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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亮长篇小说《朝霞》
2016年，我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性批评难题就是，针对杰出文学批评家吴亮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朝霞》（载《收获》长篇专号2016年春夏卷），应该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吴亮曾经在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纵横驰骋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依凭着那一篇篇才华横溢的批评文字，吴亮在积极推进新时期文学的同时，也形塑完善着自身批评家的出色形象。但不知道出于何种缘故，或许与1980年代后期的那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有关，进入1990年代之后，身为文学批评家的吴亮渐渐淡出了文学界。与此相伴生的另一个事实就是，一位更多倾心于美术批评的艺术批评家的诞生。在逐渐远离了文学批评之后，吴亮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到了美术批评之上，并且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点，自有被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的那一册《吴亮自选集》为证。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而跻身于艺术批评的行列，社会身份如此转换自如者，吴亮虽称不上是绝无仅有，却也属罕见之列。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有吴亮那种超乎群伦的写作才气在做支撑。实际上，此后吴亮文学写作的数度转型，也同样是源于他那种逼人才气的缘故。2011年8月，《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对于出生于1955年的吴亮来说，70年代，是他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长篇回忆录的写作出版，从文学文体的层面上说，无疑具有双重意义。它的问世，一方面标志着吴亮散文写作才能的具备，另一方面，倘若联系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朝霞》，那么，《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写作出版，其实预示着作为小说家的吴亮的即将登场亮相。虽然文体差异非常明显，但无论是被书写表达的地域还是时间，《朝霞》与《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共同处都是无法被忽视的。就地域而言，二者的故事都发生在上海，就时间来说，虽然《朝霞》的书写范围很显然要大于这部长篇回忆录，但70年代的记忆构成了二者的共同核心，却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尽管并无明确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依循文本出现的先后顺序加以推断，长篇回忆录《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毋庸置疑地构成了长篇小说《朝霞》的前文本。就文体的特性来说，回忆录要求所讲述的事件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有丝毫的虚构成分。这就规限了《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叙述只能够绝对地忠实于吴亮自己70年代的成长经历，排斥虚构成分的存在。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一个非虚构自传文本的存在，为长篇小说《朝霞》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提供了起码的生活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与《朝霞》之间的内在关联，绝对不容忽视。
应该注意到，截止到《朝霞》问世，吴亮最起码已经完成了文学批评家、艺术批评家、散文家与小说家这四种不同身份转换。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文学批评家转换身份从事小说写作，既有着明显的优势，也有必须克服的思维定势。虽然文学批评一贯被视为审美活动，但究其根本，文学批评写作还是一种逻辑性写作，是一种充满理性色彩的分析认知活动，它所依赖的，实际上是批评家的理性分析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举凡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都应该具备突出的理性分析能力。然而，更多地强调想象虚构的小说写作，所依凭的，却是作家对于生活对象的捕捉感受能力，以及如何才能够将生活转化为语言艺术作品的艺术构型能力。因此，文学批评家转换身份從事小说写作需要克服的，也正是这种过分依赖理性分析的思维定势。但在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转而从事小说写作的身份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有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就刘勰的本意来说，这位“操千曲”与“观千剑”者，不是其他人，正是以品鉴评判文学作品的艺术成败为根本志业的文学批评家。只有首先能够入得了自己的法眼，这小说文本方才有望通过检验而进一步获得与社会公众谋面的机会。毫无疑问地，吴亮正是如此一位曾经“操千曲”与“观千剑”拥有异常丰富审美实践的杰出批评家。那么这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吴亮，当他终于转换身份从事小说写作之后，他在长篇小说《朝霞》中为自己择定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
据一种未经证实的可信传言，吴亮之所以会忽然心血来潮地转而写作以“文革”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朝霞》，是因为受到了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写作大获成功的启示。作为一位出色的文学刊物资深编辑，金宇澄在多年远离小说写作后猛然爆发，以书写上海的一部长篇小说《繁花》而获致特别成功。既然是朋友，而且是同行，金宇澄意外的小说写作成功，肯定会对吴亮形成强烈的刺激或者说启示。既然金宇澄可以有《繁花》，那么，才华横溢的吴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从事小说写作呢？依循以上的推演逻辑，虽然并未能得到确切的证实，但断言吴亮《朝霞》的写作与金宇澄《繁花》的写作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关联，却也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一件事情。然而，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特别讲究思想艺术原创性的事业，吴亮固然可以接受金宇澄的启示转而从事小说写作，但吴亮却终归不能简单复制《繁花》的思想艺术经验。事实上，同样是对自己上海记忆的一种书写，假若说金宇澄的《繁花》更多地汲取着中国本土传统的叙事经验，那么，吴亮的《朝霞》无疑更多地依仗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经验。我们都知道，吴亮本就是一位曾经对于1980年代中国小说界的先锋探索实验持明确激赏姿态的批评家。他的那一篇关于作家马原的可谓声名显赫的经典批评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即是一明显的例证。现在的问题显然是，当那位曾经格外敏锐地发现马原叙述圈套的批评家自己也要亲自“下海”转而从事小说写作的时候，他所选择设定的，却又是怎样的一种叙述方式呢？或者说，他所遵循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叙事语法？阅读《朝霞》，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叙事时空的倒错与叙事线索的繁多杂乱，以至于当我第一次走进《朝霞》世界的时候，曾经很多次地如同无头苍蝇一般迷失阅读的方向。整部小说一共设定了100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又由数量不等的叙事片段组构而成。这些片段，多则十余个，少则三四个，并不稍显刻板，真正可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依照一种常规的阅读经验，采用如此一种板块式结构的小说作品，并不会给读者造成太大的阅读障碍。但，吴亮的《朝霞》却显然并非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除了那些带有鲜明议论色彩的叙事片段之外，其他那些出现于同一个章节之中的叙事片段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情节上的彼此关联。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虽然说贾平凹一向并不被认为是先锋作家，但他在《秦腔》中所做出的故事情节与小说人物的“去中心化”努力，其先锋性意味却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然而，与贾平凹的《秦腔》相比，吴亮的《朝霞》在情节结构的先锋性实验方面却毫无疑问表现得更为极端。以我愚见，吴亮更为极端的先锋性探索，主要体现在他干脆以一种诗歌写作的方式来进行他的小说写作。在吴亮之前，并没有哪位作家明显地逾越二者之间的文体界限，以诗歌的艺术思维方式来精心营构一部长篇小说。在我看来，《朝霞》最突出的先锋性，就体现在这点上。比如，从小说一开始就已经登场的那个邦斯舅舅的外甥“他”，究竟是小说中的哪一位人物，叙述者一直没有做出明确交代，一直到小说的第19章节才披露给读者，而且也如同其他人物与场景一样，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之中。如此一种时断时续，实际上是作家或者叙述者情绪演变流动的直接结果。由此可见，在长篇小说《朝霞》中，尽管依靠读者的主体性努力，可以还原如同草蛇灰线般隐伏着的因果逻辑，但就文本的表层形态来说，吴亮的确不无极致地打碎了现实主义小说中司空见惯的情节链，依循于作家主体的内在感觉情绪，最大程度上重组了这部长篇小说。本文标题“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贴重构”的具体内涵，所指的正是吴亮这种在打碎整体的生活与艺术幻觉之后，以主体情绪为内核，对于一地碎片的生活片段，通过拼贴的方式进行艺术重构的小说写作过程。
严格地说，那些被吴亮不无“残酷”地撕成一地碎片然后“任意”拼贴的叙事片段，其实并不全是叙事性的。仔细辨析这所有的片段，实际上可以更进一步地区分为叙事性片段与非叙事性片段两大类。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那些现实主义小说中极其罕见的非叙事性片段。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正是这些非叙事性片段的普遍性存在，给《朝霞》这部长篇小说打上了鲜明的“吴”记烙印。细加辨析，这些非叙事性片段大约由四类不同的文字组成。其一，是带有突出“元小说”意味的片段。简言之，“元小说”也就是指那些在小说中由叙述者公开跳身出来直接谈论小说写作本身的段落与文字。或许与吴亮批评家的身份有关，这类带有小说写作理论自觉探索性质的片段，在《朝霞》中，总是会时不时地跳身而出。与此同时，无论如何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标点符号的运用问题。吴亮似乎是一个对于逗号存在着特别兴趣的写作者，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偶然使用其他标点符号之外，《朝霞》中的每一个片段基本上都是一“逗”到底。吴亮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一种标点符号的处理方式？我想，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或许与乔伊斯的潜在影响紧密相关。虽然吴亮绝对不可能对乔伊斯做一种亦步亦趋的拙劣模仿，但从内在的艺术与精神气质来判断，对《朝霞》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经典作家，其实是乔伊斯。即如对于逗号的情有独钟，作家借此意欲达到的，或许正是某种连绵不断的生活流艺术效果的取得。这种连绵不断的生活流，与乔伊斯那样一种意识流的连绵不断之间，很显然是存在某种内在关联的。
其二，是凸显时代背景因素的片段。作为一部以“文革”为主要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时代背景因素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需要克服的叙事难题，就是怎样才能够把这些重要的时代背景因素艺术地嵌入到小说文本之中。在《朝霞》中，吴亮寻找到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非叙事性片段的适度插入。比如，第10章节的开头那个片段，借助于房屋建筑的讨论，叙述者颇为巧妙地引入了时代背景因素，红卫兵、抄家、造反、巴黎公社、工人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诸如此类的政治性语词可以说悉数登场。本来，作为一部个人化特点非常突出的长篇小说，《朝霞》的主体部分是排斥政治性話语的。然而，一部以“文革”那样一个极端政治化时代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又怎么可以纯粹排斥远离政治性话语的呢？怎么办呢？吴亮所采取的艺术手段，就是通过对饱含时代背景因素的议论性片段的征用，把“文革”期间流行的各种政治性话语有效地纳入到了小说文本之中。
其三，是带有明显形而上意味的存在思索片段。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文学批评家，吴亮毫无疑问是思想智慧的热爱者。拥有这一特点的吴亮，自然不可能在《朝霞》中仅仅满足于日常生活的形而下叙事。这样，抓住恰切的时机，以一种议论性片段的方式，把作家关于存在的思索过程与结论，有机地嵌入到文本缝隙之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吴亮小说写作的一个鲜明特色。《朝霞》中大多数存在思索片段，都是以其中某一位人物形象读书笔记的形式出现的。比如，第19章节马立克的读书笔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说得赤裸裸，商鞅时代只有贵族断文识字，不怕赤裸裸，传授帝王统治术，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攘外必先安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如此一种带有明显法家色彩的政治主张。由马立克的这段读书笔记，我们便不难感受到吴亮《朝霞》那种尖锐犀利的批判性的存在。
其四，是带有强烈宗教救赎意味的片段。此类片段，首先与基督教徒李兆熹紧密关联在一起。其次，是在叙事的过程中，作家曾经多次插入《圣经》原文。第三，借助于马立克与洪牧师之间的问答对话，传达宗教救赎的意旨。现在的问题是，在一部关注表现“文革”的长篇小说中，吴亮为什么一定要多次提及《圣经》，提及基督教呢？我想，在众多的宗教中，吴亮唯独对基督教情有独钟，首先就说明他的思想知识谱系中西方思想所占比例的重大。其次，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对原罪意识的特别强调。既然存在原罪，那与之相对应的救赎思想自然也就显得不可或缺了。实际上，在吴亮的理解中，出现在他笔下的那些芸芸众生，甚至包括“文革”这个时代本身，都与罪恶紧密关联在一起。身为有罪的灵魂，自然就试图获得救赎。然而，要想获得救赎，所真切依凭者，恐怕也只能是作家借助于基督教所宣示出的宗教救赎维度了。
非叙事性片段对于《朝霞》固然重要，但它们毕竟不是文本的主体部分。对于《朝霞》这部长篇小说来说，更重要的，无疑是作为主体部分存在的那些叙事性片段。但在具体展开这一部分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朝霞》所集中关注的人群有所了解。或许与“文革”结束后长期以来接受的各种规训有关，一旦提及“文革”，我们便马上会联想到红卫兵以“打砸抢”为突出标志的造反，惨烈无比的武斗，知识分子的被打倒在地，老干部的遭受迫害等一系列场景与行为。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创作格局，吴亮究竟怎样才能够在忠实于个人“文革”记忆的前提下，独辟蹊径地打造出具有鲜明个人化特质“文革”书写？事实上，正如同作为《朝霞》蓝本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这部长篇回忆录早已暗示或者限定的，吴亮在《朝霞》中既不可能讲述红卫兵们的造反故事，也不可能聚焦表现知识分子或者老干部在“文革”中的悲剧遭遇，他在《朝霞》中最终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被明显边缘化了的具有突出文青气息的一代青年，以及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构成的父一辈这两个群体的日常生活情形。 这众多的人物中，值得提出来特别一说的，是一直到第19章节方才出现名字的阿诺。因为《朝霞》是一部与吴亮的个人“文革”记忆紧密相关的长篇小说，所以虽然肯定不是自传体小说，但其中却一定会有吴亮自己身影的投射表现。这样，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那么众多的人物中，究竟谁才是吴亮？或者说，哪一位人物身上吴亮的影子最为明显？一番细致的推敲之后，答案恐怕只能够是这位阿诺。为什么是阿诺？首先，阿诺与吴亮一样都出生于1955年。其次，尽管《朝霞》并未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却自始至终都能够感觉到有一种观察者的眼光存在着。这位重要的观察者，就是阿诺。关于这一点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其一，日常生活中的阿诺，既是一位生活的旁观者，也是一位书籍的阅读者。既然是旁观者，那就肯定不在生活漩涡的中心，不能被看作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又或者，吴亮的《朝霞》虽然人物众多，但却很难说谁是中心人物，谁不是中心人物。唯其因为阿诺在很多时候是一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所以他才可以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姿态观察并呈示事物的本相。旁观者之外，阿诺的另一重身份，是一位虔诚的阅读者。用叙述者多少有点绕口的叙述话语来说，就是他一直在凭借阅读来理解认识世界，即使是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在远离政治漩涡的边缘人群中。实际上，吴亮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后的文学批评界，很快就脱颖而出，与他在“文革”期间的潜心阅读，存在着不容轻视的内在关联。其二，父亲的担心，一个指向了阿诺的身体，另一个则指向了这些书籍的来源。父亲之所以会担心书籍的来源问题，主要原因显然在于，阿诺们所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以禁锢和封杀思想为根本特征的“文革”时代。在那个随时都可能因为读书和思想的问题而触碰禁区的时代，父亲为阿诺的担心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杞人忧天。其三，《朝霞》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叙述者从小说一开始就在叙事过程中会不断地提及父亲母亲这两个称谓。小说里曾经先后出现过十几位年轻人，那么，这父亲母亲究竟是谁的父亲母亲呢？实际上，这父亲母亲的称谓带有明显的特指色彩，是专门用来指称观察者阿诺的父母双亲的。而且，曾经被很多次提及的阿诺父亲的名字，一直都没有被叙述者披露。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所明确透露出的信息，正是阿诺在《朝霞》这一小说文本中地位的重要与特殊。综合以上种种，在《朝霞》中，与吴亮相对应的那个带有更多自传性色彩的人物，毫无疑问就只能是阿诺。
实际上，假若我们将分析的重心落脚到阿诺这一人物身上，就不难发现，虽然肯定不仅仅是一部成长小说，但《朝霞》之带有鲜明成长小说的特点，却是无可置疑的一种文本事实。阿诺的成长，沿着两个方向渐次展开，一方面是性意识的萌动与性的尝试，另一方面是他读书过程中精神与思想的逐渐成熟。先来看第一方面，阿诺性意识的最初萌动，体现在他对年长自己好多岁的宋老师的莫名依恋上：“和宋老师在一起，他总有种软绵绵的愉悦，宋老师整张脸很精致，他一直不知道宋老师具体年龄，这让他有点不安，他猜想宋老师年龄应该是自己母亲和大姐年龄之间的中间值，这样算的话，母亲是在她二十四岁那年生下大姐的，二十四除以二，宋老师就比大姐大十二岁，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身体感受，介乎于妈妈和姐姐之间的一个女人，粉红颧骨，鼻尖几颗浅色雀斑，他喜欢看宋老师手指，特别在她翻书时，手指灵活好像在弹钢琴。”对于吴亮这里所描述的情形，其实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所谓“恋母情结”理论来加以解释。虽然宋老师的年龄比母亲要小，但她相对于阿诺来说，无疑是一种女性的长辈。对于如此一位长一辈的女性产生“奇妙的身体感受”，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恋母情结”的一种迁移式表达。阿诺之所以在发现马立克与宋老师之间的“暗送秋波”与“含情脉脉”之后，感觉特别不舒服，实际上也正是性意识萌动后一种暗恋情愫作怪的缘故。事实上，也正是在宋老师这里感觉无望的情况下，阿诺与其实只是萍水相逢的殷老师之间有了第一次初吻，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她摇曳的身影融入房间的暗影中，阿诺也不知道她的全名……阿诺让了位，走到三楼晒台抽香烟，与正在洗衣服的夜校殷老师认识了，第一次见面，两人说了没几句话，阿诺居然就毫无预兆地吻了殷老师，阿诺简直昏了头，但是殷老师好像并没有惊慌失措，把两只湿淋淋的手在自己的衣裳两边抹抹，托起阿诺颤抖的嘴两人就热烈地吻在一起了……”（第48章节）无论如何，阿诺与殷老师之间的关系都来得太莫名其妙。很大程度上，殷老师可以被理解为宋老师和纤纤的“替身”。阿诺对宋老师有“奇妙的身体感受”，但宋老师却无动于衷，只对马立克充满兴趣。阿诺对纤纤可谓情有独钟，但却又胆怯到“不敢向你的同龄女孩子示爱”的程度，“既暗地喜欢她们，又假装不在乎她们”。这样一来，被体内的青春荷尔蒙冲动完全控制的阿诺，自然也就在殷老师那里完成了自己性的“成年礼”，而殷老师，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阿诺的性启蒙者。但其实，阿诺内心里真正的恋慕对象，一直是同龄的邻家女孩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我的纤纤，然后咬咬牙，把‘我的’两字慢慢抹去，先是轻轻的，留恋的，诀别式的，直至完全抹去，纤纤，纤纤，纤纤纤纤，你把写满‘纤纤’的那张明信片藏到哪里去了……几十年之后，一句话孤零零地从本雅明《单向街》里蹦出来，就为了追回他的年轻记忆，‘相爱的两个人在一切之中最眷恋的是他们的名字！’”（第5章节）别的且不说，单只是书写名字这一细节，就足以充分地说明阿诺对于纤纤那种深情款款的爱。也因此，到最后，当纤纤因为受到惊吓从崇明岛回到上海陷入惊恐状态中难以摆脱的时候，那个坚持陪伴在柔弱少女纤纤身边的，已经俨然是一位责任感很强的男人形象了。“我不骗你纤纤，只要你开心，我心甘情愿陪你，坐了你身边，我第一趟给你讲了介许多话，你总是笑，没有烦恼的样子，其实你是烦恼的，人在上海，关系了崇明，不是你一个人，我跟你一样，东东也不开心，纤纤你晓晓吧，你流眼泪了，哭出来，哭出来，我晓得你为啥哭。”如此一番贴心贴肺的话语，若是此前成长中的阿诺，任是怎么样恐怕都讲不出来。
再一个方向，就是阿诺在人生与阅读过程中精神与思想的成长。从人生方面来说，对其精神成长产生着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就是那位邦斯舅舅。在1949年之后的共和國时代，邦斯舅舅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不幸者：“一九五一年邦斯舅舅因反革命罪入狱，户口吊销，出狱后迁回麦加里，户口簿户主早就改为阿诺外公名字了，好景不长，不识时务的邦斯舅舅命也实在不好，一九五七年年底他被自然博物馆开除公职，卷铺盖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判劳改，听起来好像比判徒刑罪孽轻，其实比判徒刑更加令人绝望……”（第21章节）然而，即使如此命运多舛劫难不断，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击垮邦斯舅舅。这一点，从他坚持与自己的毓绣妹妹也即阿诺的母亲，以及外甥阿诺的通信，以及通信内容即不难窥见一斑。比如，第62章节，邦斯舅舅在信中曾经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陈医生他会算命，他说他是逢凶化吉的命，我问他，我的命怎样？他说你不需要算命，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相信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阿诺，你猜陈医生怎么说的吗，他笑笑说，因为我会算命，所以知道。”邦斯舅舅的不相信命，就说明他是一个坚决对抗不幸命运的乐观主义者。唯其如此，他才总是会不断地在信中给阿诺母亲以及阿诺传递各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在他的信件必须接受官方检查的那个不正常时代，邦斯舅舅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出的实质上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生命坚韧力量。以至于，面对邦斯舅舅，阿诺常常会生出强烈的不解与困惑：“邦斯舅舅又来信了。他经常为此而纳闷：四舅舅过了五十岁，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青海湖旁边的劳改农场，在那里坚韧地活着，活得那么健康，甚至那么开朗，他凭啥？”（第3章节）实际上，在阿诺发出由衷感叹的同时，他其实已经接受着邦斯舅舅坚韧精神的熏染与影响了。在阅读过程中，对阿诺产生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他在图书馆偶然间结识的，比他大了整整14岁的马立克。“阿诺以马立克为榜样，保尔·柯察金对朱赫来，纤纤是他的冬妮娅……”（第27章节）只要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朋友，就都知道，保尔·柯察金是小说中处于成长状态中的主人公，朱赫来是其某一个人生阶段的人生导师，而冬妮娅则是他内心热恋着的一位美丽姑娘。当阿诺把马立克比作朱赫来的时候，马立克作为一位思想启蒙者的形象，自然也就无可置疑了。“哦哦，那个叫马立克的，讲伟大导师一直翻的是二十四史，文学是政治，伟大导师讲文学，兴趣从来不在文学，《武训传》《清宫秘史》《海瑞罢官》，现在又推荐全国人民读《红楼梦》，读《水浒》《红楼梦》是阶级斗争，《水浒》要害是投降，哪里是文学？这个年轻人厉害，不晓得哪能会看过这么多书？”（第16章节）这里，一方面固然在借助于谈论伟大导师与中国若干文学名著之间的关系凸显着“文革”的时代氛围，但另一方面却很显然是要充分表现马立克作为一位思想启蒙者的重要性。连宋老师都对马立克叹服连连，其对阿诺精神成长过程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容低估了。 虽然说阿诺的成长过程是《朝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但这却肯定不是吴亮的书写主旨之所在。依我愚见，通过阿诺、纤纤、沈灏、江楚天等年轻一代与邦斯舅舅、阿诺父亲、马馘伦、朱莉、宋老师等父一辈这两大人物群体的真切艺术扫描，吴亮在《朝霞》中其实是要分别展示表现“文革”期间上海的生活与思想这样两幅形象生动的地图。
《朝霞》中，与思想的反叛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主要有马立克、阿诺、邦斯舅舅、马馘伦、张曼雨、何乃谦、浦卓运等。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无论如何当属那位阿诺思想启蒙者的社会青年马立克。马立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饱学的思想叛逆者，与他所出生于其中的那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他的父亲马馘伦是一位精通译事的翻译家。在“文革”那个非正常的政治时期，马馘伦能够被特调至北京承担秘密重任，可见其专业造诣之高。马立克的饱读诗书与个性化思想能力的突出，很明显是受到了父亲影响的缘故。家庭的影响之外，马立克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对他思想的发展与成熟也无疑发生着重要的作用。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无可逃避地被查封。“那时候扎根边疆的马立克还远在阿克苏栽培新型号的杂交哈密瓜，完全不清楚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一直到“两年后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稍有降温，马立克以慢性肝病的名义回上海治疗修养，此时他父母仍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此之后，马立克就变身为社会青年，彻底成为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地下思想者。马立克不仅自己是一位“文革”时代难得的阅读者与思想者，而且也正是在他的启蒙影响下，把他看作精神偶像的阿诺，也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地走向精神与思想的成熟，开始用自己个人化的思考方式来理解认识这个世界。
马立克之外，其他一些人物比如马馘伦、阿诺、浦卓运、邦斯舅舅等，也都分别以读书笔记、书信来往的方式记录表现着他们各自作为潜在思想者的思想运行轨迹。归根到底，是他们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文革”时期上海的思想地图。
无论如何，创造性地运用类似于诗歌的那样一种“非线性情绪逻辑”的艺术方式，活色生香地精确描绘出“文革”期间上海的生活与思想这样两幅地图，正可以被看作吴亮长篇小说《朝霞》最根本的思想艺术成就之所在。但在结束我们全部的分析论述之前，一个必须提及的问题是，吴亮为什么要把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朝霞”？按照我的理解，吴亮的这种命名或许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只要是对于“文革”时期的上海历史略有所知的朋友，就都知道《朝霞》是“文革”后期在上海出现的一份杂志，具体来说，《朝霞》杂志共由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丛刊和《朝霞》月刊这三部分组成。作为一位酷爱读书的文艺青年，《朝霞》杂志肯定在吴亮的個人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看来，小说的命名肯定与那个当年名叫《朝霞》的杂志脱不开干系。自然，当吴亮把这个杂志名移用来作为自己一部旨在透视表现“文革”时期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名称时，这个“朝霞”显然已经带有了突出的象征色彩。一言以蔽之，吴亮恐怕是要在个人化的层面上，用“朝霞”这个特定的名称来作为“文革”那个时代的精准象征。其二，朝霞，毫无疑问也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身为自然现象的朝霞，显然可以被看作是希望的一种隐喻性表达。倘若联系吴亮在《朝霞》中所真切描绘出的“文革”期间上海的生活与思想两幅地图，那么，“朝霞”也就可以被理解为昭示着“文革”黑暗时代过去之后一种新的希望的最终生成。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阶段性成果〕
2016年9月3日0时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作者简介】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桂玲）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4.024
2016年，我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性批评难题就是，针对杰出文学批评家吴亮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朝霞》（载《收获》长篇专号2016年春夏卷），应该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吴亮曾经在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纵横驰骋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依凭着那一篇篇才华横溢的批评文字，吴亮在积极推进新时期文学的同时，也形塑完善着自身批评家的出色形象。但不知道出于何种缘故，或许与1980年代后期的那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有关，进入1990年代之后，身为文学批评家的吴亮渐渐淡出了文学界。与此相伴生的另一个事实就是，一位更多倾心于美术批评的艺术批评家的诞生。在逐渐远离了文学批评之后，吴亮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到了美术批评之上，并且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点，自有被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的那一册《吴亮自选集》为证。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而跻身于艺术批评的行列，社会身份如此转换自如者，吴亮虽称不上是绝无仅有，却也属罕见之列。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有吴亮那种超乎群伦的写作才气在做支撑。实际上，此后吴亮文学写作的数度转型，也同样是源于他那种逼人才气的缘故。2011年8月，《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对于出生于1955年的吴亮来说，70年代，是他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长篇回忆录的写作出版，从文学文体的层面上说，无疑具有双重意义。它的问世，一方面标志着吴亮散文写作才能的具备，另一方面，倘若联系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朝霞》，那么，《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写作出版，其实预示着作为小说家的吴亮的即将登场亮相。虽然文体差异非常明显，但无论是被书写表达的地域还是时间，《朝霞》与《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共同处都是无法被忽视的。就地域而言，二者的故事都发生在上海，就时间来说，虽然《朝霞》的书写范围很显然要大于这部长篇回忆录，但70年代的记忆构成了二者的共同核心，却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尽管并无明确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依循文本出现的先后顺序加以推断，长篇回忆录《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毋庸置疑地构成了长篇小说《朝霞》的前文本。就文体的特性来说，回忆录要求所讲述的事件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有丝毫的虚构成分。这就规限了《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的叙述只能够绝对地忠实于吴亮自己70年代的成长经历，排斥虚构成分的存在。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一个非虚构自传文本的存在，为长篇小说《朝霞》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提供了起码的生活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与《朝霞》之间的内在关联，绝对不容忽视。
应该注意到，截止到《朝霞》问世，吴亮最起码已经完成了文学批评家、艺术批评家、散文家与小说家这四种不同身份转换。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文学批评家转换身份从事小说写作，既有着明显的优势，也有必须克服的思维定势。虽然文学批评一贯被视为审美活动，但究其根本，文学批评写作还是一种逻辑性写作，是一种充满理性色彩的分析认知活动，它所依赖的，实际上是批评家的理性分析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举凡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都应该具备突出的理性分析能力。然而，更多地强调想象虚构的小说写作，所依凭的，却是作家对于生活对象的捕捉感受能力，以及如何才能够将生活转化为语言艺术作品的艺术构型能力。因此，文学批评家转换身份從事小说写作需要克服的，也正是这种过分依赖理性分析的思维定势。但在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转而从事小说写作的身份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有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就刘勰的本意来说，这位“操千曲”与“观千剑”者，不是其他人，正是以品鉴评判文学作品的艺术成败为根本志业的文学批评家。只有首先能够入得了自己的法眼，这小说文本方才有望通过检验而进一步获得与社会公众谋面的机会。毫无疑问地，吴亮正是如此一位曾经“操千曲”与“观千剑”拥有异常丰富审美实践的杰出批评家。那么这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吴亮，当他终于转换身份从事小说写作之后，他在长篇小说《朝霞》中为自己择定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
据一种未经证实的可信传言，吴亮之所以会忽然心血来潮地转而写作以“文革”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朝霞》，是因为受到了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写作大获成功的启示。作为一位出色的文学刊物资深编辑，金宇澄在多年远离小说写作后猛然爆发，以书写上海的一部长篇小说《繁花》而获致特别成功。既然是朋友，而且是同行，金宇澄意外的小说写作成功，肯定会对吴亮形成强烈的刺激或者说启示。既然金宇澄可以有《繁花》，那么，才华横溢的吴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从事小说写作呢？依循以上的推演逻辑，虽然并未能得到确切的证实，但断言吴亮《朝霞》的写作与金宇澄《繁花》的写作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关联，却也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一件事情。然而，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特别讲究思想艺术原创性的事业，吴亮固然可以接受金宇澄的启示转而从事小说写作，但吴亮却终归不能简单复制《繁花》的思想艺术经验。事实上，同样是对自己上海记忆的一种书写，假若说金宇澄的《繁花》更多地汲取着中国本土传统的叙事经验，那么，吴亮的《朝霞》无疑更多地依仗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经验。我们都知道，吴亮本就是一位曾经对于1980年代中国小说界的先锋探索实验持明确激赏姿态的批评家。他的那一篇关于作家马原的可谓声名显赫的经典批评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即是一明显的例证。现在的问题显然是，当那位曾经格外敏锐地发现马原叙述圈套的批评家自己也要亲自“下海”转而从事小说写作的时候，他所选择设定的，却又是怎样的一种叙述方式呢？或者说，他所遵循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叙事语法？阅读《朝霞》，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叙事时空的倒错与叙事线索的繁多杂乱，以至于当我第一次走进《朝霞》世界的时候，曾经很多次地如同无头苍蝇一般迷失阅读的方向。整部小说一共设定了100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又由数量不等的叙事片段组构而成。这些片段，多则十余个，少则三四个，并不稍显刻板，真正可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依照一种常规的阅读经验，采用如此一种板块式结构的小说作品，并不会给读者造成太大的阅读障碍。但，吴亮的《朝霞》却显然并非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除了那些带有鲜明议论色彩的叙事片段之外，其他那些出现于同一个章节之中的叙事片段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情节上的彼此关联。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虽然说贾平凹一向并不被认为是先锋作家，但他在《秦腔》中所做出的故事情节与小说人物的“去中心化”努力，其先锋性意味却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然而，与贾平凹的《秦腔》相比，吴亮的《朝霞》在情节结构的先锋性实验方面却毫无疑问表现得更为极端。以我愚见，吴亮更为极端的先锋性探索，主要体现在他干脆以一种诗歌写作的方式来进行他的小说写作。在吴亮之前，并没有哪位作家明显地逾越二者之间的文体界限，以诗歌的艺术思维方式来精心营构一部长篇小说。在我看来，《朝霞》最突出的先锋性，就体现在这点上。比如，从小说一开始就已经登场的那个邦斯舅舅的外甥“他”，究竟是小说中的哪一位人物，叙述者一直没有做出明确交代，一直到小说的第19章节才披露给读者，而且也如同其他人物与场景一样，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之中。如此一种时断时续，实际上是作家或者叙述者情绪演变流动的直接结果。由此可见，在长篇小说《朝霞》中，尽管依靠读者的主体性努力，可以还原如同草蛇灰线般隐伏着的因果逻辑，但就文本的表层形态来说，吴亮的确不无极致地打碎了现实主义小说中司空见惯的情节链，依循于作家主体的内在感觉情绪，最大程度上重组了这部长篇小说。本文标题“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贴重构”的具体内涵，所指的正是吴亮这种在打碎整体的生活与艺术幻觉之后，以主体情绪为内核，对于一地碎片的生活片段，通过拼贴的方式进行艺术重构的小说写作过程。
严格地说，那些被吴亮不无“残酷”地撕成一地碎片然后“任意”拼贴的叙事片段，其实并不全是叙事性的。仔细辨析这所有的片段，实际上可以更进一步地区分为叙事性片段与非叙事性片段两大类。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那些现实主义小说中极其罕见的非叙事性片段。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正是这些非叙事性片段的普遍性存在，给《朝霞》这部长篇小说打上了鲜明的“吴”记烙印。细加辨析，这些非叙事性片段大约由四类不同的文字组成。其一，是带有突出“元小说”意味的片段。简言之，“元小说”也就是指那些在小说中由叙述者公开跳身出来直接谈论小说写作本身的段落与文字。或许与吴亮批评家的身份有关，这类带有小说写作理论自觉探索性质的片段，在《朝霞》中，总是会时不时地跳身而出。与此同时，无论如何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标点符号的运用问题。吴亮似乎是一个对于逗号存在着特别兴趣的写作者，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偶然使用其他标点符号之外，《朝霞》中的每一个片段基本上都是一“逗”到底。吴亮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一种标点符号的处理方式？我想，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或许与乔伊斯的潜在影响紧密相关。虽然吴亮绝对不可能对乔伊斯做一种亦步亦趋的拙劣模仿，但从内在的艺术与精神气质来判断，对《朝霞》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经典作家，其实是乔伊斯。即如对于逗号的情有独钟，作家借此意欲达到的，或许正是某种连绵不断的生活流艺术效果的取得。这种连绵不断的生活流，与乔伊斯那样一种意识流的连绵不断之间，很显然是存在某种内在关联的。
其二，是凸显时代背景因素的片段。作为一部以“文革”为主要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时代背景因素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需要克服的叙事难题，就是怎样才能够把这些重要的时代背景因素艺术地嵌入到小说文本之中。在《朝霞》中，吴亮寻找到的一种有效方式，就是非叙事性片段的适度插入。比如，第10章节的开头那个片段，借助于房屋建筑的讨论，叙述者颇为巧妙地引入了时代背景因素，红卫兵、抄家、造反、巴黎公社、工人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诸如此类的政治性语词可以说悉数登场。本来，作为一部个人化特点非常突出的长篇小说，《朝霞》的主体部分是排斥政治性話语的。然而，一部以“文革”那样一个极端政治化时代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又怎么可以纯粹排斥远离政治性话语的呢？怎么办呢？吴亮所采取的艺术手段，就是通过对饱含时代背景因素的议论性片段的征用，把“文革”期间流行的各种政治性话语有效地纳入到了小说文本之中。
其三，是带有明显形而上意味的存在思索片段。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文学批评家，吴亮毫无疑问是思想智慧的热爱者。拥有这一特点的吴亮，自然不可能在《朝霞》中仅仅满足于日常生活的形而下叙事。这样，抓住恰切的时机，以一种议论性片段的方式，把作家关于存在的思索过程与结论，有机地嵌入到文本缝隙之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吴亮小说写作的一个鲜明特色。《朝霞》中大多数存在思索片段，都是以其中某一位人物形象读书笔记的形式出现的。比如，第19章节马立克的读书笔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说得赤裸裸，商鞅时代只有贵族断文识字，不怕赤裸裸，传授帝王统治术，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攘外必先安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如此一种带有明显法家色彩的政治主张。由马立克的这段读书笔记，我们便不难感受到吴亮《朝霞》那种尖锐犀利的批判性的存在。
其四，是带有强烈宗教救赎意味的片段。此类片段，首先与基督教徒李兆熹紧密关联在一起。其次，是在叙事的过程中，作家曾经多次插入《圣经》原文。第三，借助于马立克与洪牧师之间的问答对话，传达宗教救赎的意旨。现在的问题是，在一部关注表现“文革”的长篇小说中，吴亮为什么一定要多次提及《圣经》，提及基督教呢？我想，在众多的宗教中，吴亮唯独对基督教情有独钟，首先就说明他的思想知识谱系中西方思想所占比例的重大。其次，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对原罪意识的特别强调。既然存在原罪，那与之相对应的救赎思想自然也就显得不可或缺了。实际上，在吴亮的理解中，出现在他笔下的那些芸芸众生，甚至包括“文革”这个时代本身，都与罪恶紧密关联在一起。身为有罪的灵魂，自然就试图获得救赎。然而，要想获得救赎，所真切依凭者，恐怕也只能是作家借助于基督教所宣示出的宗教救赎维度了。
非叙事性片段对于《朝霞》固然重要，但它们毕竟不是文本的主体部分。对于《朝霞》这部长篇小说来说，更重要的，无疑是作为主体部分存在的那些叙事性片段。但在具体展开这一部分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朝霞》所集中关注的人群有所了解。或许与“文革”结束后长期以来接受的各种规训有关，一旦提及“文革”，我们便马上会联想到红卫兵以“打砸抢”为突出标志的造反，惨烈无比的武斗，知识分子的被打倒在地，老干部的遭受迫害等一系列场景与行为。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创作格局，吴亮究竟怎样才能够在忠实于个人“文革”记忆的前提下，独辟蹊径地打造出具有鲜明个人化特质“文革”书写？事实上，正如同作为《朝霞》蓝本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这部长篇回忆录早已暗示或者限定的，吴亮在《朝霞》中既不可能讲述红卫兵们的造反故事，也不可能聚焦表现知识分子或者老干部在“文革”中的悲剧遭遇，他在《朝霞》中最终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被明显边缘化了的具有突出文青气息的一代青年，以及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构成的父一辈这两个群体的日常生活情形。 这众多的人物中，值得提出来特别一说的，是一直到第19章节方才出现名字的阿诺。因为《朝霞》是一部与吴亮的个人“文革”记忆紧密相关的长篇小说，所以虽然肯定不是自传体小说，但其中却一定会有吴亮自己身影的投射表现。这样，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那么众多的人物中，究竟谁才是吴亮？或者说，哪一位人物身上吴亮的影子最为明显？一番细致的推敲之后，答案恐怕只能够是这位阿诺。为什么是阿诺？首先，阿诺与吴亮一样都出生于1955年。其次，尽管《朝霞》并未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却自始至终都能够感觉到有一种观察者的眼光存在着。这位重要的观察者，就是阿诺。关于这一点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其一，日常生活中的阿诺，既是一位生活的旁观者，也是一位书籍的阅读者。既然是旁观者，那就肯定不在生活漩涡的中心，不能被看作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又或者，吴亮的《朝霞》虽然人物众多，但却很难说谁是中心人物，谁不是中心人物。唯其因为阿诺在很多时候是一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所以他才可以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姿态观察并呈示事物的本相。旁观者之外，阿诺的另一重身份，是一位虔诚的阅读者。用叙述者多少有点绕口的叙述话语来说，就是他一直在凭借阅读来理解认识世界，即使是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在远离政治漩涡的边缘人群中。实际上，吴亮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后的文学批评界，很快就脱颖而出，与他在“文革”期间的潜心阅读，存在着不容轻视的内在关联。其二，父亲的担心，一个指向了阿诺的身体，另一个则指向了这些书籍的来源。父亲之所以会担心书籍的来源问题，主要原因显然在于，阿诺们所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以禁锢和封杀思想为根本特征的“文革”时代。在那个随时都可能因为读书和思想的问题而触碰禁区的时代，父亲为阿诺的担心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杞人忧天。其三，《朝霞》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叙述者从小说一开始就在叙事过程中会不断地提及父亲母亲这两个称谓。小说里曾经先后出现过十几位年轻人，那么，这父亲母亲究竟是谁的父亲母亲呢？实际上，这父亲母亲的称谓带有明显的特指色彩，是专门用来指称观察者阿诺的父母双亲的。而且，曾经被很多次提及的阿诺父亲的名字，一直都没有被叙述者披露。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所明确透露出的信息，正是阿诺在《朝霞》这一小说文本中地位的重要与特殊。综合以上种种，在《朝霞》中，与吴亮相对应的那个带有更多自传性色彩的人物，毫无疑问就只能是阿诺。
实际上，假若我们将分析的重心落脚到阿诺这一人物身上，就不难发现，虽然肯定不仅仅是一部成长小说，但《朝霞》之带有鲜明成长小说的特点，却是无可置疑的一种文本事实。阿诺的成长，沿着两个方向渐次展开，一方面是性意识的萌动与性的尝试，另一方面是他读书过程中精神与思想的逐渐成熟。先来看第一方面，阿诺性意识的最初萌动，体现在他对年长自己好多岁的宋老师的莫名依恋上：“和宋老师在一起，他总有种软绵绵的愉悦，宋老师整张脸很精致，他一直不知道宋老师具体年龄，这让他有点不安，他猜想宋老师年龄应该是自己母亲和大姐年龄之间的中间值，这样算的话，母亲是在她二十四岁那年生下大姐的，二十四除以二，宋老师就比大姐大十二岁，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身体感受，介乎于妈妈和姐姐之间的一个女人，粉红颧骨，鼻尖几颗浅色雀斑，他喜欢看宋老师手指，特别在她翻书时，手指灵活好像在弹钢琴。”对于吴亮这里所描述的情形，其实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所谓“恋母情结”理论来加以解释。虽然宋老师的年龄比母亲要小，但她相对于阿诺来说，无疑是一种女性的长辈。对于如此一位长一辈的女性产生“奇妙的身体感受”，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恋母情结”的一种迁移式表达。阿诺之所以在发现马立克与宋老师之间的“暗送秋波”与“含情脉脉”之后，感觉特别不舒服，实际上也正是性意识萌动后一种暗恋情愫作怪的缘故。事实上，也正是在宋老师这里感觉无望的情况下，阿诺与其实只是萍水相逢的殷老师之间有了第一次初吻，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她摇曳的身影融入房间的暗影中，阿诺也不知道她的全名……阿诺让了位，走到三楼晒台抽香烟，与正在洗衣服的夜校殷老师认识了，第一次见面，两人说了没几句话，阿诺居然就毫无预兆地吻了殷老师，阿诺简直昏了头，但是殷老师好像并没有惊慌失措，把两只湿淋淋的手在自己的衣裳两边抹抹，托起阿诺颤抖的嘴两人就热烈地吻在一起了……”（第48章节）无论如何，阿诺与殷老师之间的关系都来得太莫名其妙。很大程度上，殷老师可以被理解为宋老师和纤纤的“替身”。阿诺对宋老师有“奇妙的身体感受”，但宋老师却无动于衷，只对马立克充满兴趣。阿诺对纤纤可谓情有独钟，但却又胆怯到“不敢向你的同龄女孩子示爱”的程度，“既暗地喜欢她们，又假装不在乎她们”。这样一来，被体内的青春荷尔蒙冲动完全控制的阿诺，自然也就在殷老师那里完成了自己性的“成年礼”，而殷老师，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阿诺的性启蒙者。但其实，阿诺内心里真正的恋慕对象，一直是同龄的邻家女孩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纤，我的纤纤，然后咬咬牙，把‘我的’两字慢慢抹去，先是轻轻的，留恋的，诀别式的，直至完全抹去，纤纤，纤纤，纤纤纤纤，你把写满‘纤纤’的那张明信片藏到哪里去了……几十年之后，一句话孤零零地从本雅明《单向街》里蹦出来，就为了追回他的年轻记忆，‘相爱的两个人在一切之中最眷恋的是他们的名字！’”（第5章节）别的且不说，单只是书写名字这一细节，就足以充分地说明阿诺对于纤纤那种深情款款的爱。也因此，到最后，当纤纤因为受到惊吓从崇明岛回到上海陷入惊恐状态中难以摆脱的时候，那个坚持陪伴在柔弱少女纤纤身边的，已经俨然是一位责任感很强的男人形象了。“我不骗你纤纤，只要你开心，我心甘情愿陪你，坐了你身边，我第一趟给你讲了介许多话，你总是笑，没有烦恼的样子，其实你是烦恼的，人在上海，关系了崇明，不是你一个人，我跟你一样，东东也不开心，纤纤你晓晓吧，你流眼泪了，哭出来，哭出来，我晓得你为啥哭。”如此一番贴心贴肺的话语，若是此前成长中的阿诺，任是怎么样恐怕都讲不出来。
再一个方向，就是阿诺在人生与阅读过程中精神与思想的成长。从人生方面来说，对其精神成长产生着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就是那位邦斯舅舅。在1949年之后的共和國时代，邦斯舅舅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不幸者：“一九五一年邦斯舅舅因反革命罪入狱，户口吊销，出狱后迁回麦加里，户口簿户主早就改为阿诺外公名字了，好景不长，不识时务的邦斯舅舅命也实在不好，一九五七年年底他被自然博物馆开除公职，卷铺盖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判劳改，听起来好像比判徒刑罪孽轻，其实比判徒刑更加令人绝望……”（第21章节）然而，即使如此命运多舛劫难不断，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击垮邦斯舅舅。这一点，从他坚持与自己的毓绣妹妹也即阿诺的母亲，以及外甥阿诺的通信，以及通信内容即不难窥见一斑。比如，第62章节，邦斯舅舅在信中曾经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陈医生他会算命，他说他是逢凶化吉的命，我问他，我的命怎样？他说你不需要算命，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相信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阿诺，你猜陈医生怎么说的吗，他笑笑说，因为我会算命，所以知道。”邦斯舅舅的不相信命，就说明他是一个坚决对抗不幸命运的乐观主义者。唯其如此，他才总是会不断地在信中给阿诺母亲以及阿诺传递各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在他的信件必须接受官方检查的那个不正常时代，邦斯舅舅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出的实质上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生命坚韧力量。以至于，面对邦斯舅舅，阿诺常常会生出强烈的不解与困惑：“邦斯舅舅又来信了。他经常为此而纳闷：四舅舅过了五十岁，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青海湖旁边的劳改农场，在那里坚韧地活着，活得那么健康，甚至那么开朗，他凭啥？”（第3章节）实际上，在阿诺发出由衷感叹的同时，他其实已经接受着邦斯舅舅坚韧精神的熏染与影响了。在阅读过程中，对阿诺产生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他在图书馆偶然间结识的，比他大了整整14岁的马立克。“阿诺以马立克为榜样，保尔·柯察金对朱赫来，纤纤是他的冬妮娅……”（第27章节）只要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朋友，就都知道，保尔·柯察金是小说中处于成长状态中的主人公，朱赫来是其某一个人生阶段的人生导师，而冬妮娅则是他内心热恋着的一位美丽姑娘。当阿诺把马立克比作朱赫来的时候，马立克作为一位思想启蒙者的形象，自然也就无可置疑了。“哦哦，那个叫马立克的，讲伟大导师一直翻的是二十四史，文学是政治，伟大导师讲文学，兴趣从来不在文学，《武训传》《清宫秘史》《海瑞罢官》，现在又推荐全国人民读《红楼梦》，读《水浒》《红楼梦》是阶级斗争，《水浒》要害是投降，哪里是文学？这个年轻人厉害，不晓得哪能会看过这么多书？”（第16章节）这里，一方面固然在借助于谈论伟大导师与中国若干文学名著之间的关系凸显着“文革”的时代氛围，但另一方面却很显然是要充分表现马立克作为一位思想启蒙者的重要性。连宋老师都对马立克叹服连连，其对阿诺精神成长过程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容低估了。 虽然说阿诺的成长过程是《朝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但这却肯定不是吴亮的书写主旨之所在。依我愚见，通过阿诺、纤纤、沈灏、江楚天等年轻一代与邦斯舅舅、阿诺父亲、马馘伦、朱莉、宋老师等父一辈这两大人物群体的真切艺术扫描，吴亮在《朝霞》中其实是要分别展示表现“文革”期间上海的生活与思想这样两幅形象生动的地图。
《朝霞》中，与思想的反叛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主要有马立克、阿诺、邦斯舅舅、马馘伦、张曼雨、何乃谦、浦卓运等。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无论如何当属那位阿诺思想启蒙者的社会青年马立克。马立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饱学的思想叛逆者，与他所出生于其中的那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他的父亲马馘伦是一位精通译事的翻译家。在“文革”那个非正常的政治时期，马馘伦能够被特调至北京承担秘密重任，可见其专业造诣之高。马立克的饱读诗书与个性化思想能力的突出，很明显是受到了父亲影响的缘故。家庭的影响之外，马立克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对他思想的发展与成熟也无疑发生着重要的作用。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无可逃避地被查封。“那时候扎根边疆的马立克还远在阿克苏栽培新型号的杂交哈密瓜，完全不清楚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一直到“两年后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稍有降温，马立克以慢性肝病的名义回上海治疗修养，此时他父母仍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此之后，马立克就变身为社会青年，彻底成为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地下思想者。马立克不仅自己是一位“文革”时代难得的阅读者与思想者，而且也正是在他的启蒙影响下，把他看作精神偶像的阿诺，也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地走向精神与思想的成熟，开始用自己个人化的思考方式来理解认识这个世界。
马立克之外，其他一些人物比如马馘伦、阿诺、浦卓运、邦斯舅舅等，也都分别以读书笔记、书信来往的方式记录表现着他们各自作为潜在思想者的思想运行轨迹。归根到底，是他们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文革”时期上海的思想地图。
无论如何，创造性地运用类似于诗歌的那样一种“非线性情绪逻辑”的艺术方式，活色生香地精确描绘出“文革”期间上海的生活与思想这样两幅地图，正可以被看作吴亮长篇小说《朝霞》最根本的思想艺术成就之所在。但在结束我们全部的分析论述之前，一个必须提及的问题是，吴亮为什么要把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朝霞”？按照我的理解，吴亮的这种命名或许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只要是对于“文革”时期的上海历史略有所知的朋友，就都知道《朝霞》是“文革”后期在上海出现的一份杂志，具体来说，《朝霞》杂志共由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丛刊和《朝霞》月刊这三部分组成。作为一位酷爱读书的文艺青年，《朝霞》杂志肯定在吴亮的個人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看来，小说的命名肯定与那个当年名叫《朝霞》的杂志脱不开干系。自然，当吴亮把这个杂志名移用来作为自己一部旨在透视表现“文革”时期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名称时，这个“朝霞”显然已经带有了突出的象征色彩。一言以蔽之，吴亮恐怕是要在个人化的层面上，用“朝霞”这个特定的名称来作为“文革”那个时代的精准象征。其二，朝霞，毫无疑问也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身为自然现象的朝霞，显然可以被看作是希望的一种隐喻性表达。倘若联系吴亮在《朝霞》中所真切描绘出的“文革”期间上海的生活与思想两幅地图，那么，“朝霞”也就可以被理解为昭示着“文革”黑暗时代过去之后一种新的希望的最终生成。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阶段性成果〕
2016年9月3日0时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作者简介】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桂玲）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