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七”事变以前，长治人民一直吃的是运城盐。据说运城盐自清代即规定行销山西、河南、陕西。运城盐在山西境内销量最大，每年包销140名(每名3万市斤)，别的县都是一家包销，惟长治是两家包销，一个是东盐号，设在前卫前街中间，坐东面西，字号叫“天顺昌”；另一家是西盐号，设在前卫前街稍北，坐西面东。东号的东家是平遥人，西号的东家是临汾人。他们仗着有钱，将盐运来，在县经销。盐价由盐运使视定，因此这两家盐店均自称官盐店或官盐总局，且在各小镇均设有分店或分局。
　　本来长治设有两家盐店，中间总该有些矛盾。但为了争取顾客，他们和别的商店对顾客的情形大致相同。虽然这两家盐店在城内销区不分，但出城以后却是各有各的销区，同时还都带个“官”字。人们常说盐店是脸朝里的买卖，柜台高高的，经常是买盐的人叫几声，柜台里的人才慢腾腾地有答声。到了柜前，卖盐者先挑剔钱(指用制钱时)，钱稍小一些就不要。称出来的盐，不是分量不足就是潮湿，稍有微词，他就不卖给你。到使用银币的时候，人们买盐用铜元，盐店规定的贴水也比市面高，对人们的剥削很大，但因是官盐店，人们也只好忍气吞声，不然的话，你就吃不到盐。
　　1932年的一个假期，在北平和太原上学的学生放假返家后听说，由于学生们的告发，潞城的盐店在门口挂出了一杆校对秤。于是大家商议了一下，认为长治是潞安首县，且常听人们说盐店的秤不足，遂召集了大约三四十人(本地学生在内)，派了两个人到东、西盐店各买了一斤盐，其余学生分两组暗中跟随。盐买到手，学生即上前当面对秤，结果东盐号短了半两，西盐号短了三钱。学生们当即叫上盐店的负责人到县政府见了县长。当时的县长叫何寿棠，是浙江人。学生们把短秤的情况向他谈过后提出了三点要求：一，秤不足，每斤短半两，应自包销之日起算，赔偿人民；二，门口挂秤，让百姓买盐后在门口对秤，秤不足者补；三，门口放一平石，百姓买到湿盐时晾晒干再补。当时的县长答复说此事需向省上请示，待批复后再答复；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盐店属于盐运使管，本县未敢作主，只能将盐秤存库备案。学生们只好退回。嗣后到县催了几次，均未有结果。假期满了，学生们要返校上课了，但他们仍决定路经太原时，到省上请愿。
　　到太原后，可巧盐运使梁寿国也在太原，学生们随即写了请愿书。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答复说县上对此事有报告，经查短秤之事系出偶尔，除严斥、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情形外，门前悬秤、铺石均照学生要求执行，并已令县府布告周知，嗣后如有加潮短秤情事，严法处理。当时，学生们一则由于开学在即，再则缺乏政治支持，认为在当时钱能通神的政权下，已无法再深究，只好认为满意。一场盐潮就此结束。
　　当时我在太原法专念书，此事在县、在省我都参加了。等下一假期返家时，看到两个盐店的门上都挂有秤，下边铺一块青石。据说起初曾有不少人出门时都过过秤，时间长了便成了形式，不过盐亦确实秤足，且不很见潮盐了。
　　一年以后我又听人讲，大地主裴宝棠伙同盐运使梁寿国借学生们闹事为理由，把长治盐店给接包了。从此，长治只有一个盐店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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