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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在解放前阶段，是由于没有形成稳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和影响的“讲理”传统和制度，致使大学在解放后的几次改造大学思想和制度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使其时建立的“教授治校”制度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被“革命化”体制所代替。在解放后阶段，是因为大学基本上都是服从或满足于“贯彻执行”的制度模式，基本上都没有努力、或者说都没有想到去争取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学术自由的大学制度，而是得过且过、被动地继续着大学中的各种形式性教育，使大学变得千篇一律，没有实质性特色和区别，更没有抵抗“谋利”意识侵袭的能力，对自身的堕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关键词：大学体制；管理机制；“讲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5-0069-07
众所周知，大学是个讲“理”的地方（基本趋势——军队讲“力”；企业讲“利”；政府讲“权”）。其所讲之“理”不仅有科学之理、自然之理、社会之理、人伦之理、历史之理、哲学之理，而且有政治之理、经济之理、文化之理，更有知识之理、学问之理、教育之理、大学之理，以及文明之理、进步之理、公正之理、善良之理、正直之理、道德之理等。大学中所讲的“理”，既是被历史证明为人类文化和思想结晶的“正理”，也是由逻辑和史实支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真理。大学讲理的对象既有在校的学生，也有社会方面的公众，其中也包括社会中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社会的高端人群，因为他们也应该是大学中所创造出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接受者，是大学思想启蒙、文化引领、精神陶冶的对象之一。大学讲理的依据是逻辑和事实（也包括史实），讲理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哲学和实证，其目的在于“以理服人”、“以理育人”、“以理性建设社会”。
另外，大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组织，其所有特征可以说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其不讲理形态的形成，也无疑具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具体可从解放前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大体上说，大学“讲理”机制缺乏的原因，在解放前阶段，是由于没有形成稳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和影响的“讲理”传统和制度，致使大学在解放后的几次改造大学思想和制度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没有丝毫的招架之力，从而使由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一代先哲创立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完全被“革命化”的体制所代替；在解放后阶段，是因为大学基本上都是服从、甚至满足于“从上到下、贯彻执行”的制度模式，大学中的人们基本上都没有、或者说都没有想到去争取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学术自由的大学制度，而是得过且过地、随波逐流地、被动地、盲目地跟着社会的潮流“活动着”，在“贯彻落实”的模式中不断地实验着领袖们的大学理想或理念。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是，在社会潮流的推动甚至挟裹下，大学中的人们都在认真地继续着大学中各种形式性的教育活动，使大学中的活动变得千篇一律，没有实质性的特色和区别。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制度，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标志，其特征之一是大学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任务的实际承担者，能够与学校领导者进行地位平等的“讲理”活动，教师的意志可以影响学校的决策和风气，以体现“教师有教学自由”的原则，让大学是大学。而没有学术自由制度的大学，其内部自然没有教师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讲理”制度。这样的现象显然耐人寻味，也是大学形态千奇百怪的根本原因。关于大学中“讲理”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在数篇文章中进行过论述。①本文只拟对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作更透彻、深入的分析。
一、解放前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大学是泊来品，是在十九世纪末期从国外移植来的，因而在本土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更没有相应的制度基础。而早期主导移植大学的人们，基于自身的思想及文化局限，所秉持的多是“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功利主义观念，将“中体西用”作为举办大学的基本方针，使大学从一开始就缺乏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讲理”制度和风气。另外，由于他们在教育观念方面奉行的还是“学在官府、以吏为师、读书做官”的逻辑，因而在大学的管理中，实行的还是以行政方式管理大学的原则，亦即将大学中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到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使大学成为附属于政府的准行政机构，缺少国外大学所拥有的、标志大学这个组织特征的独立地位和权利。
这种体制的具体表现是，大学经费由政府拨付，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校长的角色被定位为政府代表），大学教师以政府的名义聘任，大学中的有些课程和考试，也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的“官办官管”体制，体现在大学的具体管理制度方面，就是“校长治校”，亦即大学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全靠校长人选的适当与否。若校长选对了，大学就发展、繁荣。比如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和西南联大等。若校长选错了，大学就矛盾重重，问题成堆，停滞不前，甚至声名狼藉。又由于政府在政治上一直秉持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对“要用来富国强兵”的现代大学，从来没有达到国外政府的“支持而不控制”的认识水平，却始终怀有既需要、又不放心的矛盾心理。因此，我国自有现代大学之后的历届政府，对大学的性质和意义基本上都认识不清，都视大学为既应该服从自己管理、又应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工具，因而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对大学的严厉管理，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要在大学中实行“能够让大学成为独立、专门事业”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清末时期是这样，民国时期也是这样，“新中国”时期还是这样。所以，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的国家法律层次上不是如何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创立、何时创立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集权型社会中，社会权力的结构一直是一种“金字塔”形的集中状态，大学的基本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决定于“卡理斯玛”式的人物对大学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而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政府对大学本质的认识，在实际上也往往只是政府首脑或国家领导人对大学本质的认识。他们对大学认识的高度，也就是国家对大学认识的高度。但由于我国近代以来的许多政府首脑，都鲜有彻底的现代社会意识，因而在对大学性质的认识上，几乎都没有表现出过开明或文明的态度，导致我国大学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一直都呈现出一种充满矛盾且极其复杂的状态。比如民国初年，虽然有蔡元培先生主持制定的、比较开明的《大学令》，但是大学在实际上还是由政府管理，校长还是由政府任命，经费还是由政府拨付，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在主观上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由于这种控制的意识和行为直接影响着大学内部的活动，并且使其积弊深重，因而使大学“戴着铁链跳舞”，无法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善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稍后的国民党占据中央要津，推行“以党治国”的“党化教育”[1]（P68），使大学中的自治状态比北洋政府时期还差，而由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开创的“教授治校”制度，则只能在各派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艰难地延续，经常面临被废除的危机，其健全、稳固、发展只是一种奢望了。 而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大学中，其所以能够出现与政府意志相左的“教授治校”制度，全在于当时的中央政府均为弱政府（也包括该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对大学有适当尊重态度的影响），没有能力在大学中完全地推行“儒化”或“党化”教育，也没有阻止住蔡元培、梅贻琦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的努力，从而使我国的大学有了一段繁荣、辉煌的岁月。但是，在当时的大学中，蔡、梅等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的过程，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政府对于在国立大学中建立以“大学自治”为特征的“教授治校”制度并非心甘情愿地支持，而是秉持了一种“不置可否”或“视而不见”的态度，亦即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也不是明确支持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在逻辑和价值取向上与政府的大学管理方式和精神是明显抵牾的，与政府的处事方式和思路是扭曲或别扭的，因而其运行过程非常艰难，不得不经常与政府部门“虚与委蛇”。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的声明，西南联大的“上教育部书”[1]（P103），可以说就是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处境艰难的真实写照。所以，在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们开创、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使我国的一些大学与世界大学的水平几乎同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但他们所坚持的这种与世界大学制度相同的制度，由于没有得到国家层次上的权力机构的明确支持（在法律方面），因而没有被上升为国家层次的正常的大学制度，进而名正言顺地在全国所有大学中普及，且未能作为大学的优秀传统被后世大学顺理成章地发扬和继承，从而在根本上延迟了我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
如今看来，其时包括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在内的所有教育家们的努力，都仅仅是暂时地创造了一种好的、权宜性的制度，他们的积极努力更多地表现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性质，而没有形成德国洪堡创建柏林大学那样的、奠基现代大学制度的意义。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竭尽所能，也为我国大学开创了非常好的先例。可以说，正是他们当年的勇敢开拓和创建，才为如今的大学人提供了向往的样板。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亦即要在大学中建立一种符合大学活动规律、能够使大学长治久安的制度，不是教育家们个人的单方面努力能够达到的，而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条件。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无疑还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亦即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们所创造和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受到习惯于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且因此而权力被削弱的教育部的冷遇和干扰应在意料之中，但受到其他一些大学校长不以为然的冷淡，以及一些大学教师的冷漠对待则耐人寻味。因为在我们的大学不算久远的历史中，几乎很少看到有其他大学校长对蔡元培、梅贻琦们创造和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的呼应，也很少看到大学教师们普遍性地对“教授治校”制度的赞赏、维护和捍卫。而从其时的大学历史上看，教师们多的是对自己专业学问的维护，而少有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兴趣；多的是对蔡、梅、竺（可桢）等校长们个人人格和办学成就的敬仰和肯定，少有人对他们所披肝沥胆所进行的大学制度革新行为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对他们所开创的“教授治校”制度的意义，基本上都缺乏深刻的理解，而是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在我国的许多大学中，并没有形成“教授治校”的稳固观念和文化。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大学中除极小部分人对现代大学性质、大学观念、大学制度、大学价值有深刻认识外，相当多的大学中人、特别是专业为理工科的人，对上述大学的基本问题还是缺乏深刻意识的，他们对大学的前途命运等问题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是习惯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其中的许多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大学制度对于大学人而言意义非常重要，是需要大家集体起来维护和支持的。纵观我国大学史，可见这种现象并非是没有来由的，而是我国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因为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圣王贤相”、“中庸之道”、“无为而治”等观念的长期作用，才熏陶出这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集体无意识”，并自然地形成了“权力主义”、“行政主义”、“国家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使后来的新生政权在全国意义上的废除“教授治校”制度的行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致使“教授治校”制度不仅被中断，更没有成为我国大学中的优良传统被自觉地传承下去，而且也没有因此培育起大学中的“学术自治”传统，以至于由蔡元培、梅贻琦们艰难积聚起来的大学多样化形态，在解放后的“国有化”、“院系调整”等政治运动中轻而易举地被消除了。而新政权在解放后对大学的并不稳定、也不充足的独立地位和权利的取缔，固然与新政权“稳固革命成果”的政治理念有关，也无疑与大学自身一直没有形成稳固的“自治”传统和“普世性”的自治观念有关。假设我国当时大学中的“自治”传统如欧洲国家大学的“自治”传统一样稳固和深厚，那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取缔掉大学中已有的“教授治校”制度吗？另外，假使我国的大学能够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那样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能够象美国大学校长联谊会抗拒由总统华盛顿等人提出的“建立美国国家大学”[2]议案那样坚决地维护大学的独立地位和权利，建国后的以贬低知识分子为主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瓦解大学多样性为主旨的“院系调整”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可以说，正是大学在整体上秉持了功利主义、行政主义、国家主义的观念，才使自己缺少了文明、理性、正义的根基，没有在大学内外凝聚起维护大学权利和尊严的力量，因而使大学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没有人为之仗义执言，更没有人为其献身或“徇情”。所以，是大学在整体上对自由、独立、科学、理性意识的淡薄，以及对政治功利主义、行政主义、国家主义观念的尊崇，反过来使大学失去尊严和根基。
二、解放后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解放后的大学获得了在和平年代稳定发展的机会，按理说可以持续地发展和进步。但由于新政权秉持了一种新的“革命化”的教育理念，使大学的活动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具体表现为：在建国之初的“国有化”运动中取缔了国内所有的私立大学，同时也改组和取缔了所有的教会大学，使私立大学、教会大学“自主办学”的制度、逻辑以及话语体系，都在教育领域中销声匿迹了，剩下的只是公立大学“从上到下、遵命办学”的逻辑和制度了。又由于公立大学在建国初就被纳入到社会的行政系统之中，成为教育部的下属，被作为行政机构的教育部直接和间接管理，因而大学按照教育部的指令行事，不但被认为是应该，而且被规定为必须了。行政主义、国家主义的理论和观念，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学中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还由于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武训传、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知识分子们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谁还敢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尤其是流行于这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等“反智主义”观念，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革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话语被“普遍社会化”，则不但使知识及知识分子的价值、意义、地位被极端地贬低和漠视，而且将浩瀚、深刻、系统、科学的知识也庸俗化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个方面，将教育庸俗化为“学工、学农、学军”的“技能学习”和“生产劳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被贬低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吃农民的，穿工人的”寄生虫，被作为有“原罪”的人群赶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去“接受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则成了顺理成章的政策。纵观其时的社会形态，社会上进行过许多狂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却没有进行过一次大家心平气和的、方式文明的“说理”或“讲理”活动。而在各种政治活动中泛滥的疯狂、野蛮、暴力、恐惧，使擅长于“说理”的知识分子躲避尚且惟恐不及，哪里还敢与谁去讲理？！躲避、自保甚至为了自保去告密，成了当时知识界的常见现象。民间思想家王小波的“知识分子最怕什么——最怕生活在不理智（不讲理）的时代”的追忆，可以说是对这段历史的最确切描述。 纵览新中国的思想史，可见社会上曾经通行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通行过“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等活动，但却从来没有通行过学习知识分子、尤其是学习具有社会担当的、为真理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的活动。由于不学习知识分子，甚至随意地贬低知识分子，致使知识分子们特长的“讲理”行为，自然不会被社会普及了。而与此相反，作为工农活动特征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非温良恭俭让的”、“暴烈的”社会运动，却在社会上非常流行。其时流行的“政治挂帅”、“又红又专”、“斗私批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话语，“深入人心”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口号，几乎阻止了包括大学在内的社会一切领域中的“讲理”的可能性。在上述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祸从口出”的示范效应，以及解放后知识分子们不断地被批判和打击的经历，使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们都学得“乖”起来了，他们已经不敢发表任何与组织、上级不同的意见了。“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了知识分子们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哲学。而在教育界，主动认同领袖指示（以放弃独立思考为前提）、积极追求进步，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成了大学中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在其时的大学中，无论是资历深厚的老教师，还是刚进入大学的青年教师，都会自觉地接受“奉命教学”的观念，并且会以为这是大学中天经地义的规则。人们基本上不敢设想还会有另一种大学观念和教育形态，比如“教授就是大学”、“学生的学习自由”、“教师的教学自由”[3]等。由于这种教育观念对学生的影响太深，使学生思想上凝固了许多“革命思想”和观念，他们在人类文明思想和理性意识方面的贫乏，以及对暴力、野蛮、革命行为的崇尚，使其成为“文革”发生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也使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比没有文化的普通人还幼稚。大多数的普通人还会运用常识去思考（比如：不会认为凡是“右派”就是坏人），去辨别真假，而被革命意识熏陶了的一些中学生、大学生，却在思想上突破了人伦道德底线，他们追求理想却让自己变得野蛮、疯狂，象疯子一样殴打无辜的教师和“五类分子”，揭发、批判自己的父母和老师，甚至将一些教师和校长活活打死。而最近网上热议的北京中学生在“文革”初期打死一千多名教师（也包括一些校长）[4]的罪行，无疑是对这种教育历史的真实记录和解释。正由于此，在大学思想管制稍微松懈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启蒙便成为知识界在思想上认同度极高的观念。而由于这种启蒙尚未普及便被中断，因而直到今天，同济大学的朱大可先生还是将自己的教育目标确定为：“从负数到零”[5]，亦即期望让学生的思想回到正常人的状态。当然这也表明，现在许多学生的思想观念还在社会正常的水平之下。
之后虽然经历了“恢复高考制度”及“改革开放”，但由于大学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学中也没有形成促进大学制度革新的共识，因而大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本质性变化，与世界大学理念、逻辑、制度的隔膜依然如故。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一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在大学领域中的主要表现是“恢复”，亦即恢复了“十七年前”大学中的一切。然而，我国大学的“十七年前”是“以俄为师”、“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螺丝钉”的“十七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十七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十七年。若以此为目标，大学则很难走出政治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的路径及逻辑，创造真正大学的价值和意义。而现实大学的社会价值，也仅仅是学生“鲤鱼跳龙门”的工具，是大学文凭和就业资格的制造基地，于社会文明和进步没有多大意义。二是由于“文革”后没有对产生“文革”的思想和制度根源进行深入、彻底的反思，因而也没有对我国的大学观念、大学文化、大学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使大学的根基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权力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在大学所依据的传统意识形态有所减弱的情况下，自然会使经济功利主义意识膨胀和盛行，甚至转变成大学中实质性的“主旋律”。这也就是大学为什么在经历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短暂繁荣之后，便迅速地倒向经济功利主义的原因之一。
导致这种现象的制度原因是，我国的所有社会组织，尤其是体制内的各方面组织，在经历了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剧烈的荡涤和洗礼之后，都被“革命”的原则“格式化”了，变成了几乎千篇一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或准政治化组织。这些组织普遍性地自觉遵循“从上到下”的组织原则，坚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的活动宗旨，上级的指示就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中央的精神就是他们的灵魂和信念。随波逐流，追风赶潮，就是他们的精神和文化形态。而大学由于没有与社会保持距离，其组织形态与社会其他组织同质同构，其作为这些社会组织中的成员，活动逻辑与实际行为当然也难以例外。对此可作例证的是，我国的大学在解放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等政治运动之后，已经被“革命意识”完全地“格式化”了，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组织。其中的“党的领导”制度可以说是我国大学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在大学思想中的基本意蕴是，党的领导是大学活动的第一原则，也是根本原则或首要原则，其他任何原则相对于党的领导而言，可以说都是次要的或无足轻重的。而党的领导在大学中的基本意味是，大学是党和政府的附属性机构，是实现党和国家各种社会性目的的工具，大学的活动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满足党和国家的要求。党的领导在大学中的基本要求是，大学中的教师是大学教育的直接实施者，但是不是大学中的主人，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大学中的领导们的指挥，而不能依据自己的知识向组织讨价还价，更不能游离这个原则而宣扬自己的教育观念和理想，同样也不能有陶行知、蔡元培、梁漱溟那样“各行其是”的教育家。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中，大学本然的追求真知、追求真理的宗旨，大学应然的“不拘成见、不迷信权威”秉性，大学应该弘扬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风气，都在这种“决策—执行”原则下被抑制了，大学应有的文明社会、引导进步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产生了。 大学失却从自己内部产生思想和目的，完全以外部（社会）目的为目的，无疑与我国传统的权威崇拜思想非常强大有关。综观我国解放后的大学活动，可见其基本上都是在“从上到下”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五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到“反右”，从1958年的“教育革命”到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八十年代初的“恢复—改革”，到九十年代的“整顿—发展”，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扩招、并校、升格、教学评估”等一系列活动，可以说都是由大学之外的政府首脑或“伟大领袖”主导的。推动这些活动或“改革”的力量，无疑都是大学内、外的行政性力量，是国家层次上的卡理斯玛人物的作用。行政或政治力量在大学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自然造成了大学中行政规则和意识的异常膨胀，并且代替了五、六十年代“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和规则，成为大学中精神和思想的主旋律。而作为这种主旋律核心的官本位风气和意识，既淹没了八十年代后大学中自发生长出的一些对“世界大学通例”向往的观念，又使行政化、功利化、庸俗化成为大学中各种活动的显著特征。所以，在“后三十年”的大学活动中，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及教育理念，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地发展，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大学与市场密切结合、知识与权力密切结合、知识与金钱密切结合的奇特现象。
这种现象在现实大学中的表现为：一方面，大学的物质条件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校舍富丽堂皇了，教学设备现代化了，学生居住条件宽敞、明亮了，教师的学位、职称、经济收入提高了，学校领导的学科头衔显赫了，学校的经济实力雄厚了。有些学校运作资金的种类及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使大学有条件与国外大学进行充分地合作和交流，甚至于有些大学的校内会议，也会搬到国外的大学去开，其财大气粗状，令许多国外同行咋舌。另一方面，大学的品格、风气、精神、声誉却没有相应地随之提高，反而是丑闻越来越多了，丑闻的惊人程度越来越高了，投机取巧、利欲熏心的风气越来越浓了，势利、庸俗的媚官、媚权、媚财现象越来越普遍了。在现在的许多大学校园中，人们是很难感受到学问、信仰、品格、气节、境界、胆识、责任、高雅、宁静的韵味了，但却可以随处感觉到喧嚣、浮夸、庸俗、投机、算计、势利、崇官、媚权的气息。大学不仁不礼的典型图像为：在一些校园宽阔的大学中，傲视行人的飞奔的轿车，丝毫没有表现出“为人师表”的优雅，总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恶俗之感（这些驾车人大多数都是本校的教师）。同样，一些校园中蜂拥而行的学生，往往会将人行道占满，丝毫不会顾及对面及后面的行人，更别说会主动为年长者让路了。这些在有些人看来是小事情的问题，在专门教养人的大学中却很难说是小问题。因为今日校园中的学生，明日可能是社会各个岗位上的骨干，他们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教养，就是社会未来的精神形态。而出现于这些大学教师及学生身上的问题，表明曾经被人们视为文化和精神圣地的大学，已经变得不可爱了、不高尚了。没有品格、没有教养、没有信仰、没有灵魂，已经成为许多学生的“精神照”。而从来都被视为学生人格“涅槃”的神圣学府，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功利、贪婪、虚荣、卑下、猥琐；长期享有盛誉和信赖、被人们景仰的大学，对教育本性、社会良知已经非常隔膜，已经变成了大学文凭和职业资格的贩卖所。曲学阿世、趋炎附势、是非颠倒、丑闻频传，居然成了大学中的日常现象。在这样的大学中，出现“凶杀、投毒、副院长杀正院长、书记校长双双腐败”等恶性案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谁又能指望这些没有是非、缺乏操守、品格低下的教师能够熏陶出有社会担当的学生呢？谁又能指望这些只知应付考试、缺乏道德修养、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能够为社会创造文明、健康的风气呢？
需要说明的是，对大学形态作“不讲理”的判断无疑是痛苦的，因为这不仅要冒否定大学传统的活动逻辑及价值取向的风险，置自己于与大学当局（大学领导机构及其上级主管机构）立场对立的地位，而且要在现实的语境下将大学“不讲理”的问题讲清楚，也需要突破许多思想、语言、理论的禁区。但是，基于学者的学术良心，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把我国大学中长期通行的“上级”、“领导”为教师和学生做主、或者替教师和学生做主的做法，说成是领导和教师地位平等的“民主管理”，也不能将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向教师、学生发号施令的“上级文件”、“领导指示”之类的管理方式，说成是领导与教师、学生平等对话的“讲理”行为。另外，如果将我国的大学置于世界大学的标准之中，从“象牙塔”、“学术共同体”、“世俗教会”、“社会良心”、“人类社会理性精神维护者”、“专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等角度来评价我国的大学，特别是将“教授就是大学”、“我们做校长的无权改变教授们作出的决定”（牛津大学校长语）[6]这样的“大学传统”作为大学标准来评价我国大学的话，我们则实在无法否认，我国大学中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讲理”的机制和传统的。而对我国大学历史上的“讲理”形态进行探析，发现现实大学中“不讲理”逻辑的来龙去脉及历史症结，无疑有助于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路。
参考文献
[1] 杨东平.艰难的日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68.
[2] 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41.
[3] 程星.美国的大学[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36.
[4] 草民一言：文革中北京学生打老师事件[EB/OL].[2004-7-24].http：//www.21ccom.net.
[5] 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EB/OL].[2009-3-17].http：//www.aisixiang.com.
[6] 新浪网新闻中心.专访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EB/OL].http：//www.mews.sina.com.cn/c/sd/2011-04-26/113822359925_3.shtml.
（责任编辑 李震声）
关键词：大学体制；管理机制；“讲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5-0069-07
众所周知，大学是个讲“理”的地方（基本趋势——军队讲“力”；企业讲“利”；政府讲“权”）。其所讲之“理”不仅有科学之理、自然之理、社会之理、人伦之理、历史之理、哲学之理，而且有政治之理、经济之理、文化之理，更有知识之理、学问之理、教育之理、大学之理，以及文明之理、进步之理、公正之理、善良之理、正直之理、道德之理等。大学中所讲的“理”，既是被历史证明为人类文化和思想结晶的“正理”，也是由逻辑和史实支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真理。大学讲理的对象既有在校的学生，也有社会方面的公众，其中也包括社会中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社会的高端人群，因为他们也应该是大学中所创造出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接受者，是大学思想启蒙、文化引领、精神陶冶的对象之一。大学讲理的依据是逻辑和事实（也包括史实），讲理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哲学和实证，其目的在于“以理服人”、“以理育人”、“以理性建设社会”。
另外，大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组织，其所有特征可以说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其不讲理形态的形成，也无疑具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具体可从解放前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大体上说，大学“讲理”机制缺乏的原因，在解放前阶段，是由于没有形成稳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和影响的“讲理”传统和制度，致使大学在解放后的几次改造大学思想和制度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没有丝毫的招架之力，从而使由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一代先哲创立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完全被“革命化”的体制所代替；在解放后阶段，是因为大学基本上都是服从、甚至满足于“从上到下、贯彻执行”的制度模式，大学中的人们基本上都没有、或者说都没有想到去争取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学术自由的大学制度，而是得过且过地、随波逐流地、被动地、盲目地跟着社会的潮流“活动着”，在“贯彻落实”的模式中不断地实验着领袖们的大学理想或理念。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是，在社会潮流的推动甚至挟裹下，大学中的人们都在认真地继续着大学中各种形式性的教育活动，使大学中的活动变得千篇一律，没有实质性的特色和区别。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制度，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标志，其特征之一是大学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任务的实际承担者，能够与学校领导者进行地位平等的“讲理”活动，教师的意志可以影响学校的决策和风气，以体现“教师有教学自由”的原则，让大学是大学。而没有学术自由制度的大学，其内部自然没有教师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讲理”制度。这样的现象显然耐人寻味，也是大学形态千奇百怪的根本原因。关于大学中“讲理”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在数篇文章中进行过论述。①本文只拟对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作更透彻、深入的分析。
一、解放前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大学是泊来品，是在十九世纪末期从国外移植来的，因而在本土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更没有相应的制度基础。而早期主导移植大学的人们，基于自身的思想及文化局限，所秉持的多是“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功利主义观念，将“中体西用”作为举办大学的基本方针，使大学从一开始就缺乏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讲理”制度和风气。另外，由于他们在教育观念方面奉行的还是“学在官府、以吏为师、读书做官”的逻辑，因而在大学的管理中，实行的还是以行政方式管理大学的原则，亦即将大学中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到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使大学成为附属于政府的准行政机构，缺少国外大学所拥有的、标志大学这个组织特征的独立地位和权利。
这种体制的具体表现是，大学经费由政府拨付，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校长的角色被定位为政府代表），大学教师以政府的名义聘任，大学中的有些课程和考试，也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的“官办官管”体制，体现在大学的具体管理制度方面，就是“校长治校”，亦即大学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全靠校长人选的适当与否。若校长选对了，大学就发展、繁荣。比如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和西南联大等。若校长选错了，大学就矛盾重重，问题成堆，停滞不前，甚至声名狼藉。又由于政府在政治上一直秉持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对“要用来富国强兵”的现代大学，从来没有达到国外政府的“支持而不控制”的认识水平，却始终怀有既需要、又不放心的矛盾心理。因此，我国自有现代大学之后的历届政府，对大学的性质和意义基本上都认识不清，都视大学为既应该服从自己管理、又应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工具，因而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对大学的严厉管理，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要在大学中实行“能够让大学成为独立、专门事业”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清末时期是这样，民国时期也是这样，“新中国”时期还是这样。所以，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的国家法律层次上不是如何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创立、何时创立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集权型社会中，社会权力的结构一直是一种“金字塔”形的集中状态，大学的基本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决定于“卡理斯玛”式的人物对大学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而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政府对大学本质的认识，在实际上也往往只是政府首脑或国家领导人对大学本质的认识。他们对大学认识的高度，也就是国家对大学认识的高度。但由于我国近代以来的许多政府首脑，都鲜有彻底的现代社会意识，因而在对大学性质的认识上，几乎都没有表现出过开明或文明的态度，导致我国大学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一直都呈现出一种充满矛盾且极其复杂的状态。比如民国初年，虽然有蔡元培先生主持制定的、比较开明的《大学令》，但是大学在实际上还是由政府管理，校长还是由政府任命，经费还是由政府拨付，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在主观上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由于这种控制的意识和行为直接影响着大学内部的活动，并且使其积弊深重，因而使大学“戴着铁链跳舞”，无法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善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稍后的国民党占据中央要津，推行“以党治国”的“党化教育”[1]（P68），使大学中的自治状态比北洋政府时期还差，而由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开创的“教授治校”制度，则只能在各派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艰难地延续，经常面临被废除的危机，其健全、稳固、发展只是一种奢望了。 而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大学中，其所以能够出现与政府意志相左的“教授治校”制度，全在于当时的中央政府均为弱政府（也包括该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对大学有适当尊重态度的影响），没有能力在大学中完全地推行“儒化”或“党化”教育，也没有阻止住蔡元培、梅贻琦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的努力，从而使我国的大学有了一段繁荣、辉煌的岁月。但是，在当时的大学中，蔡、梅等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的过程，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政府对于在国立大学中建立以“大学自治”为特征的“教授治校”制度并非心甘情愿地支持，而是秉持了一种“不置可否”或“视而不见”的态度，亦即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也不是明确支持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在逻辑和价值取向上与政府的大学管理方式和精神是明显抵牾的，与政府的处事方式和思路是扭曲或别扭的，因而其运行过程非常艰难，不得不经常与政府部门“虚与委蛇”。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的声明，西南联大的“上教育部书”[1]（P103），可以说就是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处境艰难的真实写照。所以，在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们开创、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使我国的一些大学与世界大学的水平几乎同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但他们所坚持的这种与世界大学制度相同的制度，由于没有得到国家层次上的权力机构的明确支持（在法律方面），因而没有被上升为国家层次的正常的大学制度，进而名正言顺地在全国所有大学中普及，且未能作为大学的优秀传统被后世大学顺理成章地发扬和继承，从而在根本上延迟了我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
如今看来，其时包括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在内的所有教育家们的努力，都仅仅是暂时地创造了一种好的、权宜性的制度，他们的积极努力更多地表现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性质，而没有形成德国洪堡创建柏林大学那样的、奠基现代大学制度的意义。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竭尽所能，也为我国大学开创了非常好的先例。可以说，正是他们当年的勇敢开拓和创建，才为如今的大学人提供了向往的样板。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亦即要在大学中建立一种符合大学活动规律、能够使大学长治久安的制度，不是教育家们个人的单方面努力能够达到的，而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条件。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无疑还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亦即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们所创造和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受到习惯于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且因此而权力被削弱的教育部的冷遇和干扰应在意料之中，但受到其他一些大学校长不以为然的冷淡，以及一些大学教师的冷漠对待则耐人寻味。因为在我们的大学不算久远的历史中，几乎很少看到有其他大学校长对蔡元培、梅贻琦们创造和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的呼应，也很少看到大学教师们普遍性地对“教授治校”制度的赞赏、维护和捍卫。而从其时的大学历史上看，教师们多的是对自己专业学问的维护，而少有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兴趣；多的是对蔡、梅、竺（可桢）等校长们个人人格和办学成就的敬仰和肯定，少有人对他们所披肝沥胆所进行的大学制度革新行为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对他们所开创的“教授治校”制度的意义，基本上都缺乏深刻的理解，而是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在我国的许多大学中，并没有形成“教授治校”的稳固观念和文化。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大学中除极小部分人对现代大学性质、大学观念、大学制度、大学价值有深刻认识外，相当多的大学中人、特别是专业为理工科的人，对上述大学的基本问题还是缺乏深刻意识的，他们对大学的前途命运等问题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是习惯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其中的许多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大学制度对于大学人而言意义非常重要，是需要大家集体起来维护和支持的。纵观我国大学史，可见这种现象并非是没有来由的，而是我国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因为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圣王贤相”、“中庸之道”、“无为而治”等观念的长期作用，才熏陶出这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集体无意识”，并自然地形成了“权力主义”、“行政主义”、“国家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使后来的新生政权在全国意义上的废除“教授治校”制度的行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致使“教授治校”制度不仅被中断，更没有成为我国大学中的优良传统被自觉地传承下去，而且也没有因此培育起大学中的“学术自治”传统，以至于由蔡元培、梅贻琦们艰难积聚起来的大学多样化形态，在解放后的“国有化”、“院系调整”等政治运动中轻而易举地被消除了。而新政权在解放后对大学的并不稳定、也不充足的独立地位和权利的取缔，固然与新政权“稳固革命成果”的政治理念有关，也无疑与大学自身一直没有形成稳固的“自治”传统和“普世性”的自治观念有关。假设我国当时大学中的“自治”传统如欧洲国家大学的“自治”传统一样稳固和深厚，那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取缔掉大学中已有的“教授治校”制度吗？另外，假使我国的大学能够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那样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能够象美国大学校长联谊会抗拒由总统华盛顿等人提出的“建立美国国家大学”[2]议案那样坚决地维护大学的独立地位和权利，建国后的以贬低知识分子为主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瓦解大学多样性为主旨的“院系调整”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可以说，正是大学在整体上秉持了功利主义、行政主义、国家主义的观念，才使自己缺少了文明、理性、正义的根基，没有在大学内外凝聚起维护大学权利和尊严的力量，因而使大学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没有人为之仗义执言，更没有人为其献身或“徇情”。所以，是大学在整体上对自由、独立、科学、理性意识的淡薄，以及对政治功利主义、行政主义、国家主义观念的尊崇，反过来使大学失去尊严和根基。
二、解放后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解放后的大学获得了在和平年代稳定发展的机会，按理说可以持续地发展和进步。但由于新政权秉持了一种新的“革命化”的教育理念，使大学的活动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具体表现为：在建国之初的“国有化”运动中取缔了国内所有的私立大学，同时也改组和取缔了所有的教会大学，使私立大学、教会大学“自主办学”的制度、逻辑以及话语体系，都在教育领域中销声匿迹了，剩下的只是公立大学“从上到下、遵命办学”的逻辑和制度了。又由于公立大学在建国初就被纳入到社会的行政系统之中，成为教育部的下属，被作为行政机构的教育部直接和间接管理，因而大学按照教育部的指令行事，不但被认为是应该，而且被规定为必须了。行政主义、国家主义的理论和观念，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学中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还由于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武训传、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知识分子们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谁还敢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尤其是流行于这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等“反智主义”观念，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革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话语被“普遍社会化”，则不但使知识及知识分子的价值、意义、地位被极端地贬低和漠视，而且将浩瀚、深刻、系统、科学的知识也庸俗化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个方面，将教育庸俗化为“学工、学农、学军”的“技能学习”和“生产劳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被贬低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吃农民的，穿工人的”寄生虫，被作为有“原罪”的人群赶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去“接受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则成了顺理成章的政策。纵观其时的社会形态，社会上进行过许多狂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却没有进行过一次大家心平气和的、方式文明的“说理”或“讲理”活动。而在各种政治活动中泛滥的疯狂、野蛮、暴力、恐惧，使擅长于“说理”的知识分子躲避尚且惟恐不及，哪里还敢与谁去讲理？！躲避、自保甚至为了自保去告密，成了当时知识界的常见现象。民间思想家王小波的“知识分子最怕什么——最怕生活在不理智（不讲理）的时代”的追忆，可以说是对这段历史的最确切描述。 纵览新中国的思想史，可见社会上曾经通行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通行过“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等活动，但却从来没有通行过学习知识分子、尤其是学习具有社会担当的、为真理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的活动。由于不学习知识分子，甚至随意地贬低知识分子，致使知识分子们特长的“讲理”行为，自然不会被社会普及了。而与此相反，作为工农活动特征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非温良恭俭让的”、“暴烈的”社会运动，却在社会上非常流行。其时流行的“政治挂帅”、“又红又专”、“斗私批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话语，“深入人心”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口号，几乎阻止了包括大学在内的社会一切领域中的“讲理”的可能性。在上述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祸从口出”的示范效应，以及解放后知识分子们不断地被批判和打击的经历，使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们都学得“乖”起来了，他们已经不敢发表任何与组织、上级不同的意见了。“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了知识分子们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哲学。而在教育界，主动认同领袖指示（以放弃独立思考为前提）、积极追求进步，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成了大学中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在其时的大学中，无论是资历深厚的老教师，还是刚进入大学的青年教师，都会自觉地接受“奉命教学”的观念，并且会以为这是大学中天经地义的规则。人们基本上不敢设想还会有另一种大学观念和教育形态，比如“教授就是大学”、“学生的学习自由”、“教师的教学自由”[3]等。由于这种教育观念对学生的影响太深，使学生思想上凝固了许多“革命思想”和观念，他们在人类文明思想和理性意识方面的贫乏，以及对暴力、野蛮、革命行为的崇尚，使其成为“文革”发生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也使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比没有文化的普通人还幼稚。大多数的普通人还会运用常识去思考（比如：不会认为凡是“右派”就是坏人），去辨别真假，而被革命意识熏陶了的一些中学生、大学生，却在思想上突破了人伦道德底线，他们追求理想却让自己变得野蛮、疯狂，象疯子一样殴打无辜的教师和“五类分子”，揭发、批判自己的父母和老师，甚至将一些教师和校长活活打死。而最近网上热议的北京中学生在“文革”初期打死一千多名教师（也包括一些校长）[4]的罪行，无疑是对这种教育历史的真实记录和解释。正由于此，在大学思想管制稍微松懈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启蒙便成为知识界在思想上认同度极高的观念。而由于这种启蒙尚未普及便被中断，因而直到今天，同济大学的朱大可先生还是将自己的教育目标确定为：“从负数到零”[5]，亦即期望让学生的思想回到正常人的状态。当然这也表明，现在许多学生的思想观念还在社会正常的水平之下。
之后虽然经历了“恢复高考制度”及“改革开放”，但由于大学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学中也没有形成促进大学制度革新的共识，因而大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本质性变化，与世界大学理念、逻辑、制度的隔膜依然如故。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一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在大学领域中的主要表现是“恢复”，亦即恢复了“十七年前”大学中的一切。然而，我国大学的“十七年前”是“以俄为师”、“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螺丝钉”的“十七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十七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十七年。若以此为目标，大学则很难走出政治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的路径及逻辑，创造真正大学的价值和意义。而现实大学的社会价值，也仅仅是学生“鲤鱼跳龙门”的工具，是大学文凭和就业资格的制造基地，于社会文明和进步没有多大意义。二是由于“文革”后没有对产生“文革”的思想和制度根源进行深入、彻底的反思，因而也没有对我国的大学观念、大学文化、大学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使大学的根基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权力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在大学所依据的传统意识形态有所减弱的情况下，自然会使经济功利主义意识膨胀和盛行，甚至转变成大学中实质性的“主旋律”。这也就是大学为什么在经历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短暂繁荣之后，便迅速地倒向经济功利主义的原因之一。
导致这种现象的制度原因是，我国的所有社会组织，尤其是体制内的各方面组织，在经历了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剧烈的荡涤和洗礼之后，都被“革命”的原则“格式化”了，变成了几乎千篇一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或准政治化组织。这些组织普遍性地自觉遵循“从上到下”的组织原则，坚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的活动宗旨，上级的指示就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中央的精神就是他们的灵魂和信念。随波逐流，追风赶潮，就是他们的精神和文化形态。而大学由于没有与社会保持距离，其组织形态与社会其他组织同质同构，其作为这些社会组织中的成员，活动逻辑与实际行为当然也难以例外。对此可作例证的是，我国的大学在解放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等政治运动之后，已经被“革命意识”完全地“格式化”了，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组织。其中的“党的领导”制度可以说是我国大学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在大学思想中的基本意蕴是，党的领导是大学活动的第一原则，也是根本原则或首要原则，其他任何原则相对于党的领导而言，可以说都是次要的或无足轻重的。而党的领导在大学中的基本意味是，大学是党和政府的附属性机构，是实现党和国家各种社会性目的的工具，大学的活动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满足党和国家的要求。党的领导在大学中的基本要求是，大学中的教师是大学教育的直接实施者，但是不是大学中的主人，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大学中的领导们的指挥，而不能依据自己的知识向组织讨价还价，更不能游离这个原则而宣扬自己的教育观念和理想，同样也不能有陶行知、蔡元培、梁漱溟那样“各行其是”的教育家。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中，大学本然的追求真知、追求真理的宗旨，大学应然的“不拘成见、不迷信权威”秉性，大学应该弘扬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风气，都在这种“决策—执行”原则下被抑制了，大学应有的文明社会、引导进步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产生了。 大学失却从自己内部产生思想和目的，完全以外部（社会）目的为目的，无疑与我国传统的权威崇拜思想非常强大有关。综观我国解放后的大学活动，可见其基本上都是在“从上到下”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五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到“反右”，从1958年的“教育革命”到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八十年代初的“恢复—改革”，到九十年代的“整顿—发展”，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扩招、并校、升格、教学评估”等一系列活动，可以说都是由大学之外的政府首脑或“伟大领袖”主导的。推动这些活动或“改革”的力量，无疑都是大学内、外的行政性力量，是国家层次上的卡理斯玛人物的作用。行政或政治力量在大学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自然造成了大学中行政规则和意识的异常膨胀，并且代替了五、六十年代“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和规则，成为大学中精神和思想的主旋律。而作为这种主旋律核心的官本位风气和意识，既淹没了八十年代后大学中自发生长出的一些对“世界大学通例”向往的观念，又使行政化、功利化、庸俗化成为大学中各种活动的显著特征。所以，在“后三十年”的大学活动中，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及教育理念，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地发展，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大学与市场密切结合、知识与权力密切结合、知识与金钱密切结合的奇特现象。
这种现象在现实大学中的表现为：一方面，大学的物质条件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校舍富丽堂皇了，教学设备现代化了，学生居住条件宽敞、明亮了，教师的学位、职称、经济收入提高了，学校领导的学科头衔显赫了，学校的经济实力雄厚了。有些学校运作资金的种类及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使大学有条件与国外大学进行充分地合作和交流，甚至于有些大学的校内会议，也会搬到国外的大学去开，其财大气粗状，令许多国外同行咋舌。另一方面，大学的品格、风气、精神、声誉却没有相应地随之提高，反而是丑闻越来越多了，丑闻的惊人程度越来越高了，投机取巧、利欲熏心的风气越来越浓了，势利、庸俗的媚官、媚权、媚财现象越来越普遍了。在现在的许多大学校园中，人们是很难感受到学问、信仰、品格、气节、境界、胆识、责任、高雅、宁静的韵味了，但却可以随处感觉到喧嚣、浮夸、庸俗、投机、算计、势利、崇官、媚权的气息。大学不仁不礼的典型图像为：在一些校园宽阔的大学中，傲视行人的飞奔的轿车，丝毫没有表现出“为人师表”的优雅，总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恶俗之感（这些驾车人大多数都是本校的教师）。同样，一些校园中蜂拥而行的学生，往往会将人行道占满，丝毫不会顾及对面及后面的行人，更别说会主动为年长者让路了。这些在有些人看来是小事情的问题，在专门教养人的大学中却很难说是小问题。因为今日校园中的学生，明日可能是社会各个岗位上的骨干，他们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教养，就是社会未来的精神形态。而出现于这些大学教师及学生身上的问题，表明曾经被人们视为文化和精神圣地的大学，已经变得不可爱了、不高尚了。没有品格、没有教养、没有信仰、没有灵魂，已经成为许多学生的“精神照”。而从来都被视为学生人格“涅槃”的神圣学府，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功利、贪婪、虚荣、卑下、猥琐；长期享有盛誉和信赖、被人们景仰的大学，对教育本性、社会良知已经非常隔膜，已经变成了大学文凭和职业资格的贩卖所。曲学阿世、趋炎附势、是非颠倒、丑闻频传，居然成了大学中的日常现象。在这样的大学中，出现“凶杀、投毒、副院长杀正院长、书记校长双双腐败”等恶性案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谁又能指望这些没有是非、缺乏操守、品格低下的教师能够熏陶出有社会担当的学生呢？谁又能指望这些只知应付考试、缺乏道德修养、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能够为社会创造文明、健康的风气呢？
需要说明的是，对大学形态作“不讲理”的判断无疑是痛苦的，因为这不仅要冒否定大学传统的活动逻辑及价值取向的风险，置自己于与大学当局（大学领导机构及其上级主管机构）立场对立的地位，而且要在现实的语境下将大学“不讲理”的问题讲清楚，也需要突破许多思想、语言、理论的禁区。但是，基于学者的学术良心，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把我国大学中长期通行的“上级”、“领导”为教师和学生做主、或者替教师和学生做主的做法，说成是领导和教师地位平等的“民主管理”，也不能将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向教师、学生发号施令的“上级文件”、“领导指示”之类的管理方式，说成是领导与教师、学生平等对话的“讲理”行为。另外，如果将我国的大学置于世界大学的标准之中，从“象牙塔”、“学术共同体”、“世俗教会”、“社会良心”、“人类社会理性精神维护者”、“专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等角度来评价我国的大学，特别是将“教授就是大学”、“我们做校长的无权改变教授们作出的决定”（牛津大学校长语）[6]这样的“大学传统”作为大学标准来评价我国大学的话，我们则实在无法否认，我国大学中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讲理”的机制和传统的。而对我国大学历史上的“讲理”形态进行探析，发现现实大学中“不讲理”逻辑的来龙去脉及历史症结，无疑有助于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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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浪网新闻中心.专访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EB/OL].http：//www.mews.sina.com.cn/c/sd/2011-04-26/113822359925_3.shtml.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