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世俗伦理文化。
其实老舍先生比较知名的那些代表作，影视作品都已做过改编。翻到这一篇的时候让人觉得意外。这篇小说跟他一贯的风格和语体不太一样，好像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有一腔愤懑之情。他这个小说，无论是对丁务源这种八面玲珑的人物、尤大兴这种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对秦妙斋这种流氓艺术家，都在讽刺和批判。
很显然这跟时代忧虑有关，或者说，在故事背后，它有一个精神基调，它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代气氛中的一曲挽歌。小说在讲述一个平淡故事背后释放出的深意，并没有因为隔了久远的年代和时间，而让人觉得有距离感。
看完这个篇幅短小的故事，我在想，中国文化的传统带给我们的只是这样不堪的东西吗？面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为什么无能为力？
这显然是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文化结构的问题。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懂事，所谓懂事是要懂人情世故，要知礼尚往来，要会拿捏分寸。该说的话才去说，不该说的千万别吱声。你要懂得这个。正面去理解，这肯定是件好事：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赋予每个人都可能具有的优雅品质。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它恐怕也会带来问题。比如丁主任这种人，他只讲面子人情，善于周旋应对，这套人际交往中的“术”，慢慢被熏陶演化成了我们潜意识里的东西。表面上一团和气，其实怀里揣着一把利剑。好多人说丁主任好像也不是一个坏人，但是最终，他恶的一面显示了锋芒。他是非常阴狠的。
中国人说只取中道，不执两端。这种处世态度既有智慧，同时也可能是两头伤人的大棒。老舍先生的这篇小说对中国文化构造里面的人和事，有他自己的观察和批判。艺术作品应该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它给我们切开人生与社会的横断面，剖析它的肌理。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有通过艺术作品，才能获得这种认知上的清晰感受，因为日常生活里再深刻的教训，也未必见得这么直接有效。
老舍先生当然有理由表达他的愤懑和忧虑，他通过这样一个作品让我们有机会反省和观察，自己在这个文化肌理里面到底扮演了谁。比如尤大兴，虽然他在为人处世的方法上简单粗暴了一些，但他总觉得只要自己把事情做好了，别人就应该看到这个好。但在我们的文化逻辑里面，这只是一厢情愿。所以丁务源这样的人，才能够非常游刃有余地在现实中谋求他的生存之道。一场换主任的风波，让他像动物一样一下子警觉起来，去各种场合完成他一盘大棋的谋划设计。等棋局走到了尽头，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弃子。对他再没有可利用价值的人，他马上把对方扫地出门。
尤大兴这个人物确实让人感慨。当时读小说的时候，真难以置信这是出自老舍先生笔下的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中描绘的他那个样子，谢了顶，几缕发丝飘在冷风中，面色枯槁，穿着破破烂烂没个体统。对他太太明霞的描写，同样笔触刻薄，不留情面。
电影尽量去掉原作小说里的主观性色彩。电影希望做到的，是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不会天然地感觉是在同情知识分子：看他多可怜，为他鸣不平。电影把距离尽量拉远了一点，去探讨这个人物身上的局限性：他有这么好的妻子，但他跟她没有任何情感沟通；他对工人那么粗暴，动不动开除；他指派别人做这做那，打心底里又瞧不起这些世俗凡人。
电影尽量做到和每个人物都保持这种距离。
属于旧时代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样一个老旧的故事，在声光暗影中，那些属于旧时代的人，也像幽灵般活动了起来。他们凝视着我们，并不在意我们怎么去理解。
电影导演处女作首战告捷，《不成问题的问题》 2016年斩获两座金马，2017年，这部在常规认知里被贴上“学院”、“文艺”标签的电影实现了公映，虽然排期不长，但口碑不俗，这一完整闭环的实现，似乎给今后同一类型的华语电影昭示了一个更加光明的可能性。如果不执导《问题》，梅峰也许永远不会去当导演，如果《问题》没有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梅峰也许永远不会再拍下一部电影。但现在，开关已经按下，时间已经开始，一位杰出的编剧，正行走在成为杰出导演的道路之上。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
转眼之间，2017年又临近尾声。
这一年的11月21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国内公映。而这距它2016年10月29日在東京国际电影节的全球首映，已整整过去了一年多。
从上映到下线，也是转眼之间。即使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它和观众的见面，就是最终完成了一部电影的成长。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先生发表于1943年的小说，讲述的是抗战时期的重庆，一个名叫树华的农场里发生的一些生活琐事。老舍先生笔下的农场，就像是整个中国人情社会的缩影。故事里每个人的应变与取舍、争斗与放弃，也都源于深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世俗伦理文化。
其实老舍先生比较知名的那些代表作，影视作品都已做过改编。翻到这一篇的时候让人觉得意外。这篇小说跟他一贯的风格和语体不太一样，好像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有一腔愤懑之情。他这个小说，无论是对丁务源这种八面玲珑的人物、尤大兴这种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对秦妙斋这种流氓艺术家，都在讽刺和批判。
很显然这跟时代忧虑有关，或者说，在故事背后，它有一个精神基调，它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代气氛中的一曲挽歌。小说在讲述一个平淡故事背后释放出的深意，并没有因为隔了久远的年代和时间，而让人觉得有距离感。
看完这个篇幅短小的故事，我在想，中国文化的传统带给我们的只是这样不堪的东西吗？面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为什么无能为力？
这显然是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文化结构的问题。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懂事，所谓懂事是要懂人情世故，要知礼尚往来，要会拿捏分寸。该说的话才去说，不该说的千万别吱声。你要懂得这个。正面去理解，这肯定是件好事：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赋予每个人都可能具有的优雅品质。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它恐怕也会带来问题。比如丁主任这种人，他只讲面子人情，善于周旋应对，这套人际交往中的“术”，慢慢被熏陶演化成了我们潜意识里的东西。表面上一团和气，其实怀里揣着一把利剑。好多人说丁主任好像也不是一个坏人，但是最终，他恶的一面显示了锋芒。他是非常阴狠的。
中国人说只取中道，不执两端。这种处世态度既有智慧，同时也可能是两头伤人的大棒。老舍先生的这篇小说对中国文化构造里面的人和事，有他自己的观察和批判。艺术作品应该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它给我们切开人生与社会的横断面，剖析它的肌理。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有通过艺术作品，才能获得这种认知上的清晰感受，因为日常生活里再深刻的教训，也未必见得这么直接有效。
老舍先生当然有理由表达他的愤懑和忧虑，他通过这样一个作品让我们有机会反省和观察，自己在这个文化肌理里面到底扮演了谁。比如尤大兴，虽然他在为人处世的方法上简单粗暴了一些，但他总觉得只要自己把事情做好了，别人就应该看到这个好。但在我们的文化逻辑里面，这只是一厢情愿。所以丁务源这样的人，才能够非常游刃有余地在现实中谋求他的生存之道。一场换主任的风波，让他像动物一样一下子警觉起来，去各种场合完成他一盘大棋的谋划设计。等棋局走到了尽头，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弃子。对他再没有可利用价值的人，他马上把对方扫地出门。
尤大兴这个人物确实让人感慨。当时读小说的时候，真难以置信这是出自老舍先生笔下的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中描绘的他那个样子，谢了顶，几缕发丝飘在冷风中，面色枯槁，穿着破破烂烂没个体统。对他太太明霞的描写，同样笔触刻薄，不留情面。
电影尽量去掉原作小说里的主观性色彩。电影希望做到的，是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不会天然地感觉是在同情知识分子：看他多可怜，为他鸣不平。电影把距离尽量拉远了一点，去探讨这个人物身上的局限性：他有这么好的妻子，但他跟她没有任何情感沟通；他对工人那么粗暴，动不动开除；他指派别人做这做那，打心底里又瞧不起这些世俗凡人。
电影尽量做到和每个人物都保持这种距离。
属于旧时代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样一个老旧的故事，在声光暗影中，那些属于旧时代的人，也像幽灵般活动了起来。他们凝视着我们，并不在意我们怎么去理解。
电影导演处女作首战告捷，《不成问题的问题》 2016年斩获两座金马，2017年，这部在常规认知里被贴上“学院”、“文艺”标签的电影实现了公映，虽然排期不长，但口碑不俗，这一完整闭环的实现，似乎给今后同一类型的华语电影昭示了一个更加光明的可能性。如果不执导《问题》，梅峰也许永远不会去当导演，如果《问题》没有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梅峰也许永远不会再拍下一部电影。但现在，开关已经按下，时间已经开始，一位杰出的编剧，正行走在成为杰出导演的道路之上。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