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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熙先生于2016年12月26日凌晨逝世，享年97岁。汪熙先生毕生致力于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生于乱世，长于日寇蹂躏、国家山河破碎之时的一代人”，他的一生，著书丰硕、桃李天下，尽显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和家国情怀。
斯人己逝，转眼汪熙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年。
汪先生是我的导师一一我攻读学位意义上的导师，也是我人生、事业的导师。汪先生和我也是忘年意义上的朋友。我一直以能成为他的学生和朋友为傲。先生仙逝周年，我内心有许多话想对汪先生说。
2015年春节我到汪先生家里给他拜年，当时汪先生、汪楠和照顾他的阿姨都告诉我，得知我要去看他，他兴奋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我们开心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当面承诺每年春节都会给汪先生拜年。但恰恰是之后的一年，2016年的春节我不在上海，因此只能通过电话给汪先生拜年。尽管当时我心有歉意但是没有太大的压力，觉得汪先生的生命力还强着呢，还有足够的机会来弥补。很难想象汪先生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一、一个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大教授
记得是1985年，我当时刚到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工作，每天从市区的西南部坐校车到复旦来上班。一天，谢希德校长在校车上告诉我，有个教授叫汪熙，上午会找我谈一个国际会议的事情，并要我负责处理。谢校长介绍说，汪教授40年代在美国留学，是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并描述了要在沃顿商学院学习并获得学位是多难的事。当时我刚去校外办工作不久，了解事情不多，也因為对谢校长的描述还是有很多好奇，因此非常期待见汪熙先生。很快，汪先生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手上拿着几页由校外办起草的公文，笑呵呵地说：“这个公文改了几个地方，供你们参考。如果行就报给谢校长审批。”我当时看到这三页纸的报文，已被汪先生密密麻麻地改得面目全非，基本上是重写，文字变得简明扼要，逻辑关系清清楚楚。但当时给我印象更深的是，汪先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告诉我说，他是刚刚骑车从复兴西路赶到学校来。我怎么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在40年代就去美国留过学的60多岁高龄的大教授会和骑自行车上下班有关。
1987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依然看到汪先生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当时他已经68岁了，仍身手敏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们都觉得，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啊！他的答案总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自己把控时间。有时遇到外事接待活动，他还是骑自行车，西装革履、戴着领带，下雨的时候穿着雨披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来。这给我们当时这些年轻人带来的冲击和印象极深。我相信在当时他这个年龄段里，有这样身份、每天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上海上下班的不会很多。我们有的时候调侃这件事，他总是满怀喜悦，从来没有抱怨。只要你和汪先生有交流，你很快就会感到他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一个有坚强毅力和风骨的人。
二、我爸爸的故交
我爸爸和汪先生、董先生（汪熙教授太太，董幼娴女士）原来工作上并没有交集，他们因我而结缘。我爸爸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交大学土木工程的，我哥哥姐姐也都是学理工的，大都不太了解文科。我当时因为在煤矿做了八年工人，完全是通过自学考大学。从1977年到1980年，我连续参加了四次高考，三次考理科都失败，第四年改考文科考上了复旦，这是原先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家搞理工的人占绝对多数，在他们看来，一元一次方程不会做，是学不了一元两次方程、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而学文科的跳跃性可以很大，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没读好古代史、中世纪史，但是学现代史依然可以考及格甚至可以得高分，知识的逻辑性同学理工科不完全一样，容易夸夸其谈。因此在我家信奉学理工才是“真才实学”的环境里，我属于“弱势群体”。
而我爸爸也担心我不能学以致用，只会空谈，学些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没什么用的东西。我去美国哈佛读书的时候，依然选的是研究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我爸爸更是充满疑惑。谢校长建议请汪先生和我爸爸聊聊，帮我爸爸释疑解惑。汪先生对此非常乐意。我没有想到我爸爸、妈妈和汪先生、董先生见面以后，会很快成为至交，完全是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如此之通畅，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首先是“你怎么会学工程技术，我为什么是学的文科”，“你为什么当时在中国读书，我为什么到美国去读书”，“文科和工科的差别多大”、“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的教育差别多大”，等等。因为我爸爸当时的工作与苏联、东欧的专家接触较多，自然受他们的影响较多一些。
他们之间另一个有共鸣的话题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我当时的感受是，“文化大革命”中两家老人的身心受到如此大的创伤和磨难，但是他们没什么怨言和牢骚，反而是谈笑风生，只想尽力在有生之年多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可以感觉到他们有着相似的精神境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流使我爸爸更多了解了文科、社会科学对现代化的中国和改革开放的意义，理解并支持我的选择。也正是这样，两家人就开始了经常的交往。
遗憾的是那时我爸爸己身患癌症。有一段时间在住院治疗时，正巧董先生是他的病友，住在隔壁病房。他们在病房的交流中，又加深了要以愉悦的心情战胜疾病、笑对人生的共识。1999年夏天，汪先生因劳累过度意外中风，而当时瑞金医院的急诊病房已人满为患，汪先生只能躺在走廊里的临时病床上。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在医院的帮助下，汪先生得以转入病房治疗。汪先生中风之后，与我爸爸的交流又多了一个内容，因为我爸爸也受中风后遗症困扰多年，但毅力极强，坚持锻炼，在认识汪先生的时候已经看不出是罹患过中风的人。因此，汪先生多次说要向我爸爸学习，并相信只要有顽强的毅力，是可以锻炼并恢复行动功能。2001年初，我爸爸去世，董先生专门去我家看望问候我妈妈，并送了她一件毛线织的大衣，说：“这是汪先生和我给你的，你要坚强一些照顾好自己。”这件衣服是汪先生挑选的。我爸爸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汪先生、董先生这两位党外人士有着格外的尊敬。他们如此忠心耿耿，报效祖国，如此百折不挠，致力于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家事业的进步，以毕生精力培养学生，实属难能可贵。 特别是我爸爸看到汪先生中风的状况比他当时严重许多，电话讲话都需要“翻译”的状况下，仍有这么强的毅力，继续写书、出书，称汪先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真实写照。我爸爸认为汪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虽是党外人士，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每当谈到汪先生，我爸爸就会说，他是一个执着，耕耘不止，在困難、压力、伤痛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不抱怨的人。每次通话汪先生讲的全是对自己的期望、对自己的信心，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劲，不仅激励自己，还鼓励旁人，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全家都如此敬重汪先生的很重要原因。
三、我未竟学业的导师
令我抱憾的是，我师从汪先生但没能完成学业，可能也是他为数不多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
1994年初，我中断了在哈佛的学业，回校工作。一上手做事就忙得不可开交。汪先生不希望我在忙碌之中就放弃学业，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边工作边学习，坚持继续读完学位。我当时并无自信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师从汪先生。汪先生欣然答应。
当时，我的研究方向是“美国国会的利益集团、游说和美国国会的决策”。汪先生说：“做好这个题目的核心是要做好案例研究，我们一起攻这个课题。”就这样，我正式成为汪先生的博士生。当时与我同学的是张济顺、金光耀等几位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缺课，所以压力很大。汪先生每次都说：“不要紧，我晚上给你开小灶。”着手写论文时，汪先生专门托人到美国帮我找材料，与哈佛导师沟通训练我做案例研究的要求，并将一些重要的资料索引做成一叠叠卡片，辅导我研究的思路。
基辛格博士跟我讲过，社科类学生的动手能力主要体现在做案例上。而当时文科学生做案例的能力相对较强的应当首推读历史和法律的学生。学生自己有收集材料、甄别材料、判断材料、选择材料、概括提炼材料的能力，这是做研究最重要的基本功。哈佛大学社科类的教学大都以案例研究见长，因此汪先生希望我在案例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让这些案例充实教学，并启示未来的对美工作。
1996年初，我重返哈佛，各方面的学习渐入佳境，希望集中精力完成论文，但没想到因为工作需要，又一次中断学业，提前回国，到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任职。当时我在哈佛的导师对我非常不理解，认为这是个多大的官位啊，到45岁以后再回来做也来得及，为什么连哈佛的学业都可以放弃？但我还是一天都没耽搁地回来了。汪先生说：“你导师这样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能不能请他到中国来看一看，让他来看看你在做什么。”就这一句话，他真被请到上海来了。谢校长、汪先生接待了这位哈佛的导师。听完我的情况介绍，我在哈佛的导师的眼眶都湿了，他说，他培养学生就是为能有一个舞台来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做些事情，并表示，只要我有这个愿望，他会申请保留我的奖学金，随时可以回去完成相关课程。当时，汪先生说：“我会继续带他。”我的导师当场就说：“拜托你！”
但是，边工作边学习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汪先生帮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希望我能工作、学习两不误、双丰收，但毕竟需要我自己高度的专注，需要大块的时间。我更不允许自己在汪先生的名声之下，粗制滥造，应付出一篇论文，混一个学位出来。对此汪先生表示高度认同。随着自己工作的调动和工作责任的增加，离开汪先生的要求就越来越远，到北京工作以后就完全力不从心了。
2015年春节我见汪先生时，我还认真地告诉汪先生，等哪一天我退休了，还是要把论文完成，并希望汪先生继续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汪先生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我至今还是这个初心，还是这个愿望，我会努力把论文做完，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博士论文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期待有机会回复旦继续做一个老师，努力像汪先生那样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教书育人。
永远缅怀您，汪先生！
（作者为中国翻译协会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院长、中国外文局原局长）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洁
斯人己逝，转眼汪熙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年。
汪先生是我的导师一一我攻读学位意义上的导师，也是我人生、事业的导师。汪先生和我也是忘年意义上的朋友。我一直以能成为他的学生和朋友为傲。先生仙逝周年，我内心有许多话想对汪先生说。
2015年春节我到汪先生家里给他拜年，当时汪先生、汪楠和照顾他的阿姨都告诉我，得知我要去看他，他兴奋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我们开心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当面承诺每年春节都会给汪先生拜年。但恰恰是之后的一年，2016年的春节我不在上海，因此只能通过电话给汪先生拜年。尽管当时我心有歉意但是没有太大的压力，觉得汪先生的生命力还强着呢，还有足够的机会来弥补。很难想象汪先生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一、一个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大教授
记得是1985年，我当时刚到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工作，每天从市区的西南部坐校车到复旦来上班。一天，谢希德校长在校车上告诉我，有个教授叫汪熙，上午会找我谈一个国际会议的事情，并要我负责处理。谢校长介绍说，汪教授40年代在美国留学，是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并描述了要在沃顿商学院学习并获得学位是多难的事。当时我刚去校外办工作不久，了解事情不多，也因為对谢校长的描述还是有很多好奇，因此非常期待见汪熙先生。很快，汪先生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手上拿着几页由校外办起草的公文，笑呵呵地说：“这个公文改了几个地方，供你们参考。如果行就报给谢校长审批。”我当时看到这三页纸的报文，已被汪先生密密麻麻地改得面目全非，基本上是重写，文字变得简明扼要，逻辑关系清清楚楚。但当时给我印象更深的是，汪先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告诉我说，他是刚刚骑车从复兴西路赶到学校来。我怎么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在40年代就去美国留过学的60多岁高龄的大教授会和骑自行车上下班有关。
1987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依然看到汪先生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当时他已经68岁了，仍身手敏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们都觉得，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啊！他的答案总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自己把控时间。有时遇到外事接待活动，他还是骑自行车，西装革履、戴着领带，下雨的时候穿着雨披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来。这给我们当时这些年轻人带来的冲击和印象极深。我相信在当时他这个年龄段里，有这样身份、每天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上海上下班的不会很多。我们有的时候调侃这件事，他总是满怀喜悦，从来没有抱怨。只要你和汪先生有交流，你很快就会感到他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一个有坚强毅力和风骨的人。
二、我爸爸的故交
我爸爸和汪先生、董先生（汪熙教授太太，董幼娴女士）原来工作上并没有交集，他们因我而结缘。我爸爸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交大学土木工程的，我哥哥姐姐也都是学理工的，大都不太了解文科。我当时因为在煤矿做了八年工人，完全是通过自学考大学。从1977年到1980年，我连续参加了四次高考，三次考理科都失败，第四年改考文科考上了复旦，这是原先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家搞理工的人占绝对多数，在他们看来，一元一次方程不会做，是学不了一元两次方程、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而学文科的跳跃性可以很大，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没读好古代史、中世纪史，但是学现代史依然可以考及格甚至可以得高分，知识的逻辑性同学理工科不完全一样，容易夸夸其谈。因此在我家信奉学理工才是“真才实学”的环境里，我属于“弱势群体”。
而我爸爸也担心我不能学以致用，只会空谈，学些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没什么用的东西。我去美国哈佛读书的时候，依然选的是研究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我爸爸更是充满疑惑。谢校长建议请汪先生和我爸爸聊聊，帮我爸爸释疑解惑。汪先生对此非常乐意。我没有想到我爸爸、妈妈和汪先生、董先生见面以后，会很快成为至交，完全是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如此之通畅，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首先是“你怎么会学工程技术，我为什么是学的文科”，“你为什么当时在中国读书，我为什么到美国去读书”，“文科和工科的差别多大”、“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的教育差别多大”，等等。因为我爸爸当时的工作与苏联、东欧的专家接触较多，自然受他们的影响较多一些。
他们之间另一个有共鸣的话题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我当时的感受是，“文化大革命”中两家老人的身心受到如此大的创伤和磨难，但是他们没什么怨言和牢骚，反而是谈笑风生，只想尽力在有生之年多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可以感觉到他们有着相似的精神境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流使我爸爸更多了解了文科、社会科学对现代化的中国和改革开放的意义，理解并支持我的选择。也正是这样，两家人就开始了经常的交往。
遗憾的是那时我爸爸己身患癌症。有一段时间在住院治疗时，正巧董先生是他的病友，住在隔壁病房。他们在病房的交流中，又加深了要以愉悦的心情战胜疾病、笑对人生的共识。1999年夏天，汪先生因劳累过度意外中风，而当时瑞金医院的急诊病房已人满为患，汪先生只能躺在走廊里的临时病床上。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在医院的帮助下，汪先生得以转入病房治疗。汪先生中风之后，与我爸爸的交流又多了一个内容，因为我爸爸也受中风后遗症困扰多年，但毅力极强，坚持锻炼，在认识汪先生的时候已经看不出是罹患过中风的人。因此，汪先生多次说要向我爸爸学习，并相信只要有顽强的毅力，是可以锻炼并恢复行动功能。2001年初，我爸爸去世，董先生专门去我家看望问候我妈妈，并送了她一件毛线织的大衣，说：“这是汪先生和我给你的，你要坚强一些照顾好自己。”这件衣服是汪先生挑选的。我爸爸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汪先生、董先生这两位党外人士有着格外的尊敬。他们如此忠心耿耿，报效祖国，如此百折不挠，致力于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家事业的进步，以毕生精力培养学生，实属难能可贵。 特别是我爸爸看到汪先生中风的状况比他当时严重许多，电话讲话都需要“翻译”的状况下，仍有这么强的毅力，继续写书、出书，称汪先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真实写照。我爸爸认为汪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虽是党外人士，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每当谈到汪先生，我爸爸就会说，他是一个执着，耕耘不止，在困難、压力、伤痛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不抱怨的人。每次通话汪先生讲的全是对自己的期望、对自己的信心，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劲，不仅激励自己，还鼓励旁人，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全家都如此敬重汪先生的很重要原因。
三、我未竟学业的导师
令我抱憾的是，我师从汪先生但没能完成学业，可能也是他为数不多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
1994年初，我中断了在哈佛的学业，回校工作。一上手做事就忙得不可开交。汪先生不希望我在忙碌之中就放弃学业，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边工作边学习，坚持继续读完学位。我当时并无自信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师从汪先生。汪先生欣然答应。
当时，我的研究方向是“美国国会的利益集团、游说和美国国会的决策”。汪先生说：“做好这个题目的核心是要做好案例研究，我们一起攻这个课题。”就这样，我正式成为汪先生的博士生。当时与我同学的是张济顺、金光耀等几位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缺课，所以压力很大。汪先生每次都说：“不要紧，我晚上给你开小灶。”着手写论文时，汪先生专门托人到美国帮我找材料，与哈佛导师沟通训练我做案例研究的要求，并将一些重要的资料索引做成一叠叠卡片，辅导我研究的思路。
基辛格博士跟我讲过，社科类学生的动手能力主要体现在做案例上。而当时文科学生做案例的能力相对较强的应当首推读历史和法律的学生。学生自己有收集材料、甄别材料、判断材料、选择材料、概括提炼材料的能力，这是做研究最重要的基本功。哈佛大学社科类的教学大都以案例研究见长，因此汪先生希望我在案例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让这些案例充实教学，并启示未来的对美工作。
1996年初，我重返哈佛，各方面的学习渐入佳境，希望集中精力完成论文，但没想到因为工作需要，又一次中断学业，提前回国，到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任职。当时我在哈佛的导师对我非常不理解，认为这是个多大的官位啊，到45岁以后再回来做也来得及，为什么连哈佛的学业都可以放弃？但我还是一天都没耽搁地回来了。汪先生说：“你导师这样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能不能请他到中国来看一看，让他来看看你在做什么。”就这一句话，他真被请到上海来了。谢校长、汪先生接待了这位哈佛的导师。听完我的情况介绍，我在哈佛的导师的眼眶都湿了，他说，他培养学生就是为能有一个舞台来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做些事情，并表示，只要我有这个愿望，他会申请保留我的奖学金，随时可以回去完成相关课程。当时，汪先生说：“我会继续带他。”我的导师当场就说：“拜托你！”
但是，边工作边学习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汪先生帮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希望我能工作、学习两不误、双丰收，但毕竟需要我自己高度的专注，需要大块的时间。我更不允许自己在汪先生的名声之下，粗制滥造，应付出一篇论文，混一个学位出来。对此汪先生表示高度认同。随着自己工作的调动和工作责任的增加，离开汪先生的要求就越来越远，到北京工作以后就完全力不从心了。
2015年春节我见汪先生时，我还认真地告诉汪先生，等哪一天我退休了，还是要把论文完成，并希望汪先生继续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汪先生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我至今还是这个初心，还是这个愿望，我会努力把论文做完，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博士论文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期待有机会回复旦继续做一个老师，努力像汪先生那样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教书育人。
永远缅怀您，汪先生！
（作者为中国翻译协会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院长、中国外文局原局长）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洁