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我23岁，来到台湾，至今说来已经60年了。
　　前面23年，我的人生未必很好;来到台湾后的60年，未必不好。此话怎讲？因为我生于北伐的年代，母亲跟我说，我呱呱坠地来到世间的时候，正是中国最动乱的年代。
　　我10岁那年稍懂人事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8年抗战期间，我的家乡是游击队、国民党、日本人紧张冲突的地方，甚至南京大屠杀就在我的家乡扬州隔壁。父亲为了生计离家经商，在外两年毫无音讯，生死未卜，母亲带着12岁的我去南京寻找父亲，但乡人猜测，他可能死在南京大屠杀中了。
　　我就是在这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慢慢地成长。12岁那年，我被一位老和尚看中。我告别母亲，在栖霞山出家了。
　　初来乍到台湾，我无亲无故，生活艰困，吃不好、睡不好，仅有的包袱弄丢了，唯一的一双罗汉鞋也不敢穿，因为那时台湾人大都打赤脚，我穿鞋，他们会盯着我看。
　　不久，国民党白色恐怖又来了，人们就是连亲生儿女都不能信任，谁来向我伸出援手？
　　3年后，26岁的我来到宜兰这个纯朴的乡村，落脚在雷音寺。这个寺原本不小，却被3家军眷占住。前半年我没有房间，都是在佛桌底下睡觉。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小房间，像土地庙那么小，除了一张破舊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海峡两岸一刀两切，思念故乡是人之常情，站在儿子的立场，我内心缺憾是有的。1986年，两岸还没开放探亲，我不能去大陆，妈妈不能来台湾，我们要到第三地才能见面。经过精心安排，终于在某一天，母子两人分别来到日本东京机场。
　　看到中国民航客机一点一点缓缓降落，我知道母亲要下来了，也明白这种见面不能公开，如果被人照了照片，说我偷偷跟大陆人见面，那是犯法的。
　　我们装成不认识，好像不期而遇。因为我穿僧袍，她看到我会比较容易认出，我看到她反而不认识。我母亲由弟弟和弟媳陪同，到底40年了，过去她是年轻的，现在变成80多岁的老太婆了。
　　她朝我看，我也朝她看，没错，是母亲。我们也没拥抱，也没有痛哭，但搀扶她的弟媳妇竟然哭起来了。泪洒机场不好看呐，我就说：“不要哭，不能哭啊！”万一给人发现，怎么得了。
　　她努力忍住眼泪，我自己也湿了眼眶。我小声说：“不要讲话，赶快跟我走。”我们默默走出机场，上车驶去，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开始讲话。
　　那真是人间的悲惨。我母亲讲的话，我居然一句都听不懂——她讲地道的扬州话，对于已经离开快40年的我，什么都听不明白。我后来甚至有个奇怪的念头：眼前这个妇人是不是我母亲啊，我母亲是这样吗？会不会有个人假冒我母亲，故意来骗我呢？
　　我第一句话叫她不要哭：“妈妈你坐好啊，路很远啊，累不累？”后来我们谈了我儿时的往事，我还问：“当时你怎么会准许我出家？”原来出家是我跟她要求的，她一开始为难，后来准许了。我觉得要证实一下。
　　妈妈说：“你小的时候，妈妈没有能力培养你，看得出你也是人才，将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当时你师父要培养你读书，我想你或许会有前途……”从这件事情，我得到了印证，才很确定地说：“妈妈你是这样讲的没有错。”我又再看她一下，虽然老了很多，没错，是妈妈。我们才又回到从前母子相依的感觉。
　　相隔37年，最令我感慨的是，儿子听不懂妈妈的话，世间有这样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