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一直对陕北采取军事和新闻封锁，诋毁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和中伤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这反而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对共产党的浓厚兴趣，身为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哈里森·福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位。1944年6月，他随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
　　1945年福尔曼回国后便急不可待地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又译为《北行漫记》）一书。这部作品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
　　“毛泽东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不可接近的神灵，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导思想的唯一源泉，他的话也不是不可置疑的法律”。福尔曼在《北行漫记》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实行的是集体领导。
　　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他的会客室是一個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福尔曼描写道：小孩子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泽东对他们不加注意。通过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毛泽东，福尔曼得出这样的判断：“毛泽东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不可接近的神灵，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导思想的唯一源泉，他的话也不是不可置疑的法律。不可否认，毛的观点和建议对政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这些只被看作是供共产党领导成员讨论和最终批准的基础，而这些领导人决不是些人云亦云的人。因此，毛公开发表言论前，先要经过仔细的构思，然后得到他党内同事的修改。这样，最后的定稿是党委集体的意见，不只代表毛个人的观点。”
　　福尔曼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福尔曼是从民兵武装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指出：“220万民兵是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产党武装起来的人民。在我看来，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共产党的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因为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能会长期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和一支强加的军队。这是举世公理。”福尔曼还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问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如何解决分歧的问题。朱德认真回答说：“我们不愿意考虑中国的内战，我们当然也不会挑起这样的战争。……国民党如果企图重开内战，那么这场战争便不仅仅是对付共产党，而且是对付全中国人民，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向全中国人民宣战。”
　　福尔曼还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对于八路军参加大生产运动，福尔曼感到新奇。他指出：“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的，任何接触过八路军的人都不会怀疑，正是与人民的这种鱼水之情，才使得八路军在这场靠缴获或土造的武器进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
　　百闻不如一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得福尔曼豁然开朗。1944年9月21日，福尔曼在晋绥汾阳前线的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的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现在最好的一个证明，即你们都有武器，如果人民怕八路军，或八路军怕人民，八路军就不会给人民枪支。这次参观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人民都武装起来了。”“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最后，他和其他记者们一齐高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就这样，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