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
　　一次与一位日本学者聊天，听说我是湖南人，并且喜欢研究晚清的历史，便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晚清湖南人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
　　看来，东瀛也有懂中国近代问题的人啊。我想了想，说：“不仅是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你们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呢。”
　　看到日本学者感到困惑，我解释说，我指的是湖南邵阳人魏源。梁启超先生就曾持此观点，说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所刺激”。
　　大而言之，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小而言之，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受到湖乡文化的影响。
　　前者自不必说，后者则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日本开国的影响中见其一斑。当被革职流放的林则徐在1841年6月的那个夏夜，在镇江的船上，把手中积攒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交给魏源，让他编纂《海国图志》，完成未竟之业的时候，他们两人都不曾料到，直到他们去世，《海国图志》也没有打开中国人的心扉，相反却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惊世骇俗主张出版的《海国图志》在遭到守旧势力一片喊“烧”之声，而仅仅印刷了千册左右！但1851年，日本人抓住了这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从停靠在长崎的一艘中国商船中检获该书三部。一时间在日本人中产生了如沐春风之感。在偷运此书四年后，日本又直接盗版该书。盗版了15次之多、价格狂升三倍的《海国图志》遂成为日本当时的畅销书。日本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后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恰恰是日本盗版该书的当年，美国的柏利舰队敲开了日本大门。
　　魏源能够首先打开眼界看世界且提出惊世骇俗的创新主张并非偶然，而是千年湖乡文化积淀的结果。
　　魏源自称“荆楚以南”的“积感之民”，其思想基础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结。这是湖乡文化在近代能够陡然崛起的重要基因。比较有意思的是，湖乡文化之起源并不是湖南人，而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发出悲愤之声的人。自屈原（虽为湖北楚人，但主要著作和思想都在流放湖南中完成，并自投于湖南汨罗江）在湖南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之悲号以来，湖乡文化的底蕴即已定调。
　　汉代被贬入湘的洛阳人贾谊在此继续主张政治经济的改革。此后，有江西九江人陶渊明向往世外桃源，跑到湖南西北，畅想美好的生活。又有唐代杜甫、李白、柳宗元大家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北宋范仲淹更是在此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慨叹。
　　至南宋，湖乡文化开始真正形成，理学在此兴盛。湖南道县人周敦颐虽建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但其《爱莲说》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所阐明的知识分子人格具有湖南精英独特的一种自清情怀。张栻和朱熹在城南书院（今长沙湖南一师）对话，在岳麓书院会讲，辩论三日三夜，创中国古典文化之盛举。
　　自此，岳麓书院成为了湖乡文化的载体。听大儒们讲座时，“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以上学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湖南人，但是，他们共同为湖乡文化的积攒了深厚的根基。
　　明代衡阳人王船山（夫之）是真正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他的实学思想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潮发展的第一个巅峰，实学思想主张学术、政治应面对现实。王夫之有个令人震惊的主张：“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这是公然反对家天下的传统立国精神。
　　正是王夫之的崛起，导致晚清湖乡文化具有了可以效法的对象。晚清湖南人纷纷以王夫之为鼻祖，并且代代相荫相承。先有陶澍、贺长龄、魏源，他们从经世济民而发展到打开国人的视界。继而有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曾纪泽，他们以卓绝的努力，挑起中国现代化的重担。后又有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熊希龄，他们或以自己的头颅，或以自己的毕生精力，致力于一国之改革、革命和振兴。最后产生了改变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从而最终完成了自强之使命。迭次兴起的湖南名人，在晚清之衰世最终创造了湖乡文化全面解救中国文化危机的局面。
　　晚清湖乡文化之兴起，除了上述文化传承的基因外，也来自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鸦片战争及随后的外国入侵，为湖乡文化的复兴创造了第一个机遇，而太平天国的兴起又为洋务派的出山创造了直接的机会。
　　由是观之，是积淀千年的湖乡文化为晚清中国的自强创造了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